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变形语言之我观[新诗创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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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语言之我观
——从口语写作延及对新诗变形语言创作的一点探讨a
淮 葆
春天，又将鹅黄抹向我的眉宇。好象应该说点什么？其实，欲谋此篇已经很久了，未落笔，觉着充实；将开口，忽又觉着空虚。
时下，议论“口语诗”与“口水诗”之辩。口水诗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新诗的创作。那么，它们的质别何在呢？它们的分水岭何在呢？这里牵扯到一个要不要语言艺术的问题。显然，这个问题不解决，论争将毫无意义。“书面语”也好，“口语”也好，作为语言资源，并不是我们所要论争的内涵，它只是遣词的方式而已。一个成熟的诗人，在其遣词过程中，自然会从容不迫左右逢源，不必拘泥它是口语或是书面语。一般说来，我们首肯的口语诗，是经过艺术加工锤炼有一定语言难度的语言；而沦为口水诗的语言表征则是粗俗的卑琐的混乱的低级的语言堆砌，毫无艺术的造诣可言。翻阅当今诗刊，这种语言写作，已成为诗坛的主流写作，不亦颓乎？这种流变，是诗歌的不幸，也是不讲诗歌语言艺术的必然，正在把诗歌拖入歧途和绝境。现在是清算“口水化”写作，让诗歌语言回归艺术本体的时候了。
鸟倦飞而知还。栉风沐雨，我们诗歌的翅膀已经飞得十分慵倦，何处是我们诗意栖居的家园？作为飞翔，还是以两个翅膀为好，一个翅膀叫做“口语”，一个翅膀叫做“书面语”，两者不可缺失。回望憔悴的年华，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这种沉重的心情，从鲁迅的朝霞流传到我们的黄昏。凝眄三十年代的地平线，那些骚人仍在牵系我们的神经。我们的油纸伞，至今未能走出戴望舒的雨巷；我们的汽笛，至今未能挥别徐志摩的康桥。那个时候的文坛，并没有“书面语”与“口语”的对立和纷争，但也佳作流布，蓊然可观。而今的诗哲们，是不是太多事了，这样颠簸自己，非要把另一个好端端的硬朗的翅膀剁了，以此来炫耀自己明媚的天空。天矣哉，这是何事这是何理？口语活泼，书面语雍容，这样的汉语语言资源可谓得天独厚，由此派生的想象力的天宇岂能拱手让人。
诗是上帝的影子。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诗。艺术按照审美理念从具象象征向抽象象征演绎，诗歌作为语言艺术，它所包容的情蕴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因而既具有个体价值又具有普遍意义。当我们徜徉人类历史的艺术长廊，不禁矜持地发现，所有艺术，莫不具有变形的特质。变形的不等于艺术的，而艺术的必须是变形的。甚至可以这样说，越是艺术的越是变形的。诗歌，作为语言艺术，怎能违背这一艺术规律的真谛。与诗歌相同质地的书法、音乐颇能佐证这一命题。那种恢弘的挥洒，磅礴的旋律给人多少审美的颤栗。鉴赏艺术，就是鉴赏其变形的一部，欣赏它的扭曲浓缩与隐蔽，它所蒸散的冥冥意境。诗歌以其变幻莫测的语体，折磨人类的灵台；幸运的是，总有人乐意承受这一残酷且温柔的折磨。秋火腾焰的时候，他们是野草；春风吹拂的时候，他们还是野草。残旌在眼前晃动却不能触摸，熔岩在胸中奔突却不能阻遏，或许就是鲁迅不能大笑而且歌唱的缘故。在今天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下，我们已很难理解鲁迅的沉郁。正是有这些沉郁的慷慨流落的人，诗歌才不会绝迹。上帝如若有情，就该恩怜这些人。然而真正的诗人，往往拒绝这种恩怜，他们喜欢洗足银河，侧耳黛松，踽行野岭。他们喜欢血的濡染和泪的嬗变。
