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芳年: 鲁扬智性诗学与阳光体系◆

鲁西狂徒

鲁扬，网名“鲁西狂徒”，中国“智性诗”写作发起人。主要作品有《鲁扬智性诗》、《鲁扬智性诗语》、《鲁扬智性诗学》三种.中国当代诗歌论坛版主
笑芳年，原名王成,浙江苍南人。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已有大量的诗歌、歌词、散文等文学作品，在《人民文学》、《诗刊》、《歌曲》、《中华音乐教育杂志》（台）等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发表、获奖和在各级电视台播放。执行主编文学作品集《心动痕迹》（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著有诗集《永远的苦楝树》,文艺创作研究成果及人名收入《中国专家大辞典》等辞书。

(中国当代诗歌网站发布）

鲁扬智性诗学与阳光体系

◆笑芳年
去年金秋，我正式步入网络。从此之后更多的时间，便在网络中徘徊，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时间由此得到规整，开始在无拘无束的荧屏前，将视觉伸向文学领域。其中的诗歌是我一直以来所关注的，呈现在眼前的五花八门的各种诗歌流派和文坛中各类现象，不思之则无所谓，欲思之则让人不安了。就在这时，“鲁扬智性诗学”闯了进来，从一无所悟之下，零零碎碎读了其诗学理论，便有一种欲罢不能之感，大有拍案之冲动矣。诗歌的委靡，时代已久；诗歌的振兴，迫在眉睫。在此，我将鲁扬的诗学与阳光，以客观的文艺审视态度，抒写一家理解之言，为诗歌之真正复兴尽微乎其微之力。
一、从鲁扬的智性说起
鲁扬说：“智性是一束光，是一束源于一切，溶于一切，而又弃离一切——行走着的——一束横贯远古——当代——抵达永远的——击穿万代的爱之光。它超时间，超世界，超人类——它与时间在一条线上，闪着与宇宙共时的光泽——它吸着我们人类目光，满足并实现我们人类进入时间，进入永恒——与宇宙同化，万物合一的欲望。”
我在琢磨中发现，“智性”的提法与“光”并生，即“智性”是“光”，“光”为“智性”。由此，在时空的把握上，便离不开一个“超”字，这是两者架通的桥梁。观自然万物，无一不需要“光”的滋润，人类亦是。从中，我们看到诗学和光学的交融了。若从单个“智”字讲，由汉语文字学上的拆解析义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知日”的结合，孕生的结果就是光明。这就进一步让我们看到“智性”的实在意义。同时，蕴涵有另一层“爱”的光芒，这就体现诗学具有浓烈的人文色彩。当然，这些还是很表层的，更深层的“光”都囊括在“智”中，由“智”让光或隐或现，诗歌正是这两者互动的产物。所以，鲁扬又说：“一粒尘埃，给它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它将发生质变——而“智变”——世界由此诞生，世间万物由此诞生——我们人类由此诞生并存在。也就是说，智是生命——而智性是一种爱，是我们人类对宇宙和世间万物的——一种最为人性的关怀。由于这种关怀——我们把我们人之性灵——赋予万物之上，容于天地之间——而最终使我们人类携着这种不朽的精神——得以入永恒。”
此说，切中时弊。古今中外，凡流传于世的诗歌，都有一种“光”在，洞彻宇宙的“智”而生“光”，为百代所传扬。当今的诗坛，看起来繁繁荣荣，其实积习难改，唯我独尊者众，鸡毛蒜皮者多，旁门佐道者显；口长污秽，诗生口水，脑肿如钟，肚便若猪，以功利取舍，视真诗为洪水；结帮拉派，小圈主义，外强中干，压制新人，以标榜为能事，垄断诗歌圣殿------凡此种种，致使有诗才者恨然弃笔，无诗才者稳坐高堂，戳指说三道四唾沫横飞，这怎不令人痛心疾首，苦叹诗坛之暗黑哉！
此时，鲁扬智性诗学的提出，无疑是对当今诗坛的棒喝挑战，此为大智者之言，大智者之勇，骨头之硬令我肃然起敬。这，正是一种智慧之光的最好写照了，我们没有理由不鼓不呼！
二、关于鲁扬智性之光
鲁扬说：“智性之光——是从宇宙万物之中抽出和‘提炼’出来一束光芒——它超出时间之外，它是不死的。可它既从万物中来——万物皆有生死——这使它同时又拥有‘生死’之性。对我们人类而言——这束智性之光是有着灵性和人性的一束光芒。是的，说到底，智性之光就是人类的爱之光——它有着痛感和喜乐。不让‘智性之光’具有人性和灵性，是智性写作的失败——而且对于人类的任何一种无人性、无爱的艺术活动来说——这都将是一种失败。”很明确，鲁扬所关注的是“人性和灵性”，并且将此与衡量艺术活动的成败连接起来，足见其诗学中突兀的人本思想。19世纪，席勒提出的人文主义精神，至今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时愈发其熠熠光彩，人类是万物的主体，人类的灵性和人性是永远不灭的光，文艺正是关怀人类内在情感释放的载体，由此才有人类的生生不息，也真正体现出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功能，丢失了人性和爱，也就丢失了人类本身。
拿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来讲，鲁迅赞誉此为“人的觉醒”时期，其根本原因就是对人自身的认识觉醒，在人的个性得到张扬之同时，真正能敢于并健康地表现人的喜怒哀乐，找回人的本真。若用鲁扬的“智性”学说来衡量，这正是人类心智之光的完美外化，它有着极强的哲思价值和审美情趣。历史的进程，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使人从文化大革命的禁锢中走出来，迎来全新的人的解放，于是就有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鼎盛期，之后人们又在解放之中的快意里感受力不从心，对一浪又一浪的思潮冲击，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无不和人的迷失有着牵扯不断的关系。正如鲁扬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智性时代啊。可是，人们对时代判断的错误，对时代脉搏的误诊，就容易引发颓废的风气，所谓的垃圾、下半身------不一而足，粉抹登场，大出风头，但能撑得了几时呢？这些文风旨在违背人性和爱，用感官代替艺术，用作秀代替审美，使一些人哄而附之，流毒不浅，遗害无穷。所以，时至今日，人们不得不审视这个时代的特点，使误入歧途者早日返回正路上来，回到对人的真正觉醒和对人性的正确把握上来，显得犹为迫切了。
因此，鲁扬说：“智性写作的提出——缘于“智性时代”的来临！人类发展到今天，世界发展到今天——诗歌写作发展到今天——已不允许我们再肤浅而无聊地写作了，尤其中国当前诗歌之“腐朽”——掉进“小我”——“小人”中——而搞的下流的和肮脏的——反文化，反道德，甚至反人性，反人伦，反人道——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怜最可悲最无耻的一种写作。是时候了！是到了清算——和清扫中国诗坛这些垃圾的时候了！”这种呼唤是惊心动魄的，为鲁扬叫好啊！“智性”的光芒，可以预测一个时代性的概括。“智性”，这个术语有其特定的内涵：光！任何问题的提出在开始的时候，是很不习惯的，但当问题清晰地展示出来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之后，就会愈来愈体现其精妙所在。“智性”具有诗学底蕴，“光”的内核加深理论的表现力，“智性之光”涵盖着人类性灵和爱的普遍性！

