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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与碎片（上）——记忆中的诗歌往事
苏历铭
非典肆虐的2003年晚春，我的左脑也隐约地疼痛起来，曾一度猜想可能得了脑瘤之类的不治之症。自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马不停蹄地奔波于生命的旅途上，似乎没有任何停歇。在去上海参加公司管理会议的飞机上，我偶然从耳机里听到久违的伤感音乐，人生不能重复下去，瞬间我就下了辞职的决心。我借故不去参会，然后在虹桥机场搭乘巴士，转道去了杭州，我想在西湖得到片刻的休整。西湖国宾馆的咖啡店里，整整一个晚上，只有我独自倾听钢琴手的演奏。面对寂静的水面，往事像电影似地闪现在我的眼前，以至于打烊了，侍者礼貌地问我还需要什么。我抬头致谢，在繁杂和压力的证券市场上，在冲撞和疲惫的人生路上，我需要休息和自由。
在朱凌波的怂恿下，刚辞职回北京的我便和他一同乘机，回到我们共同的故乡黑龙江。我是１９８０年认识朱凌波的，当时他的诗歌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后来所谓的“体验诗”，而是“雪白的大腿和丰硕的臀部”，这对于当时尚未到20岁的我和包临轩来说，朱凌波无疑是个有流氓嫌疑的坏蛋，虽然同在长春，却很长时间并没有走在一起。
在哈尔滨我们与徐敬亚汇合，躲避过公路上的非典检查哨所，当夜前往牡丹江。临近牡丹江时，我们在横道河子的老乡家中享受地道的东北菜。旷野上，夜色和雾霭一同降临，徐敬亚站在窗外，这个老牌的闲云野鹤凝视远方的瞬间，让我想起20年前的同一个季节。当时，他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上的《崛起的诗群》，引发了中国文坛的一场地震，文化界迅即展开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在徐敬亚所在的长春更是翻起波澜。当时我是在校的学生，算作1980年代学院诗歌在东北的践行者。吉林省作家协会为了肃清流毒，特别邀请李梦、黄云鹤、包临轩和我，以及其他在校的诗歌作者也参加专题批判会议。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诗人慷慨激昂，提到政治的高度，对徐进行批判。其中也有惋惜的表态，对长春出了徐敬亚，表示遗憾和无可奈何。应该说，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决定今生无论是否继续创作，永远不加入所谓的作家协会。本来是艺术之争，竟然如此轻易地与政治牵连，作家协会应该是作家的家园，没有丝毫温暖和呵护，反而更左，完全是政府机关，还顶着协会的牌子，可怜之极。不要回溯得太远，从胡风事件开始，这个所谓的作家联盟干过多少有益于作家的事情！一群没处吃饭的官僚争着各种职称，领着纳税人的工资，冠冕堂皇地指手画脚，对作家又没有实质的支持和关怀，这种机构似乎早就应该解散了。
徐敬亚当时在一家民俗杂志当差。之后我和包临轩去看他，徐似乎还很镇静，穿着牛仔裤面壁无语。多少年后，我们知道了当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的检讨文章，最初只是过关之用的文字，在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报刊载，然后转载，据说老徐还领了稿费。对于徐的妥协，我完全理解，现在我只关心他领了不菲的稿费后，究竟花在什么地方。
