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奴

古风存

                                     一
    一排用石棉瓦盖成的走廊尽头，一块不大的菜地显然是经常有人整理，整齐的青菜绿色葱葱。走过菜地向右拐，再穿过一段两旁堆满了各类杂物水泥路，就到了机修车间。今天，我到这儿报到。
    办分室是一栋半旧的平顶小楼，里面一个大开间用柜子一分为二。外间四张桌子分成二组，散在左右二边，占据了大部份房间的面积，仅留中间一个通道；里间一张办公桌配上一张三人长沙发，显得比较宽敞。
    正是中午休息时间，办公室里很多人。在外间的办公桌上，扔满了来不及洗的饭碗；里间的人正在起劲地玩着扑克，其中几人手上抓着钱，正在为某人出错了一张纸牌而争吵；烟雾塞满了整个空间，让人窒息。一个形态有点像侏儒坐在沙发上看报的人见我进去，把报纸往沙发上一扔站起来就握住了我的手。
    “你是新分配来实习的大学生吧？早就听说你要来我们这里了。我代表车间全体职工欢迎你！”他说这话的时候，把“实习”二字提高了半拍，好像怕我不明白似的。
    “您是胡主任吗？”我用试探的口气问。来报到前，我已经知道车间主任姓胡，是个敢于改革创新的中年人。虽说从他的长相我不敢确定他就是我今后的上司，但人不可貌相，从他的口气中我感觉到了一种逼人的味道。
    “胡主任在工艺室画图纸。我是这里的老工人，姓黄，你就叫我黄师傅吧！”他向我解释道。
    “他叫‘三分头’，你今后就叫他‘三分头’师傅好了。” 一位嘴上叼着香烟，理个小平头，年龄约三十左右的人，一手抓着扑克，一边歪着头对我说。
    “他叫‘刺头’，是我们车间有名的刺儿头，你以后就叫他‘刺头’师傅好了！”大概是当着我这新来的年青人揭了黄师傅什么短处，他不太高兴并不甘示弱地回敬了一句。尽管我并没有理解“三分头”的含义。
    “‘三分头’也有发火的时候呀！”其他几人玩着扑克一齐起哄道。
    我细细打量黄师傅。
    黄师傅的个子委实瘦小，一米五左右的身材体重不会超过八十斤。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袖口和领口磨出纱线，左边的口袋往外翻下半个，露出深蓝色的底子，好像是在告诉别人衣服原来的颜色。这件衣服最多只能算作小号，可穿在他身上有一种“苍蝇盖豆壳”的感觉。一双肥大的袖套占满了整个手臂，看样子是用旧棉裤改制而成，上面贴一块“伤筋膏”用来补破洞。裤子也同样洗得发白，所不同的是在膝盖和屁股这些地方铺着厚厚的补丁，针脚整齐地一圈圈转出螺旋形轨迹。一双皮鞋的鞋头微微上翘，显然是经常在油路上行走的缘故，鞋底伸出了一截橡胶。
    “我带你熟悉一下我们车间吧！”黄师傅依然很热心；也可能是为了避开起哄的人群。
     我顺从地随着他的脚步走向我未来的工作场所。
    机修车间在厂的最北边，靠近京杭大运河。车间除五十年代建造的主厂房用来做金工小组还算像样外，其它房子都是那种临时性的工棚。在主车间和工棚的交汇处，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大堆的铸铁件；这些铸铁件都是半成品，要放在露天让它自然氧化。我在课本上学到过铸件为什么要进行自然氧化的道理：新浇铸的工件有白口铁，而且炭化物还没有稳定下来，经过自然氧化后，没有了白口铁就更便于加工；另外，由于炭化物处于稳定状态，做成零件后就不易走形。
    主车间里排满了各类机床，车、钳、刨、铣、镗、插、磨样样齐全，井然有序。这是从“苏联老大哥”处学来的，企业细化到最小单元，样样齐备，以便发生战争后伤一处而不影响全局。只是房子的墙壁年久失修，看上去灰蒙蒙的；偶尔还有一个手印或鞋印盖在上面，好像要和墙面比黑似的；那些用白灰刷过，但又没有完全覆盖住的标语，羞羞答答地在告诉人们，这里也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正中间的墙面做成了一块大黑板，一条“论曾光荣‘有本事吃肉，没本事喝粥’”的标题显得特别醒目。黑板的对面是一扇通往休息室的侧门，用厚厚的帆布封住，可能是为了挡风，使本来光线就不够的空间显得更加阴暗。
    看我对黑板报感兴趣，黄师傅便向我介绍工厂的历史和车间的情况。