三、智性与理性的把握
在把握了以上“智性与光”的密切关系后，我想：对“理性”问题的思考，便显示了特定意义上的重要性。
先以海德格尔后期时，倾心于《老子》的研究来说明。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从一开始就努力以此把握世界之整体，柏拉图的西方形而上学就是其滥觞，直至康德之后，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反省，以非理性的方式来领悟世界之整体；而中国的老子却一开始就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种“道”，它是不能被理性思维所把握的恍惚的朦胧状态，即非理性。因此，海德格尔所做的是从理性到非理性的把握，而中国传统的思想学史从来以非理性占据主导地位。鲁扬提到“智性不是理性，智思更不是玄思——玄思是哲学的大敌——更是诗之大敌------” 我们看到其诗学中的“智性”是植根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同时又超越“玄思”的范畴，将“一束束简洁，而又明晰的阳光”笼罩着诗学价值取向：“用一种‘简单’，表达一种深刻，而不要用一种‘深刻’——表现一种简单”。这无疑是在诗学传承中的光大，是针贬时弊的睿智之选择。
再者“智性”的提法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这个终极性的根本问题。从抽象的意义上来看，任何诗歌作品都隐含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哲学，诗歌的美学观点可以从哲学上进行追溯，文艺批评正是寻找作者从作品中所隐含的哲学观念，因此鲁扬来了一个比喻：“像科学家至今来分析着光的构成，研究着用光谱的变化推测着宇宙的大小。”其目的就是在时空上的明确把握，将深深隐藏的内涵彻底“智性”化，使其可感可观，可触可摸。我们由此看到，这种“智性”的把握，是非理性的，它最终是“一束光”，照亮人们朦胧的心智。
另外诗歌审美与理性的共融结合问题。鲁扬在强调“智性不是理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诗歌审美与理性的共融，他说：“智性诗写作讲求‘明晰’——我们要做到让‘不懂诗’的人‘读懂’我们——像一些人自足在阳光中——自认为自己‘了解’了阳光一样。要让一些“懂诗”的人“不懂”我们——从而更深刻地思索我们——”这里的“懂”和“不懂”，并非是表层意义上的欣赏，而是一种审美把握，恰恰说明了理性思考的介入，所以问题的本身非常具有拓展性，将极其难于隔离的两者通过“把握”，连接成一个整体。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了文艺审美的“隔”与“不隔”的问题，创建性地提出文艺审美的独特视觉，若换成鲁扬所说的，便是“懂”与“不懂”的问题了。这种不谋而合的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作品审美的一种理性把握。

四、智性与情感的释解

人类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后半部里写道：“形形色色的生命。无论它们安排得如何巧妙，如何繁复、一贯、有目的地相互关联着，如果没有人类（或某种理性存在者）在其中，便无由存在，甚至所有这些系统的整体------也无由存在。换句话说，没有人，一切创造只是荒芜，徒然，没有终极目的------”这是康德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问题所做的回答。他认为自然的最高目的是文化的人，创造终极目的是作为文化之自由根基的道德主体，惟有与“善的意志”相关才有可能。而同一时期的哲学家休谟也研究人，他对人性的去取选择，抓住的却是人的激情，即感情，以此达到他对人的诠释。
这里，康德所说的“文化的人”，换成鲁扬诗学的理论，那就是“智性的人”了。文化是人类知识经验的总和，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学习教育、经验积累的结晶。因此，鲁扬说：“智性之思是人终极之思——是我们对我们人类自己的心灵，肉体和精神存在一种关注。”这种关注恰恰是文化了的终极关注，它与“文化之自由根基的道德主体”是密切相关的，如此才能达成将“人类自己的心灵，肉体和精神存在”与“善的意志”结合起来，从而“发现世界的假，也由此认识到世界真”。显然，这种发现的道德基础正是哲学家休谟所提的人类激情（感情）之复合的结果，就如鲁扬提到的“智性写作——则是我们诗人直面宇宙——直面世界的大虚空——及我们人类精神的大虚无——而又心怀人性之爱——积极去为人类构建另一个世界的行为”。可以用一个比喻：情感若熔岩，时时刻刻在智性的覆盖下激荡着，将人类与宇宙同步，心灵的火花不断喷涌。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智性与情感的融合，它始终是善的，是心怀人性之爱的。台湾著名音乐教育家陈功雄教授在他倡导的“爱和乐”（这里的乐，先是音乐的乐，后才是快乐的乐）的教育里提到：有爱才有乐，乐是在爱中滋生的；乐（音乐和快乐）是声波的振动，其振动频率是“与宇宙、生命同步”的，它能使创造力和灵感得以充分发挥。这个观念，可以印证鲁扬所说的“一些从事智性写作的诗人们——他们顶着宇宙、世界和我们人类——多重浩大虚空——而努力在给我们建立一个阳光明媚的世界”。人类对生命的珍爱，对快乐幸福的追求，都无法脱离世界（或者说是宇宙），智性写作正是潜藏着这种炽热的人类情感，与宇宙同步，与生命同步。
把握了这个精妙的问题之后，鲁扬于是又说：“他们（从事智性写作的诗人们）行为是伟大的——他们由此产生诗作也当是不朽的，而未来——端坐在那片智性之光里的人们——是幸福的。”幸福是什么？幸福显然是“端坐在那片智性之光里的人们”。这已超越了人（特别是智性写作的诗人）的个体，将人类的幸福与整个宇宙进行磨合，原原本本的“智性之光”又一次体现了鲁扬诗学的光的核心和特质.

