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诗歌的事业观与职业观

十品

                    笔记：诗歌的事业观与职业观
                              十  品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当代中国诗坛是个缺少领袖和大师的时代。大师的成长历程不一定漫长，但是需要土壤，需要环境和气候的滋养。大师不仅用名字书写时代，更主要的是用文本和穿透力的思想表现时代。对于优秀的诗人来说，只要可以写诗并且写出很好的诗，只要有天才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这就够了，但上升到大师，有天才有文化知识那是远远不够的，更要有一种在精神境界中站在山顶上的气质，艺术境界中集大成者才能接近大师那座高峰。达到这种境界的诗人凤毛鳞角，甚至许多年难以出一个。至于大师所需的土壤、环境和气候，我们是很不具备的，曾经的计划经济体制养育着一大批吃皇粮的诗人，这种诗人缺乏竞争意识、缺乏创造欲望和真正诗人气质，同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种体制中需要做宣传和歌颂的事情，需要建立一种独特的道德观和人生观，最终形成一种可爱可敬的事业观，而真正的诗歌和大师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去了。原来，对此我曾困惑过，也对一些优秀的诗人不能成为大师而惋惜过，还曾经指责过罪恶的惰性终于使他们失去了登上大师台阶的机会。可是，当我进一步探讨事业观的实际意义的时候，我才发现它的弊端、它的虚伪、它的呆滞和沉闷都极大地阻碍了新诗的发展，也阻碍了优秀诗人成为大师的必然道路。
               
