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发火了

小鱼儿

编辑发火了  


[ 原创 ] [2006-03-09 10:34:52 | 高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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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写稿，就会和一些编辑打交道，深知编辑是个好职业。中国的媒体少，码字的人多，编辑于是就有了一点小权。有权的人，都有个性和脾气。我就遇到过几个这样的编辑。但他们发火与众不同，不是冲着作者，而是冲着自己的主编，而且方式都很特别，也很统一。

　　江锡钰。

　　江锡钰是一家城市党报的副刊编辑，自己是个杂文家，言论写得好，如今已经出版了两本评论集，一本叫《看报说话》，一本叫《听钟楼闲话》。十多年以前，我就经常向他投稿。于今有一点文字积累，与他的支持关系很大。但是，我和他亲密不起来。他始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用你的稿子，他表情严肃，不讨你情；不用你的稿子，不作什么解释，仿佛应该的。所以跟他相处，用不着套近乎。他是市政协委员，常常撰稿参政议政，也引来一些非议。而秉性不改，又把稿子写上了著名的人民网，成了人民网强国论坛的重要作者。

　　我说他有脾气，不是指他参政议政，也是为了稿子的事。十多年前，我写了一篇小稿子，名为《通俗文学的兴盛与前途》，投给江锡钰。二十天后，江锡钰打电话给我，说稿子已经编发，不日见报。我满心欢喜。那时候年轻一点，要面子，大报刊发的东西少，所以在地市报刊上发一点东西，也是挺得意的事儿。我写的那个东西，现在看算不得什么，通俗文学早已成灾，当时却是新生事物，是来自港台的舶来品，一时风靡大陆。不过风言过多，老一辈人读不惯，于是就有一些批评。而我却主张，要在批判中接受通俗文学，那篇小稿子就是表达这点意思。

　　终于等来了样报。出我意料，是一张报纸的校样，上面还有红笔勾勾划划的痕迹。里面夹带一封江锡钰的短信。信上告诉我，报纸的大样已经出来，但发不出去了，市里的主管领导没通过。信写得措辞平静，用老朋友说话的口吻，而我却从中读出了他的怨怒和无奈。他发火了，给我寄报纸校样看，就说明这一切。我有些感动。江锡钰的行为，很容易得罪上司。他能做到这样，说明对我这个作者信任，把作者看得比上司还重要。后来这篇小稿子发在了学校的校报上。

　　姜诗元。

　　姜诗元是我的校友，我在安徽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他比我低一年级。那时候，经常在校报上读到姜诗元的诗歌，很有才情，能看出朦胧诗的影响。但直到毕业，我也没有见过他。估计可能见过面，无奈迎面不相识。毕业后，听说他到著名的《诗歌报》当了编辑。我说《诗歌报》“著名”，是因为写诗在当时，是一件挺时髦的事，诗人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明星。而《诗歌报》又是我国第一家专门刊登诗歌的报纸，成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向往的圣地。

　　我不是诗人。因为天生理性，所以浪漫不起来；浪漫不起来的人，写不出好诗句。但我爱读诗，读得昏天黑地，常常还受感动。读赵凯的诗，我感动过他的真诚；读朱红的诗，我老是辛酸地想到他笔下的那个乞丐；读叶文福的诗，我叹服他的惊天胆识；读流沙河的诗，我向往他笔下的爱情。泪水常常在阅读中肆意溅散。感动自己，还想让别人跟我一起感动，于是就写诗评。朦胧诗流行的时候，就向别人推荐朦胧诗。当时的朦胧诗人北岛、舒婷、顾城，写过不少短小的好诗，却也招致不少批评。于是就想写一些赏析文字，化解大家对朦胧诗的误解。

　　当时我写的第一批文章，分析了上面三位诗人的作品。文字很短，一下子给《诗歌报》寄了一组这样的文章。不久，就收到了姜诗元的回信，说稿子要用，打算连载，要我再写几篇。看到这封信，兴奋之情难以言喻。小青年被邀请写一组文章，这荣誉的确难得。于是又连天写了几篇。几天后便收到了样报，是1985年1月21出版的那期报纸。我的文章《读舒婷的〈黄昏〉》被刊发在第一版，标题很大。看到自己的文章这么醒目，让我第一次找到了“评论家”的感觉。

