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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问题与诗人的问题
【马步升】
“诗歌会不会消亡？”我们这个在“诗国”盛誉中沉醉了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而且，在全民写诗的狂潮还有几亿之众的见证者之时，突然提出这样一个残忍而并非空穴来风的问题，如同你偶染微恙，或刚住院观察，关心你的人便这样问：“阁下，你会不会病死？”无论如何是令人尴尬、震惊、沮丧和愤怒的。然而任何问题，只要构成问题，只要被当成问题被提出来，都是应该敛容面对的。
确实，从现象上来说，无论我们的情绪反应如何，也无论我们怎样为诗鸣不平或摇旗呐喊，眼下诗似乎真的进入了淡季。表面看来，诗确实是茫茫人海中最微弱的声音，汽车喇叭声，歌厅的淫声浪语，小商小贩的叫卖声，纸币的哗哗翻动声，贵妇怀中阿猫阿狗的软叫声，大众文化粗糙甚直恶俗的喧嚣声，还有无数表达现实欲望的声音，似乎都可盖过诗的声音。诗真的进入了淡季，诗真的衰微了，诗的声音真的变成了喧天声浪中的一个音符，而且，是很微弱的一个音符。
不用说，这是一个问题，一个严肃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与诗有关的人，与诗无关的人，都有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只要你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诗就曾经塑造过我们的心灵，诗曾经就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记忆中，就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诗的成分。也就是说，在现今条件下，诗的兴衰存亡不仅与诗人有关，而是与我们每个人连筋带肉，讨论诗的问题，事实上讨论的是与我们有关的问题。
如果说，诗所遭遇的问题是真问题，那么，我以为，这个问题至少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诗的问题，一是诗人的问题。以诗的问题而论，上世纪90年代的开始，便是汉语新诗在中国大陆衰败的开始。武断地说，上世纪80年代，汉语新诗所承担的责任是“回答”（北岛同名诗题），个体和群体的历史遭遇、精神困境，以及各种各样或宏大，或琐屑的吁求，都祁请诗能够作出简洁而准确的回答，诗也确实勉为其难地回答了一些问题。那时侯，回答这类问题的渠道和口径还比较单一，而受众对从权威渠道和口径获得的公式化回答，从长期因盲目轻信所积累的创伤经验出发,盲目地走向另一极端:“我不相信”(北岛诗句)主体的完全丧失导致了盲目的轻信,主体的过度警觉同样引发了杯弓蛇影式的盲目恐惧和排拒。事实上，回答的愿望和努力并不能承担和包揽回答的责任，在更多的情形下，得到的回答，或者是对重大问题所做的浮光掠影式素描，或者是对细枝末节问题的感性体验，诗人和受众几乎同时发现，诗并不能回答人们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从诗中得到的回答，反而容易使人由未得到回答之前的感觉困惑，堕入得到回答后的理性迷茫中，于是：“我不知道”（《雪城》主题歌词）缺少回答的能力，和回答的言不及义，受众也不再信赖和尊重这种回答，进一步的回答，一者诗人不具备这个能力，一者文体本身也限制诗人这样去做，受众不再向诗人提问，诗人也从提问与回答的关系链中抽身而退。产生于70年代末的“我不相信”，确定了80年代年轻一代的社会心理主题词，而产生于80年代末的“我不知道”，又使得从80年代跃入90年代的那一代不再年轻的年轻一代，又找到了新的涵盖社会心理面貌的主题词。社会的剧烈变化，使诗人感到自己在80年代，对世界所做的种种掷地作金石声的回答，眨眼间化为自嘲，宛如处心积虑营构的一个相声段子，旨在幽别人一默，包袱抖出后，却使自己成为幽默对象。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问题本身不构成问题，还是回答问题的方法出了问题，受众在拷问诗人，诗人也在自我拷问，他们恋恋不舍地退出浪潮中心，既以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反躬自问，又以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冷眼向洋看世界，窥测在身处的社会现实中，还有哪些动人的问题与诗有关，还有哪些动人的问题需要以诗的形式作出动人的回答。
