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杨献平的几个评论

郭英杰

杨献平的散文评论:
陕北高原史小溪
——读西部散文家史小溪先生散文作品
　　
　  所有的写作都是天性的展示，也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当然，我们可以将那些以文字谋取极其短暂现实功利和俯首贴地的刀笔吏忽略不计。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个人内心、思维和精神乃至灵魂的一种刻画和展现，这种展现和刻画是有目的的。所谓“不平则鸣”、“有感而发”之类的解释只是触及到了它的一些皮相，而不能够抵达写作的原质的深处。真正的写作，是物我的交媾，是内心的追击和杀戮，是自我的战争与温暖的照耀，是对生存的审视和超越，是对终极和理想的追击与证实——但是写作，说到底是功利的，现实的，但是，功利有大小，长远、高低和卑贱之分。我时常在托思妥也夫斯基、索尔仁尼琴、雨果和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面前，感到了人世的虚妄，道义的沉重和生命的轻忽，乃至人类命运的重复和无望，也看到了众多的个体生命在强大的政治、权利和欲望面前一败涂地，分崩离析。从宽泛的角度来说，写作构成了对现实生命和生命的记忆和拯救，写作实质上是对个体的生命和理想和一种“维持”，是作家自我的一种自觉担当和精神的自我放逐。卡夫卡说：“如果我不写作，我会生活得更好。”确实如此，我们看惯了庸俗和快乐，也知道怎样去更好地打发生命，在红尘俗世获取最大的肉体和“活着”的快乐。而作家的自觉担当和自我放逐，时常让我们在漆漆黑夜中看到黎明的微光，在不断沉沦的物质深渊中看见人类花草繁茂的精神高地。
　　 这无疑是值得欣慰的，这种欣慰作家本人获取最多。具体到当前中国散文创作，上述的高尚的道义的写作显然不合时宜，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散文创作是失败的，最根本的一点，我们少却了对周身事物的人性发现、关照和抚摸，少却了对生命的尊重、对现实的直接表达、对梦想和终极命运的沉重叩询。很多的作家在技巧、个体、经历、历史、时尚和集体等等领地上进行着自己的写作，触角的长并不等于物象和精神的深厚博大，独特的技巧、个体经历和时尚化的写作并不能够真正地凸现当代人的真实生存和思想质地。由此，我格外敬佩那些在自己的地域（领域）和生命当中不断深入、探询和进入的作家，诸如莫言、张承志、张炜、史铁生、李锐、阎连科、尤凤伟等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以温和的信仰和向上的自我要求，而成就了自己的写作。他们的写作依然抵达了当代中国的文学的应有的高度。就西部而论，在散文这片廓大的疆场上，散文家史小溪先生专注于陕北高原，在自己的生命领地，在黄土皱褶、腰鼓剪纸、树木花草和弥天尘埃之间，发现和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生命和文学的大境界，并且一直再用自己极其朴实和真诚的文笔，在一个人，一朵花、一根草和一滴露珠之上，找到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生长点和生命力。他以陕北为题材的数百篇散文作品，犹如一条汪洋恣肆的河流，自由奔腾，铁板琵琶，铁马冰河，泱泱千里；其间又不乏细流短曲，朝霞夕照，读他的散文作品，一方面可以领略到陕北这片热土令人顿生感叹的风俗历史，一方面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作家的内心情愫和思想境界，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作品当中常常闪现着温情的、激越的和充满人生和命运的亮丽光芒。尤其是他对人生和个体生命的解读，其实就是对人——对生命的呵护和对灵魂的透彻照耀。
