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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体系论0·绪论》摘要/作者:陈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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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2-8 20:1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诗学体系论0·绪论》摘要/作者:陈良运

绪论
(一)中国诗学的历史发展
公元前4世纪,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诗学》“摹仿说”:人类的艺术创造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和“再现”。
中国诗学发展四个时期:
1.诗歌观念发生与诗学建设初创期——先秦到两汉。
“《诗》以言志。”====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园有桃》;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四月》);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何人斯》)
——诗人自述以表现忧伤、哀痛、怀念、愤激之情。
孔子====教化
不崇神话:“不语怪、力、乱、神。”
思想意义的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情感审美体验:“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社会、认识、审美的功能判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草木鸟兽之名。”
屈原====抒情
抒“劳苦倦极”“疾痛惨怛”之情,“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荀子====言志
“诗言是,其志也。”
诗论====
卫宏《诗大序》——阐述“作诗言志”,计的性质和特征。
郑玄《诗谱序》、
班固《离骚序》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反对、贬低屈原“抒情”特质。
王逸《楚辞章句序》和《离骚经序》——辩护、褒扬屈原“抒情”特质:“露才扬己”。
音乐性:“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声成文,谓之音”。但无可循的审美范式。
2、诗歌观念转型与诗学体系形成期——魏、晋、南北朝。
魏晋:无专门诗论。
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
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意——情志合一而称意:“常谓情志所托,以意为主。”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对创作主观因素作了集中系统的表述。
南北朝:
散论:沈约《谢灵运诗传论》、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明诗、乐府》三章、萧统《陶渊明集序》、萧纲《与湘东王书》和《答新渝侯和诗书》、徐陵《玉台新咏序》、裴子野《雕虫论》。
专论:钟嵘《诗品》
转型:一是诗歌创作思维方式的转型,即从“有指向思维”转向“我向思维”。(理智——抒情)
     二是从功利的追求转向审美的追求。
“有指向思维”,“智力”的,是自觉的、理智的、有明确目标的追求,适应现实并试图影响现实。荣格称“直接思维”,它与现实密切联系并依靠现实而活动。——(理智的,功利的)
“无指向思维”,“我向”的,是潜意识的、非自觉的,它所追求的和急于表白的的,往往在理智范围之外,不适应于现实而欲创造一个想象中的美的世界。因此它更具有个人、个性的特征,并主要借形象、意象呈现的方式来表现自己。荣格称“幻想思维”,它从现实转开追求主观自由,不约束我们,很快引导我们离开现实而进入过去和未来。这时,表现在语言中的思维停止活动,而想象纷纷聚集,感情生发感情,依照它们自己的引力自由浮动、升沉。——抒情的、审美的。
审美特征:曹丕“诗赋以丽”,陆机“绮靡”,沈约“繁文绮合”、萧子显“气韵天成”、萧绎“绮縠纷披,宫徵靡曼,辰吻遒会,情灵摇荡。”——(绮丽,唯美主义的,鲁迅称“为艺术而艺术”)
诗人主体意识觉醒,审美意识强化,哲学观念进入诗歌观念:形象、意象、气、神、刚柔。《文心雕龙·物色》:“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钟嵘《诗品》:赋比兴,兴为首;强调“文已尽而意有余”,又以“巧构形似之言”而称之“有滋味”。沈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宜,八音协调,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商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创“四声八病”说。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作综合性概括:“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成辞章,神理之数也。”
3、诗学观念体系建构完成与诗歌美学成熟期——隋唐到两宋。700年。
一是诗歌理论发展的多元化。
二是诗歌观念系统化和以“意境”为中枢的诗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三是中国诗学整体地实现美学意义的成熟。
(1)诗歌理论的多元化——唐代诗歌理论“三元化”代表作:
释皎然《诗式》《诗议》,反映佛家美学观点;
司空图《诗品》,反映道家美学观点;
白居易《与元九书》,反映儒家美学观点。
陈子昂——推崇风雅诗,以“汉魏风骨”为审美理想。
杜甫——推许“汉魏风骨”,不鄙弃“绮丽”的南朝诗。
白居易——以儒家诗教为核心而确立“现实主义诗论”,将作诗“裨教化”与“理情性”并举。
(2)诗歌观念系统化,形成五个系列:
A表意系列:言志,抒情,立意,兴寄,兴趣,炼意,重意(多重意蕴)。