徐敬亚是可爱的老顽童，他的率真和狂野在年龄渐长的脸上，已经相当的收敛。移居深圳之后，他和吕贵品、孟浪等人在《深圳青年报》上举办了极具影响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共诞生近70个流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诗歌格局和方向。《深圳青年报》的关闭和翻船，徐不断地领教了命运的洪水淹没鼻翼的无奈。在牡丹江通往延吉的路上，徐敬亚大谈人生的真谛就是欢愉的道理，并对这两个字作了详尽的诠释。
吉林大学的1977级中文系，并不只有徐敬亚，王小妮是始终常青的巾帼写手。徐敬亚对王小妮的推崇和赞美，丝毫没有受到夫妻的约束，在众多场合下，徐都是心悦诚服地畅谈王小妮。的确，小妮大姐在女性诗人的群体中出类拔萃，与众不同。二十年来的诗和文，不断地超越自己，在各种获奖的名单里不经意总能发现她的名字。当年，唐亚平的黑色系列、伊蕾的单身房间、翟永明的女人节选，都起过波澜。现实中，小妮大姐不露锋芒，文字中瑰丽的智慧，很难在她质朴的表情里被人察觉。2003年，在深圳青春诗会期间，她和舒婷作为老同志的代表，和我们一起参会，真看不出这两位邻家大姐会让我由心底钦佩。记得老芒克50岁生日时，“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刘波在天伦王朝饭店里举行了小规模的酒会。老芒克和徐敬亚尽兴畅饮，席间徐已醉意呈现，在谈到当今优秀女诗人时，徐高声提问：知道是谁吗？旁边的一个女服务生突然尖声回答：王小妮！老徐一脸的喜悦：我靠，天下人都知道呀！
在这里我不能不郑重地提到另一个名字，他就是天才诗人吕贵品。中国的诗歌界也患有严重的健忘症，一些美好的名字已经被淡忘得没有痕迹。吕贵品的作品始终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识和评价，我一直以为是诗歌评论界的一件憾事。
吕贵品是把诗写进生活里的高手。当年回乡省亲，骑着自行车与几个流氓地痞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只是回头看了一眼，便无故被军刺穿透肝脏，血几乎流尽时，经抢救重回人间。郭力家当时还在长春当着警察，义无返顾地奔向通化，虽然没有抓获歹徒，但也给濒临死亡的吕带来些许安慰。吕是大难不死之人，深圳的家里，除了大量影碟和经常更新的音响外，还豢养着两只硕壮的藏獒，其中一只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向吕发动无情的攻击，咬破吕的动脉。如果抢救不及时，吕的灿烂只会定格于永恒的回忆里了。
2004年9月，吕贵品约我一同前往钦州，在去南宁的路上，他谈起构思的几部诗剧，顿时让我再见到诗人吕贵品。他的智慧、本色和空灵，大都消耗在所谓的创业里，虽然在欲海横流的现实世界里，吕积累财富的能力得到了足够的印证，但他还是不停地奔波，此时怕是在宁夏的沙漠边缘，手捧古兰经，又在伊斯兰的天空下寻找商机呢。
吕贵品无论怎样折腾，他留给我震撼我的还是他的诗歌。按理说，他已满身创伤，或者说腰缠万贯，但天生的好动使他的大脑总是陷入亢奋之中。严重的糖尿病并不影响他喝酒，有时真担心他一命呜呼，但冥冥之中，又感觉上苍之手似乎总在牵着他，因此，只要他还活在人世上就给我们留下许多可能。
我还是在大学时就知道郭力家。当时他经常出现在学生宿舍的门口的台阶上，斜眼吊春晖，只要有靓丽的女学生走过，他眼睛的余光会一直跟踪到人家消失于街道的尽头。我一直认为他心术不正，匪气十足，虽然知道他也写诗，但根本没有心情与他认识。中文系的张锋、鹿玲等人似乎与他熟悉，是否有人落入他的陷阱，不得而知。后来郭在长春一家出版社任职，若有不想接听的电话，他会对着话筒说：这是火葬场，需要派车吗？我想，以为打错电话的人会郁闷一天。
对于郭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曾经非常反感。多少年之后，在北京又与郭力家相遇，在岁月的磨练中渐渐理解并欣赏了他。其实老家貌似反叛的背后，有着返朴归真的童心。年轻时无畏无序的状态，已经减退，尤其是现在，谈吐相当体面。他越是正经，越是怀念他无厘头的诙谐。郭是幽默大师，他的口语远远胜过他的诗歌语言。诗歌是郭力家出世的匕首，而口语是四散的飞箭，屡被射中的靶子不愿倒下，是希望老家能掷出淋漓的飞镖！