其实，在旧体同样存在如何使用口语的问题。清人刘熙载曾这样概括诗歌语言的递变：常语易，奇语难，诗之初关；奇语易，常语难，诗之重关。第二个常语，便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锤炼的口语。看来，写诗要过两道关：一是奇语关，二是常语关。将常语递进为奇语，然后将奇语加工为常语，此是必到的语言境界，非经一番摸索揣度难以企及。诗经的“昔我来者，雨雪霏霏；今我往矣，杨柳依依”；陆机的“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虽非口语，亦被人们所钟爱，已由书面语转化为口语，证明口语是可以演变的，此不胜枚举。
我认为，当前诗坛的主要倾向是“口水化”写作太盛。即如此，反对“口水化”写作应该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克服此弊，一是要加强对“变形语言”的探讨，二是形成摈弃卑视限制此弊的态势。在缪斯面前，我们理应把“变形语言”说好，说得清新活泼且不加雕饰。让人读之不厌，按之弥深，亲切有味。否则，我们的诗人桂冠，未免太廉价了太平庸了。我们的诗歌队伍，必定会为要不要“变形语言”这一创作主旨而重新分化组合，形成语言对峙。那时，诗坛的春天将是烂漫的明媚的。作为诗坛现象，“口水化”写作也将持续下去流变下去，与清新的活泼的具有变形色彩的语言分庭抗礼，最终走向违背艺术规律的反面，被读者所吐弃，被诗坛所厌恶。
循着艺术规律，我们将走向光明澄澈；反之，除了混乱迷离，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一个诗人，说一两句精彩的变形语言并不难，而通篇弥漫此等语言，那才是最难最难的啊。作为一个诗人，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要求，这样的语言越多越好么？随着变形语言的开掘提倡，新诗的春天必将姗姗到来。诗歌作为抒情性载体，具有浪漫主义的语言质地，挥洒有致来去无端，偏重于人类内心世界的情感流动和愿望揭示，宣泄一种主体性的铺延与观望。诗以其创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与时代前进的步伐相差半拍，它更多的是折射那个时代的光彩。与时代同步的所谓诗歌，一般不是什么好诗，只能鼓噪一时。萧华的《长征组歌》，长征过了很多年才写出来；《黄河大合唱》也不是抗战初期谱写出来的。它们都慢了半拍乃至一拍。诗的全部魅力在于它能刚烈或温婉的不易察觉的折射一点什么。那个折射“点”就是诗人的艺术触觉。折射需要时间。艺术需要沉淀。情愫需要积累。
黑格尔说过：“诗比任何艺术的创作方式都要涉及艺术的普遍原则，因此，对艺术的科学研究似应从诗开始。”应该说，我们对诗的研究还是浅显的，对“变形语言”的研究尚未提到日程上来，它还是我们望而生畏的“幽灵”和“怪物”。诗哲们试图漠视它冷嘲它扼封它，殊不知，“变形语言”是上帝通行的抒情方式，他已将灵犀泄露给芙蓉的泪杜鹃的血，泄露给缱绻的风婵娟的月。变形语言的倡导和演化，无疑是诗歌语言的一场革命。它将推翻汉语习俗的全部时空，摧毁一切有关语言定义的教条，走向全新的瑶台和星空，所有词语的属性都将重新伸递。任洪渊先生说得多好啊：在屈原抱起昆仑的落日以后，你很难有自己的日出。在庄子飞起他的鲲鹏之后，你已经很难有自己的天空和飞升。在孔子的泰山下，你已经很难成为山。在李白的黄河苏轼的长江旁，你已经很难成为水。晋代的那丛菊花一开，你生命的花朵都将凋谢。