B表象系列:形似,意象,兴象,境象,离形得似,形神兼备。
C美感显现系列:物境,情境,意境,境生象外,风骨,气势,气象,诗而入神。——此为中轴。
D灵感思维系列:神思,苦思,精思,直寻,直致所得,兴会,神会,妙悟。
E赏鉴品评系列:滋味,趣味,韵味,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五者相互关系:
C为中轴,唐人提出“诗境”说,将六朝“情志”和“形象”、“意象”统而言之,准确地描述它们在诗中的融汇之状:诗人创作从主体到客体、由心及物,“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最后凝定于“境”。由道家提示,佛家贡献而确立的“境界”理论,标志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体系进入完成阶段,境界是这一理论的神经中枢。
“表意系列”的最高审美指向为“下笔如有神”、“诗兴无不神”,诗人主体之神有自由的最佳状态的发挥。
“表象系列”的最高审美指向是“体物得神”,“略形貌而取神骨”,诗人之笔妙传客体之神。
“美感显现系列”的最高审美指向是“诗而入神”,即诗人主体之神与对象客体之神融通契合,而其最佳实现是诗人主体之神完全入于客体,成为一种“象外之象”,也就是说,诗人主体之神对象化了,合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黑格尔语)这一现代美学命题。杜甫的诗歌实践——司空图“不知所以神而神”——严羽“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4、诗歌文体理论与流派理论发展、繁盛期——元、明、清三代。
词论与曲论更注重于“缘情”说的发挥,在审美趣味方面有崇尚“纯情”的倾向。南宋张炎《词源·赋情》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
词曲理论繁荣在明清两代,词话为最。清代康、乾、嘉以后,词坛出现浙西、阳羡、常州三大词派,对“境界”论作了更深入细致的探究,它致力于“境界”的向内深化。戏剧、小说理论也接受了“境界”说,它着重论述的是“境界”的向外拓展。
浙西词派朱彝尊等提倡“清空醇雅”,常州词派周济等提出“有寄托入,无寄托出”,况周颐崇尚“静穆”,陈廷焯标举“沉郁”,都是由“情”而“境”的深入。
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境界”理论作最后完善:“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词家多以景寓情”,有“专作情语而绝妙者”;揭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区分“写境”与“造境”。
诗歌流派理论始发于宋代江西诗派,继有南宋的“四灵”“江湖”,明代的“前七子”“后七子”“公安”“竟陵”,清代更多,但以“神韵”“格调”“肌理”“性灵”四派影响最大。概言之,分为两大阵营:
诗教派——钱谦益、冯班(世称“虞山派”),王夫之、叶燮、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
诗美派——明胡应麟、清王士祯“神韵说”、袁枚“性灵说”。
神韵说====“以清远为尚”,上承司空图“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中继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近接胡应麟“惟以神韵为主,使句格可传,乃为上乘。”
性灵说====“惟在兴趣”。“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着文字。……”“相题行事,能放能收,方称妙手。”知“神”不求“神”,可遇不可求,硬求反“梏其性灵”。
(二)中国诗学的哲学基础
诗学是哲学分支——美学的一种特殊形态,一是历代诗人创作经验的归纳、总结和升华;二与哲学气脉相通,受每个时代哲学思潮的鼓动和制约。
诗学两大基石:儒家“人道”说和道家“天道”说。前者作用于外,后者作用于内,内外协调一致,豁然贯通。
儒家的“人道”精神,即社会意识——力求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作用于外,其主要影响在于对诗济世人等方面的价值和功用的实现。“温柔敦厚,诗教也。”要求“中和”之美,“至诚”之情,“宽裕温柔”之容,与“博厚、高明、悠久”的天地“共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纳入了“从政”“达政”的大事业。“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说多,亦奚以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
孔子《论语·泰伯》:“唯天为在,唯尧则之。”《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道:仁为其核心,是孔子理想中的人格美和社会美的集中表现,它包括:个人修养之道,治理天下之道。
——人格美:《论语·公治长》:“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阳货》:“能行五者为天下仁。……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即“恭、敬、惠、义、宽、信、敏”。曾参概括为“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庸》:“忠恕”之道的主体表现,分为“中和”、“至诚”(人性至高境界)。
中和====《中庸·1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上升到与“天道”相适的境界。孔子评:“《诗》三百……思无邪”、“《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至诚====“实而不虚”,“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它是客观事物的本性,人性与物性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庸·22章》“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有;可以赞天地之化有,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社会美:“人能弘道”,可使“天下归仁”,达到“礼治”。“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20章》)