五、智性的解放与追求

大凡人类，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就大时空来讲，从来都是以一贯之，不曾放弃过每一个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宇宙是缥缈无际的，人类在相对的比较中发现自身的渺小，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只不过是宇宙时空中的银河之一沙粒。同时，自然万物的优胜劣汰，更加使人类认识到生命的无常和寻找人类延续的紧迫感，这就让生命的价值盖过一切。由此，人类对生命自身解放的追求，正是人的智慧的集中反映。鲁扬在其诗论中说道：“我们看到了一切——我们了悟一切——我们知道了世界的“空”和人类的“无”——可我们还坚持走在阳光下——依旧选择平直道路——迈着平实步子，心境平静地展望着远方。”这种心境的驱动力，来自不懈的人的解放与追求。
我们回到现代诗歌上来看，在20世纪初期，一场声势浩大、不可抵挡的新文化运动，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旧文化的羁绊，从新建构了新文化体系，现代诗歌由此而孕生。至今，一百年过去了，人们一直在摸索着中国现代诗歌的精神实质，但都无从把握其内在的诗歌核心，致使日夜讴歌的诗人们如一只只迷路羔羊，空怀一颗颗美好善良的济世之心，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有的却从迷路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已背弃人的解放与追求的进步内涵，落进不该设置的怪圈。为何？智性的迷误丧失也。且看鲁扬诗论中的话：“我们抬头看一下行云，俯首看一眼流水，侧耳听一二声鸟鸣——或者数一下我们身旁此刻有几束阳光——最后或取下一片云，或掬起一捧水，或捉住一声鸟鸣——或随手捡起一束阳光——送给我们人类此刻和百年之后的心灵——而这就是智性诗人——活在天地间的‘真人’——写下智性诗作的过程。”
这里，让行云、流水、鸟鸣取下，让一束阳光捡起，达成诗人与“真人”的合一，但这个时代的诗人却只将功利置于眼前，活得忧心忡忡，甚至自取灭亡，可叹也哉！有个朋友（也是诗人）曾很真实地向我说起一件事，中国至今在文学上无人获得诺贝尔奖，但有一年有位当代著名的诗人（隐去名字）获得诺贝尔提名奖，弄得几个晚上失眠，到后来只能吃镇定药入睡，这种好事为何招惹的是如此的痛苦？这还算好，有得却走到自取灭亡的极端，这又是为什么？难道这也是属于解放与追求的一种吗？回答说：非也！这是自我让金钱、地位、名利取下，让功利之心捡起，巨“真人”十万八千里矣！所以，鲁扬的“智性”诗论是醒世之语，是让一束阳光照亮自己，照亮人类，照亮宇宙的追求与解放的大实在。
以上是就从“智性”的思想上说的，我们再来看“智性”的形式。“智性”既然是光，那么光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里有两句话：“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文学是人学，此说已成传统的公论。所有文学都是为人类服务的，描写人生正是文学的功能之一。那么，从诗歌上说，只是从文学的多种形式中所选择的一种反映生活的手段而已。它反映的是“非孤立之生活”，是与“家族、国家及社会”所联系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无限的。
中国文化积淀的深厚，是一笔无与伦比的文化精神财富，恰恰由此又是一种束缚繁多的文化体系，如何从中汲取营养，又从中跳出来，这也是诗歌表现形式的解放与追求所要考虑的。鲁扬诗论中的“智性”和“光”，具有浓烈的静谧涵盖的色彩，它涌动着内在的形式构造，即光谱的线性特征。它已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审美格局，重新建构线性的审美解放追求，融其智于诗，于生活，达成大而虚空的宇宙合一。我们从此不难看出其诗论对形式表现的突破追寻，但在内容上却紧扣写人生，写社会，写宇宙的取向，吸取传统又超越传统，将内涵与形式来个全新的定位，引向智性光芒的内在和外在的共振和谐.
六、智性的主体和客体

鲁扬说：“智性诗是智性诗人在透悟宇宙、世界和万物之后——而用他们身边朴素事物为‘代码’——给我们编制的常人未发现，不可知，不可解——却可‘操作’（的）一种‘诗体’。”这句关于“智性诗”的定义，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智性诗人，二是代码。人类社会自有文学创作以来，作者在酝酿、构思、创造作品时，首先是作者自身的介入体现，然后是作品的外化传播。对于从事智性诗写作的智性诗人也是一样，这就涉及到智性写作的主体和客体的问题了。
一直以来，我们大多将主体和客体归属于哲学范畴，即主体是认识和活动者，客体是认识和活动对象的客观存在物。比如：中国古代思想孔子提倡“仁”。这个“仁”本属道德范畴，但孔子却将它和天命联系起来，所谓“天生德于予”、“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里的“仁”来自天命，成为先天固有的物质，即在孔子看来：“仁”是主体，“天”是客体。又如：老子、庄子都讲“道”，大致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我”就是“道”，“道”就是“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合一”，把客体的天地万物与主体精神“我”看成是合二为一的物质。在西方，康德却把认识和客体割裂开来，派生出了诸多唯心（意识）的观点；至当代，哲学家们将目光转移到了突出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张扬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上来，这正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的回归。比如：生命哲学家柏格森就把生命冲动看作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又当作一种创造万物的宇宙意志，将自然和社会成为人的实践活动对象。
由此，我们看到哲学对主体性的关切势必影响到文学创作。文学本身就需要有对主体性的热切呼唤，并且以哲学作为理论基石，人的主体性接受就成为一件很自然和合理的创作追求。于是，我们就很明确地认识到：智性诗人是智性诗创作的主体，而智性诗人的创作是接受了“天”、“道”、“自然”、“社会”等客体赋予的使命，“透悟宇宙、世界和万物”、“用他们身边朴素事物为‘代码’”、“编制的常人未发现，不可知，不可解”的却可操作的“代码”，与自然万物共融，与宇宙同步。这里的“代码”，正是宇宙信息的符号，是客体的存在物，“智性诗人”就巧妙地运用“代码”信息的转化，使主体和客体息息相通，心心交汇，若浩淼无际的星空宁静而旷远。
并且，鲁扬还更浅易地解释说：“智性写作是走在阳光下写作——它面对是阳光、空气和水——这些大地朴素事物。这种‘自然状态’下的行走——它拥有鲜活的自然生命的同时，也使它时刻处在诗之大道和诗之正途之上。”这里，我们把握的“智性写作”之概念，显得更直接化了，它强调的是时时刻刻的“自然状态”与“自然生命”的感应，是一种真智真性真心真情，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也；如此，才有“诗之大道”、“诗之正途”也。
行文至此，想起了美国科幻小说家艾彦克·呵西莫夫讲得一句话：“我写作的原因，如同呼吸一样；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死去。”我们理解以上的“自然状态”可以参照这里的“呼吸”，这两者同属主体与客体的生命状态，作者就要进入这种自然状态，才能够获得“永生”。智性诗的写作也是这样，要与自然生命共生共死、共荣共灭，智性诗人就要寻找这种自然的符号“代码”，将它“编制”出来，幸福地“走在阳光下”！