                    事业所成就的理想与梦想
    其实，我对事业这一概念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并没有如此强烈的排斥和拒绝。因为，事业是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事业对于文学，对于诗歌来说有着必不可少的意义，过去是这样，今后和将来依然是这样，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民族斗争和国家斗争的年代里；在燃烧战争和医治战争创伤的年代里；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在精神建设大于物质建设，并将物质建设寄托于精神建设的年代里，事业在确确实实地做着了不起的贡献，使得亿万人民能在一种思想（并且是唯一的）的指引下，摆脱精神困惑和理想失落所造成的空虚。诗人们往往以主人公的角色出现，两脚站在大地上。“我”的背景就是亿万人民，声调高亢，底气十足，歌声、口号都代表着一种力量，斥责、鞭笞也显出理直气壮。洋洋洒洒的诗歌文本中尽透着理想主义的追求，忘我地为了一种非常遥远而神圣的目标去实现着价值观的完美。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诗歌事业的追求、对诗歌实现理想目标的阐释，都曾使我们的诗人激动的心跳不已，那是事业并且是有着伟大意义的事业呀！五四运动以后，新诗的发展中让我们看到一批为事业和理想而奋斗的诗人。闻一多、徐志摩、殷夫、蒋光慈、田间、戴望舒、何其芳等，他们的文本和追求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诗人们也随着时间的步伐调整了目标，但事业观的认识仍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随之产生了艾青、臧克家、李季、贺敬之、郭小川、闻捷、阮章竞、李瑛等。那些特定的时代里，或者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危亡占有着主导地位；或者抗击灾害，建设祖国成为中心；或者局部战争引起关注；或者思想领域的批判席卷着全国；或者上山下乡变革着城乡的结构；或者文化遭遇禁锢，文艺作品限制于宣传和服务的圈子内等等等等。诗人们能为此做些什么呢？诗人们以一种崇高的责任感投入了生活，他们的事业就是在这些如火的生活中实现着理想、实现着人生的追求。比如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甘蔗林—青纱帐》、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闻捷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李瑛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等。这些带着强烈的理想主义欲望的诗歌文本，正是当时主格调的产物。正如荷尔德林曾说过的：“理想的氛围或者被确定为追求目标的方向，那么追求就是诗人于整个事业中的主格调。”实现着主格调，就是获得理想与思想升华的最好的方式。
                          季节的失落
    季节是随着日子的递进而转换着的，春夏秋冬接着春夏秋冬，一年接着另一年，而诗歌也在这前进的日子和季节里成长着、变化着，八十年的新诗史证明着成长的事实和成长的快乐。然而，我们也看见，坚持主格调和纯正写作的诗人们，尽管才华横溢，生活丰富，思考深遂，但作品的最高成就，仍无法满足我们实际意义的期待，也就是达到大师级的让人信服的代表作。我们的失落是有明显的倾向性，我们不相信有着五千年灿 烂文明史的民族，在诗歌方面，竟然比不上仅有两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的水平，更不要说我们的诗人与别人家的诗人能够站在一个平台上而不觉得心虚和羞愧的。
    在我的印象中，艾青应该是一位中国可以拿得出手的，具有国际意义的大师级诗人了。然而，我们提起艾青的时候，往往说到的作品只有《大堰河——我的褓姆》，而这首诗是诗人用“艾青”的笔名发表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作为诗人成就终生的代表作，在这以后，尽管写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但没有一首超越此作。计划经济的年代里，艾青的勤奋足以证明他对事业的虔诚和追求，但他的诗歌却没有更高的突破，以后就是一直停笔，被迫沉默了二十一年之久。复出以后写出了比如《光的赞歌》之类的较好的作品外，仍没有超越《大堰河——我的褓姆》。一个很有希望的天才诗人，经历了丰富和难得的社会变革，并以自己对事业的坚定的追求，却最终离顶级的世界级大师差了一步之遥，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事业观中的艾青如此，更何况其他一些社会主义的诗人呢。
在运动的旋涡中生存，以违心的诗歌去歌颂祖国山水和愁容满面的人民，还有一场与西沙群岛有关的局部战争，无病呻吟也要呻吟出抒情而押韵的声音，这就是事业赋予诗人的主格调或者主旋律，否则这位诗将一事无成，就如穆旦、昌耀、食指一样，随意地埋没在季节的尘埃中，让时代找不到方向，失落成一片无助的叶子。
                           大雁迁徙的启示
     大自然是一个非常和谐的整体，每一个环节的存在和生存的方式都会以自己的规律实现着自己的选择，大雁的迁徙就是这种生存方式的注解。大雁是候鸟，每年中秋时节，生活在北方的大雁就开始南迁了，它们组成相对完整的群体，高高地飞翔在天空中，或者“一”字排开，成纵队形前进，或者列成“人”字形前进，给人们带来许多的遐想。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劳伦兹对此深有研究，认为大雁的群体是个非常科学、非常有纪律的生物群体，它们在行为上也反映出人类社会群体的某些特征。比如“人”字或“一”字型飞行时，飞在前面的大雁拍打几下翅膀，能使气流上升，后面的大雁就可借助这股气流滑翔，这样既能使雁群飞得更快，也能减少体力消耗。科学地运用气流，关爱后面体力较弱的大雁，可以体现尊长爱幼的道德观。还有它们的分工非常职业化，头雁领航，幼雁随后，老雁压阵。每天昼行夜息，傍晚时分，雁群降落在芦苇塘或河边草丛间，寻觅水草填肚，饱食之后就地休息，由少数几只大雁充当岗哨，担任警戒，一有动静，它们就会“呀呀”地发出警报。它们所分担的各种“职业”都是种群所赋予的，与自己的生存有关，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甚至与自己的性命有关。由此，这种“职业”道德也体现了人类价值取向。
    当今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经济互动，文化共融。中国在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诗歌的发展势态不仅超越了文革前和解放前，而且世界各国的各种思潮和流派的涌入，使中国诗坛异彩份呈，格局也有了极大的变化，实质上已逐步分解和动摇了传统的诗学理论基础，新的诗学理论也在逐步形成共识。过去在事业观的关照下，创作的诗歌文本不断地显露出它的弱势和呆滞来，看来靠事业观的创作很难造就出大师级的诗人来，更何况诗人的创作日趋个人化、个性化。群体的民族意识可以使事业提升到一个高度，而个人化、个性化的智慧创作就不可能实现最高成就的突破，也不可能逾越山峰和参天大树。大雁迁徙中的职业观念到是很能启发我们在实现诗歌辉煌的旅程中，选择一种姿态和方式前进。改变一种观念与创造一种观念一样重要，这使的改变一个时代成为最终的可能。
    中国诗歌需要一种全新的诗学理论来完善和激活创作欲望，并且形成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机制和观念，中国诗歌在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已经历了探求、光荣、实验、失落的阵痛和兴奋，渐渐接近一种比较趋向合理的运行方式存在着，中国诗歌将会以她特有的魅力，必将成就大师级诗人在中国的出现。
                      职业贴近着的创造与本质
    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莫过于自己。对于中国诗歌的传统方式和他所形成的传统观念来看，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触摸他或者改变他都是困难的，有时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这些我们诗人自己比谁都清楚。但是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他是在不断地动态中实现着自己的目标的，更何况人类的思想意识形态、人类的智慧结晶的诗歌呢。所以说中国诗歌的变革，从形式到内容，从风格到流派，从思维方式到认识观念都已经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了，并且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深化改革等大政方针是同步进行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诗歌和诗人们的虔诚和努力是有价值的。
    职业是什么？曾以《不服从论》和《瓦尔登湖》而闻名天下的美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梭罗说：“（事业）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活动，也是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且指向生活本身意义的归宿。”从根本上讲职业就是生活的基本条件，职业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无法回避的地位。抬起头，看看我们周围的现状，除了大雁在职业分工中表现的非常理性外，职业观已深深地进入我们的思维方式中。比如甲A甲B的全国足球联赛、CBA的全国篮球联赛、乒乓球俱乐部联赛、全国围棋甲级乙级联赛等等。更多的职业化运动员已根本地建立了一种生存模式，现在这个职业化模式已逐步成熟，正向个各行业和人群中渗透着。比如演员的职业化、博士后研究生的职业化、律师的职业化、会计师审计师的职业化，甚至公务员也进入了职业化。这是通过职业化的理念将生存方式加以明确而实现的市场经济思想。
    诗人的职业化首先是建立在职业观的基础上，没有观念的建立就不可能有机制和体制的形成，而职业观对于诗人和诗歌来说要比事业观体现的更加适应人的思维创作活动。职业活动是自己生活生存的饭碗，不努力，不做的最好，就没有饭吃，这个道理太简单明了了。诗人更是如此，如果靠工资薪金包养着的诗人，谁还有竞争意识，谁还有创造力想象力和努力奋斗的欲望，在事业宏观的阴影中无法体现出个人的天才魅力的时候，职业观就非常突出地表现出了创造的力量和本质的深度。
    在我的印象中，巴金曾是当时中国唯一不拿国家薪金的职业作家，他不断地写作，靠自己用写作得来的稿酬和版税生活着，并且生活了许多年。近年来，在北京和其它一些地方，也有一批称之为“自由撰稿人”的职业作家和诗人，他们以写作为生，靠作品文本吃饭，有些已取得较高的成就。他们以自己简单而朴素的职业观奠定了自己在文学艺术事业上的光荣，是中国文学艺术界乃至诗歌界在思想观念上变革的一大成果。放弃旧的落后的东西，接受新鲜的有益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史中取得进步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我坚定地相信中国诗歌在变革中前进是有希望的，出现大师、大家并推动中国诗歌在世界的影响的时代终就会来到。这里我用食指1968年写的诗《相信未来》结束我的文字：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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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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