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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珂

□望尘楼诗话
“非典型诗歌研讨会”纪要
李珂

本届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外诗歌界专家学者及知名人士参加，主题是《百家争鸣说新旧》，由诗人聂绀弩主持，发言顺序不计发言人出生先后、职位高低、名声大小以及发言时间早晚。
【背景资料之一】：2000年9月16日《文汇报》报道，由全国百名当代文学专家推荐的
“90年代的优秀作家作品”，入选前十名的没有一位诗人。
【背景资料之二】：世纪之交北京某文化机构调查结果，诗歌为最不受读者欢迎的文学体裁。
【背景资料之三】：2002年1月16日《中华读书报》报道，在“21世纪中国首届现代诗研讨会”上，学者们痛斥了诗歌界的“团伙主义”、“黑帮化倾向”等顽疾。
【背景资料之四】：2001年4月15日《文论报》发表《世纪之骗——中国新诗》。
【背景资料之五】：1999年8月28日《文艺报》发表《中国新诗为什么衰萎》。  
【背景资料之六】：2001年12月31日《太原日报》发表《再论中国新诗为什么衰萎》。
【背景资料之七】：2002年5月23日《南方周末》发表《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
【背景资料之八】：2002年2月28日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扩大会议通过《21世纪初期中华诗
词发展纲要》。  
【背景资料之九】：2002年10月21日《南方日报》发表《“崛起论者”回朔新诗潮 》。
【背景资料之十】：2003年4月1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新诗界〉热谈中国新诗的困境
与出路》，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新诗界》编委会、新世界出版社及湖南新晃县侗族自治县政府联合发起的诗歌大讨论，讨论议题包括“中国诗歌有没有未来？”“什么才是中国真正的新诗？”等。
聂绀弩宣布开会并致开场白：“（诗坛）至今新旧异体并存，实为两物，各不相能……其中原因非一，可谈者亦多，惜无人谈之耳。”（《散宜生诗•高序》1962年3月3 日）
清华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首先发言：“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诗运动，我不认为是成功的。问题不在于白话与否，而在于迄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式。既然叫诗，必然要有诗的形式。这是一个常识问题。那些反对这些常识的理论，以我愚鲁，听起来介于明白与不明白之间。
我的所谓形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数和字数。一是韵律……现在我们的白话诗，缺乏的正是这种诉之于目的比较整齐的字数和诉之于耳的音乐性。作者虽然苦心孤诣制作一些迷离模糊的意象，可是至少对我来说是‘只堪自娱怡’的，不能使我感动，更谈不到什么美的享受……白话这样下去，前途是渺茫的。”（《论新体旧诗》1998年6月15日）
毛泽东主席微笑点头，表示赞同：“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随后又挥挥手，幽默地说：“现在的新诗不成型，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100块大洋！”（《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载1978年1月号《诗刊》、《诗人毛泽东》第321页）
朱自清先生忧虑忡忡：“诗的路似乎越走越窄，作者和读者也似乎越来越少……”（济南《大华时报》1947年6月5日）
蓝 隶之教授情绪激动：“80年代以来，随处可以听见说：现在的诗，我读不懂；90年代以来，连80年代还在为那些读不懂的诗辩解的人，也读不懂诗了，广大的读者索性也就不读诗了……在广大读者不读诗的情况下，诗还有未来吗？诗还可能存在下去吗？”（《文学评论》2001年5期）
作家张闳：“今天，诗的声音在当代中国已经喑哑难辨，诗人头上的光环也显得暗淡无光……‘90年代的优秀作家作品’前十名没有一位诗人——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但却令人遗憾……

造成当代诗歌陷于如此糟糕的局面，诗人自己当然要负责……批评家……应承担主要责任。”（《文汇报》2000年10月4 日）
批评家谢冕：“经过了长时期梦魇般的挫折，新诗正在顶破那令它窒息的重压，它在寻求更为合理的发展。新诗的道路不应只有一条，新诗也不能只在古典诗歌与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
它应当吸收多种营养，它应当拥有多种的血型。新诗应当改变长期以来的贫血的状况……（朦胧诗）是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这种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失去了平静之后》载《诗刊》1980年12期、《在新的崛起面前》载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
批评家孙绍振：“（朦胧诗）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载《诗刊》1981年4月号）
诗人臧克家：“（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诗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关于朦胧诗》载《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批评家徐敬亚：“（朦胧诗）促进新诗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的一步，从而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开始。”（《崛起的诗群》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诗人丁力：“鼓吹和欣赏晦涩诗风，这只会使缺乏阅历而又热情、有一定才华的青年作者越走越远，这是误人子弟！”（《古怪诗论质疑》载《诗刊》1980年12期）
诗人西川：“到1992年，我已经不再关心我写的是不是诗歌，或我写出的东西能不能满足读者对诗歌的预期。我把诗歌写成了一个大杂烩，既非诗，也非话……”（《答西班牙〈虚构〉杂志四问》，载《当代》2001年1期）
孙绍振：“80年代，美国的诗歌组织请舒婷到美国的大学里去朗诵自己的诗歌，对方出资。舒婷花了不少精神办签证，到了美国一所大学里，选了一个周末，结果只来了10个左右听众……”（《西方诗人的努力和我的困惑》载2002年10月21日《南方日报》）
青年学者杨晓民语调沉重：“目前，我国新诗创作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十几年来，新诗是以
海子自杀、顾城杀人、诗人团伙骂驾等事件进入公共空间，至于新诗创作的实绩与影响力则乏善可陈、不足为道……诗人、诗评家们争地盘、排座次的热情与撕杀，拉帮结派，自吹自擂，惟我独尊，有的甚至利用大学的资源优势，把自己写入所谓的‘文学史’。黑道的蛮横、专制、粗鄙，‘文革’大字报的恶俗在诗人团伙之间的攻歼声里附拾皆是，诗歌真的堕落成一个封建主义、蒙昧主义蔓延的名利场……难怪有人说，现在什么都不会写的人去写诗了，什么学问都做不好的人去做诗评家了，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
“新诗之父”胡适博士擦擦额角的汗水，扶正眼镜，充满自信地说：“我觉得新诗的前途大可乐观……自古成功在尝试……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是一场诗体的大解放……新诗是自由的，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话怎么说就怎么作。”（《尝试集•再版自序》1920年、《谈新诗》1919年10月）
英国诗人艾略特[T•S•ELiot]摇摇头：“对一个想要写好诗的人来说，没有一种诗是自由的，只有拙劣的诗人才会认为自由诗就是从形式解放出来。”（《艾略特诗学文集》186页）
胡适：“要使中国人都能用白话作诗、作文……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体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答黄觉僧君折中的文学革新论》、《谈新诗》）
北大教授粱实秋先生：“自白话入诗以来，诗人大半走错了路，只顾为白话而白话，忘了诗之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读诗的进化的还原论》载1922年5月27日《晨报副刊》）
诗人闻一多突然起立，双手攥拳猛烈抖动并大声高呼：“不幸的诗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谁知在打碎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不论有意无意，他们总是罪大恶极啊！”（《〈冬夜〉评论》）
诗人穆木天：“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谭诗》。《创造月刊》1卷1期，1926年3月16日。）

全伯光

还是一个虚拟空间会议呢：）

全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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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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