任何时空的切换，首先来源于一种意识的觉醒。当我们在掩埋人类种种精神遗产的坟墓前徘徊，不能不觉醒新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从人类在地平线上艰难地站起那天开始，他自己的很多属性同时相继脱落，一切都是那么蓬勃而鲜活。对于诗歌说来，这种命名是与生俱来的。新诗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语言触觉，已被这种严密的繁复的沿袭已久的规定性所笼罩，变得很不活泼很不自由。因之，破坏这种语言积淀，破坏它的遣词序列，我们才有望在废墟之上拥抱鲜花，灵台之前拜望明月。诗人，要以非凡的勇气，为这个日益斑斓奇逸的世界重新命名，惟有这样，我们才不致被庞大的邃密的汉语词语序列所湮没。第一次命名从诗经开始，以书面语为主导命名；第二次命名从“五、四”新诗问世开始，以口语、书面语共同命名，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第一次命名延续了两千余年，各种体裁悉备，无以复加；第二次命名不足百年，相望诗坛，各路绿林揭竿而起，绵延流宕，各骋劲姿。回首苍烟，应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间，出现一些洄流插曲，是正常的事。可以展拓我们的视野，历练我们的思绪，有所鉴别，有所取舍，有所推移。从当前“口水化”写作的境况看，“书面语”命名的呼声具有非常的意义。很久了，红楼梦里的梦还要迷乱一次，桃花扇上的桃花还要缤纷一次，蓬莱阁的海市还要缥缈一次。这是必走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必须指出，相当执著于口语写作的诗人，因不屑于诗歌语言艺术的把握揣摩追求，其诗风正倒向“口水化”一边，他们太想口语写作了，却在不经意间，流出了浪浪口水，而不能自持。诗歌的华缨向何方拓展？煌煌诗刊，对此误导尤甚。堪叹的是，我们的诗哲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什么语言艺术，不讲究这些一样写诗。这种荒漠和麻木的心灵使我们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沼。然而，终有些紫气难泯，惟有在民间，低回并抒发我们对诗趣的沉湎与渴求。
躬问缪斯，能否给我一个昌丽的中午，让我考证白云的飘逸；抑或给我一个风雪黄昏，让红梅扶疏我的气节。踯躅泉台，我为垂杨捧起深情的瓦砾，倾听血液大无畏的喧呼。几度花开花落，我或许只能如此。面对诗的灯盏，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吹响灌满沙浆的短笛？让绮窗喷彩玉树流光。可是，缪斯既不给这样的中午，也不给这样的黄昏，我们的微笑只能是我们多次死亡的遗迹。立戟泉台，又何妨那堆深情的瓦砾？这就是我们考证过的白云，舒卷于黄洋界的哨口；这就是我们扶疏着的红梅，流连于紫禁城的飞檐。短笛吹裂之日，就是浩气回归之时。
说到这里，颇有些“变形语言”的嫌疑了，请原谅我的情不自禁，我只是想推出如下的话：所谓“变形语言”，可以确认，它是改变词语属性的语言艺术。那种岑寂中的飞扬，浅白中的跌宕，让人承受不了，也欲昂也欲奋也欲颓也欲休。它具有组合的意味，嫁接的性质。新诗这一语言艺术，是从西方传衍过来的，将它与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气质融为一体，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埃利蒂斯的《疯狂的石榴树》将西方神祗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惟有向东旋转青龙星座的气魄和泪水。在天堂的门槛前，我们必须改造自己的语言方式，否则，缪斯不会垂怜我们，与我们合影并将禁果分给我们吃。按照哲学的观点，任何一种语言方式，都是人们自身的思维方式的翻版和临摹。因而，最终还要诗意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造我们对意象的扑捉与开掘的能力。不做诗人也还罢了，如若要做诗人，则必须对我们赖以流连的生活实施变形思维，开拓扑簌迷离的思维空间。我们应该对动词保持一种敬畏，是它随时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冲激；我们应该流连名词，是它给予我们回环往复的联想；我们应该警惕形容词，将我们的苛求诱入陷阱。
