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文学不变的精神

乐思蜀

弘扬文学不变的精神
——读《兰雪集与张玉娘研究》有感
乐思蜀

面对这本书，就像面对一项重大的工程。它就像我预期的那样，全面、精致，厚重，大气……好像用上任何褒扬之辞也不为过，又好像对它作任何的评价都显得多余。我总觉得，以一已之见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是幼稚的，倒不如谈谈读后的感想来得实在。
从才、情两个方面切入来说张玉娘应是最为恰当的。古人喜欢用贞字来评价她，大都是从礼教的角度，尽管有些迂腐，但也不全错。张玉娘是个有情女子，也正是由于对沈佺的痴情，才使她能始终如一，至死不变。但光光说情，说贞，张玉娘就只是一个爱情悲剧的女主角而已。尽管光凭这一点，她就值得大书特书的了，故事的感人程度也完全能跟梁祝相当。但我认为，如果忽略她的才学，忽略她的留下的那些饱含真性情的文字，以及在这些文字中蕴含的文学精神，无疑是后世莫大的损失。
张玉娘的才学，从她作品体裁之广博，用词遣句之精妙便可看出。在现存的一百三十三首作品中，古体诗、近体诗、词各占有一定的比重。而最让她奇峰兀起的是古风，质朴，开阔，豪放，很少闺阁之气。古人评价她“尤通风人体”，是不会错的。《山之高》就是诗中极品。“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山，月，远道，和并未写明的远方的人，这些看似无关联其实结合得非常紧密的人与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诗思跳跃，景象旷远，却又与内心的情感结合得天衣无缝。在她的古体诗中，有豪气干云，有自然清新，有悲愁肠断，都能自成一格。尤其是其中的《塞上曲·横吹曲辞》、《幽州胡马客》，与五言《从军行》，大气磅礴，综观千古女性文学作品，鲜有其例，堪称女性豪放诗的代表作。读到“金鞍试风雪，千里一宵征”，读到“慷慨激忠烈，许国一身轻。愿系匈奴颈，狼烟夜不惊”，让人不能不心潮汹涌。在我所见的女诗人作品中，仅李清照的《乌江》略可比拟，但我认为从艺术上讲，李诗直接以意为诗，过于直入，欠缺过渡。而张诗中有了很多景象与细节的描写，读之如亲历，显然更胜一筹。张玉娘的近体诗也有相当数量的佳作，如《龙鳞石》、《春晓》、《咏杨柳》、《昼寝》、《暮春夜思》、《捣衣秋》都是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的作品，只惜大都仅限于此，还有很多咏人写物之作，艺术感染力相对较弱，倒比较符合宋人以理入诗的审美。词作篇幅都较长，写法细腻，婉约，多写离愁别绪，情思绵绵。《苏幕遮·春晓》、《蕙兰芳引·秋思》、《南乡子·清昼》、《卖花声·冬景》都是词中极品。从风格上说，张玉娘的三大类作品可谓各有特点，古体诗长于朴实大气，律诗长于自然清新，词长于细腻柔婉。
张玉娘的情更是自不用说。一个的古老爱情悲曲，至今余音袅袅，传唱不休。而真正把张玉娘的诗作推上经典位置的，也正是一个情字。她那些最荡气回肠的作品，往往也都是抒写对心上人的思念和生离死别的痛苦的。如《山之高》、《春晓谣》、《哭沈生》、《瑶琴怨》、《倦绣》、《秋千》、《玉蝴蝶·离情》、《蕙兰芳引·秋思》。我确信诗人只有历经了人生之痛，才能真正抒写出人生之痛；有才无情者，绝非真诗人。张玉娘正是凭着她的真情写作，跨越了时间和语言的障碍，直达我们的内心。她的诗满纸含泪，从离愁别绪，到生离死别，不复见闻的哀痛，都让人几乎无法承受。每次我翻开《兰雪集》，都只能读其中一二，就不忍再看。近代学者钱钟书先生曾大叹在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不知他读过《兰雪集》后又会有什么感想，因为它正是才情自然融合的范本。
似乎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一个诗人与其它诗人作比较。常被拿来与张玉娘比较的诗人有李清照和朱淑真，她们均以词著称于世。而李清照的词细腻生动，人物鲜活；朱淑真的词构思精巧，注重理性。而张玉娘的词作注重以景喻情，清新自然，自有一番风味。一句“愁未休，窗外又敲黄叶”，更堪与诸名句媲美。人称她为“南宋四大女词家”，可谓实至名归。但我以为张玉娘最为杰出的成就，仍是在古体诗上。她的古体诗质朴淳厚，意境旷远，更兼有女性少有的豪放之气，填补了宋代女性豪放诗的空白，成就应远远高于她的词。况且诗词本一体，所以说她是词家，倒不如称她作杰出诗人更加妥当。
更科学的比较，当然是把视野再放宽一些，将她的作品放到宋代诗歌艺术的大背景下看。我们会发现，宋诗因受了理学的影响，因说理过重而普遍缺乏情韵。南宋南宋严羽就曾指出：“近代诸公……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钱钟书先生更是一语中的：“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又曾有言：“……又像朱淑真这样一位工愁善怨的女诗人，也有时候会在诗里做出岸然道貌，放射出浓郁的‘头巾气’。” 这“斗巾气”，即道学气。***同志也曾说过：“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宋诗虽在数量上称雄，论用词精巧，构思奇妙，似乎都胜过唐诗，但终无法与唐诗比肩，就在于这一点。而宋词的胜出，却正是由于道学渗入较少，感情真实。
