中国诗歌流派/作者：佚名

清风冀

中国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
        
        中国诗歌流派 - 先秦
        古谣谚
        秦代以前，远及上古时代的歌谣、谚语。先秦诗歌除《诗经》、《楚辞》及“逸诗”外，还有些歌谣谚语，它们也反映了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
        远在文字出现之先，歌谣就已在人民口头流传。由于当时无法记载下来，今天只能从古代文献中去发掘一些后人追记的材料。如《弹歌》，是一首古朴的原始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它以两个字为一拍，构成四个短句，记录了制造弹弓，弹出土丸，追赶飞禽走兽的狩猎生活片断。相传为上古伊耆氏时代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这本是蜡祭祝辞，辞句带点命令口气，实际上是求八蜡之神消除自然灾害，使人们生活得以安定。歌辞句式整齐，文字技巧已相当熟练，不可能出于传说中的伊耆氏时代，后代追记时大概已加润色。《尚书·汤誓》则记载了传说是夏代末年的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现了人们对暴君的仇恨，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孟子·梁惠王》也有同样的记载，说是诅咒夏桀的民谣，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传说为上古时代的歌谣，散见于文献中的，还有《击壤歌》、《卿云歌》、《夏人歌》、《麦秀歌》等。所载之书，虽然比较晚出，但韵语赖口头流传，记载之前当已有较长的流传时间，记载时可能作些修饰，又难免受当时文体的影响，但不能断定它们就是伪作。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见《帝王世纪》)据记载，这是帝尧时代一个80岁老人所唱的歌。从社会发展史看，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相当低下，不可能有独立“凿井”“耕田”这样的经济生活，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大会有“帝力何有于我”的思想。这些牴牾之迹，或出于后人的改笔，但从基本内容看，应该还是产生较早的。再如《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见《尚书大传》卷一）这首短诗，有内容，有辞采，句式整齐，技巧娴熟，虞舜时代的口头创作很难达到这样高的造诣，显然经过后人润色，但它的内容，表达了歌颂日月、崇拜自然的朴素感情，保存了古代思想习俗的影子。
        古籍中记载的时代稍后一些的歌谣，如《采薇歌》，据《史记·伯夷列传》，它产生于以四言诗为主体的《诗经》时代，象这种艺术上比较成熟的自由体歌辞，即使可能产生，也未必能完全保持原貌。《楚狂接舆歌》(《论语·微子》)、《孺子歌》（《孟子·离娄上》），则已透露出向《楚辞》体过渡的端倪。
与《楚辞》更接近的，是战国时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据《说苑》记载，这首歌是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过来的，乘船的是王子鄂君子皙，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歌调婉转，感情深挚。“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句隐语，“枝”是“知”的叶音，有点象南朝民歌，沈德潜评此诗说:“与‘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同一婉至。”（《古诗源》）
        古代往往谣、谚并称，其实谣和谚意思相近而又有别。谣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谚指谚语，它用简单通俗的固定语句，说明一定的道理。
        殷商以前的谚语，今已罕见。记载谚语较多的古书莫过于《左传》，如：“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闵公元年》）；“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僖公五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昭公三年》）。这些谚语产生的上限，已经很难考定，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都已相当成熟。前两例亦谣亦谚，后两例已近格言，都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创作。
        《论语》、《孟子》、《荀子》、《国语》、《战国策》、《礼记》等书中记载的古谚语还有很多，产生和写定的时间更晚，大体上都是句式整齐的格言式的语句，是人们劳动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逸诗
        先秦古籍中常常引用“诗”句，其中有一些是今本《诗经》305篇以外的，前人称它们为“逸诗”。
        今传的《诗经》并非足本，如《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等6篇，篇名都见于《仪礼·乡饮酒礼》和《仪礼·燕礼》，而其辞不存。《毛传》以为“有其义而亡其辞”，朱熹《诗集传》认为这6篇皆“有声而无辞”。多数学者则同意《毛传》之说，以为本来有辞而亡逸了。还有《商颂》，据《国语·鲁语》说，原来有12篇，今《诗经》所收只有5篇，其他7篇何时散逸不能定。此外，今传本《诗经》中还有阙句的情况，如《小雅·沔水》共3章，前2章每章皆8句，而第3章仅有6句，朱熹疑脱首2句；《周颂·维清》仅有4句，朱熹疑有脱文；《鲁颂·(外门内必)宫》共9章，前5章中，第一、第二、三、五章每章皆17句，独第四章为16句，朱熹以为脱1句。姚际恒《诗经通论》反对朱熹之说，以为此诗无阙句，但理由不足。
        先秦古籍所引的“诗”句，如《荀子·王霸》所引“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臣道》所引“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以及《解蔽》、《正名》和《法行》等篇中都有些“诗”句，但不见于今本《诗经》。又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以及《左传·成公九年》、《襄公五年》、《襄公八年》、《襄公三十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二年》、《昭公二十六年》中所引的一些诗，也都如此。但这些诗是否都是原属《诗经》所收而后散逸的诗，尚难断定。其他古籍如《国语》、《论语》等书中还有一些。这些“逸诗”总数并不很多。
        清代郝懿行《郝氏遗书》中有《诗经拾遗》1卷，辑录较为完备。

        骚体
        骚体是韵文体裁的一种，得名于屈原的作品《离骚》。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所以“骚体”亦可称为“楚辞体”。由于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类，所以后者亦被称之为“骚体赋”。这样，“骚体”又包括了与《离骚》形式相近的一些赋。
        骚体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抒情韵文，以《离骚》为代表，一般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参差，多六、七言，以“兮”字作语助词。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骚”调以虚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兮”字为句腰，句调谐拗亦同。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
        骚体主要作家：屈原、宋玉、蔡琰。

中国诗歌流派 - 秦汉
        两汉乐府
        乐府原是汉代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
        东汉民间歌谣异常活跃，多与汉光武帝采取听风察政的用人政策以及迷信谶纬术数有密切关系。光武帝“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促使“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建武、永平之间，吏事深刻，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传序》)。“谣言”即“谓听百姓风谣善恶”(《后汉书·刘陶传》注)。和帝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后汉书·李郃传》），灵帝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后汉书·刘陶传》)。以至于州官上任，也“羸服间行”，“观历县邑，采问风谣”（《后汉书·羊续传》）。这种用人政策措施，显然助长地方吏民士流利用歌谣制造舆论，成为结党斗争的政治手段。与此同时，推行谶纬术数的儒生方士往往编造、利用民间歌谣以神其说。因此，有关史传志书所载歌谣多为政治性和风俗性的徒歌谣辞，其中相当一部分实出文人之手，其采集与音乐官署无涉。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中最有价值的作品是50余首民歌、部分谣谚和少量有主名或无名氏文人诗歌，其中民歌歌辞的写作时期，多数难以确定，前人或据乐曲本事与古辞旨意的相合与否，或泛引史事以推测讽谏意向，都可作参考，但不足以断定写作时期。大体说，《汉铙歌十八曲》由于当时“但取铙歌为军乐之声”（朱乾《乐府正义》），曲、辞早已分别存用，而歌辞久未整理，声、辞混杂，不易通晓，其中有原始古辞或后补之辞，则其写作当在西汉初期或更早时期。《相和歌》本是汉旧曲，“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乐府诗集》卷二十六“《晋书·乐志》载：‘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其中有一些当是西汉作品，但也有东汉作品，如《雁门太守行》歌咏东汉洛阳令王涣事，并非曲题古辞。《杂曲》本是乐府未收歌曲，其歌辞亦多东汉作品。至于谣谚及文人制作，则或有记载，或可考略，也以东汉作品为多。所以，今存两汉乐府，大致东汉作品多于西汉。
        乐府官同黄门，事近倡优，在人品分清浊、诗乐辩雅俗的传统观念中是受轻视的。汉元帝好音乐，欣赏定陶王懂音乐，大臣史丹批评说：“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皆黄门鼓吹）高于匡衡，可相国也。”（《汉书·史丹传》）皇帝不免顾忌，文人势必更受拘束。而乐府歌曲为俗曲，五、七、杂言歌辞是“俳谐倡优所用”的俗体（挚虞《文章流别论》），所以西汉著名作者“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钟嵘《诗品序》）。东汉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为数甚少。大约在顺帝、桓帝时期，民间涌现出一批无名氏文人写作的五言诗，即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古诗”，其中有的就是乐府歌辞，到魏晋仍被弦歌。此外，两汉黄门乐人也写作歌辞，如李延年就有《北方有佳人》歌一首，东汉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更是乐府歌辞的名篇。总起来看，两汉乐府歌辞的成就，主要以民间创作为代表。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谣谚作品，有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元代左克明《古乐府》，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等总集。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前人所辑全部搜列。

