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诗歌（１）

龚奎林

　　90年代以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大众文化和现代传媒的日益发达，文学受意识形态宠幸的历史已不复存在；文化全球化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而愈加强化，因而也要求文学融入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之中；知识分子在种种浪潮的“倾轧”中被迫抛入“金字塔”外的“汪洋大海”，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趋向边缘化。所以90年代文学在纷繁多变的社会中越来越边缘化、领域化、多元化，它们既负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又承担着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方向。
　　1989年，年轻的诗人海子在对诗歌的沉思和叩问中卧轨自杀，随后又有诗人骆一禾、戈麦、顾城等不同原因的死亡，同时社会和文化界由于政治风波导致的沉寂、商品经济大潮的峰起等都对90年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历了80年代诗歌喧哗与骚动之后，90年代诗歌开始走入寂寞沉潜期，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早已被“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尴尬所代替。这种困境的原因无非有两种：一是真正开始衰退，另一则是积蓄中走向爆发。总体看来，90年代的诗歌一直在沉思反省中积蓄力量，寻找艺术精神和创作风格的独立。
在新诗外部生存环境的压力之下，“诗人从傲居于文明金字塔”尖上跌落下来。在大众文化、通俗小说、流行歌曲以及“肥皂影视”的冲击下，诗人队伍的分流成了90年代诗坛的独特风景。一部分诗人顽强地坚守诗歌阵地，他们相信诗歌在人类精神净化方面的独特作用，试图为诗歌艺术的辉煌而作长期的努力，如海男、西川、王小妮、黄灿然，王家新、昌耀、于坚、张新泉等；另一部分诗人功成身退，在不背离诗歌精神或不完全放弃诗歌的前提下，转向了或者同时从事小说、散文等其它文体的写作，如邵燕祥、韩东、杨牧、舒婷、傅天琳、周涛等，他们都曾是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在转向其它文体的写作之后也取得了可观的实绩。文体选择作家，作家也选择文体，诗人根据自身学养和观照对象的变化而选择其它文体是一种社会和文学发展的正常现象；还有一部分诗人面对经济和文化的转型，特别是诗歌处境的艰难而选择了沉默或者弃诗而去的道路，隐匿消失如杨炼、顾城、京不特、江河等，下海经商如李亚伟，万夏等；90年代诗歌写作逐渐演变为个人化写作，一些更年轻的诗人如臧棣、伊沙、徐江等出现了；同时老诗人李瑛、郑敏等依然坚守着诗歌的家园，郑敏于1991年出版诗集《心象》之后，在《人民文学》1994年第2期发表长诗《诗人之死》。
　　90年代的新诗顺着80年代以来的艺术探索的惯性发展，思想更为活跃，加上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多元化，诗歌呈示方式也更为复杂，在立足现实变革的同时，对国外诗歌艺术经验进行借鉴，并以此为基础对诗歌传统进行现代选择。这不仅使诗歌传统在新诗中的呈示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特点，而且为新诗的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90年代诗歌既关注人的本质与生存处境，又尊重诗歌艺术发展循序渐进的规律，诗中既包含强烈的忧患意识，又闪现耀眼的理想光辉，并由此使诗歌的厚度、广度、力度等要素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1997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单项奖中的诗歌奖评选揭晓，共有8部优秀诗集获奖。它们分别是李瑛的《生命是一片叶子》、匡满的《今天没有空难》、韩作荣的《韩作荣自选诗》、沈苇的《在瞬间逗留》、张新泉的《鸟落民间》、王久辛的《狂雪》、辛茹的《寻觅光荣》、李松涛的《拒绝末日》。这些作品涵括了老中青三代诗人的创作，大都以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呈现在文本的叙事策略中，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新诗创作的整体水平。它们在风格上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主义的，有主要对民族诗歌传统进行发掘和弘扬的，也有对外国诗歌艺术经验进行广泛借鉴的——从而体现出新诗创作的多元风貌。另外，朱增泉的《长夜》、王久辛的《狂雪》等长诗对历史、战争、和平与人类命运的全方位思考，既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意识和人类意识，又包含着浓郁的忧患意识，使传统意义上的军旅诗歌具有了新的内涵。昌耀对大西北文化精神中雄奇、悲壮的生命状态的歌唱，杨克对商品经济时代人们不断变化的心态的观照等等，都是90年代新诗创作的收获。