七、智性的方法与表现
现代学者胡适曾经说过，其一生的追求、研究的兴趣就是方法论。确实，浩瀚的宇宙，充满神奇；无际的世界，纷繁复杂，要研究和探索其内在的无穷奥秘，讲到底就是一种方法论。有了科学的方法论，才能够深入事物的本质，洞悉宇宙时空，清澈地把握世界万物。这“方法”一词，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是指科学研究的主体认识客体及其规律的中介，是人们从事科学活动的行为方式，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客观现实，从而实现一定目的的途径、手段和方式的总和。
鲁扬在智性诗论中说：“智性写作，对诗人而言——是一种爱的努力，是多种感管杂交后的体验——是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悟的交媾而诞生的一种语言。是诗人与万物交合撞击之后所发出的声响——是大灵魂的歌唱！”这句话中隐含方法论的把握问题，智性诗人的智性写作，“是一种爱的努力”的中介，通过“多种感管杂交后的体验”，将其赋之予并转化为“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悟的交媾而诞生的一种语言”，以达到“诗人与万物交合撞击”，实现“大灵魂的歌唱”。
运用哲学诸方法来研究诗学理论，大致有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是是恪守某一诗派的理论体系，排他地运用该诗派的理论概念来进行研究；二是采取不拘一格的灵活研究态度，按照不同的方法、理论的适用范围和有效性，有选择地运用它来研究特定的诗学现象。鲁扬智性诗学，是将其理论直接建立在宇宙的时空观念上，避免了理论的排它性，它直接取向“一种爱的努力”，把视野拓向世界的自然万物，把人类普遍的“善”的追求纳入诗学之中，灵活地融合哲学、文艺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开拓诗学研究的新领域。因此，鲁扬智性诗学中的“智性”无疑是“大智慧”、“大时间”、“大空间”的容纳，并非是“个体的”、“单独的”、“排他的”的某一诗派，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如此才能真正与“智性时代”吻合，体现智性诗学的大气魄、大诗歌的智性观。
那么“智性”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鲁扬回答说：“是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悟的交媾而诞生的一种语言”、“是诗人与万物交合撞击之后所发出的声响”。这种“语言”、“声响”是智性诗人用全部智慧与宇宙融合之后而孕生的物质，是表现自然万物、宇宙时空的光芒辐射。屠格涅夫有一句话：“在文学天才身上------不过，也在一切天才身上，重要的是我敢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一种东西，是的，重要的是自己的声音。”这里的“声音”正是作者自己的声音，换成“智性诗学”的内涵，便是鲁扬所说的“语言”和“声响”了。在智性诗歌这片无垠的旷野上行走的诗人们，要在反省和自我否定中积极寻找崭新的旅程，不断获取并诞生崭新的“语言”和“声响”，不断鲜明地寻求自己的“声音”特点，不断传达和表现光辉灿烂的宇宙信息，做一位真正的智性诗人。
俗话说：“吃牛肉羊肉，是不会变牛变羊的。”正如智性诗歌的创作，在表现上要大胆地吸收和传承优秀的外来的、古典的、现代的诗歌之影响，彻底洗净自己身上的污秽，用智性将灵魂赤裸裸的呈现在读者面前，用心中的爱和大自然的光来歌唱，牢牢记取契诃夫的那句名言：“大狗叫，小狗也可以叫！”只要是智性诗人，不管大诗人或小诗人，就有使命为人类、为万物、为宇宙实实在在地用爱的阳光来“叫”！当然，智性诗歌表现，不要用华丽的辞藻去装饰，也不要用怪异的形式去夸饰，更不要用美丽的组合来炫耀，而是要在生活里浸染、溶解、酝酿自己的诗歌特点，将无限的社会生活化为自己的肌肉、神经、血液以及沉淀成自己的诗歌灵魂，然后用“一种最为人性的关怀”将它表现出来，“积极去为人类构建另一个世界”，幸福地走在光明的生活大路上!