　　 在《延河，远去的延河》、《瘦谷》、《暖窑》等散文当中，我看到了一种向善的温情，作家在写人状物的过程中，处处显露着一种可贵的平等姿态。我可以想象得出：一个处身于城市的人，一个身份高贵（对写作对象而言）姿态悠闲的人，在“自以为愚蠢和卑贱的”农民面前，按照阶级的说法，这种悬殊足可以让人趾高气扬从、垂头丧气，而作家的眼里和笔下的他们（弱势的民众）则处在生命和尊严对等的地位上，并且在对他们的生存、心性和生命进行描摹时，不时透露出一种和谐、宁静和真诚的美感。美国基督教哲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说：“人的本性使人生来就具有一种与其同伴的天然联系。”（《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作家的写作和贯彻姿态正好体现了一种价值和生命平等的姿态，在温和的关照当中，始终闪烁着一种可贵的人性光亮。我倒以为，这才是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独特个性作家所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史小溪先生写人的散文作品大抵如此，在他洋洋数十万言的散文作品中，我没有看到那种对身边事物和生命飞扬跋扈，傲然不可一世的星点笔墨。这不由得让我再次对他本人和他的写作肃然起敬。在《野艾》、《冬日高原》、《高原草木图》等作品中，史小溪先生俯身大野，亲近草木，于天然宁静中体现生命的韧性和大地的丰富，也体现出了一个生命个体对另一个生命个体的认知和尊重。如果说上述的作品以细腻、匀称、清亮和温情的风格，显示了散文家史小溪先生内心的柔韧和亲切之弦，那么《黄河万古奔流》、《陕北八月天》、《西部泊旅》等文字，则是史小溪先生高歌大风、铁血激荡，从高度审视和塑造独特西部认知的黄钟大吕之作，西部的边关烽烟、雪山飞豹、黄沙戈壁、青灯羊皮、马上金戈和诗歌吟唱，与其千年战乱、异族突起、烈火横燃的古老苍凉之气，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飞行和观察当中，史小溪先生基本完成了对西部和黄河这种大事物、大境界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塑造。他的黄河是一贯的，是一种带有神性和某种宿命意味的，他的西部是宽泛的，从容的，悲壮的，可以说，黄河——西部，几乎都可以成为每一个热爱（主要是西部土著）西部人胸中的两种生命大境界，也是足可以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浸染西部苍茫大气、灵魂开阔的重要实体影像物。在阅读当中，我还发现，史小溪先生对西部的地理、人文的认知已经达到了专家级的程度。我似乎隐约觉得，史小溪先生对西部尤其是陕北之爱，已经成为了他写作和个人理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热爱一方水土，一方民众，并且用自己的良知、热血和思想记录、表达和展现，这本身就体现了一个人，一个作家的内在品质。这种品质的高贵之处在于：他热爱，认知，发现，书写，以忠诚和信心，不但成就了自己的写作，也使自己所热爱和容身的地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和写作的一种高度而永恒存在。
　　 在《自由的思想》（尤其是《思想者》一文）系列随笔中，史小溪先生则呈现出一种斗士和智者的姿态，他审世谈物，指点江山，议论时弊，谈笑人生，都带有一种正直、愤怒和呼唤的姿态。这种姿态恰恰是最能够展现作家品质和素质的一面镜子，也就是说，作家的内心需要文字的映现，作家在文字当中的姿态就是他内心的雕像。史先生的随笔锋芒毕露，左右出击，四面合声，具有很强的警醒和穿透力。这一点大出我的意外，在很长时间的交往和学习中，史先生在我印象中史温和的，他谈物说事，据实循理，从不激动和愤怒。我看到他收录在《高原守望者》（中国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这一辑以“自由的思想”为题的随笔文字之后，我才隐隐意识到，温和的散文家史小溪也是一位敢于激扬文字，指点江山，锋芒四射的思想者。
