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见·实验谈（二）

嘘堂

边见·实验谈（二）
与良友兄论民歌书  
    闺阁良友兄在比兴发了一组民歌，起了个有趣的标题，叫《采风民歌一束·羞杀网络诗词哼哼派》，盖有所针对也。我看了后，觉得他的刺有些偏差，遂回了一帖，进行批评，而良友兄则谓“我个人为什么如此推崇这些民歌？就是特反对于一些高蹈罹空、不扎实于生活的一些所谓学问家”。其他也有些网友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这个问题，我想了想，似乎与我前些天所发《与独孤兄论古风书》里的意见也略有瓜葛，正好可以借此讨论，再矫正一下可能产生的偏见，遂又复了一稍长的帖子。兹将二回帖并于一处，以就教于高明。     
    帖一
    民歌有它的价值，有它打动人心的质朴力量，但这不能代表它是好的文学或者高明的诗。文学出于生活，亦必高于生活，乃有价值，便如要从矿石中提炼出高纯度的金子。
　　如果单单拿金矿石来贬低金子，恐怕很荒唐。当然，在镀铜的西贝货和真矿石之间，我宁取后者。
　　似这几首民歌，我个人觉得没多大意思。它们还太粗糙，离我觉得配叫诗的那种东西还甚远。它们只是民歌而已，或者能有民俗学的价值吧。
    帖二
　　我是一直憎恶无病呻吟、优孟衣冠之花瓶或古董的，为此写了不少闲话，得罪了不少闲人。同时，我也很讨厌轻薄无根、恶谑打油之类的东西，以为它们对诗的损害，不下前者。前者伪，后者俗，皆诗之贼也。
　　兄此帖的本意，我想并不能算错，大抵是要向前者开炮。但我觉得兄的武器没找对，很有除此害适以兴彼害的危险，所以宁可冒犯了朋友，也要当头浇盆冷水。“可以向民歌学习，但不能把诗写成民歌”，三江兄的这句话，正可代表我的看法。
　　至于拿《击壤》、《上邪》一类古诗来做民歌的后台，我看不大靠得住。沿用前喻，流传下来的古诗佳作自然有不少是民间的创作——姑不论是否经过“文化”——但在整个民歌的矿脉中，它们只是极少数自然生成的纯金疙瘩。我们可以赞叹天地化育之奇妙，能够造成这样稀罕的好东西，但不能因此将整座矿脉、包括其中的泥沙都视为金子，而放弃了炼金的工作。
　　写诗是微妙的炼金术。写诗的人要去观照天地造化，体察生命的运进，去把握其中每一个本质和细微之处，然后去进行语言之创造，令普通的事物和情感获得崭新的诠释和呈现。这个工作很艰难，任何对自我本真的轻视大意，以及对艺术标准的松懈，都会使这工作变成无聊的儿戏。禅宗有句形容大修行者的话，叫“高高山头立，深深海底行”。匪此功，我们无以摆脱贫乏之境。
　　自然，这些话只是对那些敬诗的作者而言的。对于他们，诗是极贵重的东西，和生命一样贵重。工作者且工作，游戏者且游戏。
再复良友论贵族、大众文学
    来教敬悉。兄这次明确提到“所谓贵族文学和大众文学的比较”，我以为正是可商榷的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国，这个划分是五四诸子提出的，他们声讨旧文学，一个口实就是旧文学是贵族化的，是没落而脱离大众实际生活的，故要革除之，且在后来的革命者的利刃下，确乎革除殆尽了。然则随着普罗大众的胜利，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也进入了整个历史上最黑暗、最可悲哀的一页。
　　然则旧文学到底有没有贵族化的弊病呢？我以为若将贵族化等同于空疏玄虚、不干实际，乃至今日依然泛滥的无病呻吟，则确实是有的。且这个毛病很大，很应该鸣鼓而攻之，以求改进。问题在于，这个等号在严格意义上是可诘的，因为在大众化的东西里，这个毛病依然存在，甚至更甚，大抵变成轻薄与恶俗的杂交品。事实上，拿政治化的阶级理论来界定文学之价值，本身就是偏颇无理的。如果一定要有所区隔，那么也只能用文学自身的尺度，也就是说，文学世界里只存在两种阶级——有智识阶级与无智识阶级，或称有文化阶级与无文化阶级。
　　有文，乃可称文学。在此意义上，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什么普罗大众的全面胜利，会造成文化史的空前劫难。以不文僭文，强文就不文，自然只有破坏，而略无建设了。
