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汉诗说人话时代的发言人 沈奇

李霞

汉诗说人话时代的发言人——沈奇
李 霞
“今天”诗派之后，《深圳青年报》《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迄今，20年来中国先锋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进入了平民化时代，或者说是进入了说人话的时代。如果选一位发言人式的诗评家，沈奇无疑是理想的人选了，候选人还有程光炜、谢有顺、耿占春、陈超、陈仲义、周伦佑、杨春光、杨克、老象等。
不少现代汉诗评论家，最多是半个诗评家，沈奇最有资格被称为诗评家，因为他不仅是诗人、不仅诗学融贯中西、不仅亲身参与了第三代诗歌的全过程与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关键是他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现代诗都有独到的研究和灼人的见解。
一
沈奇1951年1月1日生于陕西勉县县城一小职员家庭。20岁时入工厂当工人并开始写新诗。1974年1月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处女作民歌体小诗。1978年考入陕西工商学院工业经济系，同班同学有诗人丁当。1979年首次在《诗刊》发诗。1989年诗集《和声》出版。中西诗歌理论的深厚功底，是一位优秀诗歌评论家的基本素养，但诗评家如果不是诗人，这样的诗评家不管他的学问有多大，他的评论总给人以隔靴挠痒之感。沈奇的诗评往往一针见血，这与他有诗歌创作的切实感受有直接关系。
沈奇1991年开始接触台湾诗人并分力于台湾现代诗研究。迄今已先后在台湾尔雅出版社、三民书局出版《台湾诗人散论》、《拒绝与再造——两岸现代汉诗论评》两部专著及多部编选，并在大陆率先编选出版了《台湾诗论精华》、《九十年代台湾诗选》，形成广泛影响，倡导的“大中国诗观”得到了两岸诗人的积极响应。现在沈奇对台湾现代诗的研究不亚于对大陆现代诗的研究，他指认的新诗前30年、大陆新时期诗歌20年与台湾现代诗为中国现代诗三大组成部分的“三大板块论”受到台湾诗界的高度称赞，洛夫认为“这一定论之论，堪称空谷跫音，弥补了历史的缺憾”。
沈奇对西方诗学也有浓厚兴趣，编选出版过《西方诗论精华》。曾到日本、加拿大、拉脱维亚参加诗歌交流活动，对世界华文诗歌的交流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沈奇现为西安财经学院文艺系教授，已出版诗与诗学著作8种、编选7种。
二
看看有关沈奇的几个片段吧：
1986年代表诗作《看山》《十二点》《碑林和它的现代舞蹈者》分别在《诗刊》第4期、《星星》诗刊第4期、《中国》第9期发表；《碑林和它的现代舞蹈者》还入选《深圳青年报》《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诗论《过渡的诗坛》在《文学家》第5期刊发，系国内较早全面评价第三代诗歌的理论文章，引起反响；在昆明结识于坚。
1994年底，沈奇在北大作访问学者，在他的提议和鼓动下，终于引发了由谢冕主持的北京大学对《0档案》的研讨会。会后沈奇整理了会议纪要，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在国内公开发表，仅于1995年在《台湾诗学季刊》第四期上刊出，但这次研讨会还是在中国诗坛引起了不同凡响的反响。这也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的一段佳话。
1999年2月《出版广角》第二期刊出《秋后算帐——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后在《诗探索》第1集再次发表，成为“盘峰论争”的导火索之一；3月应邀担任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编委，同时《当代作家评论》第2期专辟“沈奇诗歌评论小辑”，发有关于坚、麦城的两篇诗评；4月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参加由北京作协、中科院文研所、《北京文学》杂志社、《诗探索》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后称“盘峰诗会”），之后被迫卷入纯正诗歌阵营内部的空前论争，成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大论战中，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与代表评论家；9月应邀到台湾3所大学进行为期两月的访问讲学，遇“九·二一”大地震；12月诗评论集《拒绝与再造》出版。