    “我们厂有过很辉煌的历史，只是后来曾光荣长歪了心眼才成现在这样子的。”他说：“曾光荣是一名南下干部，四十年代末参加革命，曾亲身体验过淮海战役，作为军代表的身份进驻我厂，属于这个厂的创世人之一。他率领职工从一个几十人的手工作坊，发展到资产超千万，员工上千的国营大厂，成了工人们心中的偶像。他办起造纸研究所和造纸学校，对我国长纤维特种纸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被捕前是市人大代表，可如今却成了阶下囚。这一切都是钱在作怪。”
    说到这里，黄师傅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沉重的表情。
    “宣判那天，我也去了。大会的地点特意放在厂大会场，全轻工系统都有代表参加。曾光荣站在台上，那原本是他作报告时经常坐的地方，而那天却作为被审判的对象立在最前面。他像变了一个人，脸色很难看，头发也白了很多。当主管政法的萧副市长讲到曾光荣晚年的‘拜金主义’和平时的口头语‘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粥’时，我看他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我们车间现在的承包是新厂长搞起来的。”黄师傅的语调轻松起来：“我们现在是集体承包性质的部门，厂部除需要加工的业务用工时转资金的方式结转给车间外，其它一概不管。车间的主要收入来自‘技协’。”看我不曾明白，黄师傅又解释道：“‘技协’就是在工会牵头组织下的技术协作；其实，工会是从来也不管技术和业务的，他们就知道开发票，然后收取管理费。承包使工厂减轻了负担，我们也得到了实惠。当然，胡主任最风光，他作为勇于改革创新的典型，被评为厂级劳模和局级优秀党员。不过这一切也应该，他人好，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
    说到这里，黄师傅突然刹住话题，用手一指前面走来那人说：“这是胡主任，你先听他安排工作。我饭碗还没洗呢。”
    我嗯嗯呀呀地点着头。
                                         二
    我实习的车床和黄师傅工作的车床正好成7字形，这样排机床的目的是为了错开每台机床的车头箱，避免工件在车削过程中铁屑扔出去而碰到前面工作人员的身上。
    黄师傅很热心，每天工作之余都来给我讲解零部件加工中的一些技巧。尽管我知道，他是车间里技术最差的一个，但看他讲话的认真劲，我还是很尊重地每次听他滔滔不绝。
    “你做股票吗？”有一次，黄师傅突然这样问我。
    我摇摇头：“我刚参加工作，哪有钱买股票呀！而且，我听说现在股票也不大好做。”其实我很想了解有关股票的知识。据说上海发认购券时，有很多人发了财。于是，我就借题问他：“你做吗？”
    “你知道《子夜》这本书吗？”他突然转变了话题问我。
    我点点头。矛盾的《子夜》，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
    “我错过了很多做股票的绝佳机会，都是因为这本书。”他说。
    我迷茫地看着他。
    “《子夜》中的吴荪甫是怎样破产的？”他问我。见我看着他，接着道：“是做股票！所以，我对股票二字一直很反感。”
    看我有点明白了，黄师傅接着说道：“‘浙江凤凰’当初在街上卖一元钱一股也没人要，我也同样不敢买；到三元多时，我开始关心，却更不敢买了。”
    我也听说过一些。有一个老头想造房子，结果地基没有批出，他一气之下五万元钱全买了“浙江凤凰”；二年后五万元竟变成了三十多万元。
    “你知道为什么有人叫我‘黄师爷’吗？”黄师傅又一次转变了话题，用试控性的口气问我。
    “是因为绍兴人吧？”我不知可否地回答。我确实听别人这样叫过他，但语气却是揶揄性质的。
    “那为什么绍兴人会叫‘师爷’呢？”黄师傅问得仍然很认真。
    我仅知道平时大家都把绍兴人叫作“师爷”，至于为什么，却从来也没有考证过。
