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已发]从五四新诗人看传统的现代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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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是一个价值交错、精神觉醒的时代，在西学东渐的摧枯拉朽的高压之中，中国与西方、旧与新、落后与文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性矛盾被包含于革命性的紧张关系之中，使传统社会秩序和观念秩序面临肢解，巨大的社会结构性变动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均衡，个人、群体、社会之间原有的超稳定的“契约”关系随之分解和重组。而观念和社会的变动又导致传统中国特色的“伦理/政治”一体化强权统治的暂时性萎缩，促使五四精神格局的诞生：精神世界的相对自由和社会秩序的相对无序。在这各种合力的作用下，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五四白话新诗是在外国诗艺冲击下发生的，但它的根须又深深扎在中华民族的土壤上。一面是西方化，一面是民族传统化，二者相互对峙，又相互融合，构成中国新诗现代性转化的主导力量。五四诗人在创作时面对传统的规范约束表现出鲜明的反叛姿态，但又时时受到传统文化情结、古典诗学“先见性”和民族审美心理的牵制，所以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转变不仅是西方诗歌影响的结果，更是中国新诗人以自身的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和学理视野综合并发展中外诗歌传统的结果。正如陈平原先生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所说：“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学，自然必须从那个国家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外来影响只能起刺激和促进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革动力应该来自这一文学传统内部。否则，变革不可能获得成功。”也就是说，文学走向世界不仅不能脱离自己的民族根基，而且是更重要地走进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处。所以，我们有必要重估五四新诗与传统之关联，重新挖掘新诗的传统之根，为我们现代诗歌（甚至其它文体）的发展困境和方向作个参考，这也是新诗产生迄今众多学者孜孜不倦追求的动力所在，如李怡先生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就非常细致地探究新诗的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1993年和2001年，老诗人郑敏分别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和《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认为新诗与传统是断裂的，引起较大争论，如范钦林、许明、张桃洲、谭桂林、野曼、邓程、张新等大多数学者对其进行学理上的质疑和批评。我想从语言内蕴的恒定性、新诗作者的教育学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个角度谈谈新诗与传统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传承。
首先，创作的物质前提就是语言的使用，语言是存在之家，它塑造着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a form of life）。”①作为个性化话语方式的现代白话语言成为新型的言说手段，促使言说者话语方式由传统文言困境向现代白话自由转换。尽管五四先锋批判传统，但几千年来话语背后的经典诗词、文化积淀和思维范式不可能短时期内迅速消失，并且永远部分的塑造着现代人的思想情感，所以在诗人的无意识层面仍然有着传统话语模式、古典文化和审美心态的影响，其文学行为在某些方面也就必然呈现出古典情结和本土意味。因为传统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一种直接的在场，都具有超强的稳定性、独断性和排他性。白话虽然取代文言文，但它们既有区别同时还有联系。文言文的话语所有者和制造者属于社会上层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垄断话语霸权，控制和缩小言说者的势力范围；而白话的话语所有者和制造者是北京大学等学院派师生，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解构话语霸权，推广和扩大到所有的能识字的民众。但由于学院派“想像”的失误——民众的文化和醒悟程度的落后，于是，主观努力的理想和客观现实的效果有些脱节，也就在事实上学院派构成了当时话语霸权者的同谋。然而，无论文言文还是白话都是母语言说的载体和不同表现形式，都是会意的汉字通晓事件的行为方式；它们的传统的内在性和恒定性依然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汉民族母语的那种惯有的思维习性，只有在文言文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白话文。所以白话语言也就有文言语言遗留下来的一些稳定的传统特性，那么，当在这种语言约束和塑造下的创作主体使用这种语言进行新诗写作时，也就必然具有了传统内涵，这是永远也无法忘却的“记忆”，除非象形文字的汉语语言不存在。正如李怡先生所言：“作为中国语言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新诗，它对传统的所有悖离行为究竟还是在‘传统’之中进行的。剔除、删减了某些传统，又组合运用另外一些传统，并且继续形成眷属于中国诗歌文化的新的传统，外来文化的刺激和影响最终也还是要通过‘传统’语言、‘传统’心理涵养和接受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反传统’永远不等于两种文化简单碰撞与冲突，它的实质是对‘传统’的再发现、再认识和再结构。”②
