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霄华精彩评说《文学昭通》（上）

陈衍强

朱霄华精彩评说《文学昭通》

《青年与社会》[2005年第3期]特别策划

策划/《青年与社会》编辑部 执行/朱霄华 摄影/Tony 特别鸣谢/创库井品画廊

编者按：
2004年的云南文艺界，至少有两个“现象”是引人注目的：一个是以杨丽萍为首的云南原生态歌舞现象，一个就是昭通作家群现象。实际上，“昭通作家群”在过去的20年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它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形成滥觞，不过那时候是“全民写作”，它在那个时代还远不能成为一个关键词；90年代，昭通作家的集体创作力依然旺盛，它的存在是对“全民经商”的一个反动。80年代，如果说那一群年轻的昭通写作者们在严格的意义上讲还不能被称为“作家”，还只是一些盲动的文学青年，那么到了90年代，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已经发育成熟，这些人告别了文学的成长发育期并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集体性的转型，他们把自己变成了职业作家。今天，如果把昭通作家的作品收集起来放置在书店的某个角落里，它们可以装满一个书柜。2004年，对昭通作家的注意力从民间转向官方，“昭通作家群现象”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与昭通有关的、由官方组织的大型宣传活动主要就是以作家为核心展开。这是一次对“昭通作家群”的再发现，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对云南地方文学现象的一次“考古”。

云南文学的2004年实际上就是“昭通作家年”，这一年，“昭通”这个词卡在了文学的喉咙里。


在中国地图上，云南就像一只没有脚的大鸟，鸟头在东，鸟尾在西，想飞不飞的样子。昭通的位置是在鸟头上。云南的17个地州，昭通所处的位置最好。
但奇怪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只大鸟身上的许多部位都炙手可热，成了全世界瞩目的旅游热点地区，就只有处在鸟头上的昭通一声不响。昭通地区镇雄县，是云南最东北的一个县，这个县的许多村庄，据说是鸡叫一声，三个省都听得见，所谓的“鸡鸣三省”。镇雄应该算是云南的鸡嘴，照理说嘴巴一张，很容易弄出动静来。但是没有，据我所知，这个县除了在全省是一个人口大县以外，来自于其他方面的消息，似乎是很少的。
这个在20世纪一度弄出过巨大响声的地方，在2004年终于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们知道，20世纪上半叶的“云南王”出在昭通，顶尖国学大师姜亮夫也出在昭通。在当代，昭通还出了在世界范围内都堪成一流的画家刘自鸣和摄影家吴家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默和二十多年的准备之后，2004年，昭通作家集体亮出他们的舌苔。
云南文学的2004年实际上就是“昭通作家年”，这一年，昭通作家群现象引起普遍关注。潘灵、雷平阳、胡性能、刘广雄、贾薇、李骞、张仲全、夏天敏、邹长铭、樊忠慰、陈衍强、阮殿文……都是昭通作家群里冲在最前面的人，他们的作品如果陈列在书店的某个角落里，是可以放满一个书柜的。他们或写诗、或写小说、或写散文、或写评论、或写四不像的实验作品，都颇具规模。这是一个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作家方阵，出身于昭通，作品的题材也大多取材于昭通，“昭通”这个词卡在了文学的喉咙里。

在昭通街上的一家小书店里，居然有罗兰·巴特的书。有人想要“发明”鸡枞，但更多的年轻人却在疯狂地向文学求爱。

1997年我到昭通去采访，感觉这个地方海拔非常高，后来查了一下，发现海拔跟昆明差不多，并不高。高的是纬度，与云南的其他地州相比，它更靠近北方一点。听说，这个地方冬天很冷，每年都要下大雪。我去的时候是夏天，当然没有看到大雪。昭通的大雪是我在若干年以后才在胡性能的小说《暗处》里看到的。那个季节，沿金沙江一带很热。在绥江县城，我看见许多本地人在一座木桥上乘凉，男人都光着上身，穿着大短裤、凉鞋。
那次去采访的内容是科技。我发现，昭通人的科技意识不是很强。科技不发达，再加上交通闭塞，经济必然落后。在永善县，本地人致富的手段是种魔芋。绥江县城附近出了一个科技致富的典型，一个女孩子，她发了疯一样地培育蘑菇，她说她已经发现了怎样种植鸡纵，正打算去申请专利。其时，人工培植的鸡纵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满天飞了。
昭通最热门的不是科技，是文学。这是我在昭通街上走了几圈后得来的印象。昭通城里的书店很多，都是私人开的，每个书店里都有人，看来生意是可以的。书店里卖的一般是文学类、生活类、法律类书籍，经济类的书也有，但不多。不时可以看见一些全国性的文学杂志醒目地摆放在一堆生活类期刊里面。在一家书店，我看见了新到的一期《人民文学》，总共有三十多本。使我吃惊的是，我在外国文学书架上看见了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当然，不多，只有三本，但也够吓人的了。你想想，在昭通这样的地方居然有罗兰·巴特的书卖！这个人的作品是典型的后现代游戏文学，被认为是最艰深难懂的，一般人，包括大部分大学文科教授，根本就读不懂。他们不知道罗兰·巴特在书里胡说什么。
好吧，这件事情吃惊归吃惊，也就过去了。也许是老板盲打误撞，当爱情小说进货进来的也说不定，说不定过几年我再来昭通，那三本书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呢！说来也巧，几年后我在昆明遇到杨昭和胡性能，偶然提起我在1997年夏天在一家小书店里看见……杨昭得意而又略显羞涩地说，昭通读书人的文学水准不低，西方现代派的那些翻译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昭通就基本普及了；至于说到那家书店里的罗兰·巴特，杨昭说，是他让老板进的。
原来如此！杨昭在昭通被称为世外高人，原来是他把罗兰·巴特弄到昭通去的。据说，这个人博古通今，无书不读，在昭通以不写作著称。但是别人写到了哪一步，写了什么名堂出来，他是知道的。他能够一眼就看出他身边的那些作家朋友的写作秘密。有一次我问杨昭，除了我知道的，昭通究竟还有多少秘密的写作者？杨昭说，一只小鸟身上有多少根毛，昭通就有多少个写作者。还说，为什么我们要热爱文学？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爱得深沉，还因为在昭通这种地方，除了姑娘和文学之外我们没什么东西可爱。