中国诗歌流派 - 魏晋
        建安七子
        建安年间(公元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瑒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瑀《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瑒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第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第三，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正始体
        正始为三国曹魏第三代皇帝曹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9年。不过习惯上所说的“正始体”，是指包括正始在内的整个曹魏后期(240～265)的文学风貌。
        从文学史阶段来说，正始上承建安，下接太康，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转折时期。然而正始文学，并非浑然一体，大略又可析为两个流派。一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史称“王何”。这派作者都宗尚老庄，校练名理，喜好玄谈。他们大多出身贵族，身居高位。他们的诗歌，大多以抒发道家志趣为主旨，娱心老庄、游志玄虚，所以刘勰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另一派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包括“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他们也都宗尚老庄，喜好清言，但对现实矛盾也比较关心。他们的诗歌以抒发自己的现实生活感受为主，有比较深厚的内容，加上艺术技巧比较圆熟，成就大大超过前一派，阮籍的《咏怀诗》是最优秀的代表。刘勰说：“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同前）正是指出了他们创作的基本特色。   
        不过，由于这一派作家大多处在执掌大权的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高压之下，处境微妙而危殆，所以他们作品的锋芒和现实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着限制。总的来说，嵇、阮一派继承着建安文学的遗风，表现了时代现实的特色，而王、何一派则与建安文学传统已经脱节，开了两晋玄虚之风的先河。这两派的综合，就构成“正始体”的基本面貌。

       太康体
        这是西晋时期一种诗风，或一种诗体。“太康”(公元280～289)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体”之名，始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严说本于梁钟嵘《诗品》“太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钟嵘此论，是概述西晋初年和中期一个阶段的诗风。而严羽则明确指太康时期以左思、潘岳等为代表的诗体，即其所谓“分明别是一副语言”。
        太康前后是西晋文坛上比较繁荣的时期，众多的作家都有不少传世之作。太康诗歌一般以陆机、潘岳为代表。他们的诗歌比较注重艺术形式的追求，讲究辞藻华美和对偶工整，“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诗歌的技巧虽更臻精美，但有时过分追求形式，往往失于雕琢，流于拙滞，笔力平弱。总之“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是这一时期诗人的总风格。不过每个作家仍有独特之处，“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其他如张协以造语新颖，“巧构形似之言”著称。左思则在太康诗风中独树一帜。其诗内容充实、语言质朴，气势雄浑，“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不失汉魏遗风。

        玄言诗
        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自魏晋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到了西晋后期，这种风气，逐步影响到诗歌创作。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佛教的盛行，使玄学与佛教逐步结合，许多诗人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文心雕龙·时序》篇说：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疏。”《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还指出“过江（指东晋）佛理尤盛”。这个诗派的出现，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但其实质则与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早期玄学家不尽相同。西晋后期，玄学已成为门阀士族的思想理论，这种理论又经东晋支遁诸人之手，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反映当时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状态。孙绰、许询是玄言诗人的代表。由于玄言诗大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缺乏艺术形象及真挚感情，文学价值不高，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有孙绰诗12首、许询诗3首。此外，谢安、王羲之等所作的《兰亭诗》，也是典型的玄言诗。不过由于魏晋玄学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为领略玄趣的：“言象”出现在玄言诗人的笔下。如孙绰《秋日》诗就写得较有文采。许询也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的写景佳句。《兰亭诗》中也有较为生动的景物描写。谢灵运那种夹带玄言的山水诗，和陶渊明一些诗所创造的恬淡意境，似也多少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代表作家：孙绰、许询、谢安、王羲之。

       竹林七贤
        三国魏末七位名士的合称，他们是谯国嵇康、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陈留阮咸、琅邪王戎。由于他们互有交往，而且曾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七人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七人在文学创作上成就不一。阮籍的五言诗，嵇康的散文，在文学史上都占重要地位。向秀的赋，今存唯《思旧赋》一篇，篇帙短小，感情深挚，亦称名作。刘伶有散文《酒德颂》，风格与阮籍《大人先生传》颇相接近。他的五言诗也有一定水平，但今存作品很少。阮咸精通音律，然而在文学方面没有留下作品。山涛、王戎虽擅清言，但似乎不长于文笔。《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今所见佚文，全部是奏启文字，文学价值不大。王戎的著作则很少。

中国诗歌流派 - 南北朝
       杂体诗
        通指古典诗歌正式体类以外的各种各样的诗体。这些诗多把字形、句法、声律和押韵加以特殊变化，成为独出心裁的奇异之作，一般带有文字游戏性质。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说：“按诗有杂体：一曰拗体，二曰蜂腰体，三曰断弦体，四曰隔句体，五曰偷春体，六曰首尾吟体，七曰盘中体，八曰回文体，九曰仄句体，十曰叠字体，十一曰句用字体，十二曰藁砧体，十三曰两头纤纤体，十四曰三妇艳体，十五曰五杂俎体，十六曰五仄体，十七曰四声体，十八曰双声叠韵体，十九曰问答体，皆诗之变体也。”实际上可以归为杂体诗类的远不止上述这些。诸如藏头诗，神智体，辘轳体等等。杂体诗多为汉魏六朝时文人所创制，虽表现出一定的巧思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但“终非诗体之正”（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一般不能列为正规的文学作品。

        乐府诗
        原为音乐官署，始置于西汉。掌管朝会庙堂所用的音乐，制定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后来，把乐府官署所采集、创作的歌辞，统称为“乐府诗”，或简称为“乐府”。后世也称魏晋至唐代可以入乐的诗歌和后人仿效乐府古题的作品为“乐府”。宋、元、明的词、散曲和剧曲，因配合音乐，有时也称为“乐府”。