其次，支配作家进行创作的感情、素材、写作方法、灵感和思维方式，除了受到时代的、社会的、民族情感的影响还要受到作者个人的出身、成长环境、教育方式的制约。新诗先驱者绝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封建家庭，从小就在私塾中进行读经式启蒙，并经过了系统的学校教育训练（传统私塾、新式学堂、高等教育），很多还是留学归来的，而且基本上在高校、科研院所等文化教育部门工作。他们接受了传统文化知识以及知识背后潜藏着的传统价值观、宇宙观和文化观，并在其基础上学习外来文化，在中西方文化的互动熏陶下坚定了自己追求现代化前景的意愿。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等留学日本，都在大学教过书；胡适、钱玄同、康白情、朱湘、冯至、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等留学欧美，也都在大学教过书，且很多在中文系教过书。当然，他们未必个个都经过私塾启蒙，也有的在中小学堂就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启蒙，但这种学堂的老师大部分都是经过传统经典训练的前清举人、秀才、经学家、国学家或他们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而老师的教学方式、要求及学养、人格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种美其名曰新式学堂的学生大部分是以古代传统教学方式进行学习的，只不过增加了一些新的生化物理和技能等课程。所以，这些先驱诗人读的大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所在，更不用说其中一批人曾经或者一直在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批评和教学。况且他们是“被传统文化所化之人”，而传统与保守、因循守旧是不同的，这种区别对于那一代天才式的五四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反对的也只是封建礼教和吃人的文化，并非所有的传统。传统是中性的客观存在，自己不能改变自己，但它可以被不同使用目的的人运用、规范并为其服务。五四时代因反封建的迫切心情而提出的“反传统”主张只不过是一种革命斗争的策略：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文化和民主自由思想，就必须批判中国“落后”的文化和传统，否则无法从不破不立中“煽动”民众的启蒙和觉醒。更重要的是“现代性叙事的基本特征就是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区并将它们尖锐地对立起来。现代性诉求的内在张力充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也构成环绕新诗发展的巨大气压。在现代性叙事的框架之内，传统是在历史进程的自身差异化与自我裂变中不断产生的被叛逆的标靶，而历史自身也在这种张力之下获得一种前进的动力性。” ③当然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受到学者的反思和质疑。因而鲁迅、胡适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但他们在行动中有时依然遵循着传统，如鲁迅做旧诗，胡适娶旧式妻子等。“在思想变迁的过程中，他们仍然不知不觉地继续持有传统的思想模式。”④所以，传统学养及行为方式已经作为一种修养，一种趣味，一种眼光，神不知鬼不觉的内化在作家的心灵和笔下的创作中。
最后，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和美学心理惯性在历史长期积淀中成为一种深层的、潜在的审美意识。任何一个在这环境中成长的作家进行艺术创作和欣赏时都受到其潜移默化的熏陶、渗透和制约（不管有形还是无形）。因此，五四白话诗人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等新诗倡导者们在打破了旧诗的囿制后，在西方文化/文学的影响下，还将新诗和中国传统诗学理论基点“契合”起来，提出新的诗论，如胡适、刘半农、康白情等都认为新诗要有自然的平仄、用韵等，不自觉的把传统诗论转化成新诗的审美标准，并以这种“契合”点来生产现代新诗。由于他们大多是在旧体诗词的写作和吟诵中走出来的，也就必然受到古典诗词语言意象、传统诗学理论、诗歌艺术观念、美学传统和写作技巧等的自觉或非自觉的影响。如俞平伯，因家学渊远而古典修养浑厚，做诗兼工填词，因而他的诗注意新诗意境的创造、语言的锤炼和音律的整齐，读来令人感觉缠绵悱恻，真切感人，如《凄然》、《小劫》等；对于沈尹默，曹聚仁认为：“沈的旧诗，修养很深，新诗也不错，最有名的，传的最广的是《生机》。朱自清却是选了他的《三弦》。胡适说：‘这首诗，从见解意境上和音节上看来，都可算是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⑤郭沫若学习西方艺术是最为得力的，然后在他的《女神》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凤凰、月亮、太阳、牛郎等古典意象和中国先秦文化的浪漫传统，而在诗集《星空》、《瓶》中更是回归到诗歌形式格律的讲究与韵和音雅的追求上；⑥同时，先驱者也向民歌学习，如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而胡适则向宋诗学习，如《蝴蝶》、《赠朱经农》等，显得清新自然，“胡适这种真实朴素、清新自然的新诗审美尺度，一方面与古典诗歌的陈腐雕琢相对立，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传统诗歌的启示，它是反传统与发现传统相结合的产物。”⑦他们就是在这种困境中利用因袭的传统文化因子寻找艰难的选择和突破。
