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佑：十万只雄鸡高唱的自由诗篇

猎豹

十万只雄鸡高唱的自由诗篇
——《非非》2004年卷“体制外写作讨论专号”编后记
周伦佑

《非非》“体制外写作专号”受到广泛关注，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当然，也引起了一些误解和争议。肯定者认为：“体制外写作”的提出，终结了“知识份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无谓争论；触动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中回避的一些问题；开启了汉语人文写作的广阔空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体制外写作”的理念，不仅对于诗界、文学界，而且对于学术界、思想文化界都具有反省的意义。否定的意见则认为，划分“体制外写作”与“体制内写作”是在搞对抗；提出“体制内”和“体制外”是个伪问题；有学者则著文高倡《超越体制内外》；也有学者质疑：“体制外写作是可能的吗”？非非提出“体制外写作”就是为了激活汉语写作的活力因子，打开思想和写作的新视域。本卷《非非》便是在这一动力下编辑出版的。
[体制外写作笔谈]是本卷《非非》的主题栏目。此次刊出的九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质疑、论证、展开、补充了“体制外写作”的内涵和外延。青年学者赵思运的《体制外写作：迟到的命名与吁请》一文，在本刊刊出之前，已在网上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回应。文章从历史语境，价值自觉和思想立场三个方面论证了“体制外写作”这一命名的时代性意义。并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周伦佐、周伦佑、龚盖雄三人的“体制外写作对话”做了必要的补充。赵思运的论述，是有关“体制外写作”的又一份重要文献。诗评家沈奇的《“体制外写作”与写作的有效性》一文，在肯定了“体制外写作”的这一命名的思想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的同时，侧重于对“隐性体制”（即时尚）的警惕和拒绝，并将“写作的有效性”纳入“体制外写作”的框架予以陈述，体现了一位评论家的敏锐与直觉穿透力。评论家陈超在《体制外写作随想》一文中，深入剖析了各种“体制”对诗歌写作的侵入与危害。陈超在文章中对诗歌艺术应在各种“姿态”和“理论”面前保持独立的艺术品质，以免沦为某种“体制”的工具的警觉，以及要防止“体制外写作”也蜕变为某一种“体制”的提醒，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评论家唐晓渡的《一个故事，几点看法》，既是一篇短论，也是一篇精致的随笔。作者用自己在“文革”大串连中的一个情景事件，很巧妙、也很贴切地暗示了自己在极权话语宰制下的言说策略和生存处境；文后附录的《后极权主义语境中的写作》是国内作家较早论述这一话题的文章之一，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青年学者张闳在《“体制外写作”如何可能？》一文中，将“体制外写作”作为官方作协体制的对立面进行考察，论证了“体制外写作”的可能与不可能。体制外思想者周雷在《体制外写作及其他》一文中，对自己关于“体制与体制外”、“体制外与民间”划分的一些看法作了补充与更正，并对“如何评价海子诗歌”、“写作的现场性”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关于“体制外写作与民间话语的关系”、“体制外写作命名之必要性与必然性”的论说是有说服力的。诗人蒋蓝的《体制外写作的命名与实践》一文，从“体制外写作”命名的当下意义，“红色写作”与“体制外写作”的内在联系，“体制外写作”与“民间话语”等三个方面论述了非非主义的写作使命，并参照雷蒙。阿隆的理论，结合不同阶段的历史语境，分析描述了非非主义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批判，九十年代的道德批判之后，已进入当前的意识形态－历史批判的阶段。全文包括一些新颖的观点和比较丰富的信息，是“非非”同仁论述“体制外写作”的又一个有价值的文本。艺术批评家邱正伦的《写作的人质》则从市场经济这一角度切入，论证了“体制外写作”在极权政治与商品经济的双重压力下的困境与处境，这同时也是体制外作家的困境与处境。评论家龚盖雄的《体制外写作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体制外写作”在当代汉语中由隐到显，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艰难历程，并在对“体制话语”以及“体制的下半身”的清理中，凸现出“体制外写作”对于当代汉语思想及文化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
毫无疑问，“体制外写作”是针对极权主义的“权力体制”、“思想体制”、“文学体制”、“学术体制”以及一切禁锢自由，压制创造的伪价值体制而提出来的。它针对的决不仅仅是党派政治的作协体制，这点是很明确的。在对“体制外写作”这一命名的看法上，笔谈中有两位论者不约而同地认为，用“非体制化写作”似乎更为准确和恰当，而“体制内写作”则相应的替换为“体制化写作”。在我们关于“体制外写作”的三人对话中，也用了“体制化写作”、“制度化写作”、“非体制化写作”，“非制度化写作”这样的词组，但在考虑了两位朋友的建议后，我仍然坚持认为，“体制外写作”、“半体制写作”（或“准体制写作”）、“体制内写作”这样的划分是准确的，有效的，也是切合中国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实际情况的。
