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浮与厚重：抗震时期的诗歌写作

宋烈毅

轻浮与厚重：抗震时期的诗歌写作
作者：宋烈毅

     伟大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他的哀歌《面包和酒》中曾经这样问道：“……在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但荷尔德林的诘问依旧悬浮在世界那蔚蓝而空洞的苍穹中。当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荷尔德林的诘问之回声再次从那缥缈的天际传来，这回声再一次拷问每一位诗歌写作者，在惊天动地的灾难发生之时，作为一个以语言为家的诗人，该做些什么，该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

一、写诗为何是“轻浮”的

“今夜，我必定也是
轻浮的，当我写下
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
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沉痛里
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轻浮如刽子手，
轻浮如刀笔吏。 “

——70后代表诗人朵渔在他的诗歌《今夜，写诗是轻浮的…… 》中表达了一个诗人处于大灾难发生时的那种过度焦虑和“不自信”，即诗歌写作这种语言活动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是苍白无力的，轻浮的。这种不安的感受可以说非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发现，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诗坛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姿态，即相当一部分诗人选择了用诗歌这一文学样式表达内心对灾难的感受以及对身处灾难当中的人们的同情和悲悯，而另外一部分诗人选择了沉默，当然这种沉默肯定是一种悲痛和哀悼，这些诗人也正如朵渔诗歌中所说的，他们感觉到“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在人类的大灾难发生时，他们觉得写诗是“不合时宜”的。

    现在，在很多读者和批评家的眼里看来，中国的诗歌也发生了一次高烈度的地震，大量的抗震诗歌以空前绝后的速度和数量出现在媒体上，“震波”甚至影响了众多非专业的诗歌爱好者们，促使他们也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诗歌地震”之中，在最为强势的网络媒体上，大量随机而写、有感而发的直抒胸臆的诗作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那么，“今夜”，对于一个诗人，究竟干什么才不是轻浮的？是写还是不写，都成为了一个问题。当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该文的作者友善地给读者了推荐了一个可以在当下阅读的书单，书单中所列的书籍全部关乎灾难的主题，该文作者的本意是想让读者通过阅读这些“痛苦的书籍”来和经受灾难的人感同身受，多么善意、多么苦心的一个读书计划呵。在这个书单中，有我十多年前就曾读过的一部长篇小说《鼠疫》，它的作者是法国的阿尔贝•加缪，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他47岁的时候死于一场意外车祸，应验了他的“世界是荒诞的”理论。阿尔贝•加缪说，世界是荒诞的，而世界同时又是充满辛酸的。我无须费力地就可以回忆起十多年前坐在床头捧读小说《鼠疫》的情景，当时我完全沉浸在小说所描写的那种恐惧之中，并被小说中的那个坚强的人类的人道主义代表“里厄”医生所感动。这是一部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女人出现的小说，但我们愿意一口气读下去。当“鼠疫”发生后，一切都变得荒诞了，每个人都发生了变化，这应该是阿尔贝•加缪想通过这部令人惊悚的长篇巨作告诉我们的“世界真相”。而“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这个判断，在现在看来也浸透了荒诞的辛酸。世界在悖论之中，并且永远在悖论之中，地震也是这样，大地造就了美丽山川但大地同时也把我们毁灭、颠覆。尽管知道“写诗是轻浮”的举动，但诗人还是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这样的诗句。

    然而，既然知道“写诗是轻浮的”，为何诗人还要执意地去写?作为一个诗人，他会有一种处于角色之中的压力吗，抑或长久的写作训练导致了诗人内心的写作心理惯势?但，我们能据此判断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也是一种目睹“国破”之后有感而发的轻浮?我们明显的感受到，“写诗是轻浮的”，这句话似乎在指责诗歌这种有着自娱和游戏特征的语言活动，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这句“写诗是轻浮的”在棒喝我们去驱除掉诗歌的轻浮特性，让它恢复到其厚重的自身，我们才不至于成为“刽子手”和“刀笔吏”。

二、诗歌热潮中的“轻”与“重”