　　因此，对兄提出贵族文学和大众文学之比较，我以为是似是而非的。若谓大众文学优于贵族文学，我更断然不能接受。在我眼里，贵族这个词是精神性的，是有智识者的代名，是人文精神的化身。古代的弘毅兼济的士，以及秉持道德理想与人文关怀的现代知识分子，乃配享此殊荣。就此而言，鲁迅与其说是普罗大众的喉舌，不如说是贵族中的佼佼者更为合理。同时，我也一点不想掩饰我对所谓“大众文学”的鄙薄乃至厌恶。它们象蝗虫一样在文学的园地里遮天蔽地，使我们不能有一点点真正的收获。
　　现在的文学界，不患大众少，惟患贵族稀。这才是实际的情形。
　　至于兄对我个人的委婉批评，我检讨了一下，也觉得有必要辩白几句。
　　第一，兄谓我“在苦苦寻求国学一脉的继承和发展”，实在让我脸红。我一再说过，自己学问很粗疏，学什么都浮光掠影，不成体统。近来在诗歌之创作与思考上耗得时间多些，也只是因为事费心怠，百无聊赖，除此竟找不到什么其它更好的业余消遣。专业研究，我本是无心也无力去做的。
　　第二、我从不认为网络诗词已经兴旺发达了，只是觉得它还有生命力，竟许还有在以后兴旺发达的可能。
　　第三、向现实讨生活，确是我一贯的主张。我的诗水平如何姑不论，但有一点童叟无欺，就是绝对无感不发，且都出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所历、所见和所感。兄嫌我写现实写得少了，大概是因为我曾拈出“兴观群怨”的老话，标举时事诗，而感到我自己作得却不够多（我粗粗想了想，时事题材大概只占到我近两年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强吧）。这里怕有个误解在，就是我所理解的兴观群怨与现实，是通乎社会与个体两面的，我不敢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主张，硬安排自己去做社会的镜子或鞭子，去对那些我没有强烈感受的社会现象发言，并用这种崇高的东西彻底取消了我的私生活。一句话，社会是要关注的，自己也是要关注的。革命是重要的，和朋友喝酒、和女人睡觉也是重要的。关键是做这些事、写这些事时都要认真诚恳，都要找到其中的真趣，这样便无愧于现实与现实的诗了。
　　要吃晚饭了，打住，再聊：）
论真古风
    不干西风，不干东风。立足当下，是真古风。
复公泰论文言诗词
    “苟苟歌”、“仓央嘉措”及“今宵我欲招红粉，吩咐江山一点愁”这类的作品，对我来说倒是相对容易。“苟苟歌”是激情的产物，有了强烈刺激——恰好我是比较容易受刺激的人——不难喷薄而出。后两者又等而下之，只要平日的感慨稍微积累一下，运用些常规技巧，便可足篇。问题是，在古典化、模式化的激情、感慨和技巧外，文言诗词就真的无可言说了吗？
    我觉得不是。反求诸己，大量真正的现实的思维意识因语境之阻隔而尚被闲置。而它们或者是一个诗者所应努力去挖掘的宝藏。在个体中寻本真，在存在之实在中发见个体，显然还有大量的工作尚待完成。
复帖论美感
    如屈兄言，我不以为“清心静气，益寿延年”是诗歌所必具备的功能。我只想如实地、艺术地表现我自己的所思所感，而我恰好不是一个很清虚飘逸的人。我的有些作品可能较晦涩，比如这首，因为它所想表现的东西本身就是晦涩不明的一种境况，是抽象的不断游走着的一种思维之绪，而非静物。
当然，晦涩肯定也与我的表现力有关，如果我的表现力再强些，所想表现的东西或者能更明朗些的。
    关于美感，问题有些太大了。什么是美，构成美感的要素是什么，这些都是讨论了几千年而没有定说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陀斯陀也夫的《地下室手记》、卡夫卡的《变形记》读了未必让人感到愉快，然则我们能肯定地说它们完全不具备艺术上之美感吗？我不敢这样说。另外，在某种意义上，诗人只对他的诗负责，而不必对他人或社会负责。诗人不是鲜花店老板。
复帖论文言与白话诗之关系        
    这个还真不好回答。我们可以说，文言诗词是被一种文化暴力强行扼止、赶入边缘的，而同时，这种扼止亦有其必然性，是与西方文化的东渐合拍的。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想象也无力且不必去改变这一语境转换的历史现实，甚至无论如何坚持传统价值，我们也无法将如盐在水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自己身上驱除殆尽。这时，我们要求于文言诗词的，只能是自身的调适，使它能够继续能够承载与体现“缘情”、“言志”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说，继续是“诗”，而非一种因其以往成就与文化情结而故意保留下来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应该要求它“无限延伸”，便如一个中止了延伸的涟漪，只是消失了的涟漪，一只停摆的或者无法再准确显示当下时间的钟表，只是一件摆设。我们的工作，就是继续向现实之水面投出语言之石子，继续给锈蚀之发条涂上新的润滑剂。
