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性的审视与剖析

寒轩

   对人性的审视与剖析
　　　　　　　　　　　　　　　　　　　　　　　　　□寒轩
只有哈哈镜
照出真实的面孔
我这样说着
哈哈镜里
拐出一个男人
只有眼镜没有眼睛
只有胡子没有眉毛
只有乳罩没有乳房
嘴里叨着烟斗
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这就是我吗
一个天才的诗人
一个彬彬有礼的老师
一个充满责任的丈夫和父亲
不　我吼叫着
假如我是暴君
我要下达一道命令
杀死制造哈哈镜的所有臣民
也全部杀死哈哈镜

    这是金汝平先生的一首《哈哈镜》的诗，然而，这样的诗人，引起人们最多的记忆，或者注意，只是其1999年刊发在《太原日报·双塔文学周刊》的一篇千字小文《诗刊，你要操蛋到几时？》，也只是五年前的事了，久远而模糊。
    为什么？这样的诗，这样的诗人，在所谓圈内与圈外，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他，不是昙花一谢的诗人，他的诗也不是在一场晚会舞台上“妖艳”一时的诗，这个诗人，潜心作诗二十年，除了糊口谋生的教书之外，诗，是他唯一的苦心经营，而类似于《诗刊，你要操蛋到几时？》、《不必要的修改》（关于金庸小说的随笔）、《诗让我们学会观察和倾听》等小论与随笔，只是其“作诗”中的边角料而已。而我们“注意”到的，恰恰就是“边角料”的金汝平。
    为什么？
    在残雪的《五香街》里，五香街的人们，热衷于偷窥“X女士”的“脱衣服”的活动，而转过身来，还是五香街的人们，都说这在五香街只是“业余文化活动”而已，“谈论”的，又都是“道德修养”的话题。
    其实，五香街的人们，不就是“所谓我们”吗？
   “正直和流氓”、“高尚和卑鄙”，在诗人金汝平的诗里是“混同”的，这，正是“所谓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高尚”，或者至少是“正直”的“我们”，“善”的“我们”，怎么能又是“卑鄙”的，“恶”的“我们”呢？
    高尚，只能是高尚者的；卑鄙，也只会是卑鄙者的。所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北岛《回答》），这样的铭句，一面旗子一样被“所谓我们”始终高高地举在头顶。
    把“正义和流氓”、“高尚和卑鄙”严格地区分开来，“我们”是宽容的、甚至兴奋的，比如读《射雕英雄传》，“我们”读“郭靖”读得身临其境，看《鹿鼎记》，“我们”看“韦小宝”看得酣畅淋漓，而金庸老先生从“郭大侠”到“韦小宝”的心境又会有几多人去探究呢？
    在一个场子里也行，但不能放在一个人身上，至少是矛与盾分别握在两个的手里斗来斗去，比如《宰相刘锣锅》里的“和坤”和“刘罗锅”、《铁嘴铜牙纪晓岚》里的“和坤”和“纪晓岚”，“我们”看得如醉如痴。
    放在一个人身上也行，但是，“我们”得站在“场子”的外头，得是旁观者，比如《银城故事》，绿营老兵聂芹轩、革命义士欧阳朗云、暴动总指挥刘振武……哪个人物不是矛盾的内心疼痛地插着匕首？但是，这是一百年前的“人物”，那是一百年前的“历史”，离“我们”远着呢！所以，读《银城故事》，“我们”兴致昂然地对里面的人物评头论足，指手画脚，管他李锐的“白马非马”呢？
    “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0年有个叫公孙龙的赵国人，给世人出过一道难题，说是‘白马非马’。公孙龙在世的时候，曾做过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深得平原君的厚爱。但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在中国历史中一向不被人看重，连庄子也说他是‘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但事实上，在公孙龙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时不时要陷入在‘白马非马’的尴尬之中。每当人们像猫一样咬着自己的尾巴旋转起来的时候，就会在那‘魔圈’的外边听见公孙龙犀利诡谲的冷笑声。
白马非马。白马真的不是马？那红马、黑马呢？那到底什么才是马？我们不能问，再问下去就又会听到那个悠长的两千多年的笑声。”（李锐《旧址》后记《追逐白马》）
    金汝平的诗，“我们”可以“不屑一顾”；残雪，打上了“世界”的戳记，有“世界需要”的前提，况且残雪的语言是奇怪的语言，我们可以拿“不好懂”、“不懂”来搪塞；李锐的《银城故事》，那是一百年前的“历史”，是好几辈子以前的事了。