2005年8月，《沈奇诗学论集》（三卷本，本文中的引文均见此论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分别由谢冕、于坚、洛夫为序；11月再次应邀到日本参加诗学活动。一个诗评家同时推出3本80万字的诗学著作，这在海内外诗评界都是罕见的。
难怪谢冕在《沈奇诗学论集》一卷的序言中说：“沈奇的诗歌批评除了有很强的现实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从来都是针对事实说话。他很少有一些批评家容易犯的毛病，即他们往往热衷于自说自话，而不大顾及诗歌事实。直接面对文本，而不是从抽象到抽象，我以为这是一切文学批评应当依从的、最根本的出发点。这当然也包括诗歌批评在内。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批评中夸夸其谈的习气有所发展，下笔数千言而不知所云者并非个别现象，人们习惯于名词的轰炸而不肯在文本上下功夫。浮躁的世风似乎也浸染到这里来了。”
三
说到底，诗评家要靠观点活着。我们来看看沈奇的观点吧。
自朦胧诗之后，真正对后来的先锋诗歌起了实际影响和富有成效的推动作用的，还是诗人们自个儿说出来的那三句话——
诗到语言为止；
拒绝隐喻；
诗歌要说人话。
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为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划了一道界线，及时地提醒先锋诗歌从精神的狂欢中回到语言本身……
十多年来三句话，成就了三位重要而优秀的诗人，推动了两度先锋诗歌的再出发，当然，也留下了不少误区和陷阱。但比起日益脱离诗歌现实，趋滑于空心批评和术语聒噪的学术产业来说，这三句话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不断作用于诗歌历史并为历史所记取。
仅就语言来说，抒情加意象，是传统惟“说诗话”是问的修辞标准，叙事加口语，则是“说人话”的语言策略。
遗憾的是，这些问题至今不为“革命中”的诗人们所正视，只顾眼下的热闹。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叙事已完全成了无聊的絮叨，成了日常生活的简单提货单，口语则完全成了无节制的口沫，一点讲究也没有，掉入粗鄙浅薄的灿泥坑，败坏了人们的胃口，也就怨不得本来对“说人话”还感兴趣的人们，又掉头思“雅”去了。看来，如何在“说人话”与“说诗话”之间作有度的取舍，或者说，如何说诗化的人话、人话化了的诗话，恐怕是张扬“说诗话”之诗歌立场的先锋诗人们，需要冷静思考与及时解决的问题。
——《“说人话”与“说诗话”》
从学理上讲，有一个误区一直被疏忽：当诗人们由抒情退回到叙事、由感性转而为智性、由主观换位于客观后，大都止步于由虚伪回到真实、由矫情回到自然、由想象回到日常的初级阶段，只求“还原”而记忘了诗的本质在于“命名”。我们由此回到了“真实”，却又远离了诗歌。
说到底，90年代的“叙事”与“口语”热，只是为现代汉诗提供了新的语言经验和新的表现可能，而非包打天下的“全能冠军”，甚至还需要与其他修辞策略相结合，才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至少，若缺乏戏剧性因素的支持及寓言性、象征性的绾束，或转化为隐喻性叙事与意象化口语，就很难避免诗质稀薄、空泛乏味的结果，乃至伤及汉诗语言的本质特性。
——《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的语言问题》
当代新诗的混乱，不仅因为缺乏必要的形式标准，更因为失去了语言的典律，这是最根本的缺失。格律淡出后，随即是韵律的放逐；抒情淡出后，随即是意象的放逐；散文化的负面尚未及清理，铺天盖地的叙事又主导了新的潮流；口语化刚化出一点鲜活爽利的气息，又被一大堆口沫的倾泻所淹没。由上一世纪90年代兴起继而迅速推为时尚的叙事性与口语化诗歌写作，可以说是自新诗以降，对诗歌艺术本质最大化的一次偏离，至此再无边界可守、规律可言，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典律即根性。今日中国之诗坛，真该大声疾呼一声“把根留住”才是。
——《重涉：典律的生成》
综观新诗前30年（五四前后）的艰卓拓荒与蓬勃发展，可以用“自由创作，同仁刊物”这两点作概括，没有这两个核心支点，很难想象是否还能取得那样辉煌的历史成就。
——《秋后算帐》
我们知道，第三代诗歌的最大特点就是“口语”或“口语+叙事”，但是由于“口语”“叙事”的无节制使用，给第三代诗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非诗化。沈奇是较早而又系统地对“口语”“叙事”提出批判的评论家。
回到了真实，却远离了诗。不知有几位第三代诗人听此言后，浑身出冷汗。