昭通作家群的集体迁徙和“胜利大逃亡”。省城对以写作为生的人永远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对这些人而言，“只要那个地方摆得下一张书桌就可以了”。

我去昭通的那一次，没有见到杨昭。好像就是在那一年以后，昭通的许多本土作家都纷纷跑到昆明来了，潘灵、雷平阳、胡性能……再后来是女诗人贾薇，她跑到昆明来，没有工作，住在麻园村租来的房子里以画画为生，画卖不出去的时候，昆明作家老楷给她送过米。再后来是李骞、张仲全、刘广雄……。除了贾薇是自己跑来的以外，其他人都是通过工作调动来的，没有放弃编制。
潘灵来到昆明以后，成了云南著名的出版人，所以著名，是因为他编辑的图书获奖最多，得到的奖金也最多。他一个人就把全国三大图书奖都收入了囊中。目前，潘灵在昭通作家群里以写作数量著称，他出版别人的书，也出版自己的书，他自己的长篇小说，已经出版了4部。当然，为了避嫌和让人不说闲话，它们都是通过外省的出版社出版的。
雷平阳没有潘灵幸运，后者一来到昆明就进了出版社，雷平阳混进城却经历了崎岖而漫长的过程。他先是被调到云南建工集团位于昆明远郊安宁的一家下属企业当宣传干事，几年以后才有机会去到总公司，把户口落在城里。1997年我从昭通采访回来，昭通的另一个作家胡性能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要约见我和雷平阳，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听说过许多回的昭通诗人。我发现，从外表看，雷平阳一点都不像诗人，倒像是一个在工地上干体力活的建筑工人。他话不多，对人十分友善，一双小眼睛里充满了笑意。看起来身体相当结实。那时候，雷平阳还没有进城，他每天干的事情就是到建筑工地上去看工人们怎么盖房子。那几年，这个人在疯狂的写诗和散文，他这个时期的散文，具有着忧伤而又柔软的质地，散发着强烈的、主要是来自于昭通老家的乡土气息，叙述的语调既孤独又任性。离开了昭通，但又暂时还无法使自己的整个生活融入昆明，这就使得他在两者之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话语资源”。
他的这批散文后来收进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风中的群山》一书里面，同时，这本书也是他的第一本个人作品集。雷平阳在这本书中一篇被命名为《二十八公里》的散文中写道：“在小西门远郊汽车站坐车，到我所在的单位有28公里的路，40分钟……单位所在的地方就叫28公里。在我平静的意念之中，有些重现的时光显得飘渺而朦胧，如地窖里的罐子盛装的水，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地浮走的，可一旦回涌到我的大脑中来，又是那曾经盈满的一罐，可能救活许多沙漠上行将渴死的人……冬天来了，28公里处的气温往往比昆明市区低三度。”许多年以后，他说，“28公里处，就是我所在的那家建筑分公司在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呆了许多年。在昭通时总是想来昆明，到了昆明以后又一心想回昭通，不过昆明最终还是把我留下来了，对我而言，它只要摆得下一张书桌就可以了。”当这个内心非常诗人的诗人再次提到28公里时，显得相当平静。