离开是为了重新参与，以诗参与社会是中国诗人历劫不减的热情，可是，仅仅脱离精神中心一会，当诗人再度返回社会时，似乎一夜之间，斗转星移，天地翻覆，商品大潮以其固有的铁血品质，对原来已经获得话语霸权的经典叙事，包括社会道德伦理秩序、价值观，以及关于诗的价值认定等等，以逮谁灭谁的霸道和无理性，展开了质疑、反叛、颠覆和摒弃，诗在这个洪流面前，简直就像一个找不着家门的孩子，在社会的任何场合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和一筹莫展。“诗能为社会和自身带来物质财富吗？”不能，至少眼下不能，而追求物质财富占据了全社会的话语中心。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诗只剩下对往日辉煌的回忆。社会组织结构的迅速分化，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迅速多元化，以及人们入世态度的迅速快捷化、直接化、，心生困惑时，再也没有耐心在诗行中搜寻释疑解惑的微言大义了，面对酝酿已久而又显得突如其来的旷古巨变，向来以纯粹、脱俗、和空灵相尚的诗歌，在扰攘纷纭面前，或瞠目结舌，或辞不达意，或三缄其口，一直稳坐精神中心的诗歌，无奈地接受了外力所强加的边缘地位。
由此引出的另一问题是：诗人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诗人还可甘贫乐道，甚至还可借君子固穷自高或自慰，他们即便在物质上一无所有，仍可相当泰然地高居精神宝座，或俯视群伦，或接受群伦仰视，精神饱满和自足，是个人价值最大化的最佳体现方式，如果说，这种精神现象具有某种本质意义的话，那么，在旨在重组社会一切物质和精神秩序的商品大潮面前，诗人固有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彻底地动摇。诗不再是社会的精神中心，诗生活不再是高尚的生活方式，诗人本来就远离社会物质财富，现在又从精神贵族的宝座上跌落下来，诗被彻底边缘化了，诗人也被彻底边缘化了。在这种境况面前，一些诗人选择了退出，以彻底世俗化的姿态踊身跃入商品大潮中，一头扎入物欲的洪流中；一些诗人则选择了“曲线救诗”的道路，既想吃鱼，又不放弃熊掌，低头把钱赚足了，再扬起头来呜呼吁嗟。至于他们会不会如约回归诗坛，回来后又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这两类或永久或暂时退出诗坛的诗人另当别论，需要我们讨论的是以下两类诗人。
一类诗人可名之为“诗商”。他们还在写诗，但常常在以下两条岔路口上举棋不定，一是有求于诗的太多。诗本是一只空灵鸟，现在却要强使鸟给自己衔来宽敞的住房，高耸的官帽，沉甸甸的钱袋，异性的热吻，如此，这只鸟即使不被累死，也会被俗死，想让它在市声尘壤中撂一嗓子丽声清音，难乎其难；二是诗人性格的世俗化。有求于人，必然要在某些方面作出妥协，有求于诗，也会收敛一些诗的灵光迸射，独立精神，自由情怀的丧失，对人生精诚的背叛，会使诗人本该拔剑起舞迎风长啸时，却风雨不动安如山，本该“全心全意痛哭一场”（李元胜诗句）时，却人面桃花笑春风，本该临清流而赋诗时，映入眼帘的却是清水在城里的好价钱，如此等等。这是诗人与世人的合流，是诗情向世情的卖身投靠，在茫茫人海中，当诗人与世人毫无分别时，诗情与世情以同一唱腔同台演出时，诗人的声音和身影一定会继续黯淡下去。诗人俗化了，世人俗化了，连摇篮边的母亲也不再给她的小宝宝朗颂诗，开始教导蝇营狗苟的混世技巧时，那便是诗歌晚钟敲响的时侯。我以为，有可能成为诗歌掘墓人的，不是永久或暂时退出诗坛的诗人，也不是受众对诗歌的逃离，甚至不是诗歌外部环境的恶化，这类诗商以诗歌的名义对诗歌精神的解构，才是最致命的。
