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辩

风云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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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谈谈文学革命——在网上。
为什么要提革命呢？如果是服装革命、饮食革命、美容革命一类，那可以随便用，没有人在意。可是，文学，要革命？这?文学是该变革，可以变革，但不能用革命这个词啊，词用得大了,用得夸张了，还得来解释。失却了幽默。
但无法幽默。我曾经以为,文学的天空是广远的，我又曾经以为，必然有比我更不能容忍的人，是要出来呐喊的，然而都落了空，四望都无动静，都沉默，于是只好赤膊上阵了——以我以为最不自然的方式。当然，作了，也就作了，作许褚，我是并不惧怕的。
这就提出了，并且还准备深入下去。
然虽如此，这一提法终究是有疑问的——在目前形势下；并且，它的含义并不完全等同它字面的所指——我以为，所以，提出了，还得来一番辩白。
首先就是，文学革命并不单是针对文学的，这一点，看看目下的形势就能明白。文学是衰落了，不特中国，全世界都如此，然而它的衰落并不仅仅是文学界造成的，世界自有一种趋势，压迫着它，所以单靠文学界自身努力，似乎无论如何都翻不过身，那么，所谓文学革命，就同时包含着社会的变革，人们观念的变革，甚至一定程度社会结构的变革。这样说明了，那么文学革命又岂单是文学的革命呢？若照此来理解，这一提法从概念上讲就是不准确的。但是，又怎样提呢？说社会革命吗？那会引起更多的误解，以为和平的美满的生活都是要推倒重来的，那大多数以为生活虽有缺憾然而却也有梦可寻的人们不免要愤怒，以为又出了好乱乐祸的可恶的疯子。况且，文学的变革虽要求社会的助力，毕竟都是指向文学的，人们终究会明白，人们观念的调整，一定程度的社会结构的改变都为着人自身精神的解放，而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文学的繁荣，从而，人类的精神解放和文学的复兴完全统一。那么，以文学革命标称，有什么不可以呢？只不过要理解到，这文学并非文学家们的文学，乃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依归。只不过文学家们是变革的主要承担者，所谓文学革命，主要将是由他们来完成的。在这一角度，文学革命就成为文学界内部的事。
然而，目前文学的衰落有深刻的原因，它正是当今的客观大势造成的；而要改变目下的客观大势，谈何容易！从这一观念出发，文学的复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是许多人的想法，由此，虽然心有不甘，也只好把那白日梦放弃。有理由同情这类悲观者，但绝不能赞成。看世界大势，既要看目下，也要看它的未来；目前的形势孕育的，却正是文学的契机。世界不断在融合，下一步，又指向哪里？人类的意志要得到表达，人从本质上都是追求无限的；当世界融合，和平到来，人在现实中的出口越来越少，就正好也唯有依赖文学表达他们无限的精神。文学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表达无限，使心灵得到平抚，得到安慰，但却不是通过人与人间的互相残害来实现的。现实中却往往如此，人们要实现自己的意志免不了让他人作牺牲，无论通过战争，通过商业竞争，无不都有牺牲者；而不让意志实现呢？人更为可悲，活着，提前结束了鲜活的生命。所以在和平时代通过发扬文学使人们都生活在昂扬、宁静的氛围里，正是人类作为群体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当实现了世界性的文学复兴，人类就会重新找到方向，是在和平友好的氛围中让意志得到发扬；如此，不单是意志有发扬空间，和平也可以赖之维系，残酷的战争可以大大减少。