“拣来各军兵种所有番号对对付付/缝上我这件浑身呲牙咧嘴的破衣裳/拒绝加入正规部队/是我的本性/逼我对自己要终生难忘”。郭力家诗作不多，1987年混迹青春诗会，是他惟一与官道并轨，之前之后野生于荒地之上，无党无派，缺少雨露滋润。前些天，他约朱凌波和我坐在他家附近的上岛咖啡店里，一本正经地拿出新作，迫不及待地朗诵，并询问大家的意见。老家天真无邪的表情，让我开怀狂笑，什么都不能让老家矮小，但诗却能。郭力家同志是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签字认定的正教授级编审，还是偷税漏税的出版商，现在体面地活在北京，偶尔流窜于长春酒馆里。
长春自诩为文化之都，各类高校遍布整个市区。在学院的围墙外面，至少有一个名字不容忽略，那就是经常流窜于各色民间诗刊之间的邵春光，现在似乎又叫“邵揶”。1984年初夏，在吕贵品的宿舍里偶遇邵春光，他清瘦，似乎还留着胡子。寒暄过后，我即告辞，之后始终没有再见。2003年底，默默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在上海，说要给邵春光举办诗歌朗诵会。虽然没能参加，但这个“霹雳诗王”久远的故事被我重新想起，那就是他别具一格的婚礼。听说他的婚礼完全按照葬礼的仪式来办的，凡是来宾均要戴上黑纱，会场里播放哀乐，这种另类的生活态度至少在追求新奇的当今社会也不落伍。颠覆传统和规则，或许是更直接表达或揭示本质，老邵是个奇人。这些年来，他一直活动于民间，甚至都不露出水面换气，也真是一股劲儿。
程宝林的可爱之处就是木讷的外表后面，隐藏着敏感而火热的激情。1984年我迁徙北京后，程是我最近的诗歌兄弟。1984年底，他拿到《青年文学》七十多元稿费后，除了买上平生第一套西服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侧黄庄的一家饭馆里请我吃涮羊肉。那时羊肉按斤来称，一斤一盘，而且分量很足。吃了两盘之后，似乎还有余地，宝林额头渗汗，咬牙又添了一斤。酒足饭饱之后，我相当知趣地坐在他宿舍里，搜刮出平生最煽情的语言，为他即将出版的《雨季来临》诗集写了宣介。
宝林的才华和勤奋，均是他笔耕不辍的源泉。这个湖北佬爱上了成都女子，大学毕业后毫不反顾地奔了四川。他把大学时命名的“无闻居”创作室，搬到了成都，后又搬到了美国。在去美国之前，他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成为林语堂第二。之后他每年都有新书出版，但能否像林语堂那样用英语写作，我始终真心期待，好在生命还有一半的时间。2004年10月，在上海绍兴路的汉源书店里，陈鸣华谈起宝林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一书，并说在新书排行榜上已经进入前20位了，可以想象老宝在旧金山的洗衣店里正得意呢。
杨榴红当时在人民大学人口系读书，名噪一时的《白沙岛》让这个可爱的北京小妞成为学院诗人。若按当今时尚的称谓，祖籍绍兴的杨榴红绝对称得上是美女诗人，那时喜欢、暗恋和追求榴红的人，应该是数不胜数。2004年6月在日本东京，与刘波共同追忆似水年华时，他还由衷地感叹榴红的容貌和气质，竟然记得自己去人民大学寻找她时的旧事。