正当此时，张玉娘却以她自然、质朴、真性情的写作，勾画出了一道奇异的风景。正因如此，才引得元学士虞伯生、欧阳玄如此慨叹：“可与国风《草虫》并称，岂妇人女子之所能及耶！”但依我看，无论在宋代的男诗人还是女诗人中，张玉娘的成就都少有人及。谭正璧也曾说：“在‘词匠的词’风行而词将走入坟墓之门的时代，她（张玉娘）仍能保守着清新婉丽的风格，可见她不是个没有主见而随波逐流的人。在当时一切词人中，也可算得‘独具只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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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张玉娘“独具只眼”的正是她的主见，是她的创新精神。她的古体诗看似一种复古，但这种复古，正是她对诗歌陈词滥调的一种反抗，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回归。孟运坤先生总结说：“在《兰雪集》里，古体诗中，以字数来划分，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这样四种形式；按诗体说，有古诗、乐府、歌行，还有古绝等，除骚体楚辞外，差不多已囊括了古体诗的所有体裁和形式。”《兰雪集》中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从形式到内容，都呈现出多样性。张玉娘对诗歌的执著探索由此可见一斑。她显然没有服从于一种惯性加惰性的表达，不断地寻找着诗歌的新路。在中国漫长的诗歌史中，具有这样的创新精神的人物少之又少。因此我认为，她应该也足以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面旗帜。
有人因张玉娘长期不被文学史收入而贬低她，有人因她留下的文本不多而轻看她，真是井蛙之见。不被发现并不等同于不优秀。张玉娘长期不被发现是中国文学史的悲哀，但它并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一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作怪；二是宋以后诗歌的主流偏离了正道，元明清是形式、教条、考据之风长期盛行的时代，而道学家们更是把男女之间正常的情爱视为羞耻，因此张玉娘的作品很容易被迂腐的文人斥为异端。所以才有人会一语断之：“诗格浅弱，不出闺阁之态。”（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知这个四库的编撰者是何用意，会不会品诗。如此不负责任的批评，害人非浅。而今还有人抱着如此残缺的文学史不放，放弃自己的判断和鉴赏力，睁眼说瞎话，着实可笑。
关于这本书，我首先想说的是它的全面和精致。书的前半部的《兰雪集》对张玉娘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展示，后半部《张玉娘研究》则汇集了与张玉娘研究有关的的文献资料、论文、诗词赏析以及纪念诗文。从这样的设计我们就可以大致测知编撰者的良苦用心，他们试图通过这本书向读者展示张玉娘作品的全貌，她的生平，以及有关于她生平和作品研究的已有成就，作为后人继续研究的基础资料。这本书基本达到了这个目标。而且由于编撰者的认真考订，其内容上的错误也比以往任何印本减少许多，可信度也因此大有提升。所以称它为张玉娘研究第一典籍毫不为过。
我更想把这本书诞生的历史前推七百多年，从《兰雪集》的创作和整理时开始计算。它无疑历尽了坎坷，一不小心就会被时间的流水无情地吞没。张玉娘被重新发现，本是文学史上的异数。很大部分得归功于那些为她的作品保护和宣传极力奔走的人。她父亲张懋当然是第一个，如果没有他组织整理印制《兰雪集》，如果没有他保全张玉娘那些“有违礼教”的文字，如果没有他促成张玉娘与沈生的合葬，整个古老的爱情悲剧将黯然失色，张玉娘的作品恐怕早已失传。尽管他最初在这个悲剧故事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但在宋朝这个理学盛行的时代，在张玉娘死后他却做出了这一系列的违逆封建礼教之事，无异于在背离人性的历史的长夜中燃起了一点灯火，即使无法远照，却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丝情感的光芒。当然，他做的这些还只是个基础。在《兰雪集》问世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张玉娘并没有被文学史发现和认可，至少没能获得她应有的地位。在她几至消失无闻的时候，正是那些人，王诏、王士禄、孟称舜、皮树棠、沈作霖、谭正壁……一次次地把她重新推介出来。还有那些至今还在为宣传张玉娘、研究张玉娘而不懈努力的人，以及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人，如果没有他们，张玉娘的作品不可能会流传至今，更不用说能在历经七百多年后重焕光彩。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的。