        宫体诗
        南朝梁后期和陈代所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宫体”之名，始见于《梁书·简文帝纪》对萧纲的评语：“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但这种风格的诗歌，自梁武帝及吴均、何逊、刘孝绰已开其端。宫体诗的主要作者就是萧纲、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些文人如徐干、庾肩吾、徐陵等，陈后主陈叔宝及其侍从文人也可归入此类。历来对宫体诗的批评，多以为其中有不少以写妇女生活及体态为内容，其实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低下的也只占少数。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至于被称为宫体诗人的萧纲、萧绎等人，也写过不少清丽可读之作，至于庾肩吾、徐陵等，更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诗篇。
        从诗歌发展史上看，宫体诗起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隋及唐初诗风流于靡弱，多少是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比永明体更趋格律化。《梁书·徐摛传》称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这种“新变”正是宫体诗的形式特点。据有的学者统计，宫体诗中符合律诗格律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基本符合的数量尤多。这说明“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它用典多、辞藻秾丽的特点，对后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唐代的李贺和李商隐的诗，显然曾吸取过“宫体诗”的某些手法。
        代表作家：萧纲、萧绎、徐干、庾肩吾、徐陵。

       徐庾体
        指南北朝时期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文风格。徐摛和庾肩吾都是南朝梁后期诗人，为简文帝萧纲所器重，并以写艳体诗闻名。徐陵和庾信早年仕梁，诗风亦继承父辈，比较靡丽，而且多用典。徐陵后来仕陈，继续写作艳体诗。庾信则因出使被留在北周，后期诗风有所变化，显得苍凉刚健，非徐陵所及；但重辞藻、用典多的特点，仍与徐有相似之处。唐代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曾概括“徐庾”的特色为“流丽”，这是就诗来说的。就骈文而论，则专指徐陵和庾信两人。他们比前辈沈约、任昉等，更讲究用典，写得更丽逸，但由于过份拘泥于典故，有时个别文句欠通顺，影响了文章的流畅。
        清代蒋士铨说：“唐四六毕竟滞而不逸，丽而不遒。徐孝穆(徐陵)逸而不遒。庾子山（庾信）遒逸兼之，所以独有千古。”（《评选四六法海·总论》）这段话虽有推崇过当处，但指出了徐、庾的共同点，并且指出庾信骈文胜于徐陵，则不失为公允之论。

        联句
        古代作诗的方式之一，即由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联结成篇。旧传最早的联句始于汉武帝时《柏梁台诗》，全诗七言，26句，分别由26人出句，一句一意，相联而成，每句用韵，后人又称其为“柏梁体”。但据后人考订，此诗系伪托之作，并不可靠。晋宋时已不少人作诗用“联句”，今存陶渊明、鲍照、谢朓等人诗作中均有此种形式。大抵为一人作四句，并有较完整的意思，所以有些学者曾以此为后来“五言绝句”所从出。唐代用联句作诗的更多，赵翼《瓯北诗话》：“又如联句一种，韩、孟多用古体；惟香山与裴度、李绛、李绅、杨嗣复、刘禹锡、王起、张籍皆用五言排律，此亦创体。”联句作诗初无定式，有一人一句一韵，两句一韵乃至两句以上者，依次而下，联成一篇。

        江西诗派
        宋代诗歌流派。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虽然他的创作成就比不上苏轼，但是他的诗歌更加突出地体现了宋诗的艺术特征。他在诗歌艺术技巧上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方法，并传授给后学，所以，追随和仿效黄庭坚的诗人颇多。比如陈师道与苏轼交谊最深，但作诗却以黄庭坚为学习典范。因此，一个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就逐渐形成了。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等25人，认为这些诗人都是与黄庭坚一脉相承的。吕氏此图早已失传，现存最早记载见于南宋胡《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吕氏图所列25人是：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夏倪、林敏功、 潘大观、 何□、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稍后的《云麓漫钞》等书所记载名单与此稍有出入。这些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大概吕氏的原意只是因为诗派之祖黄庭坚是江西人，派中诗人又以江西人较多，就取名为江西诗派。25人中有较多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陈师道、谢逸、洪刍、饶节、洪朋、洪炎、韩驹、李彭、晁冲之，谢□等10人，除陈师道外，作品成就皆不甚高。此外，被后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陈与义等人。曾□、曾思、赵蕃、韩□等人也列入诗派。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宋末方回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
        由于江西诗派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主张，因而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便各有特点。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作品主要是描写个人生活经历和抒发作者思想感情，内容比较狭隘。经历了“靖康之变”的吕本中、曾□、陈与义等人则写了一些反映当时的民族斗争的爱国主义诗歌。形成江西诗派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诗人的诗歌艺术上有相近的见解，诗派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传授和切磋诗艺。
        黄庭坚诗歌理论中最著名的主张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的一种方法，目的是要在诗歌创作中“以故为新”。黄庭坚在创作实践中比较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后来有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奉此为圭臬，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这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
        然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只是黄庭坚诗歌理论的一面，它对江西诗派中比较杰出的诗人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黄庭坚的诗歌理论还有另外一面，即要求诗人以“自成一家”为努力目标，在下苦功掌握艺术技巧的基础上摆脱技巧的束缚而达到“无斧凿痕”的最高艺术境界。江西诗派中的几位重要诗人受此影响很大，陈师道论诗以“学仙”为喻，韩驹论诗以“参禅”为喻，吕本中论诗重“活法”，其中都包含着“学然后悟”和“求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江西诗派的成员之间虽然师友传授，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并非一成不变。黄庭坚的诗以生新瘦硬见长，其他诗人也各具特色：陈师道的诗比较朴拙,吕本中的诗比较明畅,曾□的诗趋向活泼，陈与义的诗又趋向雄浑，没有“千人一面”的缺点。即使才力较薄的徐俯、韩驹等人也颇有自立的气概。所以，江西诗派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品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风格是构成宋诗独特风貌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诗歌理论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北宋末期已经非常显著，当时如刘□、汪藻、张□等人虽然没有被看成诗派中人，但他们在创作中也受到黄庭坚和陈师道较大的影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更遍及于整个诗坛，象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宋代以后也不绝如缕，其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桐城诗派
        “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这是程秉钊在《国朝名人集题词》中的论诗之语。敢于同执清代文坛牛耳的桐城文派比量重轻，可见桐城诗派影响的广大与夫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不容漠视。那么什么是桐城诗派呢？在讨论这个基本的问题时，学者们大多从史的角度，以时间为经，以地域为纬，条列桐城历史上的著名诗人：从明代的方法、齐之鸾到晚清的二姚，“弥天独护桐城派，名世今当五百秋。”（钱仲联先生诗）但这只是在做桐城诗史，而未中桐城诗派的肯綮。桐城诗史与桐城诗派是两个既不能完全相互重叠，又存在着多重交叉关系的文学史概念。简捷地说，桐城诗派并不涵盖全部桐城诗史，而只是桐城诗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诗学见解和诗学创作风格近似的诗人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而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的核心人物来自于桐城，故派以地名；而追随者则逸出桐城以外，故它不完全等同于严格地以地域划分为界限的桐城诗史。因此，研究桐城诗派，从空间上来说，应立足桐城，放眼全国；从时间上来说，则要截断众流，将其发轫期界定在清代的雍正乾隆年间，而无庸远溯到明代。