1985年春，由程宝林编选的杨榴红和我的诗歌合集《白沙岛》，在一波三折中出版了。不少人以为我捷足先登，和杨成为秦晋之好，这种误解持续太久的时间。难怪2003年1月的北京聚会上，北岛还开玩笑地对邵燕祥先生说：他差点成为你的外甥女婿。邵先生特别认真，连连说，我不问年轻人的事。虽然是乱点鸳鸯谱，但因出版《白沙岛》共同面对的磨难和打击，连同那段生命中结下的患难友情，依旧历历在目。如今榴红和宝林，都在美国，只是不知道他们各自生活的细节，不知道是否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华海庆是我同住一幢单身宿舍楼的诗歌朋友。他生得白白胖胖，相当富态，有点像清末民初时期的纨绔子弟。诗人是个奇怪的圈子，你会在人群中发现同类，在同类中找到热烈的回应。他在我之后也自费出版了《流浪的日子》诗集，虽然在政府机关工作，但诗歌似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他带我去万寿路顾城的家，那天顾好象是去了定慧寺举办诗歌讲座，谢烨在家，我们便匆忙告别。1986年6月，我们在甘家口物资礼堂举办过惟一一次朗诵会，邀请了当时在京的雪迪、黑大春、马高明、邹静之、吕德安等人，热闹非凡。
时空的转换，地理的变迁，不断地让人失去一些东西，包括朋友。但有些人即便一生没有音讯，他在你心中会永远存在。1991年我去了日本，华去了加拿大，隔着太平洋，彼此为了生计和学业拼命地挣扎。自那时起，我们失去联系，后来我回国，遇见他的同学还曾多次打听他的消息，真是泥牛入海，谁也不清楚这个大连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富态娃娃，身在何处。2005年1月，为了等待与客户碰面，我在上海竟呆了10天。其中的某一天，上网收取电子邮件时，无意中发现海庆的邮件。感谢网络，他竟能在网上搜索到我的有限信息，然后聪明地寻找到我的电子信箱。按着他留下的联系方式，拨通了他的电话，声音似乎没有任何变化，才知道他已落在广州。生活改变着我们，当接近梦想时发现自己先已面目全非，这位写过《断指》的诗人，也在生意场上搏弈着。那几天上海阴冷刺骨，蓦然让我温暖起来，多年失散的兄弟重新团聚了。
在这里还要提到另外一个女诗人虹影。当时虹影远在重庆，由于和华海庆同在一个系统，出差来京时大家彼此认识了。虹影的字比较端正娟秀，她咯咯的笑声很有感染力。后来虹影在鲁迅文学院学习，1989年夏，我们巧遇于天安门广场，在百万人的洪流中迅即消失，之后就杳无音讯了。1994年7月，我随日本一家电视台回国拍片，在大连由朱凌波带我去见一些参加中外比较文学会议的代表时，我又见到了虹影。功夫不负有心人，此时虹影名声雀起，已经成为旅英著名作家了。曾经为虹影煮过鸡汤的杨锦向我展示了泰晤士报刊载的虹影巨照，真让我感慨。有时在书店里见到虹影新出版的小说，封面上大都印着她的靓照，依稀还能听见她久远的川味笑声。
正像徐敬亚说的那样，大学时代我和包临轩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临轩和我同届，只是我读经济，他读哲学。黑格尔没有使他走火入魔，艾略特却让他一度走上了诗歌之路。在大学图书馆旁边的水房里，我经常聆听他的朗诵，激昂的语言，子弹似地射过我的头顶。我们的诗作在《青年诗人》上刊登之后，分别收到梅河口一个女性青年的来信。正好是毕业之际，那个女孩子又给寄来维纳斯石膏像，作为送行的礼品。我先从邮局取回，在返回图书馆的路上，看见包临轩也夹着一个纸箱兴冲冲地迎面而来。毫无疑问，一模一样的纸箱里也装着维纳斯石膏像。临轩肯定以为只有他有，在我追问取的什么时，他含糊地说家里寄来点东西，我佯装相信，走出很远，回头对着包临轩高喊：哈哈，那是维纳斯！我清楚地记得他一脸愕然，用手挠头，极其尴尬地傻笑。这件事一直被我们共同的诗歌兄弟李梦记得，每次聚在一起时，经常翻腾出来。
除了临轩和李梦之外，大学时代，朱凌波是我另外一个一生的兄弟。他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公牛，是生活中打造出来的硬汉。1985年，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次年，因为“非法出版物”《北方没有上帝》诗集，本来可以成为贪污腐化的朱行长，被贬回原籍，蜗居于牡丹江。但天生不安分的他，为了张扬和鼓吹第三代诗歌，流窜于大江南北。同居一城的宋词，此时成为他的帮凶，一唱一和，让祖国比较偏僻的牡丹江小城，散发着现代主义的流毒。当年的凌波，长发披肩，满脸胡须，可谓是赤膊上阵了。他和包临轩联袂写了比较客观的攻击谢冕先生的文章《疲惫的追踪》，大意是前辈们已经无法准确地把握诗歌的脉搏了，应该轮到这一代了。在深圳，为了赶往深圳大学进行诗歌讲演，他骑车飞快地在建设中的深圳大街上狂奔。由于没有施工的标志，凌波跌落于3米深的大坑之中，下颚脱臼，牙齿四溅。昏迷中被人发现，大难不死，却需满地找牙。经过住院治疗，凌波的牙齿用铁丝固定起来。在他途经北京住在我处时，一些朋友还专门看他，记得杨榴红看着他微启嘴唇喝鸡汤的样子，还认真地说：嗨，你怎么戴着嚼子呢。