陈衍强

《大家》杂志社，“昭通文学现象”的始作俑者，意外被“开除”事件及“开除”一词的形而下发音，顺便说到了国学大师姜亮夫的孙女儿。

1998年，我和雷平阳都被《大家》杂志社要去当编辑，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相对静坐。在那些日子里，我发现诗人雷平阳是一个家乡情结很重的人，除了谈论文学，他谈得最多的就是昭通。他谈到他经历过的许多奇奇怪怪的事，一只被大水冲走的鸭子，覆盖在一个池塘里的成千上万的毛毛虫，一条废弃不用的水渠，以及，他叔叔手持猎枪追赶乌鸦的一次英勇行为……几年后我发现，这些事物都经过书写后进入了他的第二本散文集《云南黄昏的秩序》。
在《大家》当编辑的时候，雷平阳干过一件跟昭通文学有关的事，这件事使他离开了大家：他搞了一个文学调查，《群峰之上的夏天——云南昭通文学现象调查》。结果，调查发表后，收到全国读者的许多来信，他们想要认识《调查》提到的那些人。但是有一个人不喜欢昭通，他不认为昭通的文学值得调查。我因为是这篇调查的责任编辑，也受到牵连，一并处理。我非常喜欢“开除”这两个字，它们音节响亮，斩钉截铁，非常入耳；它们也是一些意识形态部门在集权体制护航之下某些人最喜欢的一个词。“开除！”舌根顶住上颚，突然放开，尔后舌苔悬置在黑暗的口腔里，舌尖与牙齿短暂调情，牙齿一咬，嘴一瘪，“开除”就扁扁的横着出来了。说出这个词一定要咬牙切齿，还要加上感叹号，两个字并做一个说，以表示决绝、不容商量和愤怒，否则，它的力量就会大打折扣。但雷平阳就不那么看了，他觉得自己还是喜欢《大家》这份刊物的，所以他很伤感。我倒觉得被开除是一件既好玩又开心的事，因为在我看来，《大家》一直所网络的那些名家早把我搞烦了，除了不多的几个以外，我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基本的文学训练都还没有完成，他们成为名家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有许多名家，那几年是经常在《大家》上发表东西的，但今天已经不见了，改行了。
文坛是一个臭水塘，沉在底部的尽是乌龟和王八，是看不见几条金鱼的。真正把文学当回事的作家很少，当回事的，又很低能。所以，离开《大家》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我记得有好几次，雷平阳都向我表示歉意，说是他牵累我了，我听了哈哈大笑。雷平阳这个人，长着一副乡土现实主义的面孔和一条笨拙的舌头，喜欢沉默，轻易不开口说话，但有时候也是很幽默的。
我提到这件事，是想说，“昭通作家群”最初是由雷平阳这个好事者发明的，当然，他没有说“昭通作家群”，他说“昭通文学现象”，都一样。当他说出“昭通文学现象”这句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他就付出了代价，他对昭通和文学的感情就必然受到伤害。有许多人不喜欢昭通，也不喜欢文学。昭通，在他们心目中那是夜郎国的最后一个省，据说那个地方在古代是匪气十足的，喜欢造反，好汉辈出。
在上个世纪前半夜，云南王是昭通人，他家屋檐上用来装饰的小圆瓦上面的图案，采用的是经纬分明的地球的模样。还出了一个红军的高级将领和无数的红军战士。可是这些人忘记了，昭通同时也出产了另一个不朽的、性质完全相反的大人物，他就是国学大师姜亮夫。就其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力而言，前面提到的那些人，都是非常有限的，跟这个人都无法相比，不在同一个坐标上。在20世纪，这个人称得上是他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最有文化的人之一，在我看来，这个人的重要性随着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必将日益显现出来，他的那些著作，中国人要读，西方人也是不得不读的，他将成为给第二次全球化的新世界带来生机的人之一。
几年前我认识这个人的孙女，我跟她谈到她的爷爷，她睁大眼睛望着我，其神情就像我谈论的是恐龙一样。她认识几乎所有的当代昭通作家并阅读他们的书，当然，她也偶尔阅读爷爷的著作。不过她说，爷爷的著作没有当代昭通作家的小说好看。她告诉我她最喜欢刘广雄的小说，她认为刘广雄是编故事的高手，他的小说引人入胜。她不喜欢雷平阳的诗，她认为雷平阳的散文还可以，诗就太难读了，简直就不是人写的，她不知道他都写了些什么。我告诉她那是现代派，她立即说，难道他比艾略特还现代派吗？
姜亮夫的孙女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喜欢双抠，水平极高，一般的人不是她对手。老公是个记者，一个只读现代派翻译作品的人，不过他有一天跟我说，他想要一套《姜亮夫全集》，可惜太贵了。跟杨昭一样，他也是一个只读不写的人，我以为他是另一个昭通文坛外高手。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写？他回答说：在这个年代，写作是一种耻辱。为这句话，我请他喝了一瓶名叫虚无主义的酒，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两人都喝得大醉，有一阵，我们还从地球上消失了大约五分钟左右。

在心灵的旅途上，如果没有宗教，那么文学就几乎是惟一可以获得的安慰。为什么文学在昭通遍地开花？现在看来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文学的作用，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是全然无用的。前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希尼悲观地说，“一首诗抵挡不住一辆坦克。”确实，诗歌发明出来并不是用来抵挡坦克的，诗歌发明出来也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获取功名。写诗就是在贫瘠的土地上种花，以便让这个世界看起来不至于过分丑陋、单调、乏味，使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不至于活不下去。常常疑惑，为什么文学在昭通遍地开花？现在看来已经找到答案。昭通，确实太偏僻了，在那些大河流过的峡谷里，其实并不盛产黄金，它甚至很难让人看到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平整土地，它不发出粮食的笑声，也不予人以来自其他方面的希望。于是，就单单剩下文学了。在心灵的旅途上，如果没有宗教，那么文学就几乎是惟一可以获得的安慰。
来自昭通的文学教授李骞，也同时是昭通作家群重要的一分子，他一眼看出了引爆昭通文学的地理和人类学基因。他说，昭通文学的爆发基因并不潜藏在金沙江的暗流里，而是写在昭通人的脸上，只要是从昭通出来的人，不管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他的脸上必然流露出悲苦忧患的神情。而文学是最接近这种表情的，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史都没有离开过这一点，而中国古代也有“文章憎命达”的说法。这就是李教授的文学相面学。
我认为他的说法是对的。在我所见过的几个昭通作家里，雷平阳说他一生下来就老了，从未年轻过；刘广雄年纪轻轻就秃了顶；潘灵笑起来的时候整个人不是向外打开，而是向内收敛；胡性能举止就像少年，害羞，喜欢顾左右而言他；李骞是大学文学教授，但却匪气十足，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山大王……杨昭，儒雅但不风流，淳厚而敏感，这个人总让我感到，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让人从他的身上感到来自昭通那块土地所特有的疼痛感。他是想得很多很多的人，想了又想，但似乎永远都不打算说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他写得很少，不相信自己手中的笔和电脑，也不相信嘴巴，他把自己变成了像老子那样的思想者。杨昭是昭通师专中文系的文学教授，对昭通那块土地有着一种感恩式的虔诚，别的许多作家都先后离开了昭通，他仍然留下来播撒文学的火种。据说，在昭通，他的弟子满天下，老一代的文学青年老了，年轻一代的文学青年又成长起来，文学的野火烧不尽，靠的是杨昭的一口气。看来，杨昭这一辈子是要老死昭通了。这就是命运，谁叫他的名字里带一个昭通的“昭”字呢！