八、智性的无人与大人

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开篇提出“境界说”，并解释道：“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这里的“有我”与“无我”是两种境界，成为评判“词”之高下的审美标准。由此，我们想到：智性是否也应该有评判标准呢？若是，那具体的标准又应该是什么？
鲁扬在智性诗论中说：“诗中无人，但有我。”这里的“无人”、“有我”之提法，乍一看好象和“无我”、“有我”相似，其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判断标准的指向已从“境界说”中超拔出来，成为“智性”的内涵了。一是“智性写作最大特点写给时间，写给永恒”，即用“时间”来判断其“永恒”的程度，大师的“经典之作”是经时间的“过滤”而来的，不然就不能说其是“智性写作”。二是“智性写作是要求诗人一提笔就‘超越时间和空间’”，运用准确的智性特征，“使作品一出手便拥有了——成为‘经典‘的几个要素”，达到智性写作的基本质地。三是“‘诗中无人’——使诗在一个方面具有‘不老’的品质”，即融化并超越了诗人自身，处于同时空的自然嫁接；并且指出“‘诗中无人’——是无‘人气’——无俗人俗气——无那种人类浮浅欲望和渴求及一些无聊的‘个我’之渲泻和呻吟”。四是“诗中有我”，即“‘我’，则是‘大我’——是站在人类之外，世界之外——一个携天抱宇的‘大我’”，并且“是一个‘透悟宇宙、世界和万物’和‘看到了一切，了悟一切——知道了世界的空和人类的无’的——‘大人’”。可见，这里的“无人”，是“无俗人俗气”；“有我”，是“大我”，是“大人”。这层意义，已完全超越了王国维所说的“无我”、“有我”的本意所指，成为“智性诗学”的特定内涵的术语了。
鲁扬智性诗学极其强调“人”，充满了浓郁的人本色彩，这里的“无人”指的是“人”，“大人”指的更是“人”。对“人”关注，对“人”的肯定，引申到对“人”的命运和相互关联着的事物的思考，展示了“智性”非凡的认识内涵。康德在《实用人类学》里讲道：“那些让心灵处于被动状态，因而使主体被激动（可以是主体自己激动自己，也可以是被一个对象所激动）的观念，是属于感性的认识能力的；但是那些只包含一个活动（思考）的观念，则属于智性的认识能力。”显然，智性写作要达到“写给时间”、“写给永恒”，就必须从人的“感性”（低级的认识，俗人俗气）中解脱出来，走向“智性”（高级的认识，大我大人）活动的大时空，这是一再强调的问题。当然，这种活动始终要以“爱的向善力”之目的，回归宇宙的本真。但是，在“中国当前诗歌之‘腐朽’——掉进‘小我’——‘小人’中——而搞的下流的和肮脏的——反文化，反道德，甚至反人性，反人伦，反人道——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怜最可悲最无耻的一种写作”的今天，作为有良知、清醒的智性诗人们，要时刻拒绝虚伪和平庸，请仔细阅读、领悟哲学家席勒的这段尖锐的话：“在任何场合都把道德的善当作最高的目标来追求，这种善意的观点已经促使好些平庸的东西在艺术中产生------为了要给艺术一个崇高的地位，为了博得国家对它们的宠爱和人类对它们的尊敬，人们把它们从它们原来的领域里驱逐出去，使它们接受一种不是自己的、不自然的功能。这些人为艺术伪造了一个道德的目标，来代替那无足轻重的引起愉快的目标------而艺术对道德行为所发生的明显的影响，也势必会支持这种主张。”席勒的这段话抨击了平庸，抨击了虚伪，至今读来仍然觉得震耳发聩！
还应该注意的是，鲁扬智性诗学中“无人（俗人）”与“大人（有我）”，是定位于智性意义上的全新开拓。虽然，在字面上留有传统的“道”学和国学的痕迹，但已赋予智性诗学内涵的建构特点。同时，恰当吸收了康德等哲学论著中的“智性”（有的也作：知性）观念，融合到自己崭新的智性诗学体系中，巧妙地与“阳光”的指向相交融了。可见，智性诗学的理论之深厚，智性写作之光明，这种创举正吻合了时代的呼唤！

九、智性的信息与幻化
自然界里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每时每刻都在向外发出各种各样的信息，这种信息叫做自然信息。人类社会，存在着种种的交往，也在每时每刻向外传输着种种信息，这种信息叫做社会信息。这两种信息是无限的信息源、信息库，将它们综合起来，便构成了无穷无尽的整个宇宙的信息。与整个宇宙的信息源、信息库相比，作为人类社会中个体的人的信息源、信息库是有限的。据科学家的研究，人脑储存的信息单元，约为140亿个，这是一般人共有的情形，对于人类来讲已是个了不起的可观的数字了。但诗人艺术家却与一般人不同，他们易于接受外来的形象信息，对自然、社会各种各样的信息特别敏感，即他们头脑里储存的信息要比一般人多。不仅仅如此，他们在接收、获取这些信息的时候，不是冷淡的、被动的，而是充满感情的、积极的，并以自己的审美观念进行筛选、过滤，有的就被积淀在他们的头脑信息源、信息库里，有的却被抛弃。这些存在诗人艺术家头脑里的信息，实际上是带有诗人艺术家感情色彩的信息，即经过了他们半艺术加工的信息，还不是创作，更不是作品，这仅仅是给创作提供了可靠而有用的前提，其中就嫁接着信息的幻化过程。
鲁扬在智性诗论中说：“人存在着——世界存在着——万物存在着——它们是以并列的关系存在着。”结合信息理论，我们看到“人”、“世界”、“万物”直接构成了信息源、信息库的链接，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并列的关系，由此融合成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信息源、信息库。鲁扬进一步解释说：“而此间的‘人‘——是‘真人’——是‘纯净的人’——是不受知识、文化、常识，习俗所污染的人——是拥有人类所有哲学和知识又学会完全抛开的人。此间的‘世界’——是大宇宙——大自然——是无限广阔，有着所有生命向上的太阳之光和承负所有生命的大地的大境大界。此间的‘万物’——是自然的、质朴的——未受外力侵害的——沉静地孤自静立在那里——它们闪着生命的光彩和永恒而不朽的光芒。”这层内涵，我们可以从艺术创作的“信息幻化”上来把握。在诗人艺术家们获取信息的前提下，受到了某种启迪，产生了某种感受，应和了某种召唤，将头脑中储存的信息转化成艺术信息，并以语义信息、形象信息展示出来，其成果就是作品。但这种创作过程是能动的，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信息处理的。科学家经过研究证实，文艺创作过程是一个信息流程，是一个可控过程，是信息的幻化过程。因此，鲁扬将“人”放到“真人”、“纯净的人”的高度，要做到“不受知识、文化、常识，习俗所污染”，冲破固有的污染了的信息积淀的束缚，达到“拥有人类所有哲学和知识又学会完全抛开”，从一般人中脱胎幻化而来，当一个完完全全的智性的人；“世界”，是“大宇宙”、“大自然”的信息幻化，通向“大境大界”，涵盖“所有生命向上的太阳之光”，承负给大地的所有生命的信息；“万物”，是“未受外力侵害的”自然信息，它“沉静地孤自静立在那里”，“闪着生命的光彩和永恒而不朽的光芒”，这是非常直接而迷醉的信息流程，从中幻化出无尽的光芒和生命的魅力。
鲁扬极为强调“智性时代”这个信息概念的把握，其智性诗学正是由此时代呼唤的产物。同时，在这个泥沙俱下、鱼目混珠、迷失浮躁的现实背景之中，一般人是很难区别真品与赝品的，要使一些缺乏辨别能力的后来者免于盲从，及早回到正路上来，就要用最真最纯净的信息引导他们，彻底地洗去既定的被污染的“知识、文化、常识，习俗”之信息是何等的重要！这正是“智性诗学”的治病之功，进一步体现旨在解救“中国当前诗歌之‘腐朽’——掉进‘小我’——‘小人’中——而搞的下流的和肮脏的——反文化，反道德，甚至反人性，反人伦，反人道——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怜最可悲最无耻的一种写作”的旷世之举！
“风起于青萍之末”，任何信息的传输都有其根源，诗人艺术家就应该注意这种根源的正确把握。鲁扬智性诗学在正确将“人”、“世界”、“万物”的信息流程进行可控的同时，又说：“它们（我们）的相遇——是诗与人的相遇，而我们人的‘态度’——决定（呈现）世界的本质——本真来！这种自然本质（本真）的呈现——既是智性之光的呈现——也就是说‘智性写作’是还世界之本真的写作。”这是“诗与人”的两种信息交汇，它的结果就是“还世界之本真”，再次强调了“智性写作”的信息的鲜明指向。自然界的所有物质，都是容易受蒙蔽的，呈现的信息往往不是事物本来的面目；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人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假象的多变性，呈现的信息也是很难捉摸的。因此，智性诗人的写作不能受制于蒙蔽的假象，必要运用艺术的幻化表达功能，不断呈现智性之光，寻找世界的本真，以其融为一体，共同闪烁生命的光芒。
在此，引用诺瓦利斯一段精彩的话：“如果说哲学家只是把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诗人则解开一切束缚。他的字句不是一般符号——而是声音——是招呼各种美好事物集于周围的咒语。像圣者的衣服保有奇异的力量一样，某些字通过某种神圣的记忆而圣化，并几乎独自变成一首诗。对于诗人说来，语言决不会太贫乏，但却总是太一般了。他需要经常重复的、完成了使命的字眼。他的世界是单纯的——但正因此其旋律才是用之不竭的。”这里的“揭开一切束缚”，正如以上鲁扬所说的“拥有人类所有哲学和知识又学会完全抛开”；“某些字通过某种神圣的记忆而圣化”，正是对文字信息的幻化（具有神圣的特点）；“他的世界是单纯的”，正是找回世界的“本真”。而语言是作为信息的载体出现的，“诗与人的相遇”最终要以语言信息的结合，才能完成诗人的作品，赋予符号、声音的艺术幻化。我们看到，智性的信息流程是自然万物、世界宇宙的信息源、信息库的交接结果，而智性诗人的写作正是将这种其妙无比的信息进行幻化的结果，两种结果的有效融合便有了智性诗歌的内在质地就是鲁扬一再强调的“本真”！