现在，凌波也混迹北京，身上已经褪去当年的狂野和无谓。貌似地产策划大师，活跃于清华大学的讲坛上，并在北京以外的中小城镇的建筑市场上往来穿梭，挣钱，养家糊口，但骨子里的反叛和不屑让他独闯江湖，杀手似的目光却平添了些许温柔。
如果时空倒置，把潘洗尘放到民国时代，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怎样的人生呢？左思右想，我还是无法把他和诗歌联系到一起，想象不出来荒蛮之地怎会有风花雪夜的情趣，倒是一个识文断字、杀富济贫的土匪形象，反复出现于我的脑海里。1983年9月底，潘洗尘、杨川庆和杨锦等人抵达长春，在吉林大学我们围绕大学生诗歌做过激烈的恳谈。那时，学院诗风靡大江南北，云南有于坚、彭国梁，甘肃有封新成、菲可，四川有尚仲敏、燕晓冬、李亚伟，北京有西川、海子、程宝林,上海有宋琳、许德民、张小波、安徽有姜诗元、简宁、钱叶用，各地还有数不胜数的英雄豪杰。与我们这群莘莘学子相比，潘洗尘充分展现了东北特有的豪迈和匪气，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那是一个精神传承但又目中无人的时代。潘洗尘恰好在此时初出茅庐，在并没有真正理解诗的真谛就成为了诗人，其锋芒和张力瞬间膨胀到最大。潘洗尘的名字迅速扩散，远远超过他的作品本身，成为大学生诗歌摇旗呐喊的重要人物。
即便潘的《六月，我们看海去》被选入语文课本，被学生们反复诵唱，我却认为洗尘对于诗歌的贡献，活动远远大于作品。《大学生诗坛》的创刊，《多梦时节》的出版，乃至一些诗歌刊物的栏目，潘洗尘极尽其煽动和鼓动，不断地推陈出新，在1980年代的中国诗界，可算是殚精竭力，鞠躬尽瘁了。诗的高低优劣，本来没有公认的尺度，角度和立场不同，诗的认知和评价全然相迥。洗尘并不多产，但他明显烙着时代色彩的作品，会让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有着某种共鸣和久远的回忆。
上海是我命中的缘分城市。现在每年不少于十次以上的往返，有时是因为工作，有时却不是。1985年，我被国家计委派往上海工作一年。当时除了工资之外，还享有出差津贴，近乎于双倍的工资收入，在财富匮乏的年代里似乎手头宽裕。怀揣3块钱的月票，在上海的大街里弄里乱逛，让我了解和理解了上海。
现在我依然保留着大学以来的所有诗歌通信，其中与复旦大学傅亮、华东师大陈鸣华的通信相当频繁。傅亮是个非常率真的人，交谈时偶有结巴的嫌疑，但进入朗诵状态，犹如行云流水，流畅且极富感染力和杀伤力。他的大段大段的句子，在当年堪称学院诗的亮点。鸣华显得中规中矩，沉稳且老练。记得在校园里遇到两个女学生，鸣华一改平日的内敛，兴奋地畅谈不停。诗歌是那个年代的光环，至少不像今天提起诗人让人有异样的感觉。我还记得在真如附近的大排挡里，傅亮、鸣华和我展开爱情的讨论，在观点相左时，傅亮起急，说：别，别他妈的说了，不，不许再提某某某！多么可爱诚挚的年代呵。
也是在那时，我见到留校任教的宋琳。宋清秀英俊，特别是他的一手好诗，显得与众不同。2004年在北大诗歌中心成立的仪式上，再见宋琳，顿感岁月催人老，白发双鬓生，只是他那双智慧的眼睛仍旧放射着特有的光芒。徐芳是我始终注意的名字，她不张扬，但其作品在女性诗人中有着足够的分量，远在一些名字飘忽、作品苍白的格格们之上。1997年，鸣华约我在上海展览馆参加诗歌朗诵会时，我又见到徐芳，她领着善下围棋的儿子，好像儿子的棋艺足可围住世界。我还保留着张小波1985年在邮局写给我的信，信中反复说忙啊忙啊，那时张的诗独树一帜，引领了一群雨披。后来在北京与张见过数次，谈到当年创作时，他对自己风靡一时的作品不以为然，但我还是记住他的优美的想象和诗句。