这是说世界融合的趋势给文学的复兴提供了客观背景，然而如果没有人为，它也是不可能到来的。所以要有一批人，来开头，来奠基，来引领世界的走向。不要眼看目下的局势而悲观，世界总是不断改变的，今天的局面，是过去改变的结果，在那时人们的改变有他们的理由，而到了今天，他们的改变实现了，却有他们未曾预料的新的矛盾产生；我们的改变，就从解决这新的矛盾开始。最初是一小批人试图改变，逐渐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最终，改变必然实现，理想的局面必然到来。当然，理想局面的维持不是永恒的，当后来再有不足，必然又有后来人根据他们的需要作改变，这就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了。然而，理想必然是能实现的，也必然是能维持相当长一个时期的，这正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奋斗的理由；而不是一切奋斗都是无谓的，人们都只在矛盾中缠斗。这，是由人类的意志和理性共同决定的，也被人类实践所证明。在过去的岁月里，世界各国都曾经历过盛世和衰世、乱世的交替，衰、乱有它的根源，而盛世，也都曾数次到来。只不过，过去的岁月世界从未融合，时代的盛衰虽不免内部的力量，互相的斗争和融合却更为根本，当世界实现了融合，再没有外来力量（除非发现了外星人，且能现实地接触），我们的奋斗却具有终极性质。虽然并不真正是终极的，但我们对实现理想并维持这理想却具有比过去时代更加强大的信心。为着这一远景，为着上述理由，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从现在开始。没有理由悲观，暂时的孤独是确实的，而灿烂的前景同样确实。
这就看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是对着整个世界的。假如只针对中国，由于我们和世界的融合已是事实，我们的观念每每为外界所干扰，我们的变革就难以彻底，甚至难以进行；更加重要的是，文学革命同时意味着社会性的观念的更新，假如只针对中国，世界列强都在物质世界中盲目地拼争，中国也不得不跟进，从而整个世界仍然人人自危，那么尽管物质的发展必要性降低，人并不能从中体会多少幸福，多的恰是压抑和琐碎，人们也不得不为各自的安全无奈地投身进去，结果，各自都压抑，但也只能容忍。所以必须和世界勾通，促成人类整体观念的改变，才能改变纯为物质拼争的疯狂，彼此为共同的精神解放的目的适当转移方向。当然，并不是抵制物质的发展，而是仍然致力于物质的发展，但不再盲目，不再只此一途，它并不足为精神的最高寄托但也唯以之为寄托，如此，精神的至高点仍然在心中，但却在彼此防范中无奈地都放弃了。所以，从我们自身出发，文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欲改变中国，必须改变世界。然而，欲改变世界，又必须从中国开始。
这首先当然因为我们自己是中国人。然而并不仅仅如此，在中国，恰恰有首先进行文学革命的条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有精神至上的特点，它的体制，它的过早统一，规范着人前进的方向，社会为一个整体，人的本质有其表达的渠道，故精神未曾分散，不必分散，当人们表达出来，也就表现为社会性的精神的聚敛，宏观来看，精神氛围就非常浓郁。自从受到以物质和扩张为意志表达的基本方向的西方文明的压迫，中国变革了，一直走到现在。然而传统文化的根仍在中国人心中，当世界融合类似于传统中国，西方因为物质的高度发达必要性降低，及扩张不再可能导致精神也越来越失去寄托，西方文明越来越失去方向，中国就最能成为世界融合后人类调整方向的起点。这样的调整，无疑就是在世界融合后人类仍有意志得到最大表达的渠道，那么，传统中国在统一条件下精神仍能得到表达就会成为榜样。这样的表达是如何实现的呢？就是文学特别普及和发达，在浓郁的文学氛围中人的最高本质替代性地实现了。当然不只是文学，现实生活中的每一领域，都是人们建功的地方，都可成为人表达意志的舞台；然而现实并不能表达无限意志，它的极端有限性决定了，文学才是人类最高精神的基本堡垒。而当代呢？不单文学萎缩，人类的最高精神丧失了寓所，就是人们在现实中的奋斗，大多也是被动的，活着，变成盲目的挣扎。我们必须从中国开始，还因为中国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而西方，却已经疲乏。当工业革命导致物质成为人类的主宰，人的精神严重异化，西方就有过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人们企图翻过身来，重新由人本身主宰天下；然而世界并未融合，以物质、以扩张为手段寄托精神的道路并未被阻绝，物质就仍然高居于人们头上，一些人的觉醒无由阻止另一些更多的人的无奈中的疯狂，所以一次次的努力都象泡沫一样溃灭了。