　　但好景不长，第二篇文章还没发出来，姜诗元就把我的稿子退回来了，同时也给我写了一封信。看到稿子和信，我知道又完了。稿子上也有红字勾划，说明编辑在上面花费了心血。信写得很简单，就说稿子发不了了。理由没写。为什么不写？难以言说。后来才知道，《诗歌报》的主编是一位诗人，擅长写风格直白的长诗。他本来就对朦胧诗反感，一见姜诗元大张旗鼓地宣传朦胧诗，自然气不打一处来。于是，我的小文就成了主编的出气筒。姜诗元也有气，也有火，他本来就是诗人，火气可能比谁都大，但这气和火又能发给谁呢？他把修改好的稿子退给了我，就是他的无声抗议。后来听说他离开了《诗歌报》，被中国作家基金会招募去搞募捐工作，据说为中国作协集攒了不少钱。姜诗元很有才，可能现在还在北京。但愿他干这项工作，不再受窝囊气。

　　白连春。

　　白连春是《北京文学》的小说编辑，我跟他打交道，是前年的事。那一年，向《北京文学》投过一篇稿子，名叫《十八号楼前的草坪》。没多久，就收到白连春给我的回信，说小说要用，已经送审。于是就很得意。我写小说很少，属于玩票，平均一年能发一篇就不错了。因为人太懒，也因为信心不足。白连春的信，等于给我一个鼓励。

　　白连春是个吃过苦的作家，从小被父母遗弃，上学后又被老师逼得投江。以后参军回来，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打工，受到汪曾祺关照。当大家都向汪曾祺拍马屁的时候，他便对向汪曾祺直言：“我觉得你的诗歌不如散文好，散文不如小说好，小说风格单一，变化太少。”不料得到汪曾祺的赏识。以后，白连春每次去汪曾祺家里玩，汪老都亲自给他煮饭。有一次，汪曾祺送他一张照片，白连春又直说：“你送我的这张，我不喜欢。”汪曾祺索性把影集抱出来，让他自己挑选。可见白连春性格不一般。个性和成就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白连春在文学上，也成就斐然。1997年，《星星》诗刊组织全国读者投票选出最好的诗歌，白连春得了第一名。他的小说《拯救父亲》发表后，先后被《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我能得到这样一个编辑赏识，也是一件幸事。

　　于是，就等待北京寄来《北京文学》。一等就等了两个月。打电话去问白连春，回答主编还没审，同时要我再寄稿子去，说我稿子写得不错。又过几日，终于有大信封从北京寄来，极其高兴地把它打开了。一看，是退稿。搞得我一头雾水。稿子上依旧有红笔的圈圈点点，说明编辑下过工夫。信封里有一封白连春的信，说“小说最终没有通过，很抱歉。”还附有一张《北京文学》的稿件意见处理表，表上分别有责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和主编的签署意见。白连春的意见是“小说写得朴实流畅，很有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编辑部主任也予以了肯定，说小说“表现了一种文化差异。”而主编却说“小说相对平淡，稿子太多，难以用上，请退作者。”白连春把这张处理意见寄给我，意思我已明白。他是诗人，又是性格极其倔强的人，对这事自然有看法，不然不会把稿件处理单寄给我。不过，我也理解主编，在京城做事，人际间的平衡，有时比当伯乐更重要。也罢。只是我成了他平衡的牺牲品，只是让白连春先生白累了一场，也白白表示了对一篇业余作者的习作的厚爱，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当面向他致谢。这篇小说后来发表在2006年第2期的《福建文学》上，我把它更名为《保安小刘》。

　　以上三个故事，都是讲退稿。但这是特殊的退稿。现在，我们常见的编辑有四种，一种是没心没肺没水平，什么稿子都能用，只要省事就行；一种是功利十足，以作者的职业级别和上级的眼色惟是；一种是只认稿子不认人，讲职业道德，但缺乏热情；还有一种是注重鼓励和培养业余作者，把这事当成了更大的责任。我很幸运，常常遇到后者。在他们很负责任的努力下，我的很一般的稿子，就得到了在报刊上亮相的机会。这对编辑来说，很不易，他们有时候会和领导的意见相左，会使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心中常常窝着一团无名火。但他们是作者心目中的英雄；我们的文化事业得以一代一代相传，与这些编辑的贡献和负重分不开。在这里向他们致敬。

（作者单位：215009 苏州科技大学中文系新闻与传播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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