本期[非非经典]刊出周伦佑和袁勇的最新力作。
《象形虎》是新世纪开端以来周伦佑继《遁辞》、《变形蛋》之后完成的第三首长诗。作者通过对被囚禁于一部神秘的虎书之中的一只象形虎的实验性解读，从动物学、历史学、玄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作者被这只“象形虎”施魅以及反施魅的惊险过程。结构的多层次循环是这首长诗的一大难点，但被内在的澄明所透澈，而获致玻璃迷宫般地透明。在诗歌语言方面，《象形虎》承续了《变形蛋》的语言特点，但比《变形蛋》的语境更纯净。作者在对“象形虎”的解读中虽然对“王道”和“极权话语”有所指涉，但作品的主题显然是多向度的，不确定的。也因此，诗中的五种阅读方法也可作五种写作方法解。《象形虎》继《变形蛋》之后，再一次刷新了周伦佑诗歌的高度，是后极权时代中国先锋诗歌的又一个重要收获。
袁勇的《动词的先驱》是一组实验性的作品，它的意义主要在文体的实验方面。六首诗的主题和语境都是各不相关的，正是这种“不相关”构成了这六首诗各自不同的文本意义。袁勇用不同的语言方式在六首诗中展开了不同向度的文体实验：《视界中的点》的强烈视觉效果，《汉诗之血》的内在精神把握与场景描述的结合，《动词的先驱》用词语激活词语的语义演战，《快乐的王老五》的人物状态把捉与情景剧手法，《高地上的鱼》的寓言式结构及隐喻……袁勇在这六种不同向度的文体实验中，充分展示了他的诗写才华和驾驭不同题材的语言能力。这六首诗，标志着袁勇的诗歌写作正在步入成熟的收获季节。
本期[非非风度]推出10位诗人的精粹之作。
《网体的语言制度》（十首）是陈亚平的最新力作。这组诗的语言保持了《诗人公社》独特的个人风格，又有所变化。用语言视知觉手法直接处理当下题材，是陈亚平进行的一次实验，从这组诗的总体水平来看，应该认为这种实验是成功的。这组诗中的每首作品，在艺术上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同是介入当下现实的作品，陈亚平的这组诗却于纯客观的叙述中显出一种怪异的张力，这使他的诗明显的区别于那些以损害诗歌的纯粹为代价来彰显自己的所谓“叙事性写作”。《天使不涉足的地方》（八首）是陈超的新作。陈超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诗歌评论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这组诗既有构成“知识份子写作”特色的对“叙事性”的强调，但又避免了其他“知识份子诗人”的作品中拥挤不堪的外国人名、地名和风物场景；诗的语言、题材和感性都是本土的。《超越语言的派别》（十首）是余刚的近作。余刚的诗总是那样从容，不事雕饰，娓娓道来。看似不经意的笔墨，其实包含着淳厚的诗味和精湛的技艺。表面平和的语言中，充满内在的冲突与张力。这组诗，集中体现了余刚诗歌的这些内在特质。《随想》是雨田新近完成的一首长诗，如此长句式的300多行的一首长诗，读来却不觉得其长，可见雨田在这首诗的诗语和诗境上是倾注了心力的。在流畅无碍的语感中，饱含着作者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和沉郁的忧思。雨田的诗笔是沉重的。《小康社会的花朵》（十首）是从龚盖雄2003年完成的三个大组诗中精选出来的。对当下现实的介入，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是这组诗的主要特点。在纠正了以论入诗的不足之后，这组诗在整体上呈现为语境的渐趋澄明和个人诗写风格的正在形成。《蚂蚁上树》（六首）的作者刘春是9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风最纯正的青年诗人之一，这里刊出的六首诗，集中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独特关注，以及对复杂诗艺的熟练掌握。笔者有理由对刘春的诗歌写作抱以更高的期待。《经验九书》（组诗）是蒋蓝的攻坚之作，对抽象主题的开掘，以思想入诗的尝试，使这组诗的文体实验意义大于文本意义。以思想入诗，如不能获致思的纯粹，则可能导致知识（或信息）的堆积而损害诗歌。这组诗的写作难度是在写作之前就已确定了的，蒋蓝只有在克服了这些诗写的难点之后，才能最终收获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块纯粹的水晶。邱正伦的《非典时期的报告》（组诗）写得清扬、飘逸。表现“非典”题材的诗歌零星的也有过一些，但集中表现这一题材的组诗这似乎是第一部。作者以准确、生动的笔触从不同的侧面刻划了“非典”带来的恐慌，以及给人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这组诗显示了邱正伦的现场感和对现实题材的即时处理能力。《我在古代的生活》（组诗外四首）是董辑的新作。董辑也是一位9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我在古代的生活》交叉展开“当下”与“古代”两种生活场景，对“古代”的向往包含着对“当下”的批判；这个组诗的结构方式也是具有一定的实验意义的。其他几首短诗也各有特色，但风格显得很不一致。一种较稳定的诗写风格的确立是董辑应该着力解决的。孟原的《南方歌词》（五首）则体现出一种风格化写作的追求，或者说，作者正试图通过一种风格化的言说方式，以初步确立自己的诗写风格。在这组诗中，作者着力于从抽象的题材中挖堀出深邃的诗意，其用功的进步是很明显的。但抽象的诗写需要极深厚的思想功力和艺术功力，否则，便容易流于晦涩和“隔”。初入诗道者，最好多些具象，少些抽象。
[非非女诗人]集中刊出四位女诗人的作品。
