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马骅：当今“民间诗人”的社会地位和新闻学价值

石生

              关于马骅：当今“民间诗人”的社会地位和新闻学价值
    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早晨等班车的时候，照例是买一份《新闻晨报》闲看。东方报业集团的书报亭遍及上海的大街小巷，绝对算得上是在左右着这个城市的市民阅读市场。特别是《新闻晨报》，一点不夸张，每天早晨基本上可以卖到人手一份。价钱也很便宜，只有区区五毛钱。
    就在我随意翻看的时候，有一篇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已经遗失，不能找到原文，只能是记得大概（有心者可以到它们网站上找，应该还能找到）：复旦高材生放弃高薪优厚条件，自愿支教云南，不幸发生意外，出车祸落入澜沧江，至今下落不明。旁边等车的同事，已经有人在边看边摇头，嘴里说着：毛病，这人真是有毛病。我突然被报道中提到的当事人的名字锁住目光：马骅。我记得诗生活新诗论坛的版主就叫马骅。不过新闻稿中看不出此“马骅”到底是哪个马骅，只是在着重突出他的“复旦高材生”身份，旁边还有对复旦某部门的采访，校方提醒其它志愿者随时与团委保持联系，注意安全，不要贸然行动云云。我当时心里在想：不会这么巧，就真是小马同志吧？
    到了公司，趁空闲的时候，我决定到网上看个究竟。打开诗歌报的首页，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红色标题的新闻：诗人马骅发生意外，接着就是引述《新闻晨报》的报道。我当时觉得心里一沉，有些不是滋味。我和马骅并没打过什么交道，但我知道他是个沉得住气的诗人（不在网络上串联），是国内一个知名诗歌论坛的版主。这年头为诗歌做点事情确实是很不容易，没想到又是这么多灾多难。随后我到其他诗歌论坛看看动静，发现马骅的朋友们都在为他祈祷，很多人发贴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回到大家身边。
    第二天，一买到《新闻晨报》，我马上找到相关版面，看看都有什么样的后续报道。报道依然被安排在社会版，已经有记者赶到云南，刊登了两张马骅在支教学校的照片，还选登了马骅写的两篇日记的片断。和上次一样，马骅的“复旦高材生” 身份和“自愿者” 身份被着重凸显，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复旦刚刚毕业的学生（虽然注明了他的毕业时间），在学校的组织安排下，才到云南去支教的；他本来有优厚待遇的城市生活，但却放弃了这一切；特别提到他喝水时，杯子上爬满苍蝇，毫无介意......在这里，除非是知道一点网络诗坛情况的人，在报道中看到的就只是一个社会典范，一个闪光的标兵，一个一切功劳归于党的先进分子。集团意识依然被放到首位，个人理想和个人情趣遭到忽视。我想如果马骅地下有知，他会愿意这样被宣传吗？再想一步，如果是一个体制内的、得到官僚机构认可的诗人发生意外，是不是也照样会剔除掉他的诗人身份，而只是专注于他的社会功用？我这样写，关于身份的认证，写作者能比较容易理解；但对于阅读者，可能会嗤笑不以为然：有那么严重吗，不就是什么诗人吗，不说他是诗人就是亵渎他了，说他是高尚的志愿者不一样是对他的尊重？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对马骅的亵渎，是对马骅的不尊重。
    很久以来，我们的媒体对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带有很大偏见，所做的报道也大多是负面报道，不是诗人自杀，就是诗人杀他，要么就是诗人骗财骗色。一到这个时候，就拼命说某某人是诗人，好像诗人就是专干这事儿的；哪怕只是个文学爱好者，也要使劲往这方面靠。从这个角度看，这次《新闻晨报》（包括其它媒体）对马骅的报道，还算是比较善意的。特别是在分析马骅行为动机的时候，说他是自愿者，还可以由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理论基石支撑，如果说他是诗人，不难又让观者把马骅立即归入疯子之列，后果更为可恶。但我们却从此践踏了个体精神的纯洁性。在我看来，对于生者，说不说他是个诗人尚无关紧要；但对于逝者，我们必须要对他有个公正全面的评价，必须要还原他曾经存在的真实意义。动不动就以道德说教的口吻加以界定，则是纯粹的社会功利性的需求，这里面肯定有拔高和曲解的成分存在。一般要悼念体制内逝者的时候，会说这个人某年某月参加的革命，算是对他的最高奖赏。同样的，对于一个实实在在的诗人，如果在他逝后不称他是个诗人而要称作其它，这不是亵渎和不尊重又是什么？
    后来我了解到，马骅到云南支教，是通过在旅游公司工作的一个朋友牵线过去的。一方面，他担任着一个小学的任课老师，另一方面帮助当地建立网站，推广旅游资源。我到网上搜索，果然找到他介绍当地情况的文章，并且找到他在出事前两三天贴在诗歌论坛的诗歌作品。到云南后，上网不方便，但他还是陆陆续续从网上给他的朋友们发过来几封信，介绍自己的情况和感受（我找到的一篇题目是《发自梅里雪山的第七封信》）。文字尚在，音容杳然。不得不令人唏嘘生之多艰。