　　 而史先生的《纯朴的阳光》（中国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则收录了作家最具代表性的散文作品。这本散文集，可以说是史小溪先生散文创作的一个总结。李建军、苇岸、张直等青年评论家、作家和老作家叶君健、碧野、李若冰等人对史小溪先生的评论文章。从整体性看，这部散文集的亮点是奠定史小溪先生西部散文大家地位的那些关于陕北的那以系列散文作品，她们或从容冲放，沉实丰迈，或斗折游走，四面合声，或荡气回肠，或细水潜流，呈现了作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心境，也极为准确和生动地展现了作家在各个时期的散文创作理念。福克纳以一张邮票大小的地域成就了自己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文学创作，梭罗凭着一方瓦尔登湖而成为世界最好的散文家之一，还有热爱昆虫的法布尔，他们都是以一方地域和一种科学观察成就了自己的写作。史小溪先生的创作之根在陕北，是渐次隆起的黄土高坡之上的沟沟坎坎、与岁月共枯荣的平凡植物和生于斯长于斯口唱信天游的陕北乡亲，史先生倾注于他们身上的激情、热情、真诚和良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作家的万物平等，众生平等，隐约于作家内心的同情、怜悯和关怀的天性。无论是做现实生活中的“人”，还是隐现在文字之间的作家，史小溪先生都是清澈的，激扬的，始终带着陕北水土一样的厚重、纯朴、善良和灵性。
　　 因此，我么有理由向善良的，独创的作家致敬。史小溪先生的书信体散文可谓一大特色。《生命在高原》、《飞翔的高度》以及先后写给著名老作家碧野先生的信，情真意切，温情柔顺，句句声声都浸透着作家的内心情感。当书信变得疏远，在视频和互联网当中显得古老和多余，史小溪先生这些始终洋溢着人性人情味道的书信体散文，总是可以让我们在其中找到人类最朴实和真切的东西。在信件当中，史先生娓娓而叙，谈事论文，精确独到，说物达意，清澈见底——这种文字现在已难以见到。现在的新生的散文作家，技巧和时尚成为了他们写作的唯一有效武器，而散文中包含的，应当具备的真实和诗意慢慢消解，或者成为了他们大众情感中的一滴可有可无的点缀，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写到这里，我想说的是，史小溪先生的散文作品之所以能够彰显于世，自成一家，我觉得，其首要的一个基点是他的地域性写作，也就是说，是陕北成就了史小溪先生的散文创作，那里水土草木，风俗人情和古老苍凉的历史厚度，浸染了一个散文作家的身体和灵魂，铸造了这位散文作家的源源不竭的创作激情。也使史先生从自己的陕北大地上走进了高山林立的当代散文作家之林。另外的一点是，散文之与史小溪先生，是一只最为有力的翅膀，凭借着这只翅膀，他的文学创作显得多姿多彩，并具有了“自我”的真实的人生和理想功效。而最为紧要的是，史小溪先生的散文作品贯穿了人性、人道、理性、同情、怜悯的内涵和意义，从而使他的作品真正地具备了关照现实的精神厚度。当然，史先生在当代散文的文体开拓、探索中，是一位有点规矩的守道者，而不是一个大胆的试验主义者。亚里士多德说：“所谓幸福就是按照终极的卓越性的心灵性的某种活动。”对于史先生来说，写作是一种梦想，更是现实，在梦想和现实之间，他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支点，也就是说，专注的写作往往在地域、个性和自我了悟的过程中完善，并形成和抵达了属于他自己的高峰。


杨献平的诗歌评论：
现场：可以触摸的形体和诗意
——东篱诗歌短评
  
个人化的写作孤独并且欣慰，这无疑是一个标新立异、彰显个性的年代。诗人的写作看起来拥挤异常，几乎无路可走，但正是无路可走，到处拥挤，恰恰为诗人提供了多种的独立创造的可能。在当下的诗坛，我看多了古典的人云亦云，重复的词语和干瘪的创造力令人沮丧并且厌烦。优秀的诗人总是善于在铜墙铁壁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缺口。他们强烈的独立意识，对诗歌文体本身有着清醒的自觉的认识，在这个看似狭窄的“容器”里面，不应当盛装的只是表情达意的平面的生活、凌空蹈虚的独步青云、不沾一丝尘埃的空中楼阁和姿态高渺的精神狂想，更应当在尘埃中触摸到大地的脉搏，花朵的呼吸、命运的运转和人类之于生存的快感与生命在时间中逐渐锈蚀的颜色。诗歌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灵魂的颤动和精神的舞蹈，是一种情感在不停旋转的世界中的荡漾和汹涌。当然，这种情感是连通了整个人类命运和生活遭际的一根缀满露珠、污泥、风暴、雪花和岩石的藤蔓，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某种东西，哪怕只是一点阴影，一根毛发，哪怕丑陋肮脏，只要属于自己，那么，这样的诗歌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并且能够获得独立和流传的艺术杰作。