    “那得从太平天国和曾国藩说起。” 见我不回答，黄师傅便开始解说起来：“当时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湘军曾国藩打了很多仗，曾国藩大都损兵折将。一次，他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用了‘屡战屡败’一词；此时，旁边的师爷看到后劝曾国藩移一个字，把‘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就这一字之移，整句话的意思就全不一样了。这师爷是绍兴人，从此‘绍兴师爷’的名字就传遍了天下。” 他的脸上充满了得意的神色。“而我的祖籍正好是绍兴。当然，他们这样称呼我也并不仅仅因为我是绍兴人。我分析股票行情总是很准。褚葛亮是一步一计，周瑜是一步三计，而我是一步五计。”
    我点着头，心里却想着他吹起牛来什么也不脸红。
    我开始关心黄师傅的一举一动。
    黄师傅每天上班来得很早，并在食堂吃早饭。他买二两饭，一分酱菜，浇上开水，然后吃得津津有味。饭吃完后，酱菜肯定是不吃完的，于是再用开水冲泡酱菜。
    “这是一碗很好的酱菜汤哟！”见我总盯着他，便解释道。然而，这就是他今天一上午喝的“茶”了。
    有一种情况黄师傅是不喝“很好的酱菜汤”的。那是在夏天，车间会准备一些紫菜或梅菜之类的汤料用来防暑降温。此时的黄师傅，吃早饭就不再买酱菜，说是天气热没胃口。但等到汤料泡好后，他胃口一下子也就又好了。而此刻，恐怕是上班一个多小时以后的事了。
    午饭时，黄师傅“铛铛”敲着铁碗去吃饭。然而从食堂出来，他一声不吭地把饭碗举过眉顶，生怕别人看到似的疾步赶回车间。
    “‘三分头’，今天不吃四分吗？”“刺头”阿跃一边嘲笑着，一边把头探近他的碗。“哈哈！还是三分青菜呀！”
    此时，我才明白“三分头”这一绰号的含义。
    车间每次检查卫生，黄师傅的机床总是最干净；但他加工零件就不敢让人恭维了。车床在切削工件时，刀的切削量和切削速度是有一定比例的，而他则总是把车床的速度开得飞转，然而吃刀量却很小，外行一看工作很积极，内行一瞧是装模作样。
    黄师傅在车间里辈份很高，而地位却很低。由于他个子矮小，除了老师傅们要欺负他外，一些进厂时间还不很长的“老油条”也会跟在师傅们后面起哄。这时，黄师傅总是咧着嘴说：“嘿嘿……，你们‘柿子总是拿软的捏。’”话后，乘人不注意，他便转到别人背后，撮起二根手指，在那人的或手、或腿、或腰上一阵乱“揢”。被“揢”的人就一边跳着脚一边呱呱乱嚷，可能是真的痛了，也可能是夸张式的装腔作势。于是，只要有人提议，黄师傅就会坐上一回“土飞机”。从地上爬起来，黄师傅拍拍身上的土，还会乐哈哈地说：“真是很爽啊！”
    我不明白他是在说“揢”别人很爽，还是在说被别人抛起来坐了一次“土飞机”很爽。然而，在和我独处时，他却对我说：“这些有爹妈生，没爹妈教的×××！你可别学他们的样哟！”
    黄师傅“揢”人也是有选择的。谁跟他接近，谁被“揢”的机会就越多。像“刺头”阿跃这种人，他一般是不敢去惹的。
    据黄师傅讲，他十七岁那年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街道报名，可“知青办”管分配的老头认为他太小，把他退了回来，使他免除了下乡吃苦的经历。说到这里，黄师傅每次都会得意忘形：“‘天生我材必有用’。身体小也没有什么坏处，不用下乡，吃得少，还节约布票。我和邓小平、拿破伦的身材一样呢！”
    黄师傅很节约，做事也很细心。他有一辆看上去很新的旧自行车，据说已经骑了十多年了。他家住乡下，每天要骑车三个小时。车是28寸的，他骑在上面，就如一只鸟停在上面。很难想象，他是怎样把车弄回去的。据他自己说，他每次回家有一条近道，路虽小，但可以节省半小时路程。有一次回家，骑到半路下雨了，乡下土路的烂泥粘满了自行车。他心痛他的车，便扛了自行车回家。
    其实，从工厂到他家是有公交车的，很方便，每次伍角钱；当然还可以买月票，一个月十块。不过，黄师傅算过一本帐：厂里对家住在二站路以上的职工发车贴，每月五元，如果买月票，则自己要贴出五元，而如果骑车回家，这五元钱就是利润，加上本来买月票要贴出的五元，就成十元。这样，在相同的上班时间里，就比别人多了十元钱。
    我茫然，像黄师傅这种工资比我高二三倍的人也知道精打细算，而我却从来没计算过怎样存钱。难怪爸爸常要骂我：热锅子未上头，不知柴米油盐贵。
   