    所以，“我们”在给作家、诗人的作品归类时，总是一本正经地荒唐而可笑，如同某个单位的收发室一样，只是例行公事地给一些报纸、杂志“戳”上一个收到的戳记，或者标签而已。比如，李锐的《旧址》，《银城故事》，归整到历史小说的堆里，也仅仅是加了一个“新”的定语，“新历史小说”而已，把残雪标识为中国的“卡夫卡”，而把贾平凹的《病相报告》，眼睛只盯在“胡方”和“江岚”的爱情上，或者对爱情小说的写法上，而爱情小说有这样写的吗？“语言的芜杂和粗糙，结构的混乱和马虎，趣味的低下和庸俗，描写的虚假和拙劣，渲染的过度和夸张，叙述的琐屑和无聊，像难看的疮疤一样扎眼……”（评论家李建军的看法）等等这样的“兴师问罪”。
    但是，面对《废都》，则如心口遭击一记重拳般难受，又难堪，这真是“我们”的灾星。“庄之蝶”，他使我们处于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不只是尴尬，他使“我们”的胸膛遭受了碎裂般的击打。“庄之蝶”，是善与恶的一个混同体，很像“我们”周围的邻居、同事，甚至就是我们自己。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我相信贾平凹先生的内心也是充满矛盾与苦闷的。只要静下心来，不把眼睛盯在“□□□□□”，那种刻骨铭心的矛盾与苦闷是能读到的。
《废都》里，“庄之蝶”，与之所有的“关系人”，乃至“庄之蝶”的一言一行，都是“善”与“恶”的冲突、粘合、复杂、矛盾与交融，是著名作家“庄之蝶”，也是“哈哈镜”里的“庄之蝶”。
    作家庄子蝶，龚靖元的“铁”朋友，在龚靖元因赌搏进了公安局后，筹钱救自己的朋友，却是在背后以“画商”的身份趁机从龚小乙小手里低价套走了龚靖元的“毕生心血”，运作自己的画廊去，龚靖元被“救”出后，终以折画而气绝身亡。
    “生比你迟，死比我早，西京自古不留客，风哭你哭生死无界。兄在阴间，弟在阳世，哪里黄土都埋人，雨笑兄笑弟阴阳难分”
    这是庄子蝶写给他“哥哥”的挽联，写完，泪流不止，身子一歪晕了过去。
以及，这个堪为人师，受人尊敬的作家“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所谓淫乱的勾当（只所以是所谓淫乱，是因为“所谓我们”的骨子里，都想“淫乱”，不“淫乱”，只是土壤的温度和湿度还不够罢了。）；与“老婆”的“性生活”的不能（对，是不能，不是无能，这里，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广为传诵的俗语：老婆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家的好。）；与市长的“趋势”、“媾合”的勾当……
    如此“庄之蝶”，无疑给“所谓我们”带来了难以忍受的伤害。这就像“X女士”来到了“五香街”，破坏了“五香街”所谓“公序良俗”、“仁义道德”的秩序。（残雪长篇小说《五香街》）
    “成何体统？！我们怎能是这种样子呢？”，这是“五香街”居民，也是“所谓我们”的本能反映。而这正是作家用灵魂审视现实的人文精神、美学精神之所在。
    贾平凹，以及贾平凹的作品，我们按着习惯给他打上了“传统”的“戳记”，尽管这个“传统”让人十分的别扭，十分难受，而从情感上是寄希望他回归于传统的，回到他的“商州”，回到他的“鸡洼窝”去。这是“所谓我们”的一厢情愿。
    而，我们，对真正的文学却又是“叶公好龙”的，二十多年的所谓“文学的革命”，我们手里举过的是太多太多的旗帜，乃至举成了种种“主义”。这使我想起了九十年代初期，地处山西太原桃园四巷的一个小胡同里，几家颇上档次，颇有影响的手工西服店，每做完一套西服后，要应客户的要求，在领口处、袖口处缝上“皮尔·卡丹”的标签，而这一套西服的定制价格在500－2000元，当时，这是一小群有钱，也是有一定文化和知识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就在胳膊上摇摆着“皮尔·卡丹”招摇过市。
    而一部作品真正深入到国人的人性里的时候，“我们”是惊慌失措的。所以，“我们”无法接受“庄之蝶”。所以，十年来，贾平凹遭受的基本上都是外界的羁绊，而扒在贾平凹窗户口的“我们”，是无法走到贾平凹的心境里，不过“我们”从来就没有要走到贾平凹的心境里的想法。
    然而，他又是谁也束缚不了的，“我不知道还能说出什么，也不知道能否说清，我的数理化不好，喜欢围棋却计算不了步骤。我的好处是静默玄想，只觉得我得改变文学观了。”这是贾平凹在《病相报告》的《后记》里说的一段话。他已不去算计步骤，已无畏于“胜负”，就像围棋高手专注于棋道一样，他专注的是人性的剖析与审视。
    “下步棋应该怎走”、“这个角是什么样的情况”，等等，这只是局外人的“风语”，或者，《五香街》居民自己的“论断”。而他，早已走出“我们”的视线以外了。