    从这一层面上讲，东篱先生的诗歌确实抵达了一个令人欣慰的高度，他的独立意识，个几鲜明的创造和发现，都是这个时代的诗人中所没有过的。至少，在目前，我目力所及，还没有谁的诗歌类似于东篱的诗歌，不是说他的诗歌有多好，而是说他的诗歌已经区别了他人的创作，以自己的诗歌话语方式进行着属于自己的诗歌写作。这一点，我觉得尤其可贵。当我们在众多的诗人中看到了雷同，看到了创造力的萎缩和对诗歌本体的中规中矩，按部就班，生硬的套用和无知的模仿都是可鄙的。诗歌乃至一切的文学创作，说到底是思想（创作的思维）、语言（独立和充满个性密码的话语方式）、认知（人文境界）和创造（对文体、诗歌形式的改造、扩展和建立）的较量。具体到东篱先生，他是我去年发现并一直关注的几个优秀诗人之一，又兼同是河北老乡，在感情上自然近了一层。但这不是原则，也不是我鼓吹他的根本理由。首先，要表明的态度是有两个：一是我尤其喜欢那些有个性有追求并能够自觉实践个人诗歌主张的诗人。在这个年代，诗歌的满目疮痍、人云亦云令人憎恶，而不着边际的标新立异又使诗歌丢弃了高贵的人文和内在精神。在当下的诗坛，鲜有对个几诗歌主张把握和实践到位的诗人，江非、朵渔、于坚、西川、刘春、古马……著名的诗人很多，但达到这一境界的诗人实在有限，这些诗人之外，后来的名气不大的东篱先生算是一个。二是我喜欢把诗歌这一活计干得像活儿的诗人。在这一方面，我尤其欣赏卡夫卡的主张：“写作是对一种救赎”。好的作家和诗人，我觉得他们就是试图通过写作，把自己赎回来。当然，这不可能适合于所有的写作者。大海一滴，太仓一粟而已。
    东篱无疑是河北近年来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写作显然区别于当下任何诗人。始终在实现着一种诗歌的行进感和现场感，以朴素的叙述显示日常生活的质感和深度，并且有着生活的趣味和起合转承的偶然意味，于本质的生活当中，传达出具体而又真实的人生况味和生活品质。他的诗歌大都直接来源于生活，在微小和不经意之间，透露出人在某个环境中的特有姿势和特定气息。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在叙述，在简略的描述过程中，实现了对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充实和塑造：“你在远处打着手势。像一棵春天的树/  恣肆地伸向梦想的高度/ 风自东南涌起。我感到你的内心/ 是一片很深的水域/自己沉溺其中，并将累及一些无辜”（《陌生人之三》）。一个人看到的不仅仅是看到的，在语词之间显示出多维的指向，源于此但决不止于此，才具备了丰厚的意义和穿透力。卡夫卡说：“写作乃是一种甜蜜的美妙报偿。”事实上，写作报偿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美妙，甚至一点儿都没有，而是相反，但我们自我心灵的丰盈与寂灭，写作在其中承当了相当的活力和重量。正如东篱在诗歌中所说：“当未来的日子被木然、失水的菜叶/ 和躲在角落里的抹布填充/ 当精心设计的桃叶渡被恶毒地拆除/我看到你站在岸上/ 嘴里满是尘世的偈语，却不愿轻意吐出”。
    “在我们与天堂和地狱之间，只有生命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他是全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帕斯卡尔）东篱诗歌强烈的现场感和行进感，让我们看到生活中隐藏着巨大波澜，看到了生命情感在这些波澜之中的各种颜色和姿态。我喜欢他诗歌中那些丰满、动感和略带忧郁的物象，仿佛那就是生活，宛在眼前的映象，给人一种真切的现实感和在场感。“我始终低着头，看地上不断蔓延的阴影/ 和公园状的阴影中一只受伤的蝼蚁”。（《我与地坛》）这似乎就是一首诗歌为什么打动人并且将好诗人与坏诗人区别开来的重要的因素。好的诗歌总是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同情、怜悯，专注于生命本身，忽略甚至抛弃生命形体，对这个世界的尊敬远不如对草木的尊敬更能彰显个人和诗歌品质。在此，我所要说的是，之所以为东篱的诗歌叫好，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诗歌创作中，技巧和语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是诗歌（诗人）的对生命万物的态度和看的方式，它们是构成诗歌内质的一些钢铁和桥梁。
