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里的诗性满足——论管上的裸体民间写作

管上

视 觉 里 的 诗 性 满 足
——论管上的裸体民间写作
               ◆钱刚
一、消解的意义
我确实不愿用“民间”这个词来把握管上的诗歌，“民间立场”本身是具有很强的可疑性，作为一个写作者，无论他多么想亲近书写的本体，但在书写观察过程中他就会发现，他的写作能指和最初的设想是有所偏离的，因为书写本身不具有面对面的平等可能，写作构成的是向下的，不是平行的，甚至不可能是上行的。也许正是这种偏离，才造就了管上，成就了管上准确把握现实的“裸体民间”的华彩。按照罗兰·巴特的理论，“裸体民间”纯粹的消解了文本的可读性意义，而强调了“可写性意义”，“再过一个年/我就四十岁了/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我想2005年/我会不会低下头/咬伤自己//”。就是一种过程性书写，破壳了创作中的社会化情绪茧缚，完成了后别人还能在这种诗写控制中继续下去，形成新的材料化的图景控驭下的后现代摹态写作。“裸体民间”在写作的障碍／矛盾中构成了两者之间的和谐能力运动性，因此在普遍经验的消解/重构上达到了高度，这显现了管上诗歌的独特性，如果把这种想象和现实相对照，我们感受到的振动与作者原创作初衷往往是不同的，这就构成了双重消解，即管上对现实的消解和写作对阅读性遮蔽的消解。在写作实践中“在马戏团/一个小丑/泪流满面/猴子上前/安慰他说/我们活的像人都没哭/你一个搞笑的动物/为何如此多愁伤感”（《小丑》）。就是异化的人与动物之间的互相消解，在这种消解中作者完成了对语言的瓦解，对语言的反抗，在不断的语言叙述疏离中完成了对能指的无限游戏，显现了人的生存压抑状态。至此，作者在理想语境中完全缺失，使语言支配了作者的后行动。但这绝不是民间的立场，因为他是向下俯视性的。管上的裸体民间写作更确切的是用裸体象征的民间这个词场呈现对生活的重复和消解。是用赤裸这个悖论来写成对生存反抗的前进，以赤裸的裸体民间的社会病态的浮现完成自我指认下对他人引导的强指，是对现下我们社会上流行的后现代更深刻、执着的寻找、定位和更正。
二、图像的特殊存在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什么，是图像化的映现！在记忆的底像中标榜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我相信管上这种对即景式事务的把握和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直露的口语化、色情化、垃圾化和反讽性都是一个个世像的间性游戏，他背反历史，把历史作为一个照片载体，以虚拟的回忆完成对社会真实的复制，他所指向的是在社会等级／强权压榨下的群体的投影和感觉。试图通过这个结构表达出一种反政治的危机感和黑白胶片时代的灰色感，在生命过程中以制造的具象个体完成符号指向的再生或者死亡，它充满了一种无限的感觉性，在片断中代表了一种同质异性的偏执和随意性。通过集体契约式的失重来理解责任的给予和现代性规则在价值清理上的负载。
管上这种图像化写作形成的平面视角，它是非经验的，它类似于照片的一个个场景饱含了某种记忆的痕迹，“列好阵势/千年不变/握刀枪的手是否握过锹头/没有女人/没有孩子/马的悲鸣/人的呐喊/在十米深的黄土下/沿地脉滚动//看见了吧/我们的祖先/那些七男儿/面对苦难/总是一言不发//”《兵马俑》，就是以强烈的反讽和焦灼，在历史虚化的感受中强调了历史与反逻辑二者之间内在的趋同性，从而用当下的批判完成了对现实和民主的深深忧患，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对社会、对民族、独立的人和自由精神的探索。在这里回忆就成为了一种具有强烈截取性的生存压迫的剪辑。
从图像的表面看，管上的诗打造着一种社会调节和自我适应复制的话语，因此震动的内涵在于不断的对社会判断的自我完善和批判之中，着重以荒诞的新传统的相互否定，文化的无意义符指探索，开放了一个个生动的图触符号，用兵马俑、傻子、妓女、土地等明显的符号的能指度完成了对世态的演示，使诗歌在差异的印痕中衍射出语言的内在性。以看似平淡无奇实际具有很强的模糊性的话语对政治的强力指涉，在图像的虚构与事实中建构的批判世界，来完成自我话语权利的建构。
三、觉醒的声音
管上的诗歌中充满了什么？在我看来管上的诗歌充满了理性、充满了反抗。对管上而言，诗歌的写作成为了一种行为艺术，甚至是一个角色的扮演过程，他将话语的修辞关注于一个群体，而并非是一个个人的空档，在诗歌中他习惯于将社会的运行规则集约成一种力量，将社会规则的恶劣性、膨胀性在隐性实施中的作用放大 “傻子就是傻子/快过节了/聪明的人都想去关怀他/顺便看看他的傻样/乡里县里都有人来/人民币当着记者面双手递给傻子/傻子接受了/五体投地很感激/当关怀他的领导驱车一走/村会计马上要回了钞票/傻子纳闷呀/这不是给我的吗？/会计说：你真是傻呀/这是慰问金／村上的钱/明年领导再来看你/还要用”（《慰问金》），就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完成了对政治社会虚伪性，假大空的有力的追问，以一斑窥全豹，淋漓尽致的抨击了社会的残酷和政治的僵硬性。诸如《我把我的标准像挂在厕所的墙上》中“从今天起/我的标准像将永远挂在/厕所的墙上/不是永垂不朽/而是遗臭万年”以自我作为一种变体，用冷笔调对政治迷信／崇拜进行了惬意的亵渎，反讽中以虚似的丑陋置换成现实反崇高性，从这些诗中我们看到了无法显示的猥琐和压力。管上面对着真实的农村，以自己的真诚对农民/弱势群体的关怀、同情，以及对着书写出来的那无法愈合的伤感情绪弥漫着一种沉重，表现了一种压抑的警示，充满了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管上的面对和鲁迅的面对一样直面了渗淡的人生和残酷的社会现实，在深沉的关怀中对比历史，用貌似表面的转喻，运用反阐释、反叙述、微观历史等多种手法，以生活的普遍经验和觉醒来发出内心延宕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判逆的男性品质直涉对政治的拷问和冲击。这也说明，管上自《民间说唱》的蹒跚后，通过不断的积累和批判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创作之路，发出了面对强势政治觉醒的声音。