        虞山诗派
        明末清初以常熟虞山命名的东南诗坛重要流派。以钱谦益为首，包括其门生冯舒、冯班、瞿式？，族孙钱曾、钱陆灿及吴历等。钱谦益 (1582～1664)官至南明礼部尚书，被推为东南诗坛祭酒。因政治上屡经沉浮，故早期诗歌中流露忧国忧民的思想，晚年所作则多亡国之臣怀念故朝之音。由于体裁独特，内容充实，一扫明末盲目摹古空虚诗风，开创了清初诗坛清朗活跃的新局面。著有《列朝诗集》、《初学集》、《有学集》等。冯班(1602～1671)与兄冯舒并称"二冯先生"，自《诗经》以下逐一考订渊源，功力深厚，为中国诗歌史上的著名诗论家，著有《定远集》。瞿式所作《浩气吟》，气贯长虹，可与文天祥《正气歌》相比美。钱曾(1629～1710)著《交芦集》、《判春集》。钱陆灿 (1612～1698)是继钱谦益之后的虞山诗派第二盟主，著有《调运斋诗文随刻》等。吴历(1632～1718)著《三巴集》。虞山诗派最大的特点是学古而不泥古，积极主张诗歌革新并能取诸家之长而自成风格，对东南诗坛的繁荣作出了一定贡献。

        王孟山水诗派
        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时期的两大诗派之一,这一诗派是陶渊明\谢灵运\谢药的后继者,这一诗派的诗人以擅长描绘山水田园风光而著称,在艺术风格上也比较接近,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因而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其主要作家是,孟浩然\王维\常健\祖咏\裴迪等人,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王维和孟浩然,也成为"王孟"。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大多运用五言格律的形式写作,在当时已极富盛名.在他的诗中有壮阔山川景色的描绘,有山林隐逸者幽居情景的描写,有旅途情景的叙述,也有田园农家的生活的反映.如中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诗人从大处落墨,格调雄浑,气势磅礴,洞庭湖壮丽雄伟的景色得到了含蓄而有力的表现，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诗极富诗情画意,宋代大文豪苏轼曾高度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从此,"诗中有画"就成了王维诗的定评。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变化多恣,具有不同的风格与情调.有时气魄宏大\意境开阔,有时刻画细腻,引人深思,有时生动逼真,有时含蓄凝练.王维还善于来用多种色彩,生动地表现大自然的景象,如"雨中草色绿甚染,水上桃花红欲然""灰白的雨幕,碧绿的草地,粉红的桃花,交错组合,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山川春晓图,确实是诗中有画",令人陶醉。

        岑高边塞诗派
        中国唐代诗歌流派。以描绘边塞风光、反映戍边将士生活为主。汉魏六朝时已有一些边塞诗，至隋代数量不断增多，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又进一步予以发展 ， 到盛唐则全面成熟。该派诗人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而高、岑成就最高。其他如王之涣、王翰、崔颢、刘湾、张谓等也较著名。这些诗人大都有边塞生活体验，他们从各方面深入表现边塞生活，艺术上也有所创新。他们不仅描绘了壮阔苍凉、绚丽多采的边塞风光，而且抒写了请缨投笔的豪情壮志以及征人离妇的思想感情。对战争的态度，有歌颂、有批评，也有诅咒和谴责，思想上往往达到一定深度。其诗作情辞慷慨、气氛浓郁 、意境雄浑 ，多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的形式。杰出作品如高适《 燕歌行》、岑参《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另外，中唐卢纶、李益也有些格调苍凉的边塞绝句。

中国诗歌流派 - 现代诗歌流派
        现代诗歌是诗歌的一种。与古典诗歌相对而言，现代诗歌一般不拘泥格式和韵律。中国现代诗发展史上出现的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有:
        20世纪初至1920年代: 尝试派、文学研究会（人生派）、创造社（早期浪漫主义）、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新月派）、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1930年代: 中国现代派诗群、七月派、汉园三诗人
        1940年代: 中国新诗流派、九叶诗派
        1950年代: 中国现实主义、新现代主义（现代派诗群）、蓝星诗群（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群（创世纪诗社）
        1970年代: 朦胧派（今天派）、白洋淀诗群、中国新现实主义
        1980年代: 新边塞诗派、大学生诗派、第三代诗群（新生代诗群、新世代）、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海上诗派、圆明园诗派、撒娇派、他们诗群、丑石诗群、非非主义（红色写作）、神性写作、新乡土诗派、知识分子写作诗群
        1990年代: 网络诗歌（网络诗人）、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中间代、信息主义、70后诗人
        21世纪初：灵性诗歌、新江西诗派、80后诗人  

        新月派
        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创办了《诗镌》、《剧刊》，1927年新月书店在上海成立，1928年3月由徐志摩、罗隆基、胡适、梁实秋等创立了《新月》月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月派”的新诗人。
        新月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新月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新月派也称为新格律诗派，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不久《新月》杂志停刊，新月社解散。
        代表诗人： 徐志摩 孙大雨 饶孟侃 林徽因 于赓虞 刘梦苇 梁实秋 闻一多 朱湘 邵洵美 卞之琳 方令孺 方玮德 陈梦家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诗派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的作品主要出现在1925到1928这四年间。中国的象征诗派创作理论和实践受法国象征主义 (symbolism)诗歌的影响，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摒弃客观性，偏爱主观性，追求观念联络的奇特，通过多义的、但却是强有力的象征来暗示思想。

象征主义始于法国的19世纪下半叶的诗歌运动，象征主义最早的作品是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恶之花》诗集。之后魏尔伦、马拉美、韩波等诗人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1886年《象征主义宣言》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从此象征主义作为流派走向成熟。象征主义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已经进入白话诗歌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产生影响，1925年李金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象征主义作品《微雨》，在此之后的四年中，他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作品。此外，新月派诗人于赓虞、邵洵美、蓬子和创造社的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也陆续发表了象征主义的诗歌作品。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通过象征的写作手法来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在非理性的心灵世界中认识自我。这种象征主义的创作原则对后来的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代表诗人： 李金发 穆木天 王独清 冯乃超 于赓虞 邵洵美

        新现代主义 现代派诗群
        新现代主义诗群，也称为现代派诗群，源自于纪弦所创办的《现代诗》诗歌季刊。1953年纪弦成立了《现代诗》诗社出版诗歌季刊，二月创刊号问世。参加《现代诗》季刊的还有杨唤、林泠、方思、羊令野、郑愁予等。
        1956年纪弦号召诗坛同仁，组成现代派，提倡新现代主义，掀起新诗的再革命运动，即所谓的现代派的“自由诗运动”及“现代诗运动”。
        现代派诗人也可能说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延续，所以也称为新现代主义。《现代诗》季刊的创办也被认为是台湾现代诗歌的起端。
        代表诗人： 纪弦 杨唤 林泠 方思 羊令野 郑愁予

       蓝星诗社 蓝星诗群
        蓝星诗社于1954年由余光中等成立，并先后创办了《蓝星诗刊》杂志、《蓝星诗页》、《蓝星年刊》等，对台湾的现代诗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蓝星诗社是具有沙龙精神的现代派诗社，最具特色的是自由创作路线，提倡充分发挥个人才华、个性，形成独有的以乡土情结作为诗歌精神的创作风格。
        1957年诗人覃子豪发表重要诗论《新诗向何处去》，主张诗歌应该通过反映现实和人生来观照读者，也就是传统的严谨和浪漫的抒情相结合的风格。
        蓝星诗社的成立对台湾的诗歌文学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代表诗人： 余光中覃子豪钟鼎文罗门蓉子周梦蝶向明白萩夏菁