    东篱就像一个熟练的木匠一样，清楚每一种木材的纹理和最佳用途，他的诗歌创作显然已经超越了追赶时尚、合纵潮流的尾随阶段，而具备了个人自信独行的创造品质。然而，我还是要引用一下奈特的话：“这种爱就像一切最值得赢得的贵重东西一样，要你竭尽全力才能赢得。你得承认你确有这种爱的需要；你得虔诚、谦卑；你得忍痛除掉一切和至善不协调的东西；一句话，你得准备忍受一切。”（《莎士比亚评论汇编<奈特:李尔王>》）。由此，我可以申明自己的观点，对于诗歌乃至一切的文艺文学创作，技巧、学识、思想等等实在并不紧要，人，本质的人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正如马赛尔所说：“善意和人性是我们能作的唯一的、积极的贡献。”

　
杨献平的小说评论：
   
     整体存在和个体彰显
　                        　——王新军小说批评
　                              
　　套句俗话，与王新军认识久矣。这并不能代表或者说明什么，就像茄子和瓷罐一样，友谊指向感情，而文学指向精神，也即一个人的内心、文化和灵魂质地。对王新军的小说，凡是能够读到的，基本上都尽入眼底。每每读后，也常有些感想，在心里翻腾一会儿，就被其他的事情遮没了。我说这些，其实是想说，王新军的小说仍旧没有给我（？）乃至更多的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点，我非常坚持，并曾对其直说过几次，不管王是怎样的一种想法，认同与否。其实这也不重要，我希望的只是他的作品时不时地震撼我一下。
　　我总是觉得，好的小说作品要给人如临其境，或者被人敲击了一下的感觉。诗人里尔克说：“我们拼命地采撷可见世界的蜜，把它们聚集在不可见的世界金色般的巨大蜂房中。”（《杜伊诺哀歌》）写作似乎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功用，避开崇高、责任不谈，最紧要的，最不可丢弃的，似乎就是良知和人性了。所有的文学作品最终指向无外乎这两点。“要是他（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意志都是我的意志，我也必须表达自己的意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写作就是把那些遗忘的、沉潜和即将消弭的东西“救赎”回来，以自己的人类的姿态重返记忆。
　　王新军是一个坚定的固守者，而且在坚守中显示了属于王新军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固守自己的家园，这家园是物化的，具像的，也就是他所生存的河西走廊西端，疏勒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和天空。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分割且带有强烈的宿命感。另一方面，固守着自己的精神高地。王新军的精神高地，与个几的生命、文化传承和现实生存紧密相关。这对王新军的写作来说，是慰藉也是限制，是限制又是拓展。所谓的慰藉既是物化的，又是心灵的。我所说的限制是指上述的坚守在很大程度上抵制和消解了王新军小说走向更好的时间和速度。
　　写自己熟悉的，似乎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公理”，尽管它漏洞百出。但对于缺乏深层城市和其他文化体验的写作者来说，这无疑是巩固和拓展自己写作的一个途径。王新军把握了这一点（事实上，也无法不把握）。从《文化专干》（《小说选刊》1996年某期）开始，王新军专注于本土化的写作，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和书写了一大批具体的人的命运遭际。以致到最近的《父亲的生活》（中国铁路文学2003年5期）、《与村庄有关的》（《时代文学》2002年3期）、《乡长故事》（《绿洲》2002年某期）、《大草滩》（《小说界》2002年5期）等。基本上都还没有离开这一主题。这一点，好多批评家都给予了赞赏和认同。这一系列的作品为王新军赢得了较高的声誉，这在小说态势较弱的甘肃乃至青海、新疆和西藏，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尽管它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王新军对本土文化的开掘、书写和表达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并且在自觉的、有意的探索当中，校正和获取了源自疏勒河乃至整个河西人生存、生活的特征密码。
