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诗人的故事是如何被传说的

以梦为马

北岛说：“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假如换成海子，他会说：“我是个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英雄。”而顾城则会说：“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孩子。”结果是：完整的北岛活着，像一个成熟的男人好好地活着；绝望的海子怀抱着《圣经》独自殉道；任性的顾城要身边的女人牵着他的手共同遁入童话的火焰。
作为一个读者，我更喜欢海子与顾城的诗，那些纯粹的诗歌更接近诗的本质，具有人类原初时候的本真与单纯。海子的诗不加矫饰，格律和平仄之类的规范在他那里找不到囚徒。而顾城的诗闪耀着人类童年的灵性和光辉。北岛则承载了太多批判性质，成熟而理性。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同样赞赏北岛的深刻。“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可是他需要再一次回到陆地，回到人群，所以他等着，“等着那只运载风的红帆船”。而以梦为马的海子却“只身打马过草原”。“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这是怎样的一种悲伤呢？他不会如北岛那般批判这到处都是冰凌，死海里千帆相争的世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回来，“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顾城则把双眼合上，世界与他无关，他“唱呵，唱自己的歌，直到世界恢复了史前的寂寞”，但这都是假想的，与世界无关，唱自己的歌，是梦，是幻影？！
我深深热爱悲伤的海子，也喜欢单纯得近乎偏执的顾城，可对于那个成熟的北岛却喜欢不起来。
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可以选择爱他们，也可以不爱，可以认同，也可以摇头。但写小说却不能把这些加进去，假如我要讲一个关于他们的故事。我只能宽容地记录，记录他们的幸福，悲伤，挣扎和绝望。我自己的意念是无足轻重的，试图放进小说影响读者更是可耻的。我要尽可能地远离，让读者觉察不出我强大而无用的身影。故事中每一个人物都要得到我的尊重，即使他在我的小说中杀了自己的妻子，即使他在岁月的销蚀下渐渐妥协。没有谁掌握真理，谁都有被理解的权利。
被巴赫金称为“复调小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这种性质，读《白痴》的时候，我又哭又笑，但那与作者的意念无关，我甚至感觉作者是那样远，在云端深处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有条不紊地发展。我就在他的安排下感受着每个人物心中深沉的喜怒哀乐。而作者那么远，我永远不知道他赞同谁，也不必知道，只需在他营造的世界感受。“艺术的目的不是知道事物，而是感觉到事物”。
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是隐去道德立场和价值评判的，所以，不能因为他本身的道德性而与他的小说进行挂钩。
与他同时代的福楼拜也具有这种性质，纯客观地描述，自己则从作品背后尽可能地消失。因此他在艺术上是近乎完美的，而巴尔扎克的作品只具有强大的社会学价值。
真正的小说家，他们是善良的人，因为能包容，每个人物都要在他们那里找到呼喊与奋斗的空间。“复调”的意义在于作者与作品人物的平等对话。
现代主义的鼻祖，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卡夫卡生平最喜欢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说，这两位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过现代主义小说家的。但现代的小说家却走得更远。
现代小说字里行间包含了太多信息。它们比复调小说更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有智慧的作者不会直截了当告诉大家他的故事，这样既无美感也缺乏创造力。他们善于让读者一边感受一边在脑中拼凑故事，无数的读者脑海里浮现无数的故事。作者考虑形式的完美，诱发聪明的读者完成内容的传达，如果做不到，形式就是故弄玄虚的废品。
对读者来说，耐性是阅读的理想密友，而且不能以原始的好奇心牵引，这会走到艺术的对立面上。优秀的小说家试图让读者在感受的同时一点一点了解他所要讲述的故事，有时直到最后才能完全或最大程度地完成内容的传达，这种悬念的设置与简单地以情节铺垫的作品是不同的。同样是靠一根绳子牵引你的步伐，后者只能让你看见一个线头，不会产生往前探索或往后重温的兴致，而前者却将引领你去发现一片独特而寥廓的天空。
因此，我在阅读《喧哗与骚动》时，对标注了太多解释的译者李文俊先生既很感谢，又感觉受到了冒犯。他确实很善良，可却无形中嘲讽了中国人毫无头脑和创见的阅读观。尤其是对于代词的频繁注释，我甚至感觉那是对有耐性的读者的一种侮辱。至多10分钟，我就可以从后文感觉出代词的指代者是谁。
最后，我想说假如我要写小说，讲一个关于三个诗人的故事，我知道该怎样写。或者，换一种说法，假如有人要写三个诗人的故事，我也清楚怎样的小说才能让我喜欢和赞叹。虽然，我自己对他们的态度是：虔诚地将海子视做精神领袖，矛盾地喜欢又惧怕顾城，近乎苛求地批判北岛。可这些与小说无关。

清舞流云

个人的思维  很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