    年底的时候，车间来了一批外加工业务。车间想签这批业务的合同，但又怕工人们不同意；毕竟一年才只有一个春节，为此，车间召集职工开会讨论。
    “有钱能使鬼推磨，鬼不来推我来推。”“刺头”阿跃第一个表示赞成。
    “刺头”阿跃在车间里属非常人物，说话很有号召力，还当过车间副主任。那时，机修车间是全厂最知名的难管理部门，大家手上有技术，不服人管。后来，新来的副厂长提出“以邪压邪”的主意，“刺头”阿跃就成了当然的人选。可阿跃这人很有点江湖义气，正正经经地把他摆在桌面上，他办事反缩手缩脚，结果不到半年又给免了职。
    在“刺头”阿跃的带头下，车间很快和工人们达成一致的意见：春节加班赶业务。
    起先几天，我很感新鲜。一个人住宿舍，晚上回去也没有什么事好做，不如加班即消磨时间也有加班工资，但半个月后就吃不消了；而黄师傅竟然一个月没回家，天天和我们住宿舍还不叫一声苦。
                                      三
    厂里一位姓张的老工人出车祸死了。工会组织我们去开追悼会。黄师傅当然也参加了。
    到了殡仪馆，工会林主席来收花圈钱，每人六元，写上自己的名字，在殡仪馆的纸花圈上挂一下，表示对死者的安慰。大概是张师傅平时为人很好且又死得悲惨的原因吧，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花圈塞满了整个大厅。其实，除家属表现出很悲伤的样子外，其它人并无多少悲伤可言。而对于我来说，我和张师傅本来就不熟，就更谈不上伤心了；只是作为一个同事，做出一点姿态给别人看而已。更能吸引我的，是殡仪馆里的秘密。于是，我们几个年青人就壮着胆量，推推嚷嚷地走进里间。谁知一进去，我们便吓得直往外逃。在大厅背后的走廊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一排排等待火化的尸体。
    回到大厅，我百无聊聊地看着乱哄哄的人群。
    黄师傅悄悄蹩到我跟前，轻轻地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你有没有发现花圈挂得不对？”他一脸的正经，神秘地对着我的耳朵轻轻说道。
    “什么？”
    “我们都是每人送一个花圈的，按道理每一个花圈的挽联上只会有一个送花圈者的名字，而现在一个花圈上却有七八个人的名字。”
    我按照黄师傅的提示寻找着我送的那个花圈，我的名字和车间里其它几个年青人的名字集中写在一张挽联上。
    “这其中有猫腻。”黄师傅很气愤。
    然而在回厂的客车上，黄师傅又为我解开了心中的疑团。
    “林主席真是个有心人，他知道张师傅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就把我们送花圈的人的名字集中在了一起；这样，就可以少租几个花圈，把节省下来的钱留给家属了。”
    回到厂里已是吃午饭时间，我拿了碗去食堂，正好碰到黄师傅从食堂买了饭出来。
    此时，他渡着方步，把碗放低到胸前。看见我就和我搭腔道：“小古，参加追悼会后有什么想法吗？”
    “嗯？”我不知道他问话的意思，随便应了一声。
    “人呀！死了就全空了。”黄师傅感慨地说道。
    “‘三分头’！今天不吃三分了吗？”“刺头”阿跃又嚷嚷开了。
    “人是要死的，钱又拿不到棺材里去，干嘛不吃得好点。死了想吃也吃不成了。”黄师傅回答得很认真。
    但第二天，他仍是只吃三分钱的青菜，并自我安慰说：“青菜萝卜营养好！”
    黄师傅也有很奢侈的时候。那是在他女儿的再三要求下，买了一台14寸的彩色电视机。这可是我们车间职工中不多几台中的一台。
    工人们把这事当头条新闻到处传播。于是，黄师傅感觉自己很有了点面子。
    “钱这东西不是万能的，但没钱确是万万不能。”他晃着脑袋说道：“钱的功能在于流通，守着不用就失去了钱的功能。”
    此后，黄师傅走路腰挺直了好多，与人说话开始直视别人的眼睛了。
    不过好景不长。一个月后，不知是命运故意捉弄人，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黄师傅家的电视机被偷了。
