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中关村大街与孤独的漫游者－－周瑟瑟诗选序

中关村大街与孤独的漫游者
——代序
程光炜
我与诗人周瑟瑟相识是在十多年之前，得知他把十七年来的诗作编辑成集出版，真的为他高兴。诗集中的作品大多写在九十年代以前，而编选出版时，作者已是中关村IT业的“师爷”。一部诗集从写作到出版，竟跨越了浪漫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不同的时代，这种“出版现象”真可谓是一个“奇迹”。在我看来，正是这一时空的交叉和杂陈交错，大大增加了诗集的可读性，和它所构成的历史的复杂性和错层感。
由此想来，瑟瑟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出版他的浪漫主义之作，绝不是一般的心血来潮，或是他说的“怀旧”，而是真切地披露了其内心。因此，你阅读他的作品，就不能撇开今天文化语境的参照，单纯地使用浪漫主义时代的审美标准。例如，今天再读《穷人的女儿》、《老人》、《冬天不恋爱》这些早期诗作，它们其中包含的，已不是单纯的诉说和对幻想的迷恋；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发现的却是“单纯”在今天的无可挽回的缺失。所以我想，这部诗集应该送给那些整日奔波在中关村大小街巷的“业内精英”，让他们在激烈竞争的间隙里，重温一下那遥远的“旧梦”。但是我想，整理这些“旧作”，大概也是作者本人在红尘滚滚的世界借以疗治自己精神上的创伤，安顿一下自己疲惫不堪的心灵的一种不自觉的举动罢。
其实，即使按照今天诗歌创作的要求，瑟瑟的诗仍保持在很高的水准上。他的诗敏感，语言有突破力。他的艺术视域开阔，能迅速地进入主题，开掘同一题材中被忽视、冷落的部分，而且使之有神奇的艺术表现。他的诗句中，有一种无法回避的生涩感，有一种只有经过磨擦才能进入其中的关键性的环节，而这一环节，正是一个受过严格专业技巧训练的人必备的素质。在《路过马家庄》、《江湖》、《疾病》、《怒江》和《杂种》这些出色的诗作中，我们可以随时发现上述因素的存在，看到它们是怎样支撑起一首诗的基本框架，并把它最后制作成一件艺术品的。但同时，作者所涉猎的题材，也暗示了他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以及他通过诗怎样与人们做精神交流的独特方式。这些题材中，山野、乡村、江湖、独处、都市多余人等等被极大地凸现出来，一方面再现了作者本人的人生轨迹，另一方面则揭示、反照出他当下的真实心境。正是这一艺术与现实、单纯与复杂、乡村与都市、群体与个人的冲突矛盾，赋予了瑟瑟的创作一种非同寻常的活力，他身居中关村大街核心的精神困境和多余人的文化身份，也被尖锐地展露在读者的面前。
九十年代以来，多少身陷“商海”的文人都已打马绝尘，远离文坛。周瑟瑟却初衷不改，依然痴迷于文学创作，实是新世纪文学中的奇迹之一。所以，任何评说已属多余，读者且张开眼睛阅读作品罢。
2005·3·28于家中

玲子

占一楼。问好周瑟瑟。IT不错，以商养文也是生存法则。愿意拜读您的大作。
声明：俺不是什么80后的，俺是同代人。

你好铃子兄，多谢你的支持。欢迎你来京指导工作！！

想当年，我与乔延凤通信，
与祝凤鸣称兄道弟，
他们是教父，发我的诗就像拉屎，
好不痛快，
一年才几首，
但教父啊我想念你们，
诗歌报这几个字就像我的情人，
我真想抱着你们这些论坛里的前人后人，
流我没流过的泪，
哭我没哭的声，
诗歌啊我又回来了。
我从武汉去了广州，那一年
我做了八挂杂志主编，
那一年我留起了山扬胡子，
那一年我开始对钱有了感情，
听说诗歌报停刊了，
我还真的松了一口气，
兄长们何必硬撑着呢？
下海也爽快，
白天捞钱，
晚上做诗，
白天做鬼，
晚上做诗人，
我收山了又出山了，
变成了他妈的商人，
诗人聚会我是买单的主，
酒量大了，
胆量小了，
IT不好混啊兄长们，
叶匡政做了一流书商，
我做了二流企业。
是人是鬼，
还要看今朝，
重回诗歌报，
我周瑟瑟灰头灰脸，
不知是牛，还是不牛？
海，干脆低头开玩笑。
  

