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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诗是所有诗歌从业者挥之不去的梦想
——刘歌访谈录之四
问:长诗和短诗的区别主要在哪里?换句话,什么是长诗而什么不是?
答:最明显的外在区别当然是长度。似乎也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界线,界线这边的就叫短诗,过了界线的就叫长诗,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提法。因为我没有见人专门地研究过长诗理论。习惯上一般把那些长度在一百行以内的诗叫短诗,百行以上的诗都可以叫作长诗。还有一个内在的标准,这就是看它有没有结构,在结构上有无整体性、有没有一个长诗所必具的恢弘气度。一首可以称之为长诗的作品,不但要求有一定的物理长度,而且要求它的全篇从总体上是结构谨严的,全诗可能探索了一个总母题的各个方面,但又是为一个总的气氛所笼罩的。从这个标准看,那些将无数的短章串在一起取一个名字的所谓长诗不是长诗,因为那些短章是零散的,它不是建筑,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些闪光的串珠,也许是可喜的,却不是长诗。它只是诗人因心仪长诗的荣耀而向长诗的一种献媚和靠拢。它证明的不是长诗的无价值,而是长诗的荣耀。
问:现代长诗与古代史诗的区别在哪里?海子好像提到过写作一种不同于史诗的大诗,也进行过一些出色的实践。
答:在古代,文学是没有分家的,文学家被统称为诗人,研究文学理论的学问,最早被称之为诗学;在黑格尔哲学中,诗即指文学,并不单纯是指后来文体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史诗就是这种古代背景下的产物。那个时候没有专门叙事的长篇作品,几乎每一个民族在它产生和形成的早期,都用诗的形式记载本民族的历史,最有名的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斯》,印度的两大史诗,汉民族的《黑暗传》,藏民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萨尔》,等。这些综合了历史、神话、传说诸元素、由许多人、在动辄百年左右的时间段落里不断丰富完善、最终共同完成的长篇诗歌作品,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百科全书,精神的海洋,这就是后世人所称的史诗。它们一方面记载了一个民族的英雄故事,通常还带上神话传说的浪漫色彩,对一个民族的凝聚和形成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在我看来,《圣经》实际上也是这样一部撼世巨作,虽然它是人类迄今所能建造的最宏伟的精神殿堂,一座浩瀚无际的精神海洋,其内涵和体积远远大于一般所谓史诗,也不被人叫作“史诗”。这些大制作,在没有历史的时候它就是历史;在没有小说的时候它就是小说,在没有哲学和宗教的时候,它就是哲学和宗教——包含着哲学和宗教的萌芽,同时它又是诗,具备诗的全部要素,便于人们口耳相传。后世的许多文学要素,这个时候都和和气气地居住在这个叫作“史诗”的大家庭里,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文学也发生了变化,文学的大家庭就从这里分家了。我们今天提长诗写作,并不是指让诗人们再回到英雄史诗写作中去,而是另有所指了。在当代诗歌写作中,海子最早注意到长诗问题,非常心仪大诗写作,且有一系列出色的实践,海子的大诗看来指的就是现代抒情长诗,这是海子提出、但是没有完成的事业。海子提出大诗的概念是可以理解的。今天一切希望写作长诗、有意在长诗领域一显身手的诗人,面临着与史诗时代完全不同的情况。诗歌的叙事功能由小说取代;史诗记录历史的功能留给了历史科学;另一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神话的衰微、民主的弘扬与英雄的退场,客观上也使诗歌失去了史诗赖以托身的题材。现代的诗歌专职抒情,那种动辄诉诸历史的宏大叙事,退而成为精神存在的背景,这是一个进步。叙事艺术从诗歌剥离下来,不再需要诗歌去承担。在叙事艺术这一大门类里,首先是作为叙事艺术样式的小说的崛起到迅速走向繁荣,戏剧艺术也曾几度辉煌,紧接着是以现代高科技为支撑的影视艺术,占领了叙事艺术的半壁江山,目前依然在与小说艺术争夺天下。现代的诗人再去搞什么诗体小说,或者指望以诗歌的形式去记载一个民族的英雄事迹,成为不必要。诗歌叙事显然不是小说和影视艺术的对手。现代艺术分工更为精细,且势将越来越细,它只将作为诗歌本质的抒情部分留给诗歌写作。即使今天一些所谓后现代诗人以反抒情为指归,呈现出无情,宣称“零度写作”,其实也是一种抒情。因此,现代诗人需要构建的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史诗和诗体小说的抒情长诗,甚至未必就是歌德《浮士德》与但丁《神曲》那样一类长篇叙事作品。
问:如何看长诗写作?鉴于一些诗人不断出来诟病长诗,认为真正的诗不可能长,长了不可能是真诗,至少不可能是真正的好诗,你认为好的长诗存在吗?