《燃烧的夏天》（十四首）是陈小蘩的最新力作。与上两卷《非非》刊出的大型组诗《精神镜像》和《正午的黑暗》的冷竣、内敛、复调的语言方式不同，这组新作的诗语是热烈的，单纯的，抒情的。其中的《从散花楼经过廊桥》、《梅花》是很精美的诗篇。这组诗的异出，展示了陈小蘩诗写才华的多种可能。童若雯的《中国皇帝》（六首）是本期重点推荐的又一组作品。历史感、当下关注，以及强烈的救赎意识，是这组诗主要的诗性特质。不同于上一卷《非非》刊出的《拯救》（六首）雷霆万钧，势如破竹的抒写气势，《中国皇帝》（六首）的语势则要舒缓、从容一些。语境的纯净则是一致的。黄懿的《一个人的修道院》是一首构思奇特的长诗。诗中的“修道院”是一种孤绝心境的写照；是一个潜心修行者的精神炼狱，也是她的理想天堂（修行不一定是宗教的，悟道和写作也是一种修行）。这首诗的结构和语言，若再多一些紧凑及锤炼，当会更好一些。《异梦四象》是本期重点推荐的新人作品之一。作者蒋晓韵是本期发表诗歌作品的的女作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学习写诗的时间也不长；这四首诗却出手不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并没有刻意地要在作品中表现什么，但每一首诗中却又好像表现了什么，而这“什么”又总是不确定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作品的结构和旨趣都是在天然中达成的。其中的《鸽之变》是一首语境纯然，寓意深刻的天成之作，是总结新世纪开端10年的任何诗歌选本都不应该遗漏的优秀作品。
[学术前沿]是本期新设的一个重要栏目，旨在刊登在学术上确有创见的，有份量的文论。
本期刊出的四篇文章皆是在作者涉及的领域里有新意，有创见的力作。周伦佐的《群体创伤与三代人的觉醒》一文，结晶了作者10年的思考。作者结合自己对当代文化思潮中的“三代人”的感知和划分的思想历程，一层层剥离，一点点校正，不仅向我们论述了当代中国的三代文化人所遭受的深入灵魂与肉体的“群体创伤”是如何从内部塑造了这三代人不同的文化人格的，还向我们展示了作者在漫长的10年思考中是如何一步步接近并最终把握住“群体创伤”这一独特概念的思想过程。“群体创伤”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当代知识份子文化人格的划代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方法论意义。青年评论家敬文东的《太过革命的空间和过于脆弱的意志》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篇大论。作者借鉴了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概念，将它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结构和抒情结构的分析。文章重点分析了中国这个“革命的空间形象”，如何通过它的超强所指（即意识形态），将它的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和政治价值，强行安放到被这个“革命空间”所胁持的每一个人的“自我”内核中的必然过程。敬文东这篇长论的结构方式和涉入深度，对于拓宽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具有先导性的意义。诗评家沈奇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新诗史》提出了当前的（编者认为是未来的）非意识形态的新诗史编写应该遵循的一些原则，体现了一位诗爱者对新诗和新诗史的良知和责任。评论家龚盖雄的《体制化写作的终结》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作家王蒙。作者通过对王蒙新近出版的畅销书《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的语体分析，指出“体制思维”和“体制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渗透在王蒙作品的叙事方式和语词结构中的，并由此作出了王蒙的写作属“体制化写作”的认定。虽然文章对王蒙的“体制意识形态语体”的分析只囿于从一本书中摘引的资料，且分析批判也不够充分，但文章的语体分析方法是言之成理的；作者的批评锐气更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第二视域]是本期的特设栏目。
余杰和摩罗是近几年来以自己真诚、无畏的写作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两位青年作家。这里刊出的是他们的两篇新作。余杰在《谁拥有“第二视力”》一文中，论说了“洞穿谎言，揭示真实”的“第二视力”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作者在文章中诚挚地坦言自己是一个视黑暗和谎言为敌人的“说真话”的写作者 ，而说真话不过就是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看见光着身子的皇帝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所见：“瞧，他没有穿衣服！”而这点恰恰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作家和学者做不到的。摩罗的《为神话书写细节》记述了诗人黄翔与秋潇雨兰的爱情传奇，讴歌了秋潇雨兰对一个诗歌殉道者的超越世俗的圣洁之爱。文笔的简达、清丽是这篇序评的一大特点。