        创世纪诗群 创世纪诗社
        创世纪诗社成立于1954年10月，由当时的洛夫、张默和稍后介入的痖弦发起，出版《创世纪》诗刊。
        作为“创世纪诗群”的代表诗人，洛夫自1958年写作《我的兽》便开始进入"现代诗"的创作时期，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总共有64节、600多行的长诗《石室之死亡》，成为台湾诗坛最具争议的作品。
        痖弦1968年出版了诗集《深渊》，使他在台湾诗坛赢得了持久不衰的盛誉。
        张默诗歌创作的最佳时期是在对“超现实主义”进行省思和扬弃。
        创世纪诗社曾经是台湾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诗歌文学社团，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超现实主义的聚集地。
        代表诗人： 洛夫 张默 痖弦 杨牧 辛郁 管管 商禽 叶维廉

        中国现代派诗群 中国现代主义
        中国现代派由新月派和象征派演变而来，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等。中国现代派的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32年《现代》杂志在上海的创刊，作为现代诗歌的刊载平台，该刊物成为现代派诗人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
        最早提出“现代派”概念的是当时的批评家孙作云，他于1935年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群的诞生。
        现代派一方面追求“纯诗”的艺术观，坚持表现自我，以个体生命和个人情感为中心，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往往表现出悲观的虚无思想。在表现形式上，不追求严格的格律，诗的韵律靠诗情的抑扬顿挫来表达，多用象征、暗示构成诗的意境。
        代表诗人： 戴望舒卞之琳 何其芳 李广田 金克木 冯文炳 施蛰存 林庚 李白凤 苏金伞 冯至 纪弦 辛笛 徐迟 南星

        汉园三诗人
        汉园三诗人是指中国现代派诗群中三位杰出的现代主义代表诗人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
         1936年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广田出版了合集《汉园集》，收有卞之琳的《数行集》、李广田的《行云集》以及何其芳的《燕泥集》。因此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广田也被称为“汉园三诗人”。
        从诗歌流派整体分类上看，汉园三诗人属于中国现代派诗群。
        代表诗人： 卞之琳 何其芳 李广田

        七月派
        七月派由《七月》杂志得名，指在《七月》、《希望》等杂志以及《七月》丛书的出发表作品的诗人群。
        《七月》杂志于1937年9月在上海创刊，由胡风担任主编。诗人阵容强大、思想倾向鲜明，有已经成名的诗人如艾青、牛汉、田间等，而更多的则是刚刚走上诗坛的青年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政治抒情诗和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占有较大比重，多着重对重压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的思考。
        代表诗人： 艾青 胡风 田间 彭燕郊 牛汉 鲁藜 绿原 阿垅 曾卓 杜谷 邹荻帆

        新边塞诗派
        新边塞诗派诗歌出现于1980年代，新边塞诗派诗歌的形成是以《绿风》诗刊为刊载媒介发表诗歌的诗人群不断壮大的结果。
        新边塞诗派以诗歌作品描述新边塞风情，歌颂西部精神为主，其主要成员有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等。
        代表诗人： 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

        大学生诗派
        大学生诗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各大学兴起的前所未有的诗潮，出现了尚仲敏、王琪博、燕晓东以及更多的优秀大学生诗人，共有4个梯队的具有强大创作力量的大学生诗歌创作队伍。
        第一梯队是77、78级大学生诗人，有徐敬亚、王小妮、王家新、石光华、丁当、叶延滨、韩东、周伦佑等。
        第二梯队是79、80级大学生诗人，如宋琳、于坚、简宁、翟永明、林雪、小君、王寅、陈东东、陆忆敏、骆一禾、海子、普珉、西川等。
        第三梯队是81、82、83大学生诗人，如江堤、臧棣、黄灿然、张枣、李元胜等。
        第四梯队是84、85、86大学生诗人，如小海、伊沙、中岛、徐江、候马、桑克、戈麦等。
        他们的诗歌报刊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跨校组织的大型社团创办的诗歌报刊：如黑龙江省大学生诗歌联合会1984年创办的《大学生诗坛》，重庆近二十家大学生诗社文学社1985年3月联合创办的《大学生诗报》，《这一代》(1979)，《中国当代诗歌》(1986)，《我们》(1980)，《现代诗报》 (1985)，《南十字星》(1985)等。
        第二种是各大学诗社、文学社创办的社刊：如辽宁师范学院1979年创办的《新叶》文学丛刊，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等主编的《赤子心》诗刊和《红叶》，宋琳、张小波、于奎潮等主编的社刊《夏雨岛》，于坚主编的《银杏》《高原诗集》等几十种。
        第三种是大学生校园诗人自办的诗歌报刊：如兰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封新成等1982年创办的《回音壁诗刊》及1984年创办的《同代诗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80级学生王寅、陈东东、陆忆敏1982年创办的《作品1号》，北大中文系83级学生臧棣主编的《启明星》文学丛刊，四川南充师范学院学生万夏、李雪明、朱智勇创办的《彩虹》诗刊以及李亚伟、胡玉创办的《刹那》诗刊，万夏、李亚伟、胡玉等创办的《金盾》诗刊等几十种。

       校园诗人群
         1. 吉林大学校园诗人群：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苏历铭等；
         2. 复旦大学校园诗人群：胡平、许德民、孙晓刚、李彬勇、邵濮、张真、卓松盛、傅亮、韩云、高晓岩、杜立德、施茂盛、朱蓓蓓、韩国强、陈先发等；
         3. 华东师大校园诗人群：赵丽虹、宋琳、张小波、于奎潮（马铃薯兄弟）、徐芳、张黎明、郑洁、林锡潜、陈鸣华、于荣健等；
         4. 安徽师大校园诗人群：姜诗元、吴尚华、沈天鸿、钱叶用等；
         5. 北京大学校园诗人群：吴稼祥、熊光炯、骆一禾、海子、西川、戈麦、老木、臧棣等；
         6. 北京师大校园诗人群：苏童、毛毛、莫非、马朝阳、宋晓贤、伊沙、桑克、徐江、候马、蓝轲、冰马、黄祖民、杨葵、钟品等；
         7. 武汉大学校园诗人群：高伐林、王家新、洪烛、李少君、邱华栋等；
大学生诗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诗人。
        代表诗人： 尚仲敏 王琪博 燕晓东 叶延滨 徐敬亚 王小妮 王家新 石光华 韩东 丁当 周伦佑 宋琳 于坚 简宁 翟永明 林雪 小君 王寅 陈东东 陆忆敏 骆一禾 海子 普珉 西川 江堤 臧棣 黄灿然 张枣 李元胜 小海 伊沙 中岛 徐江 侯马 桑克 戈麦 万夏 李亚伟 郑单衣 杨克 南野 祝凤鸣 岩鹰 叶舟 唐欣 吕贵品