    黄师傅阴沉着脸。“我们睡下时，电视机还好好的在桌子上放着呢，清晨起来就不见了。我问老婆和女儿，她们也说不清楚什么回事。”他苦着脸，眼泪差一点就滚了下来。“都是我那死要面子的老太婆，买个电视是自己享受的，她却偏要让全村人看，闹得连附近几个村的人也知道了我家有台彩电。人怕出名猪怕壮呀！”
    后来，他悄悄地对我说，“那天，我想到了死，毕竟这是省吃俭用从牙齿逢里积蓄下来的呀。我一个脚跨出阳台，在移动另一只脚时，想起了女儿。”
    此事发生后，黄师傅每天的饭菜也比以前好了许多。或许这一次，他是真的想通了。
    可悲剧在半年后还是发生了。
    黄师傅从楼上跳了下来，不是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在证券公司。所幸人行道上的法国梧桐救了他一命。
    我作为车间团支部书记，代表团员青年去医院看望他。
    医院里充满了难闻的药水味。由于是个小医院，环境也不好，吵吵嚷嚷地一个病房住了六个病人。
    黄师傅的脑袋被白纱布厚厚地包裹着，一根绳子挂起了他的一条腿，连整个身子也显得非常滑稽地倒着牵了起来，活像江南农村过年前每家每户都要晒的猪腿。我仅能从没有被包裹住的微微睁开的小眼睛中才可确认他仍活着。本就弱小的身材，此刻显得更加弱小。
    见我进去，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我鼻子一阵发酸，差一点也控制不住自己。
    黄师母给我倒了一杯水。她穿着很朴素，虽说年龄比我要大一倍，但看见我却显得很腼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不常露脸的乡下人。
    “我真的是不想活了……，都是股评害得我呀！”说这话时，黄师傅已经控制不住自己抽搐起来。“这些可都是血汗钱，是我一分一分节省下来的……本想赚一点老婆的养老钱……她没有劳保。现在到好……都说股票钱好赚，可轮到我什么就这样倒霉……悔不该不相信《子夜》呀。”
    护士进来给黄师傅打了一针。漫漫地，黄师傅平静了下来。
    “小古，你知道吗？我家买米做饭，从来都没化过钱。”见我露出不解的神色，黄师傅继续说道：“我一直坚信会赚不如会省的道理。我把多余的粮票卖了去买米；把多余的煤饼票卖了去换煤气；其它如香烟票什么的还换鸡蛋。” 此刻的他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激动，显然是药物在起了作用。
    “我真是很傻，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不但给家里增添了麻烦，还不能去上班。这又不能算工伤，奖金是肯定没有了；好在有劳保，医药费还不用自己，不然真的还是死了干净。”黄师傅又一次显示出了痛苦。黄师母在一旁偷偷地抹着眼泪。
    我为黄师傅感到悲哀。
    他说得都是大实话。一户家庭每月都有固定的开销，突然一下子减少了一部份收入，会明显感觉到手头很紧。我很难忍受他的小市民气，但他从不刻意去伤害别人，心地是善良的。有些地方表现出来的可憎，也是为生活所迫。
    我只能捡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来安慰他，其实这些话连我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
    从医院出来，我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蓦地，不知什么就记起了佛语中的一首诗：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落尘埃。


2002/11/16初稿于杭州
2003/9/11修改于杭州

黎阳

好文章，提

白衣秀士

加重，欣赏一下。

青舟

看得心里酸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