陈衍强

陈衍强，他的写作似乎不按照常理出牌，观念、方式，到最后的文本形态，都迥异于常人。他笔下常常会出现一些违反人的大脑逻辑的句子，但它们的确是诗，而且是非常漂亮的诗。阅读陈衍强的诗歌我产生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想法：真正的民间诗歌是被这个人写出来的而不是于坚。与其把陈衍强看作一个诗人，不如说他是一个乡村歌手。

1988年，我在云师大红楼著名的91号诗人宿舍见到陈衍强，他显得又黑又瘦，很有激情的一个人。说话不多，且说话的调子非常低。口音有点像四川话，但又不是四川话，因为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昭通彝良县。我不大听得懂他说话，有些要他重复两遍以上才勉强听得懂。这样一来，交流就很困难了。好在他是一个诗人，可以通过读他的诗来了解他。去年，我在杂志编辑朱开宝（朱也是昭通人）处看到了他新出的诗集，就读了其中的几首，觉得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诗人了，印在上面的诗比十多年前我看到的要好。文学教授李骞称他为“红色摇滚诗人”，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
陈的写作似乎不按照常理出牌，观念、方式，到最后的文本，都迥异于常人。他笔下常常会出现一些违反人的大脑逻辑的句子，使我感到匪夷所思。但它们的确是诗，而且是非常漂亮的诗。阅读陈衍强的诗歌我产生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想法：真正的民间诗歌是被这个人写出来的而不是于坚。或许，我们可以把他的诗歌称之为“来自低层的民间诗歌”，因为他表达的几乎就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声音。他有一部分诗歌写共和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在先锋诗人看来可能很土，在我来说却是最先锋和最前卫的。
这些诗歌的作者很有幽默感，这个人骨子里是一个乐天知命的人，一个土生土长的浪漫派，他身上的浪漫疫苗不是来自西方，也不是来自屈原李白的古代，而是在云南这块活生生的现实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严格说来，是从滇东北的那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陈衍强的浪漫让我感觉十分亲切，因为我在滇东北的许多农民身上也可明显地感觉得到。我自己就是一个农民，所以比较熟悉，容易辨别出陈诗歌里的那种跟所谓高雅文学完全不同的品质和气味。
陈衍强的浪漫跟昭通的另一个诗人樊忠慰的浪漫不同，樊忠慰的浪漫继承的是屈原的传统，拜伦、雪莱和贺尔德林、德拉彼克的传统，那种传统在今天看来多少有点怪异和让人感到不舒服。陈衍强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浪漫，他的诗很土，他的浪漫是一种乡村智慧，由于滇东北的小县城和农村也被卷进了现代化的洪流和一整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这就使得他的浪漫里夹杂着后现代的一些元素，我在他的诗歌里看到的某些东西给予我的感受，就像我在云南通海那个狭长的坝子里看到的东西一样。在通海的田野上，你很难看到传统意义上的粮食，看到水稻、玉米和土豆。他们只在田地里播种蔬菜，并且几乎所有的蔬菜都是用来作为商品交换的，因此你在坝子里会不时看到一些蔬菜仓库。陈衍强的诗歌给我的感受就是如此。
与其把陈衍强看作是一个现代诗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正经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诗人，或者干脆就说他是一个具有强烈后现代气质的乡村歌手。他是跟贾薇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后现代”，观念、意识、眼界、对诗歌的理解，都不一样。就跟樊忠慰的诗歌文本给我们带来了意外一样，陈衍强的诗歌带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意外。
从这个意义上讲，云南的诗歌确实是了不起的，尤其是昭通，什么样品种的诗人都可以出，也许将来还要出得更多，就像蕨类一样，是一种非常奇怪也最容易繁殖的植物。昭通的诗人，只需从外界获得很少的东西就可以发育得很好了，这是我在陈衍强的个案里得到的一个感受。

贾薇，在全国新生代诗人群里都非常著名的女诗人，她的大多数诗歌作品都像是一些从不施用农药的地里刚刚采摘来的时鲜蔬菜，上面还带着露珠，完全可以生吃。
贾薇是在全国新生代诗人群里都非常著名的女诗人，名气可能并不亚于雷平阳。贾薇的诗歌写作极具天赋，她很善于从日常性的生活情景里发现诗意，在我看来，她是继于坚之后把诗歌内在的音乐性恰如其分地引入到口语写作的“第十一个中国当代诗人”。昭通著名评论家、文学教授李骞说她的诗“具有现代主义色彩”，表达了一种“想象的理性”和“女性特有的诗性天空”。李教授的看法我非常同意，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贾薇的诗歌可能已经远远超出现代主义的诗学范畴而进入了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对现代主义的解构，更倾向于写作的行为发生学和身体表述，想要的是一种“语义抽空”的话语言说。贾薇有一首十分经典的诗，是写脱掉玉米的小衣服这个过程的，她的话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看见”而非“想象”上，其策略是采用了一系列极具两性意味的动作行为来对“玉米”这一农业意象加以结构。无疑，这首天才之作非常到位地满足了后现代书写的核心指标，游戏性、拼贴技术，以及离间手法的成熟运用，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一首可遇不可求的极度优雅而放荡的诗，充满了妖异，但妖而不艳，基本上是用素色来处理的。
几年前，我跟贾薇曾经有过几次交往。我非常喜欢她的诗，她的大多数诗歌作品都像是一些从不施用农药的地里刚刚采摘来的时鲜蔬菜，上面还带着露珠，完全可以生吃。它们就像吴昌硕留在画布上的那些水果。无疑，贾薇的诗是一流的，是可以进入文学史的，这是一个被世故的评论家和老派的诗歌读者活活冷冻在视野之外的天才女诗人，一个热爱现代汉语诗歌的人。事实上，中国当代的女诗人，除了陆忆敏、小安、王小妮和尹丽川以外，再也找不出比贾薇更好的女诗人了。