缺席与在场
王家新
读宇龙的诗集并应宇龙的亲友之邀写下这篇文字，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宇龙的亲人告诉我宇龙在八十年代曾是我的未谋面的诗歌刊授学生（当时我在某个诗刊当编辑），说他生前一直保存着我给他的信，说他经常对她谈到的人之一就是我。但是，这样的事存在吗？我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呢？
即使我能回忆起多年前的书信交往，我也完全记不起当年他寄给我的诗了。因为出现在这本作品集中的宇龙是一位陌生的、崭新的、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的诗人，也是一位需要我们刮目相看、读了就不能平静的诗人。说实话，读宇龙的诗我不仅感到惊讶，还时时为自己的迟钝感到不安、惭愧。
这样一位诗人是怎样“脱颖而出”的呢？这不仅对于一般的读者，对于许多熟悉他的人，恐怕都是一个谜。宇龙的诗，首先构成的就是这样一个精神事件。和宇龙接触过的朋友，许多都谈到过最初读到他的《机场》等诗时受到“震动”的经验。海子的诗，无论在他最后几年是怎样加速度地向一个终极推进，但仍有迹可寻。但是宇龙的诗，突然就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像是一场夏天的冰雪。他的那些刚健有力的诗，就像他在武汉的朋友、诗人李建春所形容的那样，像飞机的引擎一样轰鸣。
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作为一个人，宇龙当然和我们任何人一样是平凡的，但是他的诗的生成却带有某种神秘性。或许可以这样说，这是精神本身再一次找到了它的叙述者？这是诗歌借助于一位诗人的书写突然向我们展露出它自身的面貌和性质？
宇龙的诗需要从整体上来读。八十年代末期以来的年轻诗人中，还很少有像他这样的自觉建立一个诗的本体世界、建立“一个时代的精神幻象”的诗人。在一个嘈杂纷乱、分崩离析的时代，人们往往迷失于即兴的诗情和才智，而他却以深潜、巨大的努力建造了一个诗歌的“飞机场”。他让我们看见一架架飞机在那里起落，带着各自的信号和使命。
而要从整体上理解宇龙的诗，我们需要首先了解他思想的构架和背景。让我多少有点惊讶的是，宇龙多年来虽然一直生活在一个偏僻的部队机场里，但他对于一个诗人的时代处境和现代文明却有着极其敏感、开阔、透彻的认识。他把他的写作定位于“尼采之后的写作”，也就是“上帝死后”的写作。这种写作如他所要求的那样，“在上帝之死中说话、思想和生存”，承担起生存的有限性、贫乏性和荒谬性，承担起对意义的追问。他要通过这种写作找到重返精神源头的方向和途径，如他自己所说，“将永恒的东西再次确立为永恒”。他是一位目睹了真理和堕落的诗人：
看看这个时代吧：
房间里的夏季
随处可见，而美丽的树荫下
空无一人……
他的写作，就在“在场”与“缺席”之间一次次展开。可以说，在一个全面溃败的年代，他仍执着地秉承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诗人的关怀和诉求。只不过他的想像力和精神诉求，是和他对社会生活敏锐的洞察力，和他对存在的深度体验结合在一起的。他以干净利落的语言方式“消灭”了“诗人在人们心目中的浪漫形象”。他的诗不仅是充满激情的，同时也是叙述的、反讽的、批判的、思辨的、生气勃勃、富有张力的。他把他的精神探求和一种特有的思辨力结合为一体，和一种娴熟的技艺和反讽的语调结合在一起。他把一切带入了一种思辨的视野中。他找到了一种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有效的言说方式，“为了给这个城市像样的死亡”。
他的随笔《从机场开始》、《标准问题》等也见证了他对诗歌和精神问题的思考：“对于我，机场就是整个诗歌史”，“机场就是这样一个使复述上帝成为可能的地方”，“语言把我们送到了大地的尽头……因为我们已熟悉了道路，因为道路的尽头依然是一场空，所以我们不得不建造机场”，“而不解之处，他请求天空回答”。但在实际的写作中，他很少直接去询问“天空”，他深入当下。他是一位时代生活敏锐不懈的勘察者，因为“地狱也是一种高度”。
这种努力给他的写作带来了一种性质，也带来了一种文本的有效性，“我觉得一个时代的抒情幻像的确立，就是一个时代语言方式的确立，诗歌语言只有在自己的幻像下可能获得生命”。宇龙在接近他的艺术目标。他是一位并不多见的真正具有思想能力和语言能力的诗人。作为一个飞行员，正如他的朋友所说，宇龙是中国诗人中唯一一个曾在天空中驾机飞翔的人。这给他的诗带来一种空间感、透视感和一种精神大气。他具有一种高难度的平衡感和对各种形式的驾驭能力。他的组诗富有结构性。他还尝试写诗剧。他的诗剧《黑天鹅歌舞厅》，据我所知，堪称这一领域少见的佳作，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
由宇龙自己生前编定的“自编作品集”（1991——1998）并不是一些诗作随意的汇合，而是一部相互贯通、有着自身结构的作品，也是一部诗歌生命的传记。他以此给他所生活的时代带来了一种诗歌品质，一种精神的光亮。他的突然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死亡，是诗歌本身的损失，一想起来就会让人痛心。以他的才华和年龄，以他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准备，他本可以有着更为远大的发展前景，但是，他竟然那样就离开了我们。暴力、罪恶和黑暗击中了他。
作为一个诗人，他会永远活着。作为一个人，他在良知和勇气呼唤他时挺身而出，这就够了。这里，我不拟再多说些什么。我只是一再想起他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一个细节：出事的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宇龙在相聚的路边上突然就离开了她和其他朋友，什么也没有说，搭上一辆出租车就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她惊异于这个梦，然后，她得知了宇龙的死讯。
我听了这个梦后身心颤栗。我寻思：从哪里开来的出租车？
“真实出现时，俄狄普斯被命运刺瞎了双眼，从而成为诗人的榜样”。这是宇龙自己生前曾写下的话。他无意于成为任何人的榜样，但他却比我们很多人都更深入地洞见了那黑暗中的命运。死亡怎能奈何于他？他作为诗人的一生，就是要把自己献给这种命运。
他留下来的诗，仍在等待着我们，像飞机的引擎一样轰鸣。
2005，北京

（《宇龙诗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