如何避免重新走入这一怪圈：白话诗，留下了白话，丢了诗；自由诗，留下了自由，丢了诗；新诗，留下了新，丢了诗。沈奇提出的办法是守常求变。汉诗之“常”或“基因”或“元素”，至少有简约性、喻示性、含蓄性、空灵性、音乐性，守之，诗才能担当辨认民族精神和语言的指纹的重任。成熟的诗歌也应该是守常求变的诗歌。这里的“常”与沈奇说的“典律”“根性”基本上是一回事，他的具体药方是“戏剧性因素的支持及寓言性、象征性的绾束，或转化为隐喻性叙事与意象化口语”，这实质上是让诗往回走。尽管有时倒退也是前进，但艺术总体上应该是前进的。目前现代汉诗前进的步态也是明显的，这就是崇低写作的解构艺术，虽然现在其仍泥沙俱下，但毕竟不同于“前辈”，也的确有不少上品，如垃圾写作中的一些作品。
口语或叙事，只是诗歌的方法或方式或工具，其本身不应有好坏对错之分，正如刀可杀坏人也能杀好人一样。网络诗兴起后，口语与叙事尤其是叙事已不在先锋、不在主流。
“命名”是诗的本质，“还原”“发现”也应是诗的本质，它们集中体现在诗的“智慧”上。古代赋比兴都产生过伟大的作品，现代象征、意象与白描或口语也都写出了不朽的作品。
在某种意义上说，诗评家沈奇的名字是随着他评论诗人于坚和伊沙的名字在诗坛上被人们读亮的。沈奇倾力批判的“叙事”“口语”，又分别是于坚伊沙的看家本领，尽管他没有直接就此对于坚伊沙提出明确的批评。于坚和伊沙都是当今诗坛的代表人物，也是富有争议的诗人。
1993年于坚在《大家》发表了长诗《0档案》，沈奇发现了“突兀而起的独在高峰”，然而评论界对此长诗的反应却是冷淡。1998年12月沈奇在《飞行的高度——论于坚从〈0档案〉到〈飞行〉的诗学价值》中说：“从《0档案》到《飞行》，于坚以他的语言天才与艺术魄力，历史性地完成了两个诗的超级命名：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专制之典型代表“档案话语”的命名，和对进入现代化之“飞行时代”的世纪末中国文化心态的命名。这样的命名，及其所发生的诗学价值，在当代中国诗坛，是惟一的、不可复制也无法替代的。”
2003年12月沈奇在《隆起的高原——于坚论》的开首说：“在应邀作首届‘新诗界国际奖’评委，推选其‘奖掖卓有建树、潜质深厚的大陆中青年诗人’之‘星座奖’候选取人时，我毫无犹豫地将于坚列为第一人选，并写下了这样的‘推选评语’：‘原在、原创、原生态，客观、智慧、浑融畅达；和世界真相保持联系的精神立场，立足本土、当下、日常的诗歌视角，创造新的诗意的语言才能；对现实和内心的诚实，逻辑与想象的奇妙结合，陌生而富有表现力的形式感——由此造就的于坚诗歌，不但有效地担负了他对存在独到的观察与体验，而且开辟了新的道路，将我们长久以来不知如何表达的种种，那些与我们真实的存在真正有关的部分，显现出真切的肌理和异样的诗性光芒，从而使现代汉诗对现实与历史的承载方式和承载力，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提升到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境地。于坚以此证明；中国新诗不再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仿生，而已独立为自在自足的艺术世界，并拥有新的自信和主动。”在本文结束时，沈奇说：“不是一直喊叫着要寻找大师吗？其实大师就在我们身边。”
沈奇和伊沙同在古城西安，他对伊沙的评价更有权威性。在《斗牛士或飞翔的石头——初读伊沙》中，沈奇发现了伊沙特异不凡的诗歌品质：“作为诗人，他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一位敢于直面现实且不断从现实中猎取‘现代启示录’的、冷峻而自信的‘斗士’。作为他的诗，则总使我想到一个荒诞而可爱的比喻——飞翔的石头。他带来的是另一种诗美：带有几分荒诞意味的、现代寓言式的特殊题旨，坚实、简洁而又灵动如飞翔的石头式的语言风格及现代斗牛士般的诗人气质。这正是他的迷人之处。”沈奇还曾多次对伊沙说：口语不能扎堆，不管是自个儿扎堆还是一伙人扎堆，一扎堆就露怯，就自个儿把自个儿灭了。
这些评价，是客观的，是独到的，也是灼人的。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诗人的经典评说。虽然已有读者对于坚伊沙诗歌诗歌创作的下滑表示了担忧。
遗憾的是，沈奇对21世纪汉诗的最大景观——网络诗歌，几乎没有评说，风起云涌的下半身写作、垃圾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等，在他的诗评文字里不见踪迹。也许是沈奇正在有意识地错开或避开对当下及现场的诗歌的介入，退出诗歌的前沿阵地，这样一些新新诗人和他们新的诗歌观念就很难进入他的视野。另外，沈奇诗评中那种“散漫的激情”，随缘就遇式的研究，使他“露评”了如余光中、纪弦、韩东、西川、欧阳江河等重要而优秀的诗人，不能不使他的评说显出“偏”来。
目前的沈奇，“进”还是“退”，“守”还是“攻”，不一定在十字路口，他也不一定感到有折磨，但读者或旁观者感到沈奇又面临重要选择了。
5200字
2005-11-24日于七望居
450003郑州河南工人日报社

泽润

拜读， 谢谢提供好文章。

泽润

我已读过他选编的96.台湾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