     “他”让“高尚”，或者“正直”的“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丑陋。而“所谓高尚”、“善”的右手拉着“丑陋”、“恶”的左手，在我们的生活里是随处可见的一对“孪生”，或者“寄生”。举个身边的简单的事情：寒轩的同事，一个很有口碑的小伙子，购得一套住房，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得意地炫耀着，“民工把我浴室的水管埋到地下了，不走水表。”
    “这个办法好！”有同事脱口而出。
    “我们那栋楼里都是这的。”又有同事如是说。
    寒轩，也只是沉默而已。
    读《废都》，“所谓我们”追逐《废都》，十年了。十年来，不就是“五香街”的人们追逐“X女士”的表演吗？“我们”一只手扯着“庄之蝶”的“□□□□□”满大街招摇，另一只手，在口鼻处夸张地煽来煽去。
    其实，“庄之蝶”，如“阿Q”一样，就是我们自己，承认了，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否定。不可理谕的是，随着时间的远去，“阿Q”成了百年以前的“阿Q”，像一把锈迹斑斑刀，伤不着“我们”了，即使挨上了“我们”，也只是挨上了皮肤而已，不能使“我们” 有疼的感觉了，反而，“我们”为骨子里有一点（仅一点吗？我们只承认一点。）“阿Q”慰以疗伤而沾沾自喜。而“庄之蝶”，是在“我们”现实生活里的“庄之蝶”，所以，“庄之蝶”是无法用“我们”的，所谓正常的价值尺度，或者理念去判断的。说准确点儿，“我们”根本就不想去判断，只是去闻闻“□□□□□”的味儿，调剂调剂身体的生理反映而已。就像读了《病相报告》，“我们”不会去关心“病”，也不会关心“病”在哪里，而是津津有味地记住了“有贼心的时候没有贼胆，有贼胆的时候没有贼款，有胆有款的时候贼却不行了。”这样的段子，并在“业余文化生活”的时候广而播之，第二天，衣冠楚楚地坐在办公室里又会恶狠狠地斥责“他”的“粗俗”与“下流”。
    “庄之蝶”，满胸苦闷与谁诉说？
    “当它被选中要到这个城市里，同族里的公母老幼是那样地以羡慕的眼光看它，它们围了它兜圈子撒欢，用软和舌头舔它的头，舔他的尾；它那时当然是得意的。直到现在，它们也不知在满天繁星的夜里从田野走回栏圈的路上还在如何议论它，嫉妒它，在耕作或推磨的休息时间里又是怎样地想像城市的繁华美妙吧！可是，它们哪里知道它在这里的孤独、寂寞和无名状的浮躁呢？它吃的是好料，看的是新景，新的主人也不让它耕作和驮运。但城市的空气使它窒息，这混合着烟味硫磺味脂粉味的气息，让它常常胸口发堵发呕，坚硬的水泥地面没有了潮润的新垦地的绵软，它的蹄脚已开始溃烂了。它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力气逐渐消退，性格日渐改变，它甚至怀疑肠胃起了变化。没有好的胃口，没有好的情绪，哪儿还有多少奶呢？它是恨不得每日挤下成吨的奶来，甚至想像那水龙头拧开的不是水而是它的奶，让这个城市的人都喝了变成牛，或者至少有牛的力量。但这不可能，不但它改变不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人的气氛，环境反而使它慢慢就不是牛了！……”（《废都》348页）
　　知己只一头牛而已，其实，也就只是他自己。
   “庄之蝶”，这把直指人性的，人的灵魂的锋利的匕首，不见血也罢，然而，他沾满的竟是污迹斑斑的唾沫。
    突然明白，凡高，“葵花”比太阳还要炽烈的“凡高”，为什么会用自己的双手割下他自己的耳朵来。
    “病”。《废都》，我们看到了一个病人，病了的“庄之蝶”。十年后，“胡方”也是一个病人，是和“江岚”的“爱情”病，而贾平凹先生基本没有写“胡方”的内心，只是通过小说里出场的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叙述，“客观”而平静地把“胡方”和“江岚”爱情毁灭的过程，像“病历”一样一页一页翻开，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世纪末，乃至这个世纪初，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惊心动魄的场景，没有催人泪下的情节，只是相关的几个人像“护士”（还不是医生，如果是医生，出于职业惯性，他也许会以他的主观指出病人的病因来的）一样的人们作了“粗略”的陈述，而这本小说的书名也作《病相报告》。
    这是一个作家执着而严肃的思索与追问。《废都》，“庄之蝶”走进的是自己的内心，是自己对自己的人性的审视，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一把带着血热的匕首；而《病相报告》，是“别人”，“别人”在翻阅档案资料一样翻找出一些有关“胡方”和“江岚”的爱情事件，粗线条，冷冰冰，粘着锈色的匕首，从内心的焦灼到客观与冷峻：到底谁“病”了？

小鱼儿

寒轩好！
时间过去两年，兄弟们依旧在一起。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