不妨解析一下埃利蒂斯的“石榴树”吧，给予我们那些“疯狂”的昭示：
在那些粉刷过的乡村庭院中，当南风呼呼地吹过盖有拱顶的走廊，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在阳光里撒着果实累累的笑声，与风的嬉戏和絮语跳跃、奔驰；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以新生的叶簇在欢舞，当黎明以胜利的震颤在天空高举起它的旗帜？
第一节是欢朗的。“果实累累”无疑是石榴树的本色描写，但它与“笑声”粘在一块，便递现给我们无穷的凝想。谁见过“果实累累的笑声”？非石榴树莫属。这里的“旗帜”，是“叶簇”的归宿，极富激情的铺延。南风呼呼作响，这一切都发生在“粉刷过的乡村庭院中”。笑声的动词属性和果实累累的形容词属性同时变了。
当草地上那些裸体的姑娘们醒了，用白皙的双手采摘翠绿的三叶草，还在梦的边缘上飘游，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随意用阳光把她们的蓝子装满，让她们的名字被鸟儿纷纷讴歌；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在同宇宙多云的天空零星地战斗。
此节，如此的“笑声”将“草地上那些裸体的姑娘”扰醒，裸体的姑娘成为“石榴树”人格化的姿态。她们用白皙的双手采摘一种青春的愿望，这里，“阳光”与“篮子”的属性悄然融合，向我们疏泻一种情绪的饱满与安祥，布达一种田园般的风光。然而就在鸟儿纷纷讴歌的时候，石榴树并没有淡忘同天际腐恶势力的战斗。
当白日炫耀地佩带七种不同的彩羽，用千只炫目的棱镜将太阳围绕，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抓住了一匹奔马绺绺纷披的鬃毛；它从不忧伤，从不懊恼，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在高叫新生的希望已开始破晓。
此节的承转颇费寻味。石榴树的操守仍在升华，“七种不同的彩羽”与“千只炫目的棱镜”无疑是此节最富情采的描述。为以后的“破晓”做了绚丽的铺垫。抓住“鬃毛”一语，来得突兀。“奔马”从何处来？是否是一种时光的流逝？氛围因“鬃毛”的出现呈现出荒原的意味。
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在欢迎我们，远远地摇着多叶的手帕，如熊熊火光，摇着一个即将诞生千百艘船只的海洋，即使是千百次涌起的波涛向荒无人迹的海滩奔荡，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使帆缆高高地在透明的天空振响。
第四节，石榴树以“熊熊火光”亮相，二者同为红色质地，其内在的牵系十分吻合。荒原写过，可以放开去写海洋了，千百次涌起的波涛，拍打着征服者的情怀，那些满载渴望的船只将抵达那里。“帆缆”意象的出现，使“透明的天空”降低了高度，火光的映照下，石榴树已先期来到了大海。
高高地在上面，伴着发光的葡萄串，傲慢地狂饮着，充满了危险，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在世界中央用亮光撕碎魔鬼险恶的云天，又从东到西铺开白日的橘黄色衣领，上面有密布的歌曲装点；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在急急忙忙地抖开白日的绸衫？
第五节，此节旨在观照“云天”。“在世界中央”，我们总算找到了“石榴树”所在的位置，它再也不是乡村庭院的那棵石榴树了。“用亮光撕碎魔鬼险恶的云天”，揭示出思想性的本旨，“白日的绸衫”的代指使前面的情蕴得以依附，好一个“急急忙忙”，昭示着生命的痛楚和对光明的神往。
