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权利、表意的策略及其时空生存状态

张立群

——重估世纪初诗歌的“底层写作”等相关命名

张立群

   谈及写作的身份与权利，总会不由自主地让人联想到所谓文化研究的视野。不过，这样的认知却从一开始就将研究对象置身于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并极易在超越文学界限的同时衍生出许多新的话题。对于即将言说的世纪初诗歌之“底层写作”等一系列相关流行语汇，必须首先承认的是：笔者曾经在多篇文章中进行过专论与涉及，而且，每一次涉及都会有不同的感同身受。这种起伏的过程，除了源于此现象潮流本身的不断历史化的趋势，同时，还与作为认识主体的内心经验化趋势密不可分。时至今日，世纪初流行一时的诗歌“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直至“诗歌的道德伦理”，似乎已经逐渐从喧嚣走向沉潜，这至少表明：如何采取更为客观冷静的态度深入本质，已被历史推移出“近距离”的镜头。至于最终可以沉积多少，则始终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内容”。
   
                           一

我曾经在《诗歌的“想像”与“真实”》一文中以“现象出发”的角度论述“诗歌伦理”的问题；而在更多涉及世纪初诗歌研究的文章中，则始终以“打工诗歌”、“底层写作”以及“诗歌道德伦理”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例证。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简效时评”却有很多盲从的痕迹和孤陋寡闻的倾向。事实上，所谓“底层写作”的不胫而走一直具有某种内在的历史逻辑，正如“底层写作”、“打工诗歌”、“草根性”直至“诗歌道德伦理”的出现同样具有时间上的顺序一样，只是，后者的生发在经历一定时间的酝酿之后，或许显得过于来势汹汹，因此，在尚未来得及梳理一切的前提下，判断与结论的得出总是一件无法确定的事情。
本文在选择“底层写作”作为一个对象的时候，曾重新思考与此相关几个语汇的自然排序问题。应当说，作为一个广义的文学范畴，“底层写作”是包容“打工诗歌”这一文学现象的；至于由“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的创作分支上升为“诗歌道德伦理”则更属于一种“金字塔的攀援”。与此相应和地，是“底层写作”、“打工文学”与诸多意识形态称谓，比如：“人民性”、“新左翼文学”、“有产阶级”之间的关联，这使得“底层写作”无论是否着眼于诗歌内外，都从一开始就染上鲜明的政治文化色彩。
    即使仅是从世纪之交的历史脉络看待当前的“底层写作”，那么，所谓由“中断方式”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诗歌，也极易由于其写实倾向和“日常化叙事”而充满“底层”的味道。市场经济的变革一面使诗歌和诗人的地位滑向边缘，一面也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诗歌本身的通俗甚至媚俗的成分。这使趋势的出现，使围绕“底层写作”而进行的话题在开启阶段就带有自身的朦胧与暧昧之处。
显然地，“底层写作”会由于其“写底层”与“底层写”而至少包含作品和作者两方面内容。在一篇名为由域外论者写作的《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一文中，作者曾依据“叙述主体”的分类标准将当前中国文坛流行的“底层写作”分为“（1）社会中上层小说家、诗人的叙述。‘底层’是叙述的对象和题材。有时当‘底层’的代言人(或“替代”)。（2）虽出身‘底层’，如今已跻身社会中上层的小说家、诗人的叙述。（3）出身‘底层’如今依然身居‘底层’的写作主体的叙述，如‘打工文学’。（4）‘无法表述自身’的‘底层’”[1]共四个层次。前两个层次很容易由于自身的特点而成为某种定型化的群体，但3、4两个层次却保持着模糊的状态和转化的趋势，而向更高的写作身份和地位进行攀升，则构成了他们转化趋势的主要方向和动力。
“底层写作”的表意策略很容易使其和“大众化”、“关注现实”或“非精英化”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审美策略一旦和文学创作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联系起来后，则清晰呈现出其概念的不确定性。而与“底层写作”相比，“打工诗歌”则更显一种概念的泛化倾向：对于进入市场化时代的诗人、学者等社会各色人等而言，“打工”的区别其实只在于工作的强度和种类。而考察一个人生存状态的标准也从不在于“打工者”的身份，众所周知的，作为一个具有相当数量的群体，生存状态的优劣只根源于穷富差异以及是否是一个有产阶级。
由上述内容审视“诗歌的道德伦理”，其可信度频繁遭遇质疑不但在于道德伦理从来不是评判“文如其人”的重要标准，而且，也从来不能构成约定俗成的社会契约和公共准则。文学发展在进入后现代文化语境之后，盲目地谈论道德伦理本身就是一件容易遭遇各方口实的事情。为此，我们必须要注意后现代语境下的道德伦理会由于个人写作和观念行为而经常呈现的那种“断裂感”以及“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2]的提法。或许，“诗歌的道德伦理”仅在于写作者在完成诗篇那一瞬间的心灵真实，但在不同时刻、不同场合出现的它，却极有可能出现彼此相互矛盾的状态，而这一点，使“写作的真实”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提法。

