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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连几晚，我都把时间花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上，根据我所掌握的有限知识，清末的历史也就是那个样子，适当的艺术加工，没有违背有关真实性的原则，基本上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该剧吸收了史学界许多新旧研究成果，澄清了时下人们不少的偏见和误解，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须知我国的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长期以来都是两张皮，各说各话，譬如李鸿章，在史学研究中是一个模样，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又是一副嘴脸，你很难说哪一个是定评。发人深省的是，这两张皮开始结合到一块儿，竟是由一部电视连续剧来实现的。
在剧中，李鸿章对梁启超说：“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这是李鸿章的局限，其实也是所有人的局限，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封建士大夫，他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可以说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你不可能奢望他会有更好的表现，若换了同时代的其他人，只怕还不及李鸿章的一半。国运使然，无论你个人的才智如何杰出，都注定了不会有太高的评价，这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哀。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 八千里外觅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李鸿章写此诗时，还是年轻气盛、舍我其谁的时候，大清朝虽然遍地狼烟，内忧外患，可生机犹在，李鸿章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做一番经天纬地、万古流芳的大事业，虽然事与愿违，若单以中国近代化历程之开拓者的事功论，却已经是很可观了。只要其主观努力是好的，事过境迁，我们似乎不必对前人苛求太多，须知签字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什么签字。
翁同龢是李鸿章的死对头，甲午海战失败，翁同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人如何结了冤家，剧中似乎交代的不多。翁家是官宦世家，有名的书香门第，翁同龢与其父翁心存均为两朝帝师而兼宰相，与其侄翁曾源都是状元及第，当时人称“父子宰相，叔侄联魁”，有清一朝，似乎只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的海宁查家可以媲美。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任安徽巡抚时误抚练首苗沛霖，以致失陷封疆，被两江总督曾国藩上疏参劾，先拟斩监侯，后因翁心存病故，乃革职充军新疆，死于戍所。而翁心存的死，毫无疑问，亦与长子犯事有关。为曾国藩起草这份要命的疏劾的，就是以刀笔辛辣著称的李鸿章。翁李结怨，实由于此。李鸿章为增强北洋海军的军力，屡次请款购买军舰和弹药，皆被当时任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的翁同龢以种种理由驳回，并且决定十五年之内海军不得添置一枪一炮。战前海军的军费预算有几千万，可是实际拨付给海军的，不到百分之一，至于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太后修造颐和园，不过是小焉之者。由此导致北洋海军战斗力大减，至甲午开战前，实已远逊于日本。这是中国战败的一个直接原因。但后来的罪责却由李鸿章一个人担了。所谓清流误国，翁同龢是很典型的例子。
“六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这是翁同龢的绝笔诗，以诗观人，可见他死时是十分忐忑不安的，惟嘴上倔强而已。士大夫最重名节，若以功过论，翁同龢过大于功。
说起清流误国，还有一个是公子哥出身的谭嗣同。戊戌变法的失败，谭嗣同的责任很大。当时的情势虽然紧张，但倘若不以兵变的极端方式解决，从慈禧与光绪的亲情着眼，其实转圜的余地还很大，纵有挫折，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败得如是之惨。死难的六君子中，以林旭的死最为冤枉，当时他是极力反对谭嗣同策反袁世凯的，谭嗣同不听，卒致此祸。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对后来者来说，有时假设反倒有助于看清历史的真相。我常常想，倘若戊戌变法成功，中国走了君主立宪的道路，是否真的就可以免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兵连祸结的苦难而实现民富国强呢？偶然的机缘，我看到了谭嗣同写给挚友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报贝元征》）这段文字，让我着实出了一身冷汗，谁想这一个视死如归的英雄，除了误国之外，竟还有主动卖国的打算？变法之时，谭嗣同任军机章京，品级虽不高，实权却已相当于副宰相，若当时兵变成功，维新派掌控大权，以谭嗣同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性格，决意会行此事，到那时，堂堂华夏只怕真的要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哪里还有振兴的机会！
清末的历史概而论之，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天下，怎一个“险”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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