在四月的衬裙和八月中旬鸣蝉的深处，告诉我，嬉戏的她，发怒的她，诱惑的她从所有的威胁中摆脱黑色邪恶的阴影，将头晕眼花的禽鸟倾泼于太阳的胸脯；告诉我，那展开羽翼遮盖着万物的胸乳，遮盖在我们深沉的梦寐之心上的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末节，石榴树又人格化地出现了。从四月到八月中旬，是否就是一个石榴树孕育蜕变的过程。黑色邪恶的阴影一旦摆脱，“太阳的胸脯”便向我们走来。在此，石榴树的内涵继续延伸，它的理想已与人类的梦寐融为一体了。
埃利蒂斯《疯狂的石榴树》无疑是一面光照中外的镜子，给予我们很多宝贵的神祗。“阳光里撒着果实累累的笑声”是一句宝贵的启示，使我们洞悉到动词一旦得到奇异的粘合，将会迸发何等的威仪，这样的笑声是没有的；第二句“随意用阳光把她们的篮子装满”也很平实宝贵，篮子的名词属性发生了迁移，用它来装满阳光已超过我们习常的观念，这样的篮子是没有的。第三句“使帆缆高高地在透明的天空振响”也是一句十分谲诡的话，将不可能的视其为可能，其扭曲的力度尤甚，帆缆已远非它本来意义的帆缆，名词的属性荡然无存。统上所述，可以推延出如下的话，“变形语言”是可以诠释的，它的流程一般并不古怪；大抵须有内在的至少是一种飘忽的牵系，或者说是一种内在的感情律动；“物化”和“人格化”的描写是变形语言的通常模拟。同时，它具有很强的粘附效应，容易出现感人肺腑的名句。
这么多年，河东河西，仍然凝眸朦胧诗的年代。朦胧诗空婉清奥言近旨远，其语体较之民歌更接近于诗的本质，其语态是反传统的，它所强调的“让诗回到艺术本身”，至今具有不可阻遏的浪漫主义的力量。向传统的语态挑战，即是向传统的审美习惯的挑战。重温当年的笔阵，谢冕先生的文字依然具有睿智的光芒，他这样说，“古怪”并不一定就不好，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旧诗，新诗就是“古怪”的；对于黄遵宪，胡适就是“古怪”的；对于郭沫若，李季就是“古怪”的。是的，只要给人以审美愉悦审美遐想，古有何妨，怪有何妨？清朝的“扬州八怪”各有艺术勾勒，贲华含英历久不衰。搞艺术肯定会弄出些怪事来，我们的审美眼光亦应当开明一些，与人与己，不无裨益。
“朦胧诗”的消遁，颇具悲剧的色彩。在此后的廿余年里，它斑斓陆离的光华，奇逸旷远的气度，最终被汉语词语序列的庞大、严密和深邃所淹没。诗哲们又开始浮光掠影，又开始蹈矩循规，靠几句自命不凡的“口语”写作过日子。抚膺今昔，我们只能这样说，“朦胧派”对传统语言的叛逆不够透辟不够彻底，没有高亢庄严地亮出“变形语言”的旗盖。 他们败了，但变形语言的芝盖仍然在辗转翻飞一种傲傑不驯的良知。从舒婷的“在我微颤的手心放下一粒珠贝，仿佛大海滴下的鹅黄色的泪水”，到北岛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到顾城的“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给予我们多么大的思索空间，它像三股愤激的喷泉，在我们迷茫的胸间辗转流淌。即使再过很多年，这种奇逸的情操也很难磨灭，二十多年过去了，仍在闪耀着“朦胧派”匡世做人的风范。对镜鉴容，不亦汗颜乎？低回之余，仍觉还有许多空间可以移挪，鹅黄色的泪水是否就是大海最后的承诺？墓志铭前是否有寒鸦掠过？通行证里是否有惊鸿昏厥？黑色的眼睛是否洞悉黎明前的歌哭？
现在来谈变形语言，多少有些羞涩，好象做了什么违背先训的事，又好象偷吃了上帝的禁果。我注意到1983年，在徐敬亚先生的《崛起的诗群》一文中，曾引用一位青年诗人对变形语言的指认，“诗是非常独特的领域，在这里寻常的逻辑沉默了，被理智和法则规定的世界开始解体。色彩、音响、形象的界限消失了，时空和空间被超越，仿佛回到了宇宙的初创期，世界开始重新组合，于是产生了变形。诗人通过它洞悉世界的奥秘和自己真实的命运。”这无疑是关于变形语言早期的启示和彰显。