樊忠慰，昭通作家群里的另一个异类。樊忠慰其实并不疯，这个传说中的深陷在“地狱一季”里的“疯子”举止正常，他看起来什么病都没有。他的目光清澈，有如儿童。
在中国当代的诗歌坐标上，樊忠慰也许是最孤独的一位。2002年夏天，他在昆明远郊安宁县的一家精神病院养病，我和几个朋友去看他。他患有严重的幻听，已经从人类的世界里孤立出来了。他安置自己的那个山头十分荒凉，属于前工业时代的一处遗址，只是在经过重新平整的土地上点缀有一些植物和花草。在地理上，我一眼就发现，这基本上是一个被抛弃的地方，一个正常的人不会来到这里。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病已经不算严重，看来药物和环境对他的身体有帮助。他立即就认出了我们。看见了，他也不是忙着跟来人说话，而是搬来椅子、水壶和茶杯，他在每个来人面前的玻璃杯子里倒满了热水。
我是第一次见到诗人樊忠慰。在我看来，这个传说中的深陷在“地狱一季”里的“疯子”举止正常，他看起来什么病都没有。他的目光有如儿童，他的眼睛是我在成人世界里所看到的最为清澈的一对。我打量了一下前来看望他的几个人，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暧昧不明而又衰老，里面充满了饱经世俗欲望折磨所留下的那种疲惫的痕迹。我立即意识到，不是一群自以为身心都很健康的人去看一个有病的人，而是一个在各方面看来都很正常的人接待了一群病入膏肓的凡夫俗子。
我关心的是樊忠慰为什么会生病。在住进精神病院以前，他曾经有过一个人离家出走的经历。在四川，因为从他的身上没有找到身份证，他一度被警察关进看守所。他的职业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据我所知，在全国成千上万的中学语文教师里，热爱并写作诗歌的人不在少数。问题的关键是，你写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是无关痛痒的风花雪月式的自娱自乐，还是把写作放置在了衡量生死的天平上？樊忠慰显然是属于后一种人，而且肯定看见和听见了一些别人没有看见和听见的东西。这是写作的宿命。在一首叫《河流》的诗中，诗人写道：我握住的河流/不是时间的河流/是江海与天空的疼痛/和上帝的一些想法。
在进入世界的入口处，诗人大抵上有两类，一类属于冥想、沉思，依靠直觉与世界达成沟通与和解，其个人性的存在与世界本身是一体的，这样的诗人如李白、兰波和茨维塔耶娃；另一类则是看见的诗人。在看见的诗人那儿，他所诉求的对象是外在于自身的个体性存在的，他必须求助于某种来自于个人智慧的方法论上的求证。美国诗人弗洛斯特、中国诗人白居易大抵上属于这一类，当代诗人于坚也应该划归这一类诗人的行列。前一类诗人是天才，后一类诗人通达后可荣升为大师。樊忠慰属于前一类诗人。在天才诗人里，强者诗人是可以单独成就一个世界的，他们对可见的世界充耳不闻，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真正的国王。
樊忠慰的诗歌里就经常出现“王”这个意象，比如，他的诗歌里会出现“北方没有把风捆起来”、“太阳是大神的心脏”以及“我的眼睛是火焰/燃烧看见的一切/看见不朽的英雄，腐烂的岩石”这一类的句子。这表明，他有着强烈地想要经由诗歌力量成为世界之王的欲求。在这一点上，樊忠慰与1989年杀死自己的海子一脉相传，他们的祖先是屈原和荷尔德林。遗憾的是，这一路的诗人都太弱小，激烈，过于亲近血光、火，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结果在坚硬的世界面前不堪一击，短命，疯狂，成了这个世界的牺牲。
樊忠慰诗歌展示的仅仅是人类遥远彼岸的理想，这种理想时常被具体化为家园。当全球工业化一体化的大机器倾轧下来，诗人的命运便免不了要身首异处。所以，在樊忠慰的诗歌里，世故的读者总能一眼看出激烈的矛盾。有时诗人是强权话语的支配者，有时又为词语所奴役，换句话说，脑袋已经发育得十分庞大，但却没有身体，而且，脑袋内部的神经系统感应力极强，但承受力却不堪一击。
通常，不置身于现场写作，只是为书写行为找到合法性而使合理性阙如，写作者的现世安全就是得不到保障的。“月亮是黑夜的伤口/黑夜是你的伤口/你是谁的伤口”，或“满地月光/千年难觅的针/意外地刺伤我的骨头/流出好痛的花香”这样的句子出自樊忠慰之手。手，只是书写命令的执行者，手不重要，心才是全部，诗歌超越了纯粹的手艺，偏离了维吉尔的诗歌初始之途。
从某种意义上讲，樊忠慰的身上保留了人类童年期那种不受到文明干扰的对世间万物的感应能力，而文明包围圈的逼仄空间又促使他的感应更为敏感和激烈。这个人难以在当代书写的坐标上找到位置，他是一个活化石一类的人物，其性质可能跟蕨类比较相近。跟海子一样，他的诗歌话语出现在当今全球化语境纯属意外。
就在不久前，昆明本地一个旨在奖掖地方文化人物、具有成功学意味的文化奖项找上了樊忠尉，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在一大群红男绿女的时尚即景中，樊忠慰献出了他宝贵的贞操。当风雅的都市人异口同声地发出“我们的诗人！”这句矫情的感叹时，樊忠慰其实并不属于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也并不真正需要他的诗歌。