　　但是，王新军的写作，总是在强调或者干脆不自觉地陷入到对乡土的迷恋和诗意叙述当中。这一系列的作品读后，我感觉到了一种不安。不是否定他以前的写作和作品，而是感到了一个沉重的危机。这个危机来自于作品和作家的本身。王新军的作品已然成为了一个“整体的存在”，主题和人物乃至最终的指向无一不是指向人性的善，无一不是指向乡村的诗意和纯净。而忽略了对内涵、主题以致艺术层次的提升，逐渐放弃甚至消解了“真实”，不自由地陷入了“消极写作”的泥沼当中。
　　“整体的存在”是同化与趋和行为，是一种心灵的意识，这当然和一贯意识形态有关。我不知道王新军的个人的生长和生存是否顺利（即是有没有受到过外来的威逼、篡改和打压），也许王一直处在乡村边缘，虽曾一度担任过乡文化专干，但持续时间不是很长。我之所以提及这些，完全是因为写作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王新军的诗意写作和大众化的赞美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作品的力量，也是制约他走向更深更高的一道栅栏。在当下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应当体会并意识到“个体的，独立的存在。”这在文学创作当中，我想是至关重要的。“个体”的力量是一种巨大无匹的力量。正如尼采所说：“……然后再从丰盛回到简单，从矛盾的纠缠的回到单一的愉悦，在这种万化如一。千古不移的状态中肯定自己，祝福自己是永远必定要回来的东西，是一种不知满足。不知厌倦、不知疲劳的迁化。”在这里，我并不是赞同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即使个人味道十足的作品，也粘贴和粘带着许多时代的共性和本质。
　　“真实”其实是对生活、生存和命运本身的一种逼近、压榨和切入。在以往的写作当中，王新军似乎一直在寻求着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大众化和伪诗意的写作在某个时期一直是都市居者的比较青睐的一种文体。我不是说王的写作彰显着多少迎合的成分，而是我这似乎是他的一个不自觉的行为。他的最近的《大草滩》、《大冬天》、《父亲的生活》等作品仍旧在重复着自己。矫饰、伪浪漫主义色彩依旧严重。对生活的逼近和切入程度不够，自我满足意味浓厚。而真实的乡村隐没了，在他那里成了一种幸福（当下西部乡村的幸福尤其值得怀疑）？尽管是虚构的，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感觉幸福的时候，而从大的方面看，西部乃至更多的农村依旧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性之恶、利益刀刃和内心的阴暗，个人与时代与境域的冲突和矛盾……在乡村，似乎暴露得更为彻底。“宁静的湖泽把自己的根底深深地植在阴藏着的，人眼无法看到的源泉处。”（基尔克果《虔诚的激情》）
　　“消极写作”实际上是作家对流行文化的一种不自觉的苟合，并加入其中。消极写作已经成为当今文坛一个具有强大主宰力和牵制力的写作模式，缺乏真实性、诗意感和精神建构的力量，进而成为一个“消极的习惯”，明显带有惯性，是一种自觉而又不自觉的行为。 没有来自泥土和灵魂深处的真实气息，缺乏“道”的担当和“理性”的批判意识。
　　除此之外，我想此时的王新军应当扬弃一些什么了，现在的他，通过以往的，较有成效的写作，已经完成了最初的内心风景，已经将“整体的乡村存在和乡村写作”运送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我的意见是，今后的王新军应当从对整体生命的审视转向具体的个体的生命解剖。卡夫卡说：“受苦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 我想现在的王新军应当自觉地完成从被动描摹向主动切入的转变，由消极苟合到真实、诗意、精神的转变。在“真实”、“个体”“道”和“思想”之上，继续属于个人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