    由汶川大地震所引发的这场罕见的诗歌热潮，很容易让人回想起爆发于1976年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那场诗歌热潮的主体是声讨“四人帮”和深切怀念一个伟人的群众，在那场革命气息浓郁的诗歌运动中，广场和纪念碑成为了诗歌的发表载体，现在想来，一个人要想在那样的革命风暴中发表一首诗歌绝对不是一件易事，他必须得亲自来到人山人海的广场上，带着糨糊、纸条和泪水，当然也不可缺少黑纱和白花。并且这发表者还得冒着被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这场诗歌运动最终创造出来的直接文献就是那本家喻户晓的《天安门诗抄》，这是一本未名者的诗集，在过去的年代里几乎人手一册。这本诗集的所有文字都关乎着两个字：爱和恨，这的确是一本充满了革命气息的诗集，每首诗都有明确的“所指”，哪怕它使用了暗喻和象征（在当时，这些修辞手法被作者很好地当作了保护自己的武器）。在这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短诗中，作者如是写到：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在这首非常顺口的近似于打油的诗歌中，“所指”一目了然，因此诗歌的“战斗力”也就很强。但今天看来，这根本算不得是一首可以在审美的视域里仔细打量和咀嚼的诗作，但它曾经很“有用”，并且发挥了它的“作用”，一首革命政治抒情诗的作用。像这样的诗歌在《天安门诗抄》中比比皆是，直白、抒情、讥讽和浓重的火药味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歌应该是思的产物，并且伴随着语言的自我呈现。在革命运动热潮中产生的诗歌不可能具备这些特质，同样，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大量通过网络十分便捷地发表出来的诗作也很少能够达到诗歌的审美标准。不少诗歌被直接冠名为“抗震诗歌”，甚至出现了“传单诗歌”，它们被善意地寄送到地震灾区。但对于地震灾区的人们来说，究竟是面包和矿泉水重要还是诗歌重要？这有点儿近似于黑色幽默。在我看来，灾难时期写出来的诗歌首先是对写作者本身“有用”的，歌者展其喉，歌者在歌者的歌声中被自我感动。在灾难时期写一首诗歌是一种愿意和受灾受难的人们感同身受的一种行为，是遥寄，是凭吊、是抒发。

    不可忽视的是，有一部分诗歌作者相当清醒地在写作中保持着冷静的克制，保持着诗歌语言的自我审美表述。但这多么不容易，多么艰辛！在巨大的人类灾难面前，没有谁的肉体和灵魂不一起颤抖，很多作者陷入越是想表达越是无法表达的怪圈，诗歌语言向来就是一种“活”的语言，当你强制它，它就是死的。以诗人大卫、何小竹为代表创作的《废墟上的花朵》、《哀歌》等一批诗歌难得地保留了诗歌语言的自我呈现之美，同时也实现了作者的情感表达。但所有这些诗歌都需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当灾难发生的时候，肯定有一种轻浮的诗歌，当然也有一种重力向下的诗歌。

三、沉淀的时光与挽歌

    至今难忘瑞典诗人特兰斯特罗默写的那首《挽歌》：
“我打开第一道门。
这是一个阳光照亮的大房间。
一辆沉重的小车在外面驶过
使瓷器颤抖。

我打开二号门。
朋友！你饮下一些黑暗
而变得明显可见。

三号门。一个狭窄的旅馆房间。
朝向一条小巷的景观。
一根灯柱在沥青上闪耀。
经历，它美丽的熔渣。”

在这首诗歌中，我感受到了那种默哀和怀念的静美。每读一次，我都要战栗一次。当时光远去，灾难成为沉痛的回忆，一切都将沉静下来，变得清晰可见：“朋友！你饮下一些黑暗/而变得明显可见。”我们可以把经历5•12汶川大地震或者目睹其发生看作“饮下一些黑暗”的过程，“饮下黑暗”并且默不做声。在重读此诗时，我想起了那些在大地震中什么也没有写的诗人，并且我相信他们静默了其自身，并独饮“黑暗”。也许这些灾难的苦痛将来会成为他们作品中“美丽的熔渣”。

    当灾难发生时什么也不写，或者什么也写不出，并不说明一个诗人麻木不仁。灾难肯定会在每个人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只不过每个写作者将其“爆发”出来的时机不同罢了，并且每个写作者在寻找着这些时机和表达的方式。当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我忆起了我读过的所有的挽歌，布罗茨基的《挽约翰•邓恩》，里尔克的《给一个朋友的挽歌》，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等，它们都是静默在时光深处的一曲灵歌，悲怆和感伤的力量穿透了所有的黑暗，仿佛一缕眩目的光照亮了我们暗淡的世界。

    我还想起了保罗•策兰，这个在黑暗中独语的诗人，他在纳粹集中营中的痛苦遭遇使得他写出来的诗歌几乎都具备了挽歌的性质，“‘死亡’成为他诗歌中最基本、最黑暗的主题”（王家新《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这些令人震撼的“死亡之诗”充满了思的品质，质地透明，是时光沉淀后的语言结晶。故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5•12汶川大地震随着时光的流逝渐行渐远，更多的写作者将带着痛苦的回忆去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审视这个世界和我们浮躁的生活，写出与时光、与我们经历的苦难相对称的厚重诗歌。






2008年7月于酷暑中

小鱼儿

好文，久不联系，烈毅兄还好吧？

如西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