陈衍强

胡性能，害羞的昭通作家，他写一种古怪小说，罗伯·格里耶和川端康成的中国弟子，云南玩后现代派小说的两个小说家之一，他的名字让女编辑想入非非。
在昭通作家群里，有一个人是必须重点提到的，他就是以玩弄后现代小说著称的两个云南作家之一的胡性能（另一个是张庆国，代表作为《黑暗的火车》）。说起来，胡性能跟我还是一个大学(云师大)的校友，我们同过三年学。他与当时著名的青年诗人何松和后来以文学评论扬名立万的胡彦在同一个班。在大学期间，胡性能一声不响，没有人知道他在校期间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确立了他后来的小说理想。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我估计他的青春期既没有出现女人，也没有出现诗歌。
听说胡写小说是毕业许多年以后的事，有一天诗人何松把他带来见我，一个很帅气的青年，略显羞涩，全身上下都充满了活力。那时候胡30岁左右。何松说胡在写一种招式古怪的小说，他的老师是日本的川端康成，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叫《有人回故乡》什么的，还被改编成了没有多少名气的电视剧。我立即对胡肃然起敬。顺便说一句，后来许多昭通作家的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胡性能是第一人。胡性能的小说，后来我全部都找来看了，果然是有些名堂的。
就小说观念而言，昭通作家的小说一般都比较土气，但胡的小说却比较现代派，后来他就走得更远，成了后现代。这可能跟他起点高有关系。我估计那几年胡性能最喜欢去的是图书馆，而且读的都是刚刚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胡性能后来的小说里，我发现他受了法国新小说的影响，而他自己也说，他最喜欢的作家，除了川端，就是罗伯·格里耶。他喜欢后者的《橡皮》。他有一组小说，没有收进他的小说集，总标题叫《日常生活的景象》，在我看来是中国化了的新小说。这是一个真正考虑过“现代小说”究竟是什么的人，他似乎每一篇小说都要放在肚子里热身很久，然后才像妇女生小孩一样把小说写出来。这样生出来的小说，当然是可以活许多年的，剩下来的事情，就是读者和评论家的事了。胡性能是在培养一种新小说，同时也在培养他的读者。
胡性能的小说大多数都在《大家》、《当代》、《花城》、《钟山》等文学刊物上发表，这一点可以确保他作品的专业水准。1996年前后，部分昭通作家纷纷把书桌从昭通搬到昆明来，胡性能也把他的书桌搬来了。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似乎很不习惯。有一天他向我和雷平阳诉苦，说他想家了，想媳妇了，想昭通了，想打道回府了，结果遭到了一顿训斥。后来，他调到了建工集团总部，从此终于在昆明安定下来。
作家都想向中心城市靠拢，大概是全国的一个普遍现象，云南的地方作家是这样，其他省的地方作家也是这样。这一点用不着多说。使我记忆深刻的是临沧籍诗人何松，他从海鸥飞来昆明的那一年起就立志弄一个昆明户口装在上衣口袋里，他说，就是做一只下水道里的老鼠，他也愿意住在昆明。大学毕业后的那几年，何松几乎每年寒暑期都要来昆明。我和胡性能为他想了若干调动办法，但都没有成功，何松自己又不想离开公职，结果可想而知。相比之下，胡性能就要幸运多了。他作品中最优秀的部分，都是来昆明以后写的，写出来，也就发表了，没有成为抽屉文学。
说到发表，在胡性能的小说家生涯里曾经有过一个笑话：他的一篇小说寄到《花城》，读到他小说的那个女编辑非常欢喜，但就是觉得“胡性能”这个名字不好。为什么不好？那个女编辑说：容易引起某些方面的联想。建议改成“胡生能”。女编辑执意要胡性能改名字，但胡性能就是不改。为这个事，两人电话里来往了许多回。最后女编辑终于气愤了，不再打电话。胡性能心想，小说可能发表不出来了。他正准备把小说投给另一家刊物，结果发表他小说的《花城》寄来了，他打开一看，“胡性能”还是“胡性能”，并没有印成“胡生能”。这个不叫“胡生能”的小说家


