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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北国》诗刊复刊寄语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的精神。当我们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不断回首,就会发现,最能打动内心的莫过于那些曾经纵情爱恋过的人和事。正是这些刻骨铭心的拥有,成为我们一生都不能割舍和放弃的持守。诗歌就是其中的一种。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中国的新诗迎来了自己最为骚动不安的时代。朦胧诗潮的汹涌,从社会拂向校园,于是就诞生了后来被广泛沿称的学院诗派。在这个大概念的推引下,山西大学应时而动,成立了自己的社团——北国诗社,并于1984年创办了自己的社刊《北国》诗刊。当时的在校学生中文系81级的李杜和82级干修班的潞潞,成为这个社团的两个标杆性人物,李杜任社长,潞潞任诗刊主编。《北国》第1期所刊发的作品,有一半的比例都是朦胧诗派代表诗人们的作品,所以很快就在全国流布,校园诗人们争相传阅,一时声誉鹊起。由“北国”现象引发的全国大学生诗潮以及1988年“崛起的诗群”诗歌大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诗歌的经典事件。而由“北国”本土孕育的诗人们,也有相当一部分走向全国,成为那个时代直到现在都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后来,随着社会价值观的不断转换和移位,商品经济时代来临,沉溺于物欲的人群成为生活的绝对多数,诗歌的创作与活动日趋边缘化,这种风潮也波及到校园,使得诗社的文学活动受到巨大冲击,拥有文学梦的学生日益减少,校园诗人们在校和走向社会之后对诗歌的热情不断减退,直到现在。
正是在八十年代社会价值观即将转型的那几年,我们这一批人进入校园。诗歌的潮水仍在退潮中振荡涌动,于是《北国》的香火得以延续。1988年3月,我与84级的雷景创办了第2期《北国》诗刊,由于经费和精力的原因,这一期没有第1期编得到位,但仍旧收录了全省大学生诗人们的部分代表诗作,主体还是北国社员们的作品。后来,随着学届承递,社长轮番更换,印象中只看到过一本油印的诗刊。进入本世纪,有关《北国》的话题,对于我们历届毕业的“老学生”而言,只是一个遥远的回忆了。近年来,在“北国”同仁们的谋划下,以“北国”旗号出现的诗歌活动在校园外的文学界又被提起,即在近一两年内,要创办一本纪念刊,编辑一套《北国诗丛》,还计划明年组织一次“北国诗会”,等等。“北国”的情结仍在我们这些早已离开校园的诗人们的血液里汩汩流淌。
正在此时,我接到赵雨婧和王江涛同学的电话,说《北国》诗刊要出校园版,并给我发来了同学们的诗稿。这是让历届北国诗人们都十分感慨的事,在我的心里尤其如此。两位同学还让我谈谈什么是北国精神。但我想,这个话题没有既往的定论,问问李杜、潞潞可能也是仁智各见。而作为北国传承者之一,我的观点可能要有“中间代”的成分,这正如我在前不久一篇组稿函中提到的一样:“《北国》诗刊具备了开阔的眼界,创新的勇气和包容的精神,为推动新诗潮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的内陆诗人们竞相为诗歌而呼喊。”其实,北国精神的核心词只有两个:创新和包容。领风气之先,开院校诗刊向全国名家组稿的先河,并且在每个诗人的个人行为中也充满了兼容和宽容的自觉意识——这就是北国精神。
能在离开校园20年后再次看到《北国》的重新复刊,我的欣喜和兴奋一如从前。这种时候,不免再想回忆几件往事:1986年12月份,由北国诗社牵头,成立了山西大学文联,省文联派专员到校祝贺;1987年7月,由北国诗社发起,成立了山西省大学生诗人协会,赵琳任首届主席(赵琳学兄去年因病突然辞世,令人扼腕怀念),我是第二任,并于1988年由全省高校轮流主编连续出版了10期《学院诗报》,同年夏天在山西大学召开全省大学生诗会……当时的校内外活动可谓数不胜数,有关诗歌的可能最多,是名符其实的“诗潮起伏”。直到现在,我在与北京、上海等地的诗人们见面时一提到那几年的活动,大家马上就可以罗列出一大串校园诗人的名字:老木、潘洗尘、甘伟、陈先发、韩国强、李亚伟、洪烛……但愿今天再度复刊的《北国》,能够把这一些属于精神范畴的概念发扬光大,张扬出独属于你们这个时代的个性风采来!
复刊号上的诗作看了不少,风格多样,形式体例也各有千秋,一如我们在学生时代征集到的诗作,感到很亲切,很有朝气。我愿意在不断的回顾中与《北国》的新诗友们融为一体,也愿意在精神传承上做你们或许很坚强的后盾。因为在我多年的写作思维习惯中,“北国”是占据我脑海最重要的灵感和力量之源。在不断的守护和坚持下,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就像回到了故乡一样安逸而从容。这是只有“北国”才能赋予我的精神财富。也希望借此感悟与所有在校的北国诗友们共勉。
2009年12月
(徐建宏,山西大学中文系85级汉专班学生,北国诗社第三任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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