答:好的长诗肯定存在。不能自己看不到长诗,就说长诗不存在;自己不创作长诗,就说长诗不好。长诗是许多诗人未必明言、但却一直存在、挥之不去的梦想。长诗的存在不是虚幻的,因为存在后面的那个“大块文章”是存在的,也是足够“长”的,长诗不过是那个“大块文章”的一部分。长诗不是粗制滥造的理由,诗就是诗,不是诗的东西,再长也不是诗,再短也不是诗;是诗的东西,再长也不嫌其长,反而因为长,因为那个体积,给人以格外庄严的气象。长诗是一种世界观,是一个诗人内心对这个世界的完全敞开。它不是鸡零狗碎的,而是统一的;不是残缺的,而是完整的;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特别要求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如果说短诗依靠的是灵感,长诗则需要较大的才华,对诗人才华的充沛性和饱满性构成了考验;短诗轻松,而长诗则是一种沉重,充满了让一个诗人为之心身俱疲的辛勤劳作;短诗讲究对于瞬间经验的抓取,着眼于一草一木、一个或两个深刻烙印在诗人脑海中的印象,长诗则是一种建筑,体现着人类精神王国里最高超的一种建筑艺术。长诗是一种困难,对诗人而言,首先意味着对抒情才华持久性的考验。因为以往的长诗,都是以叙述性语言作为根本支撑,在故事性被诗人们舍弃之后,现代抒情长诗需要寻找新的更有效的支架来结构长诗。现代抒情长诗,在语言上要求每一句、每一字都必须燃烧;现代抒情长诗在结构上的支点不是故事,往往就是诗人生命存在的精神支点,要求诗人语言、精神与长诗的形式在艺术上的合一,这对于一个诗人的才、气、经验、世界观,综合指标要求是非常高的。仅仅是一点才气,在这里根本不够。要说困难,长诗的困难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长诗是一个诗人是否重要的根本指标。一些人不写长诗就贬低长诗,把长诗说得一文不值,可事实上是,几乎所有野心勃勃的当代诗人无不在心里暗存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写出这个时代具有足够规模的斑斓诗章,让它像定海神针一样成为自己创作的标志。他不写长诗,并不是他不想写,而是他想写一时还写不了。这样的诗章应当有一首即可奠定一个诗人在诗歌当中的地位,只是才情和条件往往限制了诗人的野心,使一些人知难而退;还有一些人也心仪长诗,最终发现自己才能不在长诗那里,转而一生只写作短诗,成为短诗写作高手。长诗是诗人竞技的舞台,一个终生没有长诗或不涉足长诗写作的诗人,不足以被称之为大诗人,它也许可以成就一个可喜的诗人,却很难成为一个重要的和令人敬畏的诗人。许多大诗人都以长诗著称于世,像歌德,但丁,艾略特,像金斯伯格;还有里尔克等都是这样。拿《神曲》《浮士德》与一首抒情短章比,那个分量就是不一样。
问:谈谈《命运·九歌》。你从何时想到要写作这样一部长诗的呢?是先有了这样一个构想,才一篇篇写起的吗?你如何看这部长诗的写作?为什么叫《命运·九歌》,而不是其他?