潘灵，他是昭通作家里最多产的人。在昭通作家群里，不提到潘灵的名字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云南文学界著名的胖子据说体重比另一个比他更著名的胖子于坚还要多出5千克。由于他脸上的那个洞里经常飞出乌鸦，人都不喜欢他，但是饥饿的老虎见到他就比较高兴：终于可以吃饱了。
潘灵是小说家，但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却写诗，他的成名作是一首叫做《佐罗》的诗，诗写得非常时髦，非常有风度，发表在当时全国最有名的文学刊物《飞天》上。刊物寄来后，潘灵几天之内就把他在《飞天》上发表作品的消息传遍了昆明所有的高校文学社，并创造了他的第一批女读者。那个时候在《飞天》的校园文学栏目“大学生诗苑”发表作品相当困难，云师大当时最著名的校园诗人董光福，给《飞天》投了80多次稿才得以发表一首，但潘灵却只投了几次就发表了。
就跟其他许多昭通作家一样，潘灵也把自己变成了昭通作家群“胜利大逃亡”队伍中的一员，从昭通老家来到了省城昆明。事实上，潘灵是昭通作家群里最早来到昆明的人，一只领头羊。如果没有他带头，今天就很难想象昆明居然会住着这么多的昭通作家。他是大迁徙的灵感来源和作家移民的旗手，跟着他是不会弄错方向的。他告诉记者说，当初他来昆明打天下只有一个背包，身上只有十块钱，晚上不知到哪儿去住，只好蹲在街上。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设想，假若潘灵的老家不是在昭通巧家县，而是在金沙江的另一边，在四川的西昌县或是什么鸟县，这个人也是会最终把书桌搬到成都去的。
自然，这个人十分热爱文学，仅仅是十年的时间，他已经成功地把自己从一个文学青年变成了一个著名作家。当然，全世界所有著名的作家都是从文学青年的队伍里走出来的，只是并非每一个文学青年都能够最终成为作家，这需要天分。很显然，潘灵是有文学天分的，他的天分在小说方面。他已经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在昭通作家里是最多产的一位。潘灵看不起短篇小说，他认为只有写长篇才看得出一个作家的实力和才气，才能够在高手如云的文坛最快地出名。他的这个看法当然是错误的，而且显然也是势利的。实力与势利，发音相同，其实通常也都是孪生兄弟。
潘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我不喜欢读长篇小说。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玩，他正在写一个长篇小说的开头，已经写了五千字。他拿给我看，我看啦。所以直到今天，我只看过他的五千字。五千字相当于一个短篇小说，他这个人又看不起短篇小说，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实是对他的势利的某种报复。从我所看到的五千字的这个长篇小说的开头来看，我认为潘写的是一种文坛上当时流行的新写实小说，也就是刘震云、池莉、方方的那种。据说写实这种说法是为了跟老土现实主义划清界限，但其实并无什么新东西。新写实当然是没有什么出息的，所以当时我就对潘灵说，这样子写是写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是死路一条，虽然短期内可以赢得眼球，但书旧了，就没有人会看，会过期，变得一文不值成为垃圾。潘灵不听，仍然坚持写他的新写实。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没有办法。
其实早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对待写作这件事就有分歧，主要是观念上的，写作是为了什么？这几乎是一个阶级问题。照这样划分，自然我们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从那时起我们就很少来往，各玩各的。后来我不写了，又才在一起喝酒吃饭，在一起打牌。潘灵的牌艺一般，还过得去。但这个人很好强，硬是说他的技术是天下最好的，其实，他离雷平阳还有些距离。他们两个打牌，心态是不同的，雷平阳比较沉着，潘灵则比较浮躁。潘灵是喜欢冲动的，蛮干的，记性和警惕性都非常高，雷平阳则喜欢把牌艺放到牌的外面去，能够结合对家的性格脾气出牌。
他们两人这样的性格脾气在写作上也同样表现出来，潘灵写小说像吸毒，又像打机关枪，一天可以写10000字，像拉肚子一样，仿佛他家的地里急着用肥料；雷平阳写诗则像抽大烟，要慢吞吞的来，否则不能得到写作的快感。雷平阳一天最多也就写一首诗，或一篇散文。一首诗或一篇散文有几个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潘灵快，雷平阳慢，这一点决定了他们二人不同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甚至是写作的品质。我这样说潘灵肯定不服，他一定会说，他是天才，写的又是小说，所以写得快；雷平阳写的是诗，所以写得慢。我想对潘灵说的是，你们二人目前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再写20年，可能距离就拉开了。我看过潘灵一些东西，知道这个人在写作方面是很有天赋的，是可以把东西写得更好的。我希望他在写作的时候笨一点，慢一点，不要太聪明了，轻易不要拿别人的东西来用。聪明和快有时候对生活是有帮助的，但不一定在写作上也用得上。写作最忌讳的是奔跑，而不是散步。西方谚语云：读书要慢，写作要比慢还慢。绝了！
以前我很少读潘灵的小说，以后可能会读得多一些——如果，他把他的新书送给我的话。在昭通作家里，潘灵为人洒脱、大气，很有江湖义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像有些昭通作家，心里面有一堆话，但就是不说，弄得自己的肠子越来越细，肚子越来越小。潘灵的肚子和度量都是大的，他的性格脾气，他的口无遮拦，他的游戏人生、游戏文学的态度，使他成为昭通作家里最不像文人的文人。