        第三代诗群 新生代 新世代 后新诗潮
        严格地说，第三代诗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诗群的流派而是泛指前朦胧诗人之后出现的一大批诗人，又称“新生代”，以1986年10月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为结体标志。
        第三代诗人是在82年以后与朦胧诗人脱离时逐步形成起来的；他们在诗歌的创作手法上依然受到前朦胧诗人的影响而又更多地借鉴了欧美后现代主义的写作原则，反英雄反崇高及平民化是他们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
        他们人物众多、流派纷呈、各种旗帜铺天盖地，他们往往以集团利益的群体出发尔后又反代、反集团，或努力在个体上趋于成熟后的独立和孤独，或游离于一切社会、文化意义，但他们的统一大旗一直是生命意识即强烈树立个体的趋于完全向内转的本体价值建构文学，是从反民族传统劣根性开始的深层次反文化的泛文学本体思想，是较之前朦胧诗人更加现代意识的本体论上的诗歌革命运动。他们开始以“后文化实验诗”进行实验、反叛，尔后牢固确立了终极生命边缘实验诗歌立场和态度，即先锋诗歌，因此他们是前卫诗人。
        第三代诗歌流派人数十分可观，团体组织数目众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分化出更具体的诗歌流派。
        发动这场运动的领潮人包括“非非主义”、“他们”、“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海上诗派”、后现代主义以及现代现实主义等的一批具有社会实力的新生代诗人和评论家。
        ［注］第一代诗人：指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中国现实主义诗人如公刘等；第二代诗人：指新诗潮中出现的朦胧派诗人如北岛等。
        代表诗人： 徐敬亚 默默 周伦佑 蓝马 杨黎 于坚 韩东 严力 西川 宋渠宋炜 李亚伟 马松 何小竹 王家新 杨远宏 石光华 肖开愚 雪迪 南野 欧阳江河 张枣 翟永明 廖亦武 雨田 柏桦 万夏 南野 丁当 吕德安 柏桦 肖开愚 牛波 陈东东 海子 骆一禾 西川 伊蕾 钟鸣 孙文波

       莽汉主义
        1984年初春“莽汉”的诗歌流派由李亚伟等人创立，主要的成员有李亚伟、万夏、胡冬、马松等。
        莽汉主义显示了一种非理性式的反文化姿态，他们追求生命的原生态，摧毁优美、解构崇高是他们诗歌的心理基点，随意性的口语、放荡不羁的叙述主体、“垮掉的一代”的形象特征，是他们诗歌的鲜明标志。
        1986年莽汉解散，但是莽汉主义却留了下来。
        代表诗人： 李亚伟 万夏 胡冬 马松

        整体主义
         整体主义成立于1984年，主要活动时间在1985—1989年之间，以石光华、宋渠、宋炜和杨远宏等人为主。
         石光华、杨远宏集创作和评论于一身，宋渠、宋炜兄弟专攻写诗，宋氏兄弟共同创作共同署名。
         整体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存在与整体的联系和生成，只有包括人在内的整体才是具有确定意义的存在，人也只有超越自身的存在而上升到整体的层次才是真实的提倡整体主义思想在诗学域中的还原，并强调直接面对整体向存在开放，及对具体生命形态和人类现存生存状态的超越。
         代表诗人： 石光华 宋渠宋炜 杨远宏

        海上诗派
         海上诗派成立于1984年4月，成员有王寅、孟浪、刘漫流、陈东东、孙放、周泽雄(笔名天游)、张远山等。
         “海上”的名称由刘漫流提出，暗指“上海”一词的“被推了过来”所暗示的孤独。他们在艺术自释里写道:“有人在海上行走。我们就是”。他们宣称“诗歌出现了，技巧从我们的手中渐渐消失。我们都孤独得可怕……躲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写诗，小心翼翼地使用这样一种语言。”
         海上诗派的诗歌作品集有《海上》、《大陆》、《城市的孩子》、《广场》、《作品》等。
         代表诗人： 王寅 刘漫流 孟浪 陈东东 周泽雄 张远山

        圆明园诗派
        1984年7月北京一批青年诗人成立“圆明园诗社”，并自办民间诗刊《圆明园》，主要成员有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戴杰、刘国越等，其中黑大春、雪迪、大仙和刑天被称为“圆明园四才子”。
        圆明园诗派创建起就注定了不属于那种能够在诗歌史中确立自身审美体系的诗歌流派。它在朦胧诗之后之所以能够对诗界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诗群中有重要的风格迥异的个性化诗歌的存在。
        代表诗人： 黑大春 雪迪 大仙 刑天 殷龙龙

        撒娇派
        1985年2月京不特(京特)和默默(锈容)发起的“撒娇”诗社在上海正式成立，创办民间诗刊《撒娇》，胡同(胖山)、孟浪(软发)等加盟。
        在那个相对严肃的年代，公开“嚎叫”是不被允许的，撒娇派的诗人于是想到了“傻叫”，继而选择了其谐音“撒娇”，也就是“温柔的反抗”。而隐藏在这温柔背后，默默他们真正想做的不过是“撕破那些伪君子的面目”，“诗歌可以真正的平民主义”。
        第一届第二届撒娇诗会分别于1985和1986年在上海师大举行。
        1989年《华夏诗报》刊评论《撒娇的与并不撒娇的》，引起全国范围的讨论。
        2004年，默默等人在上海创办“撒娇诗院”，《撒娇》复刊。同年2月第三届撒娇诗会在撒娇诗院举行。
        代表诗人： 京不特 默默 孟浪

        他们诗群
        1985年春，酝酿了一年的《他们》出版。在诗坛引起巨大反响。《他们》的创刊成为第三代诗人崛起的重要标志。其领军人物于坚、韩东也成为“第三代”的代表性诗人。
        1986年于坚组诗《尚义街六号》发表，该诗对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口语写作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于坚的名字从一开始便与1985年兴起的先锋运动紧密相连，1998年发表的《飞行》与1994年发表的《0档案》被人认为是中国当代诗歌探索的最前沿作品。
        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命题，是对“朦胧诗群”所扮演的“历史真理代言人”的有力否定。他的诗歌作品如《山民》、《有关大雁塔》和《你见过大海》等代表了“第三代”诗歌创作成就的最高水平。
        “他们诗群”中其他比较重要的诗人还有丁当、小海、陆忆敏、刘立杆、朱文等。
        代表诗人： 于坚 韩东 丁当 小海 刘立杆 朱文 吕德安 陆忆敏 杨克 普珉 于小韦 吴晨骏

        丑石诗群
        1985年《丑石》诗歌民刊在福建霞浦成立，最初的《丑石》是不定期出版的油印诗刊，刊载的作品基本上是霞浦的地方诗人。
        《丑石》诗刊经过不断地发展之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诗群流派，同时也从地方发展到福建以至于全国，成为全国性的民间诗歌刊物，曾被誉为中国五大民间诗报刊之一。
        丑石诗歌网在2003年成立，形成了规模更大的丑石诗群，出现了汤养宗、谢宜兴、刘伟雄、叶玉琳、伊路等丑石诗群代表诗人。
        代表诗人： 谢宜兴 刘伟雄 叶玉琳 伊路 汤养宗 康城

        非非主义 红色写作
        非非主义，全称非非主义诗歌运动，中国现代诗歌艺术流派之一，于1986年5月创立于四川西昌--成都，由周伦佑、蓝马、杨黎等人为首发起。《非非》创刊时的主要作者还有尚仲敏、何小竹、梁晓明、余刚、敬晓东、李亚伟、刘涛、孟浪等人。
        流派的理论和作品主要刊登于由周伦佑主编的《非非》杂志和《非非评论》报上，此外，1994年非非主义理论及作品专集《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出版。《非非》杂志从1986年至今，共出版了九卷，每卷30万字至40万字不等。
        非非主义倡导“想入非非”的写作意境，其写作倾向是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但他们对诗歌的目的性始终是鲜明的。非非主义诗人注重语言实验，强调语言还原，强调对声音的前文化探索，对语言符号的前文化探索，它恰恰不注重语言符号的文化含义，不主张在诗中“谈”出什么“意义”。
        先后加盟非非主义的有：
        1986年：周伦佑、蓝马、杨黎、尚仲敏、梁晓明、余刚、何小竹、敬晓东、刘涛、万夏、李瑶、小安、邵春光、吉木狼格；
        1987 年：陈小繁、陈亚平、李亚伟、二毛、海男、叶舟、京不特、杜乔、朱鹰、喻强、程小蓓、谢崇明、文康、李石、杨萍、李自国；
        1988年：龚盖雄、刘翔、南野、郎毛、山杉、维色；
        1992年：雨田、潘维、胡途、大踏、文群；
        1993年：曾宏、杨春光；
        2000年：蒋蓝；
        2001年：杨平、杨克、袁勇、张凤歧、张修林等。
        从1989年开始尤其是在1990年代之后，非非主义进一步走向成熟，成为“后非非写作”并进入“21世纪写作”时期。“红色写作”是周伦佑刊登在1992年《非非》复刊号上的诗歌创作理论。
        代表诗人： 周伦佑 杨黎 蓝马 海男 何小竹 小安 叶舟 京不特 万夏 海男 叶舟 梁晓明 李亚伟 孟浪 尚仲敏 吉木狼格 蒋蓝