道家的“天道”精神,即宇宙意识——向往人的心灵世界——内宇宙,与“往古来今,四方上下”的物质世界——外宇宙,内外默契,豁然贯通;作用于内,其主要作用则在对于诗人审美体验的深化和审美境界的开拓昭示了无限光辉的前景。老子《老子25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是自然之道,又称“天道”对立于“人道”,“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大道废,有仁义。”
老子认为人体悟天道的要求是“虚其心”,“心善渊”,“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常无欲,可名于小(内宇宙);万物归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外宇宙)”。
《庄子·让王》:“余立宇宙之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为天下哉!”“有实而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庄子·庚桑楚》:“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谓之天民;天之所助,谓之天子。”《庄子·人间世》提出“心斋”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都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天地》:“王德之人”,“立于本原而知通于神”,“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共党员,独闻知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他崇尚的“内视”“内听”,近似于黑格尔所标举的“内心观照”,这是人内在的精神世界与外在客观世界融通契合的特殊渠道。
宋钘《心术·上》由道之心的贯通:“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故曰‘不远而难极也’。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人之所职者精也,去欲则寡,寡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尹文《内业》由心之心的贯通:“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推,福将自归。彼道自来,可藉与谋。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在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总之,“道”为大,可是大中有小,小亦无限;“心”为小,可是小中有大,其大亦无限。《庄子·天地》引惠施话:“至大无外,谓之大一(宇宙);到小无内,谓之小一(宇宙)。”
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悠然默契、豁然贯通。《淮南子·修务训》提出“游心”说:“君子有能精摇摩监,砥砺其才,自试神明,览物之博,通物之壅,观始卒之端,见无外之境。”这是诗学“境界”说的雏型。陆机《文赋》:“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刘勰《文心雕龙》:“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佛学理论强化了道家哲学的影响。晋佛学家慧远《与隐士刘逸民等书》:“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邮得不以佛理为先?”彻底否定身外世界,突出主观精神的“冥移之功”,“直观”。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南宗六祖慧能传授“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云:“何名摩诃?摩诃是心。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心要虚空,先求性的虚空,虚空能“含万物色象”;自性空,就从根本上销去人性中所含的一切欲念,即使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着”,而心中的一切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这样,就能真正实现“心量广大,遍周法界。”
佛、禅只重视内宇宙的展开,“沉冥之趣”的境界也就是心境。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
道家强调内宇宙与外宇宙同时展开,内宇宙的展开只是为了接受、映射外宇宙的光辉,其“心境自得”的境界,主要是体悟到了或进入了“道”的境界:“见无外之境,以逍遥彷徉于尘埃之外,超然独立,卓越然离世。”实质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
中唐诗论家释皎然立于佛家位置进行了协调;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立于道家领地与之融通;唐代王昌龄、刘禹锡和南宋诗论家严羽则从诗的本体立场实现和最后完成二者的契合。
(三)中国诗学的体系结构
中国自有诗以来,诗歌理论对诗歌创作实践的抽象表述是:发端于“志”,演进于“情”,立身于“象”,完成于“境”,升华于“神”。
志、情、象、境、神,这五者是中国诗学理论的五根支柱,它们不是历时性联结——过卧波长桥,而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共时性建构——盖摩天大楼。
发表于 2004-11-17 04:5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诗学体系论0·绪论》摘要/作者:陈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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