十、智性的陌生与虚空
先来看诺瓦利斯的话：“精神总是在陌生的、虚空的形体中显现。”人类对于精神的崇尚，便有了艺术的存在。在智性诗学来看，鲁扬说道：“其实诗就在那里存在着，与海之水和天之光一样存在着。”诗是诗人反映自己精神的一种形式，是诗人借助客观事物的精神外化。诗的存在是客观的，它不因诗人的介入而改变质地，即它的形体正如“海之水和天之光一样存在着”，所有的改变都是精神本身。所以，精神在没有成为诗，没有外化之前，它是陌生的，是虚空的。这就是智性写作的另一层内涵：陌生与虚空。
鲁扬又说道：“智性诗人知道怎么去取它们（注：海之水和天之光等）——不伤害它们——而使诗保持的诗的光芒和洁净。”诗的存在，它的自然和原生状态，是原始的社会、初朦的世界、广淼的宇宙的最美的本真，“知道怎么去取”正是智性诗人所必备的才智，要保持“诗的光芒和洁净”，还原自然的诗，摆脱俗人俗气。当然，诗的外化，不是说来就来的，要有智性诗人的自然状态吻合，即接近于平常所说的灵感类型，才可胜任写诗的行为。这里，还得引用诺瓦利斯的另一句话：“如果精神显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即刻把握我们自己的精神性。我们可以从自己与这一精神那里获得灵感，没有灵感就没有精神现象，又是反现象，是馈赠，同时又是传达。”其实，这种“反现象”、“馈赠”和“传达”是陌生的，尤其是在“精神显现”之前，更是陌生的，“灵感”只是将其中的陌生嫁接起来，将内在的大“虚空”外化出来。恰恰如此，注定外化过程的自然性，不然就是一种伤害行为，做了诗人不该做的对善和美的破坏，违背原生状态的真的价值取向，堕落为反道德、反人性、反人伦的伪善，背离了艺术创作的纯净光芒，遭自然社会、宇宙大化的唾弃。
“陌生”，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十分广泛。戏剧理论家布来希特在论述戏剧手段的运用时，提出了著名的“陌生化”手法，以达到出奇制胜，突破常有的套路和格局，寻求创意性的艺术外化方式，让人们在出乎意料中感受艺术的震撼力量。“虚空”，将时间和空间倾向人类的外围，展示心灵所应和的大实在，突破小我的束缚，以大我之心融入，以大我之情揉合，把天、地、人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从而产生微妙的宇宙共振力量。所以，培根说道：“因为真实历史中的行动和事迹，见不出使人满足的那种宏伟，诗就虚构出一些较伟大较富于英雄气概的行动和事迹------这样，诗就显得有助于欣赏。”比如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就充满了虚构的雄宏，但又充满历史的质感。它一方面是虚构中凸现“陌生”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又将英雄的事迹“虚空”，把诗人的大智巧妙地交揉在大时空中，于是震撼力与共振力并生，以智性的光芒辐射万代。
那么，寻求“陌生”的表现手法，融入自然宇宙的“虚空”，便是智性诗人写作的一种自然状态，它来不得半点急躁，它是在宁静的善的光芒照射下完成的。所以，鲁扬又说：“拙劣写诗者总是用很大的‘气力’去捉——那拿到手里的已是不是‘诗’了。”是的，诗是世界万物孕生的，诗人只不过是自然万物的代言外化而已，诗的自然性就是世界万物的自然性。并且鲁扬还说：“原来诗意生活的东西——或被他的语言所污，或被其拙思束之之灵动——使那原本存在宇宙光中，具有穿透时间和永恒——击万代智性之光消减全无——而给我们只是一堆无任何意味的排列成行的文字。”“诗意”、“灵动”，原本存在的种种自然之美、之善、之光，它的生命是通向时空的终极的，一旦被刻意笨拙的语言污染，它就会失去“诗意”、“灵动”，成为“一堆无任何意味的排列成行的文字”，即文字垃圾。雕塑家罗丹在《遗嘱》有一句话：“但愿‘自然’成为你们唯一的女神。对于自然，你们要绝对信仰。你们要确信，‘自然’是永远不会丑恶的，要一心一意地忠于自然”，可见鲁扬所说的“诗意”“灵动”之自然，正契合了罗丹所说的“自然”，这就是艺术的饿相通之处。综观当今的诗坛，诸多“垃圾诗”、“肮脏诗”、“口水诗”，充其量只不过是文字的排列，更甚的是拉屎、拉尿、拉稀，还自以为得诗歌之真谛，用字都下三烂了，其诗意还在哪里？这无疑是对缪斯的亵渎！我们得强调，“陌生”手法的运用，“虚空”大化的把握，要建立在心灵的真洁、语言的纯净上，决不能背离向善的追求，图一时生理之快感，忘本性之永恒，要以本真的鲜明的缪斯之旗帜彻底扫除人类心中的阴暗，引向智性的光明。
人类的生活到处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现实社会的发展更是如此，这种情况说到底就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矛盾和斗争。人类自产生以来，就在这种矛盾和斗争中求得生存，并且跨向自己的理想境地。由此，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一个具有使命感、具有高尚人格的诗人，就应该是一个求真、求善、求美的人，通过自己的种种艺术实践活动，去创造一个真善美高度统一的人生理想境界。马克思在《1844年济济学哲学手稿》里写道：“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俩进行来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作为一个智性诗人，很显然得就要有这种判断真假、善恶、美丑的能力，以此塑造生活、自然、社会的真善美，将创造性的“陌生”表达之追求融于“虚空”的宇宙之中，把握人的“灵动”尺度，杜绝动物式的刻意，认识自然的生命状态，化宇宙虚空为诗歌，化诗歌为宇宙虚空，让每一个被人喜爱的世界万物都在美好的天堂中心。