正如龙泉明所说：“中国诗歌的传统思想和形态仍然是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根基，是中国新诗现代化之保持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诗歌模式的转换与重构既必须与传统相冲突，又必须与传统相承接。因为传统是植根于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以及民族的土壤上的，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传承性，是不能割断的。只有发展自己传统中的优秀的文化遗产，才能更好地吸收一切外部的营养；如果完全抛弃传统，就会失去融化新知的能力，失去建立自己的新诗的基础。所以中国新诗的先驱者的反传统也是采取重新评价和重新建设的态度，其对待传统是有所否定的，也有所肯定的。”⑧所以，五四新诗人在语言内涵的恒定性、新诗人的教育学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个层面上进行新诗创作，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以隐蔽的 “异形”方式沉淀在五四诗人的个性气质中并通过笔端流露。无论是他们的诗歌创作还是诗学理论都受到其诗艺源流的影响，呈现着多姿多彩的景象格局。其诗艺源流体现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国文艺营养上，而这两个体现却正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营养来源，也将是一代代言说者文学创作的知识来源。尽管当下的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但仍需要有各自民族优秀的传统特色，并使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当我们跨进21世纪的门槛回首曾经走过的道路以及道路上布满的泥泞，我们发现中国新诗走过的近一百年的历史，是对现代化的不断追寻并逐步与之贴近的历史。但是，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完成，它和中国社会一样，还处在一种当代世界正持续着的历史演进之中。这就需要我们后来者以宽广的胸襟、开阔的视野、拿来的智慧、扎实的知识和继承的眼光在外来文化的视阈中融会古典传统的精髓。当我们穿过时空的隧道去阅读五四先驱乃至20世纪知识分子时，我们发现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营养来源体现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国文艺营养这两个诗艺源流上。不管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只有在横向共时上学习西方文化，在纵向历时上回味传统文化，以其破旧立新的气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如此，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传统学养和文化素质，才能真正实现文艺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92.15.
②李怡.宋诗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传统趋向[J].海南师院学报，1995，（2）.
③张大为.新诗“传统”的话语谱系与当代论争[J].文艺争鸣,2004,(3).
④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180.
⑤曹聚仁.文坛五十年[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149-150.
⑥伍世昭.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09-116.
⑦董炳月.中间物：胡适新诗理论的历史特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2).
⑧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628.

梅梅子

说的不错.
看似老生常谈却既是现实的问题,
又是将来的问题.
那怕人们撇开中国文化有好东西不谈,单从现实和事实说
中国人就是在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中生长成的
背离中国文化的问题,其本质是背离中国的多数人.
极度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少数人,不管怎么蹦达,他都蹦达不出中国人这个汪洋大海.除非你别在这个海中.这就是现实,甚至相当时间以内的中国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