        神性写作
        神性写作是一种诗歌写作姿态。其代表诗人有海子、骆一禾、戈麦、李青松等。
        他们在从事诗歌创作时，更多的是拷问自己的灵魂，也就是将灵魂或者说绝对精神放在首位，而把带有“实验色彩”的东西如“现代性”、“后现代”之类统统置于次要位置。对他们来说，诗意的本质是一种宇宙真理，诗的理想就是最大程度和范围内表现这种真理的存在。无论是诗的架构还是诗的内容，形式是宇宙规律的再现，内容是哲学和宗教统一于最高的诗艺——绝对宇宙精神，绝对宇宙真理。因此，诗意也是永恒的。
        作为反后现代主义写作的创作倾向，神性写作的特点是在写作中表达最理想化的诗歌本质意义，诗歌的内容是精神的最高表现，神性写作往往是照耀和启示性的作品。相比之下，诗歌的写作形式则是次要的。神性写作的对立面是口语写作。
        代表诗人： 海子 骆一禾 戈麦 李青松

       新乡土诗派
        1987年湖南青年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发起了“新乡土诗派”运动，并先后出编了《世纪末的田园》、《家园守望者》、《新乡土诗派作品选》等诗歌刊物。
        新乡土诗派的特点着重于写景状物，以家园乡土文化为诗歌的精神源泉，有时具有批判意识，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
        诗派发展至今已有一段时间了，其间虽几经沉浮而初衷不改，最终以其独具的精神基因和艺术物质，成为这些年的中国诗歌历程中，具有相当影响的一脉走向。
        代表诗人： 江堤 彭国梁 陈惠芳 吴新宇 指纹 庄宗伟 吕宗林 宫哲 唐朝晖 姚振函 匡国泰

       知识分子写作诗群
        知识分子写作是诗人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等在1987年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时提出来的。
        西川认为，他之所以提出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一方面是希望对于当时业已泛滥成灾的平民诗歌进行矫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表明自己对于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诗歌和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朦胧诗的态度。
        欧阳江河则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抗议的主题被耗尽，群众写作时代过去之后，一种有语境与语言策略的考虑、寻求阶段性活力的诗歌实践。

他们认为，诗歌的创作首先应该是一种对文学艺术负责的写作态度，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对诗歌语言的精密处理，正确发挥各种写作技术的艺术效果，从而准确地表达诗歌的主题。在1990年代里，知识分子写作运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出现了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张枣、翟永明、王家新等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
        知识分子写作诗人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和王家新等诗人的大量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对中国新诗在90年代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成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有力对抗，更使一批诗人走向“第三条道路写作”。
       代表诗人： 西川 欧阳江河 翟永明 王家新 臧棣 张曙光 孙文波 黄灿然 张枣 陈东东 肖开愚 西渡 席亚兵 王艾 冷霜 胡续冬 蒋浩 穆青 曹疏影 姜涛 森子 郭志杰 桑克 周瓒 林木 清平
(20世纪90年代)

        网络诗歌 网络诗人
         1993年3月，诗阳首次使用电脑创作诗歌并通过互联网大量发表，网络诗歌诞生。诗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网络诗人。
        第二年诗阳的网络诗歌创作达到高峰，几乎以每天一首的速度发表了数百首诗歌，在网络上和各大中文网刊上均出现他发表的作品。诗阳诗歌的大量发表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早期的网络诗歌运动的发展，促使更多的优秀网络诗人不断地出现。1995年诗阳、ＪＨ、鲁鸣、丁泓、非杨、亦布、天天、建云、梦冉、西岭、秋之客等诗人创办了首份中文网络诗刊《橄榄树》，诗阳担任主编，后有马兰、祥子、梁元、张耳、京不特、桑克等加盟。《橄榄树》的出现，形成了以网络诗刊为核心的网络诗人群。
        在此之后短短几年里，网络诗人群不断壮大，国内的文学网站陆续出现，为网络诗歌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999年李元胜等创办《界限》，2000年莱耳、桑克的《诗生活》和南人的《诗江湖》等成立，2001年于怀玉成立了《诗歌报》，网络诗歌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之一。
        21世纪初出现的诗歌网站还有：丑石(谢宜兴、刘伟雄)、轻诗歌网(刘湛秋)、诗选刊、同志诗歌网(墓草)、新诗代(海啸)、扬子鳄(刘春)、第三条道路 (林童)、或者(小引，朵朵)、荒诞诗工厂(祈国)、一行(严力)、女子诗报(晓音)、今天(北岛)、时代(九歌)、网络诗人(克莱儿)、翼(周瓒)、新诗歌网(张祈)、蒲公英、独立诗歌网、乐趣园诗歌社区以及其他的诗歌网站。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网络诗人以诗歌论坛和博客网络日记的方式发表原创作品，从此中国的网络诗歌进入多元化发展的时代。
        代表诗人： 诗阳 ＪＨ 鲁鸣 丁泓 非杨 梦冉 马兰 祥子 梁元 张耳 京不特 马兰 莱耳 桑克 李元胜 南人 于怀玉 墓草 海啸 刘春 林童 小引 朵朵 祁国 九歌 克莱儿 遨笛 诺然 周瓒 半秋 通宵达旦 柳下影 小云 张祈 黄沙子 庞华 于洛生

        民间写作
        在20世纪90年代里，“民间写作”作为一种新的诗歌探索和创作实践，成为与“知识分子写作”相伴相克的对抗力量。
        在“民间写作”看来，诗歌写作应强调本土经验与叙述的客观化，并注重语言的口语化，甚至要重新解放和焕发地方方言的活力。同时，他们致力与拆解诗歌语言，甚至一切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隐喻结构和象征体系，并试图努力恢复语言和生存经验的原生状态。
        “民间写作”的主要诗人有伊沙、徐江、侯马、管党生、阿坚、中岛、余怒、君儿等。
        就“民间”本身的概念，在于坚看来，“民间”与口语等价，它对抗的是僵死的、规范的普通话。而在韩东看来，“民间”成了一种立场，一种地下状态，一次农民起义。在“民间”概念的首倡者陈思和看来，民间意味着一种原型，一个超稳定的故事结构，兼具理性化与神秘化的双重特点。
        在新诗史上，伊沙、徐江和侯马等"民间写作"代表诗人的贡献主要是在拓宽"口语"入诗渠道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坚守了"口语"在诗歌创作中的疆界或底线。
        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导致了第三条道路写作诗群的出现。
        代表诗人： 伊沙 徐江 侯马 管党生 阿坚 中岛 余怒 独孤九 马非 秦巴子 李伟 黎明鹏 鲁西西 张志 唐欣 岩鹰 王顺健 宋晓贤 夜林 阿翔 徐柏坚 任知 贾薇 君儿 萧沉 谢湘南 陈云虎 张敏华 魏风华