陈衍强

邹长铭，昭通作家群里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一个前辈。在昭通文学的王国里他是太上皇帝，许多年轻一代的作家都受到过他的教诲。
    昭通作家里教父级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杨昭，而是蒋仲文。蒋仲文我没有见过，倒是见到了另一个同样是重量级的人物邹长铭。邹长铭是昭通最早写小说的人之一，在昭通文学的王国里他是太上皇帝，许多年轻一代的作家都受到过他的教诲。雷平阳每次讲起邹长铭，都怀有无限的崇敬之情。而胡性能则喜欢提到主要是由他编撰的《巧家县志》。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书，据说可能是中国最好的县志，因为它里面有细节，并不完全是一部属于“官方公文式”的书。
    无数次听到邹长铭的名字，我很是好奇，很想见见这个传说中的人。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次，大约是雷平阳吧，他打电话来说是出去喝酒，到了一看，酒桌上赫然就安坐着邹长铭。这个人五十多岁，一看就知道是经历过许多事的，举止和谈吐都非常儒雅，大方，眼神里透出明晰与练达，具有着老鹰那样的目光。那天晚上，昆明论语派诗人倪涛也在座。两个人吵了起来，他们在某件事上发生了观点分歧。声音很大，争论非常激烈。两个人的脸都鼓了起来，电灯光下红彤彤的，非常好看。我觉得作为小辈，倪涛在说话的语气上可能让邹长铭感到有点不舒服，别的倒没有什么。
    不知为什么，倪涛、韩旭和我总是经常跟昭通的一些作家们坐在一起喝酒。必须提到的一点是，除了雷平阳，昭通作家的酒量似乎都不很好。雷平阳总是抱怨我每次喝酒都不喝醉。我为什么不喝醉？为什么？其实我还是偶尔喝醉的，只是雷平阳的运气不好，没有一次被他看到。我们在一起喝酒估计不少于一百回，但我就是不醉，我估计原因可能是雷平阳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跟这种人喝酒是无法喝醉的。相反，我看见雷平阳酒醉过好几回。这是不公平的。



雷平阳，这个人是昭通作家群里的“西西弗斯”，一个文学旅途上的苦行僧。他写东西就像拔萝卜时连土一起拔出来，很笨，结果，由于用力过大，整块地都被他一起拔起来了。当然，有时候他也会朝后摔倒，手里抓住的只不过是一把萝卜缨子。不，他不是一个举重若轻的诗人、作家。
    在昭通作家群里，雷平阳是那样的特别，以至于这个人和他的写作只有站在远处和未来才看得清楚。说起来，雷平阳也算得上是一个老诗人了，他今年39岁，但却已经经历了足足20个年头的写作生涯。人的一生没有几个20年。用20年的时间来做一件事情是否值得？这个问题在许多人那儿是个问题，但在雷平阳，却几乎是一个不值得回答的问题，对他而言，尽管文学本身是无用的，但却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惟有通过对写作这一极端个体化的个人行为的实践，才可以找到一个稳妥地安置自己的地方。雷平阳选择了做一个诗人和散文家，如果说诗歌是他的妻，散文就是他的妾，目前他可谓妻妾成群。20年来，他大概写了800首左右的诗，300篇左右的散文。最近的几年，雷平阳的诗是越写越好了。于坚不只一次地说，雷平阳最近发表的诗不错，他应该是中国目前比较优秀的诗人之一。在我看来，雷平阳是一个严肃而又顽强的写作者，一条长在文学身上的壁虎，文学想要把他甩掉都不可能。在写作方面，他是一个清楚自己要干什么的人，并且拥有罕见的才能和天赋。
    雷平阳的作品，我几乎都读过。他早年出版的散文集《风中的群山》，一度让我相当感动。今天拾起来重读，也依然感动。他属于一个草根型的作家，总是有心要让他的读者回到常识和最基本的事物上面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国当代的作家，大多数都是一些无心无肝的家伙，文学就像穿在身上的衣服，无足轻重，旧了，就扔掉换成新的，什么东西最流行，他们就写什么。其实写作哪里是那么回事？良知，总是要保留一点的吧？没有良知你还写什么？
    前几年我看新疆作家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发现他看待村庄的方式完全就是城市小资的那个眼界，在他的笔下你很难发现他对这个世界由衷的爱，也几乎看不到什么细节和来自语言本身的质感。他的散文，如果把能抽的部分抽掉，就几乎不剩下什么东西了。把文本包装得油光水滑，是90年代以来中国散文家的时髦作风。时髦，对别的也许是有用的，但是对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无用。我以为90年代以来中国最好的散文作品是由云南作家写出来的，于坚的《棕皮手记》，陈慧的《流水与风》，雷平阳的《风中的群山》、《云南黄昏的秩序》，胡廷武的《九听》，都是经得起重读的经典。在文化散文方面，去年又冒出来一本，它是余斌的《西南联大忆旧》。这是一本作者活在里面，在里面呼吸的书，他写的那些大师，就像住在他家隔壁一样。雷平阳散文作品里的那些事物，也是在场的，跟他本人有关的，他写到的那些或近或远的事物，都为他亲身所经历过，并不是光凭想象在写作。
    雷平阳说过一句使我非常感动的话，他说：一个人只要数十年如一日地做着一件事情，大抵上是不会错的。贤哉，雷平阳！去年，他调到了昆明市文联，文联别的没有，但是拥有大量的时间，而作为一名作家，时间富裕是最重要的。闲、散、淡，有了这三样东西，我相信雷平阳会写出更好的诗和散文来。
    作为一个诗人，雷平阳写了20年，但至今仍然没有机会出版一本他的诗集。诗集一般是很少卖得掉的，出版社都不愿意贴钱。雷平阳遇上了一个惟利是图的时代，是他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个二流时代的不幸。我始终认为，当一个时代不再需要自己的诗人时，这个时代也差不多应该去看精神病医生了。

后记：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写这篇东西，纯粹是出于好玩和几年来我跟一些昭通作家的友谊。我所重点写到的昭通作家，都是我所认识的。对我不认识的，只一笔带过。再有就是，这篇东西专为《青年与社会》量身定做，为了尊重杂志的读者，延续杂志的轻松风格，基本上是属于写着玩的，游戏性质的那一类，当不得真。对待“真”字的态度，应该向孔子学习，不认真，念直八。如果有人要把我的游戏文字当作苦大仇深的评论来看，那也是没有奈何的事，文责不由作者负，由读者自己来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