    以后的几天，我看到《新闻晨报》对马骅的后续报道，依然停留在原来的基调上，没有丝毫进展。难道他们对马骅的个人情况了解不够，难道他们对网络上的反应一点都不知道？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左思右想，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才行。
    于是我找到晨报上面的报社电话，试图与版面编辑取得联系。一开始给转错了，后来说是编辑昨天坐班，现在休息，告诉我晚些时候再打。直到下班前，还是没能联系上。第二天的上午，才总算是接通了电话。当时和我通话的是一位杨姓的责任编辑。
    我告诉她我看了她们最近几天对马骅的报道，有些情况需要向她们提供。我说的是没有报道出的一些情况，建议她们到网络上搜索一下，特别是到诗生活的论坛上面去看看。我还特别说到了我上面写到的一些看法，我说你们既然已经报道了马骅，就应该全面一些，不要一味说什么“复旦高材生”，说什么“放弃优厚待遇”，应该报道他作为诗人的一面。如果真是这样，这才算是对他的最好的告慰。杨编辑倒是很客气，对我打电话表示感谢。说她们本也想报道得翔实一些，并不想塑造一个“高、大、全”的形象，只是苦于没有合适可靠的材料。“实在是找不到了解马骅的人，有的人不愿意说太多”，她说。
    但说实在我也不能提供更多实质的情况，因为我也实在是不知道。我只是觉得那样的报道切入角度有问题，觉得对马骅是不公的，我要说的仅仅是这一点。至于杨编辑说的“有的人不愿意说太多”，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觉得搜救没有定论之前，不便发表看法；可能是因为和我一样知道得不多；或者可能是有意回避（怕人指责是借此炒作自己）？不过既然媒体已经在进行报道，就不能任由他们想怎么报道就怎么报道吧？最后杨编辑让我留下电话，说是要再让写这篇稿子的实习记者向我了解了解情况。
    没过多久，果然有个姓沈的实习记者打来电话。听得出是个没毕业多久的女孩子，问问题有一套，很会诱导手法。我还是刚才的说法，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整个过程就只有几分钟，我主要是建议她自己到诗生活、北大新青年等一些诗歌论坛上找线索。
    之后过了两天，《新闻晨报》不知为什么，对马骅报道的篇幅越来越短。星期六我们公司有活动，在外面的时候，沈小姐又打来电话。说她怎么也找不到我说的马骅最近贴诗歌的论坛，还说她准备写一个尽量详尽的新闻报道稿。我告诉她那个地方，还告诉她实在找不到可以到狗狗去搜索。
    挂断电话没多久，沈小姐发来短信，说她找到了。我就给她回信，说大家都是写东西的，希望她写的新闻稿能够当做是对马骅的最好的纪念。沈小姐又马上回信，说是让我放心，“我会尽力的”。
    这么来来往往，前后已经是两个星期过去了。《新闻晨报》对马骅的报道，不但是没有改善，反而是销声匿迹了。弄得我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还是每天买报纸，希望能够看到奇迹发生。
    后来一天，我突然收到沈记者的短信。大意是这样：说是很抱歉，报道已经写好了，但因为某种原因给取消了。她也感到很遗憾。
    我的心情虽然没有遗憾那么简单，但我还是回信谢谢她，至少她还告诉了我。并说自己也编过民间的刊物，理解这取舍的奥妙。沈小姐则回信说她觉得应该告诉我，应该谢的是我，因为毕竟我有说出真话的勇气。最后我没再说什么，只回了两个字：呵呵。
    整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果然，自此以后，这家报纸就再也没对马骅进行过任何报道。
    不过后来还算多少有些安慰，在当初争相报道“自愿者”马骅的媒体退出之后，《南方周末》以一个版面的分量报道了马骅和他的诗歌，尤其是说了这样一句话：马骅在诗生活论坛为中国当今诗歌的建设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虽然我觉得，记者对马骅诗歌的解读方式很有问题（大段大段的引用，只是在突出营造马骅诗歌的“乌托邦”意识和马骅诗歌的浪漫气息），但总算是有媒体从这个角度来报道马骅了。已经是足够了，不能要求太多。
    可以说，从马骅事件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来看，恰好反映的是民间诗歌、民间诗人在当今社会的一种尴尬地位。在自发写作者那里，“诗人”的称谓相当廉价，还不如不要这种称谓，远不如“自愿者”、“社会楷模”的帽子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诗人”和“诗歌”已经被功利化、标准化、意识形态化，如果不能符合某一阶级道德说教的需求，那最终只能是被肢解和歪曲。这中间，媒体自告奋勇承担了裁判的角色，在公众还没有独立思考意识之前，已经把整个后事儿给办理了，已经指导和左右了公众的思维。“民间诗人”如果没有犯事儿，他的新闻学价值几乎等于零；只能承受“恶名”，而不能承担“善举”。但相反的，对于另外一些“官方诗人”，却又不断冠以“社会的啄木鸟”、“人民的歌唱家”等等之类的美誉。
    不想说太多，唯有深切悼念诗人马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