       第三条道路写作
        1999年在北京郊区平谷县召开的盘峰诗会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的冲突是促成“第三条道路写作”形成的重要原因，12月莫非、树才和谯达摩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歌概念，《九人诗选》出版。
林童主编的《时代作家》创刊，大量发表第三条道路的作品与评论。
        第三条道路试图以一种新的理论来介入诗歌写作立场的分歧中，强调诗人个体的位置和基本的责任感，建立起一个超越集团、对立的写作立场。“第三条道路”是要反对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并试图建立起一种自由的，并且直接指向人性的写作方式。
        “第三条道路”试图在思想上容纳来自各个价值立场的写作者及其思想倾向，使得他们能在同一个诗歌氛围中互相碰撞和平等交流。“第三条道路就是无数条道路，就是每个诗人选择并找到最适合于自己最佳的写作方式。”在审美上容纳不同的艺术主张，以不同的诗艺、言说方式、修辞策略来共同丰富当代汉语诗歌的内在品质。因此，随着“第三条道路”诗人与作品的不断增加，写作方式与风格的多元化也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日益呈出来。
        2002年《第三条道路》诗报创刊，之后第三条道路论坛和资料库成立，标志着第三条道路写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代表诗人： 谯达摩 莫非 树才 林童 刘文旋 马永波 卢卫平 十品 简宁 娜夜 殷龙龙 老巢 海啸 路也 李南 刘川 凸凹 杨拓 墓草 张耳 席君秋 邱勇 陆苏 讴阳北方 温冰然 禄琴 刘文旋 谷禾 黄海凤 庞清明 蔡丽双 李霞 杨然 马莉 胡亮

        中间代
        “中间代” 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部分诗人、他们既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也没有机会参加早期的网络诗歌运动。他们独具个性的诗歌写作、精彩纷呈的诗歌文本，已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诗歌的精神高地。
        “中间代”的出现，是一种与诗歌运动相对独立的分类法。“中间代”不是新一轮的诗歌运动，它是一代诗人对自身诗歌写作的“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是一个宽泛的代际概念。
        所谓的“中间”，除了代际的辨识之外，还意味着在诗歌运动之外、坚守中间立场的诗歌写作精神。“中间代诗人”，就是自觉维护诗歌的独立写作与本真写作，反对“诗歌运动”与观念写作的一代诗人。
        提出“中间代”概念的首倡者为安琪、远村和黄礼孩等人，并著有两千多页的《中间代诗全集》。
        代表诗人： 安琪 赵丽华 马策 格式 黄梵 寒烟 谭延桐 晓音 王明韵 祝凤鸣 蓝蓝 西渡 小云 岩鹰 森子

        信息主义
        信息主义起源于网络诗歌。诗阳在1993年初起通过电脑网络创作和发表诗歌，逐渐带动了其他诗人的加入，在两年内形成了有相当规模的网络诗歌运动。
        1995年诗阳在创立了首家中文网络诗刊《橄榄树》之后，与其他网络诗人一起从事诗歌创作理论的研究，认为网络诗歌写作具有虚拟现实的网络文化特征，并试图以信息论对网络诗歌的创作实践进行诠解和干预。1998年诗阳在发表了两种不同风格的诗歌系列作品之后，正式提出了以信息主义的重构综合写作原则为基础、在信息体系中寻找诗歌的超验本质的信息主义创作理论。
         “信息主义”的主要成员有诗阳、九歌、诺然、克莱儿、遨笛、半秋、通宵达旦、柳下影、成郭、弈江南、潇湮、故牧、思乡等。
         信息主义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信息主义诗歌创作论纲在时代诗歌网上发表，诗阳与九歌、诺然、克莱儿等出版《信息主义》、《时代诗刊》、《网络诗人》等信息主义诗刊。
         代表诗人： 诗阳 九歌 诺然 克莱儿 遨笛 半秋 通宵达旦 柳下影 弈江南 成郭

        70后诗人
         “70后”诗人泛指一大批70年代出生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叶开始创作发表作品的诗人。
         “70后”的概念最早源于1996年陈卫在南京创办的民刊《黑蓝》。
        他们在《黑蓝》上打出了“70 后——1970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1999年陕西的一份诗歌民办诗报则直接命名为《70年代》，而将这个概念推到极致的是广东的两份民办刊物 2000年的《诗歌与人》和《诗文本》。
         这个时期，70后写作群体开始随着年龄的优势纷纷上场，并在世纪之交迅速使“70后”这个概念连同洋溢的激情四下散布开来。
         “70后”这一名称真正地产生影响，被诗坛广泛认可并使用，则是2000年1月及一年后，由黄礼孩分别推出的民间诗歌刊物《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黄礼孩还主编了《70后诗人诗选》。
        “70后”代表着一大批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严格地说他们并不代表一个完整的诗歌流派或者诗歌团体，而是一大批具有相似的年代背景的诗人群。他们的其写作特征大致包括以下几点：1、带有色情因素、口语色彩和日常性取向的通俗语境；2、带有情爱、神性、家园色彩和具有明显抒情倾向的传统型语境；3、其它的混合型写作且呈阶段性摇摆状态。
        代表诗人： 黄礼孩孙磊 胡续冬 蒋浩 王艾 燕窝 盛兴 墓草 曾蒙 刘泽球 朵渔 吕叶 符马活 张祈 廖伟棠 李红旗 吕约 尹丽川 康城 阿翔 白鹤林 姜涛 刘春 轩辕轼轲
        他们在《黑蓝》上打出了“70 后——1970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1999年陕西的一份诗歌民办诗报则直接命名为《70年代》，而将这个概念推到极致的是广东的两份民办刊物 2000年的《诗歌与人》和《诗文本》。
        这个时期，70后写作群体开始随着年龄的优势纷纷上场，并在世纪之交迅速使“70后”这个概念连同洋溢的激情四下散布开来。
        “70后”这一名称真正地产生影响，被诗坛广泛认可并使用，则是2000年1月及一年后，由黄礼孩分别推出的民间诗歌刊物《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黄礼孩还主编了《70后诗人诗选》。
        “70后”代表着一大批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严格地说他们并不代表一个完整的诗歌流派或者诗歌团体，而是一大批具有相似的年代背景的诗人群。他们的其写作特征大致包括以下几点：1、带有色情因素、口语色彩和日常性取向的通俗语境；2、带有情爱、神性、家园色彩和具有明显抒情倾向的传统型语境；3、其它的混合型写作且呈阶段性摇摆状态。
        代表诗人： 黄礼孩 孙磊 胡续冬 蒋浩 王艾 燕窝 盛兴 墓草 曾蒙 刘泽球 朵渔 吕叶 符马活 张祈 廖伟棠 李红旗 吕约 尹丽川 康城 阿翔 白鹤林 姜涛 刘春 轩辕轼轲

中国诗歌流派 - 影响意义
        总的来说，诗歌的出现极大的丰富了中国中上层社会的文化生活，同时，诗歌流派的出现也使得中国的诗歌界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新型文化浪潮，在中国古典、现当代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