　　为了寻求艺术精神独立的需要，获取个性化语言在文本中的隐秘内涵，西川、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藏棣等人分别坚持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在麦田里虔诚地耕耘着。1997年改革出版社的“坚守现在诗系”就包括欧阳江河的《透过词语的玻璃》、翟永明《黑夜里的素歌》、西川《隐秘的汇合》、肖开愚《动物园的狂喜》、陈东东《海神的一夜》。而199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的“90年代中国诗歌”丛书囊括了臧棣的《燕国纪事》、张枣《春秋来信》、孙文波《给小蓓的俪歌》、张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西渡《雪景中的柏拉图》、黄灿然《世界的隐喻》。
　　西川大学时代开始写诗。1989年，他的两位诗人挚友海子和骆一禾的相继辞世以及社会生活的动荡，给西川的精神带来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写作也发生了转变。他不再满足于写单纯而质朴的诗歌，而是将个人的遭遇展开，联通他人与时间，在此基点上揭示出抒情主体“我”的生成过程，也揭示诗歌的虚构性，在诗歌方式上也发生了从歌唱的诗歌向叙事的诗歌过渡，组诗《厄运》、《芳名》体现了这种取向。总的来说，西川是一个主张诗歌创作广阔文化背景的诗人，他渴望在自己的诗歌中实现一种复杂性、矛盾性与含混性，由词语、意象衍生出富于抒情与沉思意味的文化想象。这使西川的诗歌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感和热烈的抒情性，其总体的语调是高昂有力的，体现了诗人对诗歌感染力的追求。西川还是诗歌写作中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较早的提倡者。
欧阳江河倡导一种知识分子写作，如《纸币、硬币》、《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等诗，利用对语词的扭曲使用来达到讽喻的效果。其它如短诗《玻璃工厂》、《汉英之间》，组诗《最后的幻象》，长诗《椅中人的倾听与交谈》、《咖啡馆》、《1991年夏天，谈话记录》、《雪》等，都是他近年来的优秀之作。欧阳江河被看作是当代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代表诗人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诗作不以单纯的抒情和哲理为主题性目标，也不以想像为特色；而是以一套复杂语码，传达了丰富曲折的心智，并发展了他理性的、思辨的言说风格，他的部分诗歌，用词繁复，语势出人意料，诗意富于玄学色彩。诗歌主题多触及生存现实、死亡、政治道德等的沉思与省察。
　　王家新是在诗歌道路上经历了较大变化和实现过自我调整的诗人之一。90年代初，他创作了《瓦雷金诺叙事曲》、《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词语》、《帕斯捷尔纳克》、《卡夫卡》等作品，标志着他诗风的转变。这些作品，也可以说是表达“承担”的经验的诗：它们借助吟咏的对象，抒写了一种对于社会转向作用于个人生命的难以承受的处境的体验。接受当代世界诗歌发展的启发，王家新还创作了一系列在特征上非诗非散文的“诗片断系列”（《词语》、《另一种风景》、《游动悬崖》等）。他旅居国外的生活素材，写进《布罗茨基之死》、《挽歌》、《伦敦随笔》等诗作中。王家新善于从他所喜爱的文学大师如卡夫卡、帕斯捷尔纳克、叶芝、布罗茨基等人那里，汲取营养，并将自己的文学目标定位在对时代和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点上。前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是王家新在《帕斯捷尔纳克》诗中歌咏、倾诉，以期达到“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的对象。此诗以个人的睿智和忧伤体认了一个时代苦难的形象，然后确立起了一种要求承担苦难并朝向灵魂的高贵的存在尺度。在诗歌写作的同时，王家新还写作了大量的诗学论文，对当代诗歌现象和诗学追求，进行思考与评述。


（摘自笔者所写《中国当代文学史》之章节，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作者联系方式：龚奎林，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班（邮政编码：475001），电子邮件：gongkl2006@126.com，欢迎和各位诗友交流。

长河落日

拜读龚博士煌煌大论.写得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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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来学习。读到如此漂亮的评论感到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