多次努力都无成果，造成了西方社会性的疲乏。当全球融合到来，中国亦被卷入其中，中国却有一种最初的力量。当中国被逼卷入，长久的压抑却足以激发起从未有过的反弹力量。这样的反弹发生在历史的特殊时刻，却足以使我们取得前人从未取得的功效。这就是历史走到了融合的临界点，通过创造物质表达人的价值越来越难，通过扩张表达生命激情则完全失去了市场，当此之机，是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客观形势，最利于文学复兴，一当我们用力，就能实现前人未尝实现的梦想。我们可以从中国开始，还因为我们拥有一种制度的力量。我们经常讲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集权的力量。只要我们所做的事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于人类和平、人类精神也有利，就可以要求党和政府予以特别的支持，把它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大事来抓。在西方，由于完全的市场化，政府却丧失了这一功能，也就只能完全等到客观情势逼迫，才会由民间产生一种自发的力量，来谋求变革。正因为西方民主政体自有其弊端，所以我们必须支持社会主义。支持社会主义，就是为着建设一种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符合人们理想的制度形式。当这种制度稳定地建立起来，人们的意志可以自由表达，即实现了高度民主。而那些事关民族整体利益，靠分散的个人无由根本解决的问题，也可以靠集权的力量予以解决。然而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并无一个清晰的思路。在过去，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完全是从马克思的设想及前苏联的经验中得来的，当它在发展中遭遇了障碍，我们又望向了物质高度发达的西方，于是彻底市场化又被我们借鉴，以之为前一个版本的种种不足的补偿。但是有一个拉通的思路吗？没有。于是在政治上，是完全的僵化，而经济的开放呢，又变成什么都市场化，从而严肃的文化也被市场化，导致崇高的文学去和通俗的、娱乐的读物竞争，民族精神不断在萎缩，而政府却以为这是和国际接轨的开明的做法。这当中的种种矛盾都深刻表明着我们理论的匮乏，没有独立的适应当代和未来世界的理论体系，就只得摸着石头过河，对已有的种种理论和经验进行尽可能合理的拼装。这严峻的形势呼唤着新的理论体系的建立，而要建立新的适应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的理论体系，必须有一次思想大解放。中国实行的是一党领导，那么这个党就不只是共产党员的党，更不是任何人私人的党，而是全中国人民的党，那么中华民族的任何成员，都有权力，也有责任督促党和国家的领导层进行变革，实现思想的解放，从而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完善提供理论保障。
然而，目前中国的形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这一个趋势也不会改变，客观大势如此，文学又怎能出头呢？这是事实，就有人以此为据，明确予以反对。那么，就只好听任文学衰落，听任精神沦丧，什么也不要作，只顺客观大势抑制自己就成了。这是一种明确的谬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事实，也不应予以改变，然而以之为中心并不是以之为唯一，只发展经济，其他的一切都不顾了。如果这样，民族精神沦丧了，经济上去了又有多大意义呢？就是一群只顾得吃饱穿暖的动物吗？这样的一般生物有多么值得珍惜？有主要矛盾，还有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花主要精力解决，但并不是次要矛盾就不解决。并且主要矛盾和次要还是交替的，就较长一个时期来说，可能经济建设始终是主要矛盾，然而当埋头经济导致方向模糊，人们精神失去依归，可能就要反过来，重振民族精神，那么在这短时间内，发扬文学，坚定信仰就成为主要矛盾。