十一、诗人：诗接收人，人进入诗

这里，我们讲到“诗人”的问题。先说一说关于“诗”的起源，以便确定对“诗人”概念的清醒认识。“诗”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是上古时代的先人们在“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尚书·尧典》就提出“诗言志”的说法。马克思在《得意志意识形态》里说道：“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也为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先人们非常重视与他人交往的“言”，在中国最古老文献之一的《易经》中，就有了关于“言”的最初表述：“言有序。”“有序”只是对“言”的最初要求，进一步的要求是“须有文采”。之后，发展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国语·郑语》）、“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襄公十六年》转述），更将“言”与“文”直接联系在一起了。这，为中国诗歌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诗”，是一种有特定内涵、特定表达方式的“言”。这种特定的“言”，首先是作为歌唱的歌词出现的，后来又出现了不歌而吟诵的“言”，于是“歌”与“诵”便合称为“诗”，即诗歌。自此之后，中国诗歌便走向了几千年发展的漫长岁月，也伴随着产生了从事诗歌写作的诗人，积淀并形成了精深无比的诗歌文化。所以诗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必然产物。
由于诗的特定性，就产生了写诗的人的特定性。对于鲁扬的智性诗论而言，这种特定性便赋予了崭新的现代内涵了。鲁扬说：“智性之诗是不需要一切的，任何一点外来之力都会对它行成伤害——诗的世界是空荡荡的。”这是鲁扬强调的“诗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空灵无比的世界，它的自然清纯衔接着上古时代的空旷，在不受“任何一点外来之力”的“空荡荡”的本真中，实现了“诗”与“人”的互动交融。并且“这是每一个靠近它的人或走进它的如同到世界和人类的尽头——除了虚空就是虚空。”诗的内容涵盖的无限与人的终极追求，构成了一个“大虚空”，以达到“诗”与“人”的合一。不但如此，“这种世界虚空和人类的虚无使一些人束手无策——也使一些人陷入迷茫和疯狂。”这句话点明了人类时常坠入浮躁不安之境的要害，认识不到“世界的虚空”和“人类的虚无”，一旦人类“束手无策”起来，就往往会魔障并生，导致人与自然的内在断裂，于是“迷茫和疯狂”就在劫难逃了。
试问，要用什么办法来补救这种断裂呢？回答说：“智性！”由此，鲁扬进一步说：“智性写作者却能做到诗与人合一——让诗接收人，让人进入诗——从而成为诗人。”是的，当“诗与人合一”的时候，就打通了“世界的虚空”和“人类的虚无”的链接，从而就能“让诗接收人，让人进入诗”，孕生出通达自然社会和宇宙大化的智者，即智性诗人。这就是鲁扬所说的：“他（智性诗人）能做到顶着人类和世界双重虚空的帽子——在大地上迈着平实的步子行走——而成为这个宇宙和自然的歌者。”
那么，诗人怎样才能“成为这个宇宙和自然的歌者”呢？施莱格尔在《关于神话的谈话》里有一段话值得回味：“现代诗人必须从自己的内心来创造艺术，许多诗人也卓有成效，然而迄今为止他们仅仅是在孤军奋战，每一件作品仿佛是一个连头带尾从虚无中新创造出来的------我们的诗缺少一个中心，就像神话之中古代人的诗一样。现代文学落后于古典文学的所有原因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因为我们没有神话。但是我补充一句话，我们将很快就有一个新的神话，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在已经是需要我们严肃地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新神话的时候了。”
很明显， 施莱格尔在这段话中把“诗人”的创造与“神话”直接联系起来，并且以“神话”来衡量和判断文学创作的高下。“神话”是上古时代，打通人类与自然、社会、宇宙的连接纽带，它的空旷智慧充分体现先人们的本真追求和超时空的极度幻想，将“世界的虚空”和“人类的虚无”赤裸裸地展示出来，巧妙地把天、地、人合为一体，人们对太阳的崇拜，人们对神力的夸张，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幻觉，都在毫无顾忌的放纵中肆无忌惮地绚丽无比。于是，所有的“诗”和“志”，所有的“言”和“文”，都在神性的指引下放大，或歌或诵，或舞或蹈，矢志不渝地寻找医治人类心灵疾患的灵丹妙药，怪不得诺瓦利斯说：“诗歌是一种保证直觉健康的伟大艺术，诗人就是直觉的医生。”