    至于白话诗，我以为是另一个涟漪与钟表。和文言诗词一样，只要它是“诗”，自有其无穷的意义与发展空间。两者不是对立的。对立的东西永远只是“诗”与“非诗”。
复帖论得失
    若有所失就对了。无失则无得嘛。我不想再在古人画的圈子里打转了，他们的审美意境是他们的，我的意识和他们不一样。我写自己的。
    当然，必要的文言形式和语感还是要注意保留的。
论复古与求新
    我的复古与求新，都是出于一个目的——求真。
复帖论诗无定体
    道无古今，有古今则无道。家非在亡，言在亡则非家。诗无定体，诗随心转，但能转心，即是诗家。我辈但解作诗，诚无意求知诗为何物如古董如定律者。而后世之欲以物求诗者，读我辈诗亦皓首无得也。
    天无定法，法岂在天。无法无天，诗之大者。
评小鱼诗论实验
    确乎是有可印证处。五古，实验，这是一目了然的相近。个体的感受，当下的，在实际生活中体味、观察着，并直接呈现它。
    语汇也是直接的，是当下这个世界的，不假从他处移借。此是真实。
    文言诗词在一个固有的范式里泡得久了，以致如福尔马林中的标本。无论如何腾挪，厚厚的瓶壁总碍伸展。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习惯性的表演，而非呈现。
呈现才是重中之重。
    我现在有时宁可陷于混沌，被混沌牵扯。
复惟斋论实验诗
    未必。实验只是要回到诗本身，回到生活本身。
    我自作我，不与古人一个鼻孔出气。
再复惟斋论实验
    “实验只是要回到诗本身，回到生活本身”，这话我以为是个恒理，自审和现象学的什么原则没有直接关联（老胡塞尔的砖头我家里有，不过实在没有认真地去啃它）。兄提到现代性，是狭义地论当下主流之时代精神。而在我，其实更多是宽泛地去说现代性，即通于古今的每个当下的那个现代性。即每个时代在其当下都是现代的，在其时域中之作者当直面其亲历亲在的那个现代，而有所体验，有所呈现。故我所谓实验诗的根基只在诗本身，只在生活本身，而固非现代诗也，虽然它们所面对与所呈现的是同一个现代。
    易言之，兄拈出的古典、传统为静态中之观念，所论乃以新变与守旧为两橛。而我所重者在变动中之通量，以为但得此通量，则新变仍摄通中。至于传统文化的熏习与继承，语言基本功的掌握，我自无意去反对，而且坚决赞同。
复帖论孟德
    孟德至人也。屈子而下，一人而已。其作一派神行，通天彻地，汉魏余子，惟陶公奋浑元之戟，差足抗手。若子昂怆歌，惟充粗婢，太白奇气，只堪偏师。子美但尽人事，固不在此俦，不必较也。若后之谈玄说妙拈花指月一流，津津自得于口舌，何啻叶公好龙，画饼充饥，几曾捅破一层窗户纸？诗之伪而滥，良有以也。
复帖论昌黎、山谷
    昌黎虽有铺张太过、诘曲聱牙的毛病，到底元气淋漓，能独辟新境，不愧一代豪杰。其所未达，时代所限也。故论之不敢太苛。若山谷，才囿曹邺，不成大邦，随拈一诗，大抵有疵，未见特出，其于老杜，实隔霄壤。而贪着使事，理枯神窘，便开后世饾饤为工、刻镂是尚之恶法门，政将有以抑之也。
    碰壁兄提到诗法的问题，我以为也是高抬了。文言诗词，特别是律体，翻来覆去也就那些句式，翻不出多少花头。我不觉得山谷比唐人有多少发明。
    macbaren兄提到“玩纯技法”，怕也是高抬了。句法如前面所说，至于结构，我看更谈不上。魏晋、唐诸大家的古体长篇，结构上比他只高明而不逊色。他注重技法是不错，不过是掩其才力之不足而已。这和现代性的诗之本体意义上的自觉意识，恐怕不能相提并论。假如他真能喊出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口号，我倒要佩服他一些，虽然未必赞同。
碎语若干
    关键是否心里有个声音叫你一定要写。
    诗果欲佳，敷衍不得。
    意识总是流动的，只是我们往往忽略了。
    诗思正要抑而后得。
    景如贼，情如虱，须勤捉。

空手道

景如贼，情如虱，须勤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