剩下的诗人可以名之为真诗人，他们在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诗歌阵地，为诗歌痛并快乐着，争斗并建设着。可是，诗的阵地越来越狭小，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犹如财神庙门上的联语所云：“只有一文钱，你也求，我也求，给谁是好。”资源的短缺引发了争夺的剧烈和残酷，日见紧缩的诗坛，日见零落的诗人队伍，日见剑拔弩张的气氛。一时，旗帜林立，山头纵横，圈子纷呈，主张四起，原来与世界作战的诗人，现在自己人打得不可开交，进而自己的右手跟左手也打起来了。当然，纷争的本身就是纷争的后果，在纷争中，诗歌也得到了建设，在纷争中，诗人的视野和诗艺也得到了不同的性质的提高。问题在于，这类诗人虽是真诗人，写出的诗也可能是真诗，可是，一方面，诗人在互相较劲时，与受众也不知不觉较上劲了，你不是冷落我吗，我便以过分的自尊来对抗，你不理我，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你理，我写我的诗，读不读是你的事；你指责我的诗远离大众，我便声言诗永远是属于少数人的，读不懂，这就对了，你能读懂的诗还叫诗吗，以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志度来对抗诗歌大众化的伦理诉求；另一方面，诗人之间也日益楚河汉界，盔甲鲜明，你不同意我的诗歌主张，我不用考量你的意见是否有合理成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极力遮蔽自身的弱点，如同残疾儿备受父母溺爱一般，又将弱点强化为优势，以此去攻击对方的弱点，而对方也如法炮制，诗歌之间的交锋并非以己之长攻人之短，变成了弱点与弱点的大比拼。以喧嚣一时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而论，其实可供双方吸纳的共同点真是太多了，但这种双赢的后果并没有发生，当严肃的学术论争加入过度的情绪化色彩以后，你喝牛奶，我闭着眼睛也要说喝牛奶对身体有害，情绪化的后果，使双赢的可能化为双损的现实。诗歌主张和写作实践的情绪化，极端个人化，导致的共同结果是：与读受众的进一步疏离。因为谈诗与写诗纯粹成了诗人之间的事情，接受主体沦落为连喝采和喝倒采都没有机会的局外人。面对受众的冷落，诗人发明了这样那样的应对之策，在诗人的冷落中，受众也不是甘心情愿的节妇，实在割舍不下对诗的那分眷恋，可以遁入唐诗宋词，可以放眼国际诗坛，或者长痛不如短痛，干脆不再答理诗歌，反正，诗并非精神产品之惟一。
由此看来，“诗会不会削亡”，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诗眼下虽活得不大铿锵，但还活着，好比一个生病的人，哪怕是植物人，谁也没有权力马上讨论他的死亡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当诗真的消亡了，我们才可讨论这个问题。讨论问题是要定义问题的，在神学家云格尔那里，死亡不可定义，因为定义是一种主宰行为，谁能定义死，谁就能主宰它，诗还没有死，因此在我们的定义中，诗与消亡二字无关。再说，诗不但没有削亡，相反，触底反弹的征兆还在随时随地展现，几大诗刊都保持着可观的发行量，文学刊物诗歌栏目还在运行无数的民刊如雨后春笋，以绝对数量而论，在中国，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仍堪称洋洋大观。从某种程度说，诗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谁敢说，李白杜甫的时代，他们的诗就一定是家弦户诵，国民教育的普及程度和信息传播手段在那搁着；何况，没有诗的时代是苍白的，恐怖的，全民皆诗的时代更是苍白的，恐怖的，那个要产生几亿郭沫若的时代，不仅未产生一个郭沫若和一首像样的诗，连本来很像样的诗人郭沫若，也在事实上于那时结束了自己的诗人生涯。
也许，这正是诗的先天性悲剧性格，当诗成为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时，会导致诗的衰落和消亡，当诗变成一个普遍的公共行为时，同样会导致诗的衰落和消亡。那么，诗的健康的生存状况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以为，诗人能写出来好诗，（不在于诗人和诗作数量的多少）就一定会诞生优秀的读者，（同样不在于读者数量的多少）。极而言之，对人生真善美的迷恋和追求，是世界赖以维持和延续的基本前提，诗是承载这种精神的模范文本，如果人类真的要把真善美都不当一回事了，那么，敲响晚钟的恐怕不仅仅是诗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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