十二、清空：清理万物，安放万物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个积累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近到远，从生到死，形成了复叠式的积压，将一纸空白的世界堆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于是清空就成了排除拥挤的一种必然的选择。人们在清空中很快发现，物质世界的清空剔除的是垃圾，存储的是宝藏。但如何判断确定垃圾和宝藏呢？这就离不开智性的光芒了。同时，精神世界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并且在判断确定垃圾或宝藏上难度更大。为什么？因为精神世界是一种意识，它属于大脑的某种状态，所以智性的把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鲁扬在智性诗论中说：“为了诗，我们是要把世界清空——把我们大脑清空。”这种清空是对既定而固有的世界万物的清空，由此再延续到大脑，即先从物质开始，然后引到精神。这两者的清空，旨在剔除世界和大脑的形形式式垃圾，还世界于清净，还灵魂于纯洁，达到人与自然万物的本真归宿。当然，“倒洗脚水不能把婴儿一起倒掉”，要把洗脚水这种垃圾彻底地倒掉，要留下婴儿这种宝贝。在清空过程中，要毫无疑问地用智性定位，始终保持“空杯子”的心态，吐故纳新，做到“清理万物”，又“安放万物”，即如鲁扬所说：“但你一定学会把清出来的世间万物，一一安放进去——当然依你的诗意——我们智性写作方式。” 智性写作，它的缜密特质保证了诗人把握诗意的灵动性，在清纯虚空的驾驭中完美地达到本真的最佳融合。
鲁扬还说：“所有人类的大诗——和大师，都是在这种艰辛地劳动（放置）中诞生的。如果没有力量或不明这个道理而在造成‘诗中无人’的话——这与人中无诗一样，是写不来诗的——最终会诗毁‘人亡’的。这里‘人亡’是断送诗人生涯的意思，也可以理解诗人的死亡——最后你不会给这个世界提供什么。”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清空与安放，具有相依性，不能偏废一方。正因为这样，所以清空的过程注定是很艰辛的，迈出了这一步，也只仅仅是接近世界万物的开端，更多的要在清空与安放中让智性开路，正确把握“人”与“诗”的内在质地，避免“人亡”、“诗亡”，在灿烂的阳光中走向灵魂的嫁接亮点。
“从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诗人离不开现实，要把自己紧密地结合到现实中，所以鲁扬还说：“不食烟火，不食色性者，非人也——非人当然非诗了。”在要求诗人立足现实的同时，还要求诗融合现实，以此凸现人，贯穿爱的关怀。《意林》里有句话：“欲取鱼者，先通于谷；欲来鸟者，先树于木。水积鱼聚，木茂鸟集。”一个人，如果脱离人间“烟火”，就不懂得如何融入生活，就不会“通谷”、“树木”，就谈不上清空世界和大脑，也就更难于做到“清理”与“安放”了。
诗人的“清空”之功，是一种硬功夫。一般来讲，人类自身积淀的知识或信息，往往容易形成心理定势，从而给自身带来认识和行为上的固执影响。诗人就要打破这种定势，解脱束缚，寻求解放，这就让“清空”显得非常迫切。在文艺创作上说，任何既定的束缚，对创作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诗歌创作亦然，“清空”就使得创作的激情不断高涨，赋予艺术开拓创新的魅力。但“清空”要有尺度，要有智性的衡量，该清理得清理，该安放的安放，“清空”之后的世界和大脑都是全新的，它是洗去污秽的一次次浸礼。
狄尔泰在《各种世界观在诗中的地位》讲道：“由于诗满足了人的内在的渴求：当命运和自身的抉择将他束缚在一种既定的生活秩序中去时，他的想象会将他引入不可能实现的生活。诗展示了一种前景，从中可以进入更高、更宏大的世界。在这一切中，诗的基本关系不断地得以表现，它以生命为出发点，与人、物、自然的关系由于人的体验而成为诗的创作的内在核心。因而，普遍的生活的情绪滋长了一种总括源于生活关系的体验的需求，但是所有这样的体验的主要内容是诗人对生命意义的反思。” 狄尔泰在这里讲到的“生活秩序”，显然是既定的生活，诗人通过“清空”的举措，以诗展示一种想象中的生活前景，打通与更高、更宏大世界的连接，“安放”人类的生活需求和生命愿望，让人类笼罩在一片智性的光芒中，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啊！
清空，是诗人追求本真的所需，是将人类、自然、宇宙贯穿起来的一种方式。时时清理全部杂质，时时清洗全部污垢，时时抛弃全部恶念，将至真至善至美安放心中，以光芒覆盖人类，以赤子情怀为纯净的灵魂歌唱，所有的“大诗”或“大师”都是这样做的。不然，就会堕入恶道，成为垃圾的“屎”，甚至比“屎”还臭，还不如。这是作为有良知、有道德、有智慧的诗歌写作者和诗人们，所要特别注意的。至于如何“安放”，还是诺瓦利斯说得好啊，他说：“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巧合都是我们随意利用的材料，有智性的人可以从生活中获益匪浅。每一次结识、每一事件对聪明来说都是无限序列中的第一环节，是一部无尽头的小说开端。”可见，“安放”的内涵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随意，其中就离不开“智性”的把握，如此才能与“清空”携手并进，共同搭起将世界万物通向宇宙大化的桥梁，营造一个瑰丽辉煌的智性时空！

2004.6.4.下午稿.夜修改.

千里共婵娟

拜读了。
并问候兄弟---

鲁西狂徒

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