听朋友说，网上批评余杰的文章很多，还有人（好像是北大的）说，余杰的文章北大的本科生都写得出来。也许吧，但为什么没写出来呢？不仅北大的本科生没写出来，连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也没写出来。我代余杰回答这些酸葡萄的逻辑很简单：没写出来，就是写不出来！不是不想写，而是不敢写。我认为：说余杰和摩罗的文章影响了一代读者，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我在此向这两位年轻的思想者致以学友的敬礼！
本卷[非非论坛]刊出的《谁是当代中国的诗歌大师》，是一篇长达3万字的颇见功力的研究性文论。我首先把它视作一篇有才华的，达到较高专业水准的当代诗歌批评文本。对于诗歌评论界，作者董辑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但我已从这篇建构宏大，用词简练的长篇评论中发现了一个正从可能跃升为现实的先锋诗歌评论家的优秀潜质。评骘“当代文学大师”的事这之前已有人做过，记得1999年知名学者王一川曾主编过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被王一川先生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诗人，大陆这边好像有穆旦、北岛、杨炼、舒婷、海子等人。董辑这篇评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为他的“诗歌大师”评选规定了严格的方法和尺度，而且把评选的方法、尺度以及评比的过程公开刊布出来，以便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在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和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后才命笔成文的，其写作态度是严肃的。作者率先提出“谁是当代中国的诗歌大师”这一命题，并发表了自己言之有据的看法，这对当代先锋诗歌的发展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本期[非非诗人研究]集中刊出五篇解读非非诗人作品的评论。
《深入语言专制心狱的历险》是评论家龚盖雄解读周伦佑长诗《变形蛋》的一篇实验性批评文本。作者不是在评一首诗，而是在“读”一首诗。通过“读”，追寻一个蛋形异物万变其踪的语言踪迹，和周伦佑一起经历一次语词心狱的历险；并在解读中，从诗思、诗体和诗语三个方面论证了《变形蛋》在后极权中国诗歌写作中的标志性意义。二丫是本期重点推荐的新人，一位去年才毕业的女大学生，今年才23岁。本期刊出的她的两篇评论：《简论周伦佑诗歌中的石头意象》、《词语的黑暗与光亮》却出语惊人，扬扬洒洒，下笔万言。《简论周伦佑诗歌中的石头意象》是作者的毕业论文，文章资料翔实，立论高迈，层次分明，显示了扎实的专业功底；《词语的黑暗与光亮》真正展示了作者的才华，作者在解读“龚盖雄其人其诗”时，不仅深入文本，而且深入人本，准确地把握住了龚盖雄其人其诗的神态和状态。这两篇评论，预示了二丫在诗歌批评写作方面的一个大前景。以这样的年龄，写出这样的评论文章，就笔者的阅读所见，在全国的女评论家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希望二丫向更高的专业水准努力。最后两篇是评论雨田诗歌的。刘泽球的《异端的写作：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宿命》从“异端”和“现实关注”这两个方面展开对雨田诗歌的论述，并由此确认雨田诗歌的美学价值。王若冰的《对抗：雨田的方式》则用“对抗”这个动词作为解读雨田诗歌的中心语码，深入分析了雨田诗歌在结构、意象及语言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对抗性因素。可能和写作时间过于仓促有关，这两篇评论都展开得不够，论说也不够充分。但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两位作者都具备良好的批评素养,如果在批评写作上多用一些心力,当会写出更高水准的评论文章.
任何写作都只是一种可能。由写作的可能实现为文本现实，还需要写作者全身心的投入和持续不懈地努力。即使如此，也还不能保证作品的完美和纯粹品质，也还须要取决于写作者的才华、思想、技艺、与时代潜语境的对应关系，以及天然的形式感等因素。体制外写作也不例外。自1986年《非非》创刊至今，从80年代的清算“伪价值系统”、“第二诗界”的论证，90年代的“红色写作”、“拒绝的姿态”，到现在的“体制外写作”，非非主义的体制外写作立场是一以贯之的，绝不妥协的。我们是在体制的严酷压力下，在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情况下致力于这项事业的，是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致力于这项事业的。相比于那些拿着海外的基金，通过体制传媒凸显自己名声的准体制写作者，更显出非非同仁的悲壮与孤绝。我这样对非非同仁和所有坚持体制外写作的朋友们说：时间的尺度就是上帝的尺度。你们付出的努力，将会在十万只雄鸡高唱的自由钟声中得到回应！
                                                  2004年1月12日于西昌宁远桥

小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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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舞流云

好长，写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