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来,在一些书店闲逛,观察到对于诗歌方面的书籍上架的很少,不外乎各种版本的《诗经》、《唐诗》,最贴近现代的也是徐志摩,舒亭,北岛等一些诗人的书,甚至海子时期的也很少,不知道是否是现代迷离的色彩太多,还是给人感官上刺激的文化太多,人们是有意回避诗歌,还是根本就没有值得他们去记住的诗歌,也难怪会有很多人说现代诗歌的浮躁,没有人民的群体作为支撑;写的人比看的人多云云。我倒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诗歌的价值取向问题。 首先,现代诗歌受新儒家所开导的审美取向。从思想传统而言,中国的诗歌自从孔子奠定了诗歌与礼乐教育的核心地位后,“诗乐教化”就成了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审美艺术教养方式,这种方式特别注重精神和形式的统一。有熊十力、马一孚、唐君毅等都强调诗教和写诗。这一点与西方哲人不同,西方哲人在对诗心的证悟就有区别,重视诗的有尼采、狄尔泰、海得格尔,另一部分西方哲人则很敌视诗,如维特根斯坦、石里克。但中国现代或古代的儒家们无论他们能诗与否,对诗歌并不敌视。所以,中国的诗歌一直受到关怀,其底蕴应是非常深厚的。如唐君毅更重视诗歌和哲学的贯通,重视生命哲学的诗性体悟和阐发。因而我们的现代诗歌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中都有良好的基础,这一点在唐宋时期充分得以体现。 所以中国诗歌一直有其厚重的历史渊源,形式和精神的统一是诗歌的一种内在的发展方向。 其次是诗歌批评家是否坚守诗歌精神和形式统一的思想传统。从许多诗歌批评家的鉴赏判断中,他们对诗心证悟的理解各有不同,那种对诗歌的阐发和感悟,陷于对形式的渴求,或语感,或意象,或技巧,或内涵等等,其精神的实质把握却是有限的,这种精神是具有民族性乃至世界性的意义。例如,在评价荷尔德林的诗歌时,狄尔泰谈到:“在其最简朴最感人的形式中的抒情诗,说出一次经历所唤醒的存在感,内心活动结束在较普遍的观察中时,抒情诗提高了。个人的诗经过多种多样的阶段和过渡,走向那种大的抒情形式,它的基础是,内容超出灵魂的个人命运,取代灵魂的地位,完全地决定心境。当作家的感情被重大的客体性,被强有力的个性,各民族或人类的事业,被同我们族类事务有关的思想,最后也是至高地被事物的最后关联推动时,这种形式就产生了。对伟大对象的感情是热情,热情在其中表达自身的形式,是有意识的伟大的艺术,它努力说出崇高感情的进程。”从这些解释中,当精神与形式构成内在和谐时,优美深邃的诗歌就具有伟大的生命力。 而现代诗歌喜欢把形式和内容割裂来看。偏重于分块而论,要么情结小我,走不出媚我的圈子,要么找不到支点,没有内在的气质,缺乏一种精神。而没有精神的诗歌是是没有生命力的。纵然诗歌的形式做得很高超。这一点几千年来的诗歌现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追求形式和精神的统一,是一种美学要讨论的问题,是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它要求我们的诗者维护和完善这一点,也要求诗歌批评家们审视和判断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