2002年春天，李占刚所在的《生命周刊》举办了横山岛笔会，其实更像老朋友的聚会。严力、默默、张远山、许德民等人一同前往，当晚在多功能厅里大家准备狂唱卡拉OK，可能是严力兄的倡议，竟然变成诗歌朗诵会。当年许德民、孙晓刚、李彬勇和张小波大打“城市诗”的旗号，现在成为画家的许德民虽已发福了许多，谈起诗歌来，依旧特别动情。
严力的气质和风度，以及鬓角隐现的银发，永远让我有一种贵族的感觉。这位历经《今天》和星星画派的前辈，亦书亦画，永饱青春。在美国，他的《一行》诗刊可谓是汉诗不灭的火种，尤其在那个年代里，成为不可替代的诗歌载体。
默默不愧为撒娇大师，对襟的中式外套，修剪整洁的秃头，俨然一副准备随时撒娇的样子。上海的房地产业成就了许多富翁，默默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他把底层的房子改造成撒娇诗院，南来的北往的，只要写诗，就不问性别、年龄、观点、流派，都可以免费住进撒娇行宫。每次去，总能见到各色人等，搂着茶壶撒娇呢。最近的一次，见到车前子、小海和李德武等人。小海刚从政府重要的岗位退下来，眼疾似乎较重，但不影响他继续打量世界。那天车前子撒娇撒大了，当即提笔作画，在宣纸上画出两只螃蟹，一公一母，完全采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手法，夸张逼真。之后大家起哄签名留念，我想默默总不会把它悬挂出来吧。
在上海，默默一年之中总要张罗几次朗诵会。偶尔前往参加，重温了刘漫流、郁郁、冰释之、古冈等老面孔，也能见到李笠等散落海外的老朋友。其实，在上海有一个人虽然一直未见，却很难忘记，他叫吴非。1985年盛夏，吴非约我去他家吃饭，酒菜刚刚端上，车间主任敲门而入，当面警告吴非，如果继续迷恋诗歌而旷工，集体企业将把吴非开除。在那个年代工作就是饭碗，就是命，而吴非毫不含糊，当即作答：老子不干了！当时我惊呆了，完全被这个貌似老实的上海人的举动震撼了。诗给人勇气？我不太信。但为了诗，耳熟能详的朋友作出了多少牺牲呢！这些年来，吴非早已不再混迹于诗坛，但他在取舍时选择精神的举动有时被我想起，总不能遗忘。
北京黄亭子50号酒吧早已不存在了，简宁却健康快乐地活着。我一直记得简宁的名字是因为爱而诞生的笔名，这个科技人才竟然置国家的科研不顾，也踏上诗的歧途。红火的那几年，分别陪阿吾、程宝林、钱叶用、宋词等人，去过简宁的酒吧。有时简宁不在，他们就会让店员打电话喊他，记得简宁每次都来得很快，如果简宁经常如此的话，也真够命苦的。在酒吧里，我还偶遇过西川，那天煞有介事地推荐他去关注股市。后来在深圳和北京数度见着西川，他的样子始终未变。简宁的酒吧终于关张了，那以后不大常见简宁了。去年夏天，因为业务拓展的需要，我去简宁公司拜访，看他把图书公司打理得有模有样，不免感叹简宁还真是一个经商之人，否则积重难返的事情被他梳理井井有条，像是梳理女人头发一样简单。
想起钱叶用就想起苹果的故事。那是秋天，钓鱼台东街落满银杏树金黄的阔叶。钱叶用领着《十月》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来我的宿舍，一晚上把酒临风，纵论今古。我不善酒，但把哥儿几个安排得很是舒坦，均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钱叶用微醉时还特别认真地问我：你能理解热锅上蚂蚁的痛苦吗？他们住在鲁迅文学院那边，离我很远。那个年代是否有出租车已经没有记忆，那是奢侈品，与我们这群初出茅庐的小子们全无干系。晚上11点，末班车最后运营时间，他俩摇晃着出门。正好那天单位分了两筐苹果，我无私地装满两塑料袋，让他们提着。他们是否谢过我已不记得，只是担心他们赶不上车，便催促：快点！次日上午钱打电话告我，为了急于赶车，急奔中塑料袋破裂，苹果散落一地。况且苹果又是圆的，况且黑灯瞎火，况且两位微醉，他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诗的歌编辑在大街上摸呀、摸呀。据说天已放亮，他们终于将苹果逐一找回，然后用衣服裹着，在秋风萧瑟的凌晨赶了回去。
