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怎样的汉语诗人？》（诗论）

王霁良

《做个怎样的汉语诗人？》（诗论）

   

    1922年，艾略特发表了艺术上、思想上都很复杂的眼花缭乱的长诗《荒原》，海明威咬牙切齿地说恨不得把艾略特磨成齑粉，时至今日，在学术界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中，艾略特几乎达到了西方文坛盟主的地位；卡夫卡生前几无影响，而现在已经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作家变成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祖师爷。一个诗人，不可能弄清楚某个时期他使用的表达方法对其他诗人有多大意义，那些早已作古的诗人，突然又被人重新发掘出来，也许是他告诉了我们某些新的东西吧。

    诗之长河，波澜壮阔，一代又一代的诗人留下的经典之作，超越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肤色。作为一个汉语诗人，该在何处安置自己的此在，“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一个即便是诗人之诗人的诗人，也会扪心自问到底该做怎样的汉语诗人吧？

    ——还是先回顾一下不足百年的现代汉语写作。

    语言不是工具，它是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可是很多人发现，我们水晶似的母语表述的意境有时相当模糊，大量借用西方词语（诸如沙发、赛博朋克之类，拆开来狗屁意思没有），使得民族面貌很不清晰，汉语正在失去自己的概念的建构力；它和语言民间的关系也不畅通，忽视了语言民间这个最丰富的资源，不能倾听来自民众的语言。自五四运动以来，用现代汉语统一语言，武断地割裂了与古典话语的联系，汉语和古代汉语的语境联系逐步弱化，近乎失却了历史的纯洁性，失却了历史的衍生力。而我们的白话写作作为市井语，从《搜神记》到《聊斋》，却没有引导激情和指示精神终极的能力。歌德说“诗是涂过颜料的窗玻璃”，在我们今天这个过去称为诗国的国度，即便诗人之诗人也很难写出歌德所希望的诗来吧？如果扩大一点去说，这也许是汉语写作迟迟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原因。

    中国当前的现代诗歌，“诗”与“歌”几近分离，诗已经成为“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人们从诗歌语境中感受到的纯真的流苏，应该归属于诗的本质，就像峡谷归属于高山。诗歌唤出了与现实相对立的非现实的梦境的世界，这是诗人需要抵达的家。诗歌虽然处在人类生活的边缘，但她直接作用于人的作用绝非是边缘的。一个时代如同一个人，源于政治需要、源于经济开放、源于某个潮流，都会有自己的好恶偏爱，一代人的偶像可能只是下一代的木偶（文革及文革前的政治口号诗在那个时期激动过人心，但今天的人已鲜有去读的了）。一个诗人需要从感官所及的各个方面摄取营养，力图扩大自己的感受范围，诗人的理性能够到哪里，他认识的世界的界限就到那里；诗人的人性能够到哪里，他认识的世界的界限就到哪里；诗人所理解的汉语言达到的界限，就意味着他认识世界的界限。

    该做个怎样的汉语诗人？笔者想首先去做民族诗人，写作语言上更多时候去取民间立场。中国现代诗虽然是舶来品，但她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是屹立了将近一个世纪，已经是根置于我们民族文化深厚泥土上的花朵，应该有自己民族文化的渊源。我们有很多精美的民歌，值得国内所谓的朋克诗人去学习。比如：

     ——“妹子河边洗衣裳，

          郎丢石子河中央。

          石子落水翻浪花，

          浪花翻得妹心慌。”

     ——“妹在河边洗衬衣，

          一棒东来一棒西，

          棒槌捶在石头上，

          问妹眼睛望哪里。”

    这类的民歌，用的是再普通不过的语言，没有任何的污染，它烧出的是生活的原味，再现的是再原朴不过的场景，不比我们跟着西方大师屁股后头拼命模仿强多了吗？

    不写诗，你的语言从哪里来？诗歌的语言富于表现力，也更富于张力，已经过世的诗人为语言提供了传统的遗产，活着的诗人推动着语言前进，诗人在操纵语言时闪现的是真实的自我，没有真情根本就没有诗，或者说流传下去的诗。一个诗人总在扮演着此类的角色：思想者、哀痛者、先知、情人等等，但和时代距离太近写不出好诗。汶川大地震爆发后，全国的诗人抒写出上千册的诗篇，能够流传的好诗却很少。许多看上去倾听现实脉搏的诗人，接触的仅仅是一些表面的事情，并没有感触到实际发生的事情，诗人抒发的、描述的也大多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政治的观点、流行的见解，这样的诗歌只能是短命的。也许若干年后我们站得更远一些，不是一味歌功颂德，而是希望看清整个的物象，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反思物质主义的虚无、追问天道人心的时候，有影响的作品才有可能出来。感情最浓时写不出，感情太浓时写不好，都是因为要杀诗美的；诗歌创作需要调整火候，在灰烬底下还有火种的时候，也许能写出更好的诗来。（待续）

温经天

学习！期待从微观的个人写作角度入手论述，更有实际指导作用。期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