当社会重新活跃，人们精神振奋，再持续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命。在这持续和交替的更迭中，文学却会复兴起来。即经济本身始终是基础，在某一个阶段，人们必须集中精力予以特别的加固，而这一阶段过去，虽然仍要不断发展经济，它的紧迫性却不再如从前。经济不是越发达越好吗？是的，然而社会是个有机体，社会永远是在平衡中前进的，不是绝对平衡，但要相对平衡，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始终以经济为不可变更的绝对中心，当真如此，又是为什么？那样做，人还是人吗？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让经济无限地发展，从而人们有无穷的物质享受？只集中于物质享受，人当真会乐意？那不就是一般动物的境界吗？所以，文学的复兴具有必然性，暂时的经济优先乃出于民族性的生存危机，过后，文学必有广阔的天地，而就是经济优先的岁月里，也不应当不可能对它置之不顾，因为只为经济，人们精神会窒息，为民族的活力，也得注意适当发扬文学；精神中有充沛的力，反馈于经济后者才能昂扬迈进。而今天是个什么处境呢？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中国的经济地位举世公认，但却是以民族精神的下滑为代价的。即人们精神严重地透支，只集中于经济，都在发力，却没有蓄力、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在渐变中，人们最初的明确的方向感在消失，即经济就算这样发展了，又是为什么？国家强盛了，但强盛之后落实于个人的幸福感在哪里？人们疲于奔命，幸福越来越少，成功了又有多大意义？经济发展了，但人们痛感人生的枯燥，幸福的流失。这就必有一次思维的调整。多年来被严重压缩，听其自生自灭的文学必须得到复兴，这是一个找回生命激情的过程，蓄力的过程，打开门窗让清新空气随意流淌的过程。文学是精神的结晶，复兴文学，就是让人寻回本真的生命，当精神中的力焕发出来，并累积于社会，互相感应，互相激发，它又可以作为社会性的力支持那些获得明确使命感在经济战线奋斗的人们。文学的复兴主要依赖于文学界内部的人，并无文学天分的，或志趣本在经济领域的人们并不会被牵扯，所以它并不干挠经济的运行；反而，由于社会的活力不断被激发，那些在为经济而奋斗的人们感受着社会的生机，会激发出生命中更多的活力，所以两者互相促进，实则是“双赢”，是多赢——因为任何领域的人们都是可以从繁荣的文学中获得精神支持的。只不过，当经济的运行变得盲目，社会的发展变得盲目，需要适当的人为来加以变革，使社会重新运行于符合人内在理想的轨道；这人为，一方面需要文学界内部行动，需要社会各界志士行动，也需要政府予以特别的支持。任何客观大势都是人们谋划的结果，行动的结果，它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社会的运行规律，与客观自然的运行规律还是有重大差别。
为什么要提政治变革呢？文学和政治是相对独立的，但也互相联系，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上有那么些朝代，文坛那么萧索？就是由森严的文网造成的。就是要造成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文学繁荣的局面才能真正形成。更不用说完善的政治体制本来也是理想社会的组成部分。在今天，民主已成为世界性浪潮，民主，也是稳定下来的社会的必然形态；然而在中国，民主政治虽比毛泽东时代有较大发展，它却远未达到稳定下来的社会应有的形态。中国政治的独裁，是由革命的需要产生的，由于应对强敌需要集中意志产生于特殊的时代。然而在那样的时代，虽然是独裁人们却不能以独裁的通常含义来理解；因为生存危机压过一切，人们甘愿集中力量首先应对外部压力，所以以独裁为形式却饱含着民主的内容。亦即，大多数人民支持这样的集中，以之为自己意志的体现。可是这样的独裁必然是阶段性的，当生存危机过去，人们对这样的过度集中不再有热情，并且反而感觉压抑，这独裁就必须变革了，复还通常的民主形式。这时如果仍然保留独裁形式它就成了真正的独裁，以一般人民的权力为牺牲，成全少数特权阶层的个人意志。就中国的政治形态来讲，早就该还归真正的民主形式，然而由于文革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滞后了，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心任务，这一变革拖延了下来。但是再还发展中国向何处去呢？还能保留独裁形式吗？历史的潮流决定了，人民的需要决定了，没有任何可能。