阿吾在1989年离开《光明日报》后，暂时被我介绍到国家计委宿舍楼里，和我住了一年多的邻居。他是个聪明、敏锐、行动力极强的人。我和他的相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朗诵会上。当时杨练朗诵了《诺日朗》，并谈及创作主张，我那天朗诵前也谈了自己的肤浅见解，阿吾登台后大批某种主张，然后声称对赞同我的看法，并表示友好。他好象与张水舟坐在一起，散场后彼此也未深谈，他带着《中国相声》消失于人海里。和他住了邻居之后，经常倾听他的各种高见。阿吾是个经营意识超前的人，记不得他在哪里承揽了为一家磁化杯做广告的活计，反正他不停地忙碌，似乎工作之外还有不菲的斩获。他是个无师自通的经营人才，现如今在某著名大企业担当要职，我一点都不奇怪。那段时间，斯人和高星是阿吾家的常客，特别是高星，也许是住的近的关系，经常过来，还把我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散文很象样地配上他的画，在他供职的杂志上重新发表。高星是难得的好人，除了诗文之外，还擅长绘画和摄影。当时我没有想到高星会创作甚丰，翻看他的新书时，不禁感慨良多。
1990年，阿吾联络一些在京的诗人，共同打造《尺度》诗报。我记得田晓青、刘自立等人也参加了筹备。第一期的片子是由臧棣出的。我陪阿吾在中国新闻社门口与臧棣交接。诗报印好后需要折叠，阿吾、简宁、斯人、高星等人把我的家当成装订车间。《尺度》似乎出版两期就夭折了，我不清楚其中原因，那时我已赴日本筑波大学留学了。民间诗歌报刊历来是丛生且短命，但《诗参考》却不同。1991年初见中岛时，他刚来京组稿，因为当时民刊众多，并没有在意。让我惊叹的是，中岛一直把《诗参考》办到今天，其中的辛酸苦辣旁人无从体会，单从这一点，中岛瘦弱的身影变得高大起来。有一次伊沙来京，他和中岛，一起在湘君府吃饭，风传中的网络大侠伊沙憨厚可爱，全然没有霸气。他的《车过黄河》一直被我记得，每次听到有人说“我是黄河的儿子”时，总是想起伊沙空中飘落的洗礼。
出国前，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聚会上，我见到戈麦。戈麦的家在黑龙江的宝泉岭，而我的家在佳木斯，是他必经之地，那天我们热烈地谈论下次一同返乡的事，我还答应他在转车的空隙，一起坐在江边的鱼馆里喝酒。后来接到阿吾的信，知道戈麦自杀的死讯，扼腕惋惜。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1999年，日本诗人财部鸟子和是永骏来京，约我一起去昌平王家新家，在那里我听了西渡向是永骏介绍戈麦之死，不免一阵感伤。那天晚宴，除了财部鸟子、是永骏之外，唐晓渡、王家新、孙文波、欧阳江河、西渡等人一同参加。
财部鸟子是日本很有影响的著名诗人。战争年代，她生活在我的家乡佳木斯，自然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她组织翻译过大量的中国诗歌，经常来华交流访问。1994年，她还委托我与国内诗人联系，邀请他们参加日本群马是世界诗人节。本来是组委会想请北岛，但限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最后我还是给心目中纯粹的老诗人牛汉和邵燕祥发信。由于名额的限制，最终牛汉先生与会，并做了基调演讲，博得与会者的盛赞和感动。牛汉是值得敬佩的老爷子，他的刚直不阿、爱憎分明的人生态度，在2000年1月的北京诗界迎春会上，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那天共有近100位在京的诗人到场，牛汉在专题发言中，谈及“感谢苦难”，其中一位原意识形态的高官诗人就坐不住了，也拿起话筒，质问说“是党给你苦难了吗？”中午用餐时，除了会务人员围拢高官诗人之外，牛汉先生的餐桌旁聚集一群值得尊敬的前辈。毕竟时代不一样了，再拿政治大棒吓唬人，恐怕只能吓唬自己了。