答:《命运·九歌》是一部系列长诗,可以单篇看,也可以合起来,作为一首大诗来读。这首诗在我的创作中当然具有重要地位。它是耗去我心血最多的一部长诗,其中的一些诗,在艺术上也有不少创新,所以私下里很偏爱,但我个人无权作出评论。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用生命去挖掘了这部长诗所指涉的方方面面,二零零零年以前所有重要的作品都在其中了。但这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想着要写成这样一部在我以往的写作中规模空前的长诗。构成这首长诗的那些较小的长诗,都是一篇一篇写成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写一部统一的《命运·九歌》,但从一九八零年起步到世纪末,除开中间一段长达五年时间的间隔,基本上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期我都有重要、或比较重要的长诗写出。我写作的一个特点是,诗歌作为一种表达的手段,总是和我作为一个活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追求紧紧地扭结在一起,反映在写作上的一种状态就是“有话要说”。我从来不写无病呻吟的东西,不搞“为赋新词强说愁”。到世纪末,当我决心把这些搁了二十年之久仍然是诗的东西整理出版的时候,忽然发现它们其实只是一首诗,在精神向度上是统一的,不只有着相同的母题,连风格也相当统一,而作为母题的“命运”,则像一根粗大的红线贯穿其中。这是我构造的一艘“刘歌号”诗歌航母。它由我写出完全出于偶然,它的最终写出却是必然,——它产生于命运对一个诗人生存的阻挠,是一个诗人与命运的一次摊牌。可以这么说,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海子诗歌——《太阳·七部书》命名的启发。“命运”是这些诗歌的核心,用这两个字作为总题,可以涵盖此前已经写出的所有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诗章。等到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这些东西组装起来,我惊喜地发现,它们的风格是如此统一、谐调,更重要的是,它的分量不是原来那些长短不等、写于各个不同时期的诗歌作品数量和体积的简单相加,而是成几何级数增长;原来破碎、分散的东西现在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了独立的生命,无论取下哪一块,都会流出鲜血,艺术作为一个整体决不答应,也即是说,它成了一个能让人记忆深刻的完整的生命体。我个人对这部长诗比较喜欢,它是我生活的见证;其价值在于它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代,用这样一个特定的形式,真实全面地记载了这个年代里一个诗歌写作者的精神历程。前面说过,长诗之与短诗的不同在于,短诗见出一个诗人的聪敏和才气,长诗见出一个诗人包括世界观、智慧、经验在内的精神世界的整体,能不能见出一个诗人精神的整体,是衡量一部长诗是否成功和是否足够长、足够大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长诗,尤其是一首在二十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写作的长诗,它的价值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得到呈现。在我想来,它能够被人阅读和喜欢就好,就能流传开来。如果将一本《命运·九歌》的单行本和一本时下流行的那些花里胡梢的诗集放在一起,谁轻谁重判若观火。《命运·九歌》以个人生存为背景,是不可重复的,也是不能被复制的。自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诗结集《愤怒》后,二零零二年七月起我又把这首长诗完整地贴到网上,这首长诗借助网络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已经引起一些诗歌朋友的关注,虽然还没有被广泛接纳和承认,但我不知道这个接纳和承认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某人的首肯呢?还是被某大刊看中,或者有幸被选入了一本或两本被认为权威的长诗选集?抑或是指被一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死党”相互之间反复谈论?我认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被读者阅读和喜爱。因为自费出书与官方出版社出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办法让它在全国的书店同时出现,自费出书的诗人参与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公平可言的竞争。可是这套书还是引起了一些出版社的注意,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中了《命运·九歌》,认为如果单独出一个《命运·九歌》的单行本,价钱控制在八元以下,在全国发行,应当有利可图。不是说出诗集不能赚钱,关键看你的诗是什么货色,对于《命运·九歌》单行本的出版者而言,这里面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目前没有谈妥,主要原因是牵扯到与原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法律关系不好处理,但我想总会得到解决。
问:长诗好是好,可是失败了,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将是难以承受之重。
答:是这样,所以诗人对写作长诗一般慎之又慎。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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