但是民主又能到哪一步呢？它不可能脱离人的内在需要，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文化形态，不可能脱离现实政治的轨迹，这就决定了，中国稳定下来的政治形态也不会完全采用西方的完全民选制。完全民选、多党竞争，虽然看起来人们是彻底自由了，但是自由的人们又向何处去？当社会的整体性，政权的权威遭到破坏，从而人们内在的崇高追求失去了社会这个大舞台，失去了群体最高权力的特殊支持，当真人们就幸福了吗？正如我们看到的当代西方，虽然个人是自由的，精神却难以充实，琐碎和无聊成为人生的真实写照。所以，中国的民主政治，理当采用中国的独有形态，并不用也不应照搬西方。但是确实又要达到民主的实质，这就需要按人的内在本质和群体的最高需要进行创新，创造出真正符合人的内在需要，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也符合世界未来潮流的理想制度形式。当然，又必须和现实政治接合，如果与现实政治相去万里，必然也是空想。
着眼于现实政治，着眼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着眼于人的内在本质，我以为一党领导下的民主形式将是未来稳定政治的必然形态。问题是一党领导下能否实现民主？一党领导和民主能否统一？我认为是能够的。当中国共产党抛弃了虚幻的共产主义，不以不切实际的标准来要求人，从而一般凡愿为国为民服务的人们都可以加入党，再在党内展开竞争，我认为就实现了一党领导和民主的统一，实现了集中和民主的统一。这样的形式是否符合人们参政、执政的内在需要，只要参看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科举制稳定地存在了一千多年，成为维系历朝历代稳定的支柱？就是它吻合了一般人的内在权利需要。任何人都可以公平竞争，凭德凭才竞争，没有人可以例外（皇帝是另一回事，他业已成为国家的象征，人们未把他纳入竞争的范围），也没有人会遭遇歧视。这体制，就相当稳定，人们无法挑战它，挑战它，提不出理由，人们可以怪科场黑暗，但那本非体制之错，那也在政府打击之列；此外只能怪自己，怪自己不够努力，那就只有更努力，或寄希望于子孙。如果挑战这体制呢？那就是挑战公平，以一人而挑战天下。当然未来稳定的体制不全同于科举制，一是考核的内容不再只是四书五经一类，二是也并不以考核为核心，而以竞选为形式。这是吸收西方民主精华的成果。就这样，党敞开了大门，党内又进行公平竞争，虽然不是全民选举，却达到了深刻的民主目的。本来就无心于政治，只顾得一己之私利的人自不必参与，而热心政治，欲一展抱负获得高度的精神满足的人们，国家没有特殊的限制，可以进入党内公平竞争。那么党起什么作用呢？由于政治的严肃性，它承担着凝聚人民，维持国家的重大职责，所以党仍然是一个有着严格纪律的政治集合体，与现在并无重大差别。差别只在，它不再以共产主义教条划分人，从而一部分人有权，另一些人则永无机会。它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们共有的领航的团队。关于共产主义的虚幻性，它的不合人本质，我已有分析。而即使共产主义能实现，它是不是就是最终的社会？到那时就不发展了？而还发展，它的形式就不会被取代？所以这一提法并不是真正理性的，它只是人为地把人划分为两类人，造成现实中人们事实上的不公平。这一提法产生于工人运动峰起云涌的年代，在那时贫富激烈对抗，事实上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因而尽管并不合人本质却不能说它没有现实合理性。在那时贫困阶级占多数，人们凭着本能的平等要求希望靠它解决现实困境，所以信奉它也并不就出于虚伪。但是当时代业已根本变化后，人们对它已有深刻认识后，多数人对它不再相信，党再以它为线划分人，却会把多数人划到门外去。这样，党就会丧失作为一般人民的代表的资格，它就成为少数人的特有团体。而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并不信奉的人们无以加入，他们就会失去权利，失去在祖国的土地上和任何人平等竞争的权利。这，也就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