财部鸟子每次来京，似乎都要拜访牛汉先生，记得有一次风大天冷，近80岁高龄的牛汉竟然骑着自行车前来，从十里堡到地安门，一路上老人逆风而行！财部鸟子特别喜欢和欣赏陈东东的诗，并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了陈的诗集。陈性格内向，话语不多，可能诗歌已经完全表达了他的思想。其实上海还有两个名字一直让我记着，就是王寅和陆忆敏。
在日本留学期间，基本上是我诗歌的空白，除了间或写些诗作，更多的时间是忙于生存和学业。在富山，遇上刘晓峰和李占刚这两个文学旧友，与他们的交流给我寂寞的生活里注入诗歌的色彩。记得阪神大地震的前夜，晓峰和我大谈诗歌，余兴未尽，凌晨他还送我回家。路途很近，我们故意兜了圈子，依旧热烈的谈论，那时灭顶之灾即将发生，却没有丝毫的察觉。等我被震下床时，还在梦中摊开稿子，写着诗呢。占刚一个人留学，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我经常在午夜时分出现在他家的门口，只要他有兴致，彻夜长谈就无法避免。诗歌是我们之间永恒的话题。我也以为，占刚的作品毫不逊色，只是这些年来没有在应该发表的时候刊载。现在，占刚已在上海落脚，且住在浦东的碧云国际社区，他家附近新开了一些特色酒吧和咖啡馆，每次去上海，我都会和他坐上一个晚上。占刚是一个感性的人，有时会被某种事情激发出难以想象的热情。
占刚的硕士论文《论北岛》，这在日本大学院的毕业论文中是绝无仅有的，也是难以想象的。2001年底，在上海贵都大酒店的酒吧里，北岛、严力、占刚和我，饮酒欢谈，度过了难忘的忘年之夜。北岛对于我们来讲，是诗歌精神的启蒙，当年提出PASS北岛，无非是想超越北岛，完成一种传承。正像老家在长春见到北岛时所表达的那样：你就是北岛！我恨死你了！如果当年不去追寻你的足迹，我怎么落得今天这般地步！其实诗歌就是一种特殊的病，怨不得别人，一旦染上，终生无法治愈。现在每期还能收到《今天》杂志，想着对着镜子说中文的前辈，心中难免感伤。有时真想生活在久远的年代，哪怕是民国时期，战乱纷争，却可以战死疆场，痛快的生与死，远比现在不温不火的生活更有意思。精神已经苍白，财富的搏弈中，名利双收似乎已成为衡量成功的惟一尺度。
在前辈中值得尊敬的名字还有林莽。他总是默默地保护和整理诗歌的遗产，在现有的位置上尽力做事。和他经常在一起的刘福春是我的学长，他憨厚可掬，在并不宽敞的书房里，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诗集，我敢说中国任何一家图书馆的诗集藏书都不及他的书柜。
写到这里，电脑提示我文本过长，有丢失的可能。其实丢失也没有关系，记忆中的往事永存心底。之所以回忆，可能是因为自己老了，否则不会在热闹的春节里安静地追忆过去。生活里，感恩和惜福相当重要，还有许多细节和碎片都没能来得及整理。假期结束之后，我要重新面对支出和应收帐款，以及人脉、资源、客户、市场、需求等等并不让人特别快乐的事情，还得附庸一些小布尔乔亚的情调，比如出入欧美风情的餐厅，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里漫谈，以及修剪松乱的头发。生活改变着我们，特别是在嬗变的年代里，有时会发现某些美好的梦想已不存在。或者说，我们接近梦想时自己变得面目全非。诗歌的美好在于能够让我在繁杂之中享受安宁，我心中的美好是怀念那个永不复返的诗潮激荡的年代。
2005年2月14日情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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