“朦胧诗”的禁锢，使我们丧失了巨大的语言资源，诗歌的语境越走越窄。对一个诗人来说，最大的困惑莫过于“语言资源”的贫瘠，这是最要命的。正是这种困惑，迫使诗人思考并选择另一条与官方旨趣相抗衡的道路，展开一场语言资源固守与迁移顺应与反拨的斗争。出现“书面语”与“口语”的语言对峙，形成“盘峰论争”的景观。人文情怀的流失，雅抱未酬的困顿，传统语态的荒漠，官方挥斥的压抑，促使一部分诗人另辟蹊径洞开胸府，重拓语言资源，产生了“下半身写作”的心理要求，以此来张扬个性冲击诗坛；“70后”的命名，以泥沙俱下之势宣告自己的存在；民间诗幡以极为坚韧的风格，烽烟四起。九十年代最壮阔的景象在民间，那么多刊物沉沉浮浮，他们自己看重自己，自己树立自己，在缪斯的窗外，抒发着一腔激愤与苍凉。自重自树并没有什么不好，鲁迅就常常舔舐自己带血的伤口，自以为快乐。其襟何豪何烈，他们在一条并不宽畅的诗路上呼啸奔突。“书面语写作”与“口语写作”在表层的喧闹中僵持，丝毫不曾顾念“变形语言”在其写作过程中的内在支撑价值，不研究语言，只研究说话。万物有阴阳之变，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变幻无穷，我们的诗哲们为何非要青灯黄卷独守一隅，以这样浮躁的心态语境，能写出什么无愧平生的东西？为什么不按艺术的风格划分流派？为什么如此看重年龄的外象？为什么要把共享的语言资源实施分割，据此排出阵容座次？这样的喧嚣，有何艺术的趣味？实在看不出来。很像是水浒里边，按天罡星地煞星排出的座次一样。“70后”作为一种竭尽全力的挣扎和呼唤，已经予以沿用，再去搞什么“80后”、“90后”已经没有丝毫的意义，内涵的东西太少。这种随意的外延性命名给本来不够大气的诗坛蒙上一层驳杂的色彩，昭示一种虚假的繁荣。既然，我们的诗哲们已将座次排出，下面只要看戏就行了。
在庄子的鲲鹏飞升之后，我们飞翔的翅膀理应得到重新的抚爱与修补；在李白的云帆望断之后，我们将重新审视从天际奔来的黄河。苍鹰之翅，已将嵯峨的重霄磨薄，仿佛再磨一次，太阳的血月亮的泪，都将流了出来，濡湿我们横空无羁的秋幡。当我们飞奔在闪电开辟的道路上，没有什么比这等嗔笑更为快乐。在那个萧索的黄昏，杜鹃花将抚慰我们的贫瘠与荒凉。暴风雨再次将红缨浇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在辽阔的乌云之上散步。我很缅怀“朦胧诗”时期的那当子人，具有很强的社会意识和人文情怀，是只要“墓志铭”不要“通行证”的人，他们的作品不时流露出一种楚楚的英雄情操。奈何？历史没有偏怜他们。他们灼烫的印痕，只能沦为异域的风尘，谁教他们认定了那辆俊逸的困顿的艺术的马车。我们没有理由责备艺术的马车，因为缪斯爱坐这样的马车，朝发昆仑山麓，夕抵莱茵河畔，扶天柱之将折，呼地维之长绝。秦淮河畔管弦突起，我们惟有将含颦的兰魂直寄玉壶，洒下一片鹅黄色的泪水。
时代发展到今天，那些沉闷的心理，已经悄然融化，能够平心静气地探讨一点东西了。而对于诗歌语言艺术的探讨，深层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多么希望堂堂诗阵，能闪出一彪骁壮的人马，奋举着带有汉语特色的“变形语言”的芝盖，左提右挈左冲右突，将苍溟搅碎将玉宇澄清。当我们奋力攀上嶙峋崆峒的悬崖，蓦然回首，除了茫茫岩壑我们已无路可走。庞大的汉语序列，已将我们重重包围，并且喊话，让我们投降。又是一番晓风残月，我们惟有提着秦明的狼牙棒一边开辟一边前进。当年，很多“朦胧派”的大将在突围时被缚，被劝降，这一次，无论如何不再投降了。作为诗人，多少要有点傲骨托付于天地之间。如果说有那些深情的絮语，唯愿将涓涓热血浸淫过去，让芝盖在云端苏醒在水中飘扬。
这就是我所企慕着的道路。                                                     
200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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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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