二

为了能够全面考察诗歌“底层写作”及其系列相关话题的发生、发展，我们有必要描述有关内容的历史性进程。据《中国打工诗歌精选》（2007年5月正式出版）“打工诗歌”大事记记录，早在1994年9月，广东省佛山市《外来工》杂志（现《打工族》）就发表了徐非的诗《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并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1996年2月，《打工报》在广东省中山市创刊，刊发小说、诗歌、散文等“打工文学”作品，共出刊6期；2001年《打工诗人》在广东惠州创刊；2002年8月，民间诗报《行吟诗人》在广东省东莞市创刊；2004年《打工作家》在广东省东莞市创刊……“打工诗歌”、“打工文学”等语汇的流行，使在90年代伊始阶段就呈现的“底层书写”迅速成为可以牵连的线索（对此，我一直深信，事实远比本文叙述的要复杂得多）。而从研究者的跟进角度上讲，2004至2005年围绕“诗歌伦理”、“草根性”等话题展开的争鸣，又在另一角度推进了这一创作潮流。[3]
“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的引人瞩目，直至萌生“诗歌道德伦理”，在表意的策略上，至少体现为以下点：第一，是社会现实性。如果说“个人化写作”是在经历90年代诗人群体的分化、重组的基础上，最终由一批坚守诗歌阵营的诗人提出的，那么，透过那种不断为“诗歌是否滑向边缘”而进行的辩解以及“语词贩卖”式的写作，并未从骨子里改变诗人传统观念意义上的贵族气息。即使“个人化写作”已经不再进行往日的高蹈抒情，转而求助一个个平淡甚至无奈的生活场景，但诗人的眼光更多是按照俯视众生的角度指引写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盘峰诗会”之后，中国诗坛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即为：发现诗人和诗歌发现的空间迅速增大，这种至少源自艺术同时也是源自反思的趋势，造就了“底层写作”、“打工诗歌”可以成为世纪初诗歌的“第一亮丽风景”。不但如此，就后者而言，走向广阔的社会现实，重新强调、找回文学反映生活直至批判社会，也构成了在众力比较中，脱颖而出的态势；第二，是“真实”的“镜像”。“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从总体上说，是充满生活真实和心灵真实的。然而，更为重要的，却是这种真实在与过去写作的比较中形成的“镜像”。事实上，进入市场化时代之后，生存与竞争的压力往往会使个体生活不自觉地陷入未能免俗的境地。因此，纵使不必采用历史整体性的追溯，“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的为数众多和时空广阔，也构成了冲击纯文学脆弱阵地防线的多面锥体。而在“镜像”的映衬之下，往日的曲高和寡、孤芳自赏、躯体欲望等主体认同的个人写作，宛若遭遇雨天冲刷的涨池之水，那种来自生命底层同时又是悲悯人性的写作瞬间使权利的坐标趋于等同；第三，是乌托邦情怀。在“诗歌道德伦理”出现的瞬间，人们似乎嗅到了某种回顾历史后诗歌自我拯救的味道。交织于真实和权利泛化之后的“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从不畏惧与满足已然获取的写作空间，他们以“观看/被看”的姿态在写实主义那里获得了回击后现代碎片生活场景的手段，而达成一种诗歌的“至高律令”既是这一写作同时也是批评家责任的共同旨归。尽管，以“道德伦理”要求诗歌和诗人从来就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但勉为其难的结果或许就在于心理空间和想象空间的自我营造，这种极具召唤意识的命名，对于那些尚处于“底层”的写作者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真实的诱惑力量的。
当然，乌托邦总是由于其虚幻性而难以实现的。在诸多身居底层的“打工者”，仍然穿行于写作的暗夜时，那些常常被指认为“领路人”的写手身份和权利正在发生变化。不难想象：通过“打工诗篇”和借助“底层写作”的浪潮，诸多来自底层的诗集编纂者和获奖者，会发生怎样的资产变化。在这里，我必须强调名利的追求在这个时代的合理性，以及努力摆脱底层是合乎情理的生存诉求，然而，在业已成名的前提下，仍然固守身份的“纯粹”，则未免显露过犹不及的疲态——无论身份，还是权利，都必须通过实践的完善才能实现自身的效力空间，而在此过程中，身份和权利的关系始终是紧密相连与相辅相成的。