而这与文学复兴有什么关系呢？当政治实现了变革，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党将由人民中的多数来自觉捍卫，党由热忱服务国家和人民的先进分子组成，人们有公平加入的权利，有公平竞争的权利，人们提不出挑战的理由，也就不用靠僵硬而独裁的行政手段来维持。那么，言论自由，出版、集会自由等等，也就自然实现了，而这些自由正是文学复兴、思想解放的重要条件。达不到民主，失去人民自动维护的功能，也就只能靠独裁来维护统治地位，来维持国家的日常运行。但是人民要求自己权力的内在动力是极端强大的，靠行政手段强行维持能长久下去？绝不可能。所以，政治的民主改革，具有绝对必然性。
但是又必须维持稳定，这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文学复兴的前提，这就决定了，政治的变革是不可能脱离党的领导搞对抗性行动的。只能在党的领导下采用渐进的方式。那么，党内会不会有人以稳定为借口完全拒绝政治变革呢？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党由几千万党员组成，政治的民主化，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所以，只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派，政治改革是必然能成功的。问题只在它是不是确实是历史的潮流，是出于人民的深刻需要，只要是，它不可能不变为现实，少数顽固派逆历史潮流而动，逆人民心愿而动，注定只能是螳臂挡车。在此历史关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促进改革的尽快实现，起适当的加速作用，以便理想社会尽可能快地到来。
回顾中华民族近现代的历史，固然在不断强大，然而说到对人类的贡献，却实在令人汗颜。这当中，现代文明的基础薄弱固是事实，在列强环伺的国际大环境中首先得为生存奋斗更是关键，然而由于体制原因人们的潜能难以得到充分开发却也是一个原因。这造成，不论是社会理论，还是自然科学，我们都极少有独立的贡献。今天的中国由于前人的奋斗业已强盛起来，那么，就不应再单是为自己，也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如何能充分发挥潜能？就必须有一个民主的体制，让人们不再压抑，把生命的精华都尽情释放出来。必须复兴文学，文学是生命的兴奋剂，当文学繁荣了，人们的精神活跃，人的创造力必然极大地发挥出来，那么哲学界、思想界也会焕发出他们的激情，自然科学家们，在此热烈向上的氛围中也必然会受到感染，在他们的领域焕发出生命夺目的光彩。说到底，社会是一体的，就是需要活力，需要一种氛围，当纯粹只为经济使社会变得沉闷，就是需要文学来重新激发，激发出生命中强大的内在能量。
从世界融合的趋势来看，必有一个世界性的宏伟的文学时代；但是否就在我们这一代到来？这不敢讲。但是总要人去开拓，作前驱，繁荣的盛景才会终于化为现实。或许我们这一代人中难以出现李、杜，但我们可以作陈子昂。总要有人开始，造成浓烈的氛围，然后那最宏伟的文学人物才能出现于我们的大地上。他们的出现是人类精神共同的结晶，其中必有我们的功劳。
由上可以看到，文学革命的实质在于造成文学复兴，在于在人类精神普遍趋于沉闷的时候引领人类到另一个方向。明白到这一实质，则文学革命这一提法可能的误解也就消除了。可不可以有更准确的提法呢？例如直接就冠以文学复兴运动？那当然好，或许更好，然而，这不关乎问题的本质了。
还有需要辩的吗？还有。例如有人以为和平年代里不可能有宏伟的文学，好似只能风花雪月、低吟浅唱。如此，文学的衰微是自在情理中，不必谈变革了。然而，中国最宏伟的文学时代——盛唐，是衰世或者乱世吗？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光景又怎样？这，是不值辩驳的。不过，辩不能没完没了，鉴于阅读的耐性，也鉴于最重要的意思业已表达，这次，就说到这里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