四、文化状态下的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是普遍缺席的，无论是乡土派、后现代诗人或者其他的诗人无一例外的在面对农民问题时采取了逃避态度。即是乡土诗人积极的进入乡土也不是在关注农民，而是把目光投向对土地的热忱和对自然诉诸种种感情上，但当涉及到农民问题时，我们的诗人们却左右顾而其它，缺乏对农民问题的深层次发掘。管上直接在当下语境中进入了占中国人口绝大比例的农村人中间，写出了农民在现代社会中地位的变化，身份的缺失感和农民贫穷、努力、挣扎、尴尬。农民的沉重在诗中充满了对生命力的痛苦反思，“太阳依旧裸睡/乡上刚发的红头文件/除了那一行血色的标题外/空的壳／让农人的腰难以挺直//春日农闲/大槐树下/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关于/三农的文件/村长都认认真真/大声朗读了一遍/大槐树正在吐着绿芽/没有一片叶子被感动地落下//2004年的春日/与往年一样/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村里只留下一些/老弱病残和小孩/跟年迈的老村长一起/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春日》）就表达了双重的悲哀，在文化状态下农民们在乡土中已经麻木，缺乏思想，当他们走入都市后生存又充满了悲情，他们生活在自尊与屈辱中，在城市里他们用自己的肉体，生命执著着一种悲壮。实际上诗中传递的是一种农民进城后用生命和肉体构成的狂欢，在这种麻醉中执迷不悟地寻找城里人的认同，但精神却遭到摧毁。在管上对社会叙事进行影响的时候，我看到历史的相似性，读到了一种经验：农民面对强势的盘剥和各类优势的强压时，他们面对这种不平衡、不平等的忍让和妥协是因为他们反抗这种不平等的成本要远远大于不平等带来的损失，而非他们满足于现状，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农民面对社会的孱弱。这或者是给了我们一个警示，这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挫败。
管上表现了什么态势呢，当他以一个“疯颠形式”把自己交给书写的时候，这种裸体民间必将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后写。在社会的被强制状态下，这种具有明显方向性的书写方式虽然将遭受很大的困难，但是这种饱含着弱势群体思考感和人类生存经验的普遍感的文本，必将引起更多人的思考、重构。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这种革命性的建设，将在个人的历史性反衍中摄入民族整体的认识，构成具有极强感染力的语言能指。
在这个人本主义濒临消失，当群体不再作为认识对象的时候产生异己感，将人、社会、历史、平面/深度书写成一种功能，一种对伪崇高彻底的清洗。面对管上，面对裸体民间，我们将会获得更多的力量来证明社会的非合理性和觉酲的必要性！

梅梅子

疑而不太敢说又不得不说
在俺的不多的接触中,是乎觉得管上与俺的诗歌观点,在一些根本观点上是对立的.
可惜,看不到管上批判俺的诗观.
文中说:管上的诗歌中充满了什么？在我看来管上的诗歌充满了理性、充满了反抗。
俺要说的是,要不要分清一下什么理性?谁的理性?这个问题存在不存呢?
当然,众所就知知，俺的理性是人民大众利益的理性；不是权势压死人下的理性；也不是财势控人下的理性。
中国革命把这两种理性拉下了马，人民大众还没来得及伸腰、高兴呢？
中国就出来两股势力，要把已经被拉下马的理性，理由千般好的重新揪上马中的天马。
还有反抗。反抗什么？反抗谁？怎么反抗？这个问题不存在吗？
俺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中式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更反对打砸抡式的反抗。
今天没有人这样搞吗？只不过，文化大革命打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晃子；今天有的人举的是另一种晃子，即后现代主义。俺担心有些人（上述主要都不是指管上，借了此贴来说一说）如果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会比文化大革命还打砸抡。
我看此前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的思维行为方式怎么那么类同。
但愿是我的认识错误了。

阿末

话语权太恐怖
命名泛滥
头晕目眩
也许真的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