作为一个跟文学有了一点关联的人，我时常想弄清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流传千古的秘密。近日重读《兰雪集》，顿觉豁然开朗。文学固然是通过文字来表达的，但它的流传，正是靠它本身所传达的人间的真情实感。世事沧桑，所有物质的东西都不可能恒久地保留，但人情却是千古不变的。说到底，文学不是文字之学，而是人之学，情之学。这就是郁达夫所说的“率真”，余华所说的“忠诚”，每个作家都应铭记这个道理。宋、元、明、清的诗正是脱离了这些真正宝贵的东西，失去了人性的灵光，而无法让人推崇，历史的教训如此深刻和惨痛。但在当今文学界，很多因文字而文字的东西纷纷现身，官样文章，故作宏大的抒情主义，小资幽闭式的呻吟，扭曲变形的“现实主义”，伪乡土，下半身，垃圾派，重度意象写作等等，各自打着“先锋”的旗号，逐渐泛滥。说到底那都是一些违背人性的写作，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殆尽。而另一方面，那些认认真真写作而不喜欢炒作的作家却时常淹没不闻。这会不会造成时代文学和文学史的缺失，着实让人感到忧虑。
说到文学史，也的的确确是个大问题。文学史是人造的，有很多人为主观的因素，根本无法保持客观和公正。换句话说，形成文字的文学史跟客观发生的文学事实是有一定距离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迷信文学史。张玉娘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如非诸多偶然因素的叠加，张玉娘的这些优秀作品也许早就散佚了。在中国的漫漫文学史中，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我有理由相信，即使是在张玉娘的同一时代，也有很多颇负才情的女子因为种种原因未被人发现。从这一点上说，偏居一隅的张玉娘还是幸运的，松阳古邑还是幸运的，喜欢张玉娘诗歌的人们还是幸运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使我对后人的一些炒作不再那么反感。毕竟，适当的宣传有利于文学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承。
由此我也想到了文学批评。批评应该针对文本，它应该从作家的名字，官衔，称号，荣誉当中脱离出来。当文学批评不再严肃，批评家成为习惯势力的附庸和吹鼓手时，就会出现“诗格浅弱，不出闺阁之态”这样极不严肃的批评。而现在，文学批评正面临着这样的困惑。当一个批评者以认真的态度从事批评时，它势必会因为认真而得罪很多人，当他们看到“皇帝的新装”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像孩童般说上一句真实的话，所以他们在多数时候只能保持沉默。当他们当中有人想排除习惯势力的干扰，推荐新人时，却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仔细算一下帐，还不如什么都不干来得稳当。所以，从古至今，像严羽、钱钟书、王士禄、谭正璧这样的认真批评家始终是匮乏的。文学不仅需要千里马，需要直接的创作，同样需要伯乐，需要一流的鉴赏和批评家。据我看来，张玉娘要进一步得到文学史的确认，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人为之努力。毕竟在文学领域，抱守权威说法的人还是不少的。
一直以来，我都想写一些与张玉娘有关的文字，为推介张玉娘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是我古汉语水平一般，尤其对古诗词所知甚少，半路出家才写些文字，生怕有误，所以这种想法只能让它长久地悬在心头。而两年来，我接触最多的是现代诗歌和相关的理论，在各种各样的流派中寻找出路，最近更时常感觉到自己坠身于重重迷雾中。正在这时，当我再次阅读张玉娘，那一个个古文字却突然鲜活起来，触动了我日渐麻木的神经。我似乎瞬间找到了古诗与现代诗之间的某种联系，发现了文学的根本性的一些东西。偶然的收获，让我兴奋不已。而让我更加兴奋的，是传来了重修玉娘墓，筹拍张玉娘电视剧的喜讯，这无疑是今人宣传张玉娘的又一次大行动。这使我意识到，一切才刚刚开始。这本书的出版，也许可以看成是一次工程的奠基，主体部分才刚刚开始动工。再下一步，如何解读张玉娘的作品；如何通过比较和解析，重新确立张玉娘的历史地位；如何真正弘扬张玉娘在文学上探索和创新精神，振兴松阳的文化。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

2006-6-14

长河落日

这么长啊.属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话题.

乐思蜀

原帖由 长河落日 于 2006-6-14 02:57 PM 发表
这么长啊.属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话题.

一个命题作文啊！
不过我素来不研究古诗的，只是一种精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