三

在2007年底海口召开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歌第四届研讨会”上，笔者曾公开道出“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等系列现象，与世纪初国家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密切相关的论断。然而，这一结论其实已酝酿已久。正如意识形态可以有助于实现乌托邦的梦想（比如：卡尔•曼海姆的著作《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权力对心态的抓取一直具有天然的依附倾向。“中央级别的共青团中央主办面向打工青年的嚎叫‘第一届勤劳青年鲲鹏文学奖’的‘打工文学奖’活动就可算是比较典型的例子。2004年6月开始征集作品，2005年1月，在广州，由著名作家参与审查，评选出小说七篇，报告文学六篇，诗歌九篇，散文八篇。分别授予一、二、三等奖”[4]，这段转引同时又是可以在网上搜索到的文字，生动地说明了“关注”与“凝视”，可以给文学带来怎样的引导及其写作路向。而在“审美意识形态”的面前，诗歌这一文学的皇冠，也同样无法置身事外。
即使就“底层写作”、“打工诗歌”自身自说自话，源于主题学意义和写作者身份意义上的分层、断裂，也极易使其在极度、夸张的“发音”中涨破底限。既然染指“底层”与“打工”，那么，“中心”和“非打工”就想当然地成为先验的“对应物”。诗歌的“底层写作”总不免以“降格”的策略，向往日的精英群体索要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所谓“向下生长的枝条”就不仅仅是为了根系的纵深发展，还包含着纵深发展、潜滋暗长之后的枝繁叶茂。而当权利由个体走向“普泛”之后，“底层”的无限放大和提升正展现了其可能的表意策略、身份和权利以及时空的生存状态。自然，在这一逻辑演绎下，写作者最终身份和权利的变化，也决定了这一系列概念的最终分裂，并直至旁逸出崭新的甚至是异样的声音。
也许，在我们还未彻底深入“底层写作”、“打工诗歌”和“诗歌道德伦理”的时候，那些可以指认为“伦理写作”的诗人早已经在心态、身份和权利上发生了变化。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鲍曼在《后现代伦理学》中的一段论述：“对于这种伦理困境，仅有一种可以想象的解决途径：我们承认人的自然本性将要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伦理规范提供一个牢固的、充分的基础，但是并非此时存在的‘人的本性’，正如它们可以被察觉和被记忆的那样，能够作为这样的一种基础。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和报道的并不能表明‘真实的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在目前只是潜在的，是一种尚未产生的可能性，它等待一位助产士来释放它，不经过长期的劳作和剧烈的产痛是不会产生的。人的自然特性是其自身的潜在性，是尚未实现的潜在性——最重要的是，没有理性和理性倡导者的帮助，靠它自身是不能实现的。要使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转变成日常生活的现实，首先要做两件事。第一，应当揭露出隐藏在人类身上的道德潜力，必须教会人们发现他们能够遇到但是没有帮助就不能发现的（道德）标准。第二，必须认真规划一种真正赞成和奖赏道德行为的环境以帮助人们遵从这些标准。”[5]鲍曼的话是就一般意义的伦理而进行阐述的，但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契合，鲍曼的伦理论述及其实现途径却说明了“道德伦理”的制约因素。所谓建构于“个体和群体”人性基础上的当代“诗歌伦理”，当然是自我和他者在相互理解、和谐之后的一种状态，在传统的伦理观已经趋于瓦解、失效之后，当代文学伦理必须认同在“反历史的写作伦理”中可以实现的事实。而作为一种外在的限制，我们已经通过种种刊物的办刊方针感受到一种新的制约机制的生成：众多刊物强调文学“干预现实”正是世纪初几年中国文学的一种走向。历史的经验和理论的经验已经证明：文学适当的公共化、意识形态化是正确的。然而，在中国现实语境展开“诗歌伦理”以及将其运用在具体的写作之中，还缺乏平衡生命意识、道德意识与诗歌艺术之间张力的策略，这是一次带有历史化记忆的经验与反思，而从表象的另一端切入反思，或许是特定时代历史无情的嘲讽。




注释：
[1] [4]尾崎文昭：《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陈玲玲翻译，后为“左岸文化”网站收录，http://www.eduww.com。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3页。
[3]关于本文提到的“诗歌伦理”及其涉及的文章，可包括钱文亮：《伦理与诗歌伦理》，《新诗评论》，2005年第2辑；《文艺争鸣》2005年3期，由主编张未民撰写的编读札记《关于“在生存中写作”》以及编发的一组文章，王小妮：《张联的傍晚》、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蒋述卓：《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柳冬妩：《在生存中写作：“打工诗歌”的精神际遇》，《文艺争鸣》，2005年6期；刘建军：《当代语境下伦理批评内涵的重新阐释》，《文艺争鸣》，2005年6期。
[5]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序言部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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