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子最后由劉大程在 2005/09/02 10:31am 第 5 次编辑]
《诗歌呼唤良知》
□刘大程
诗歌发展到今天，究竟是在进步，还是在没落，这是不能一言以蔽之的，因为“诗歌”的结构是立体的，多因素的，而不是平面的，单相的。思想的解放带来艺术的解冻，中国新诗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活跃过，她进步的一面是不容置疑的，经过众多诗人的不懈努力，造就了一些好诗，但是，她的没落，也是看得见的，让人痛心甚至心寒的，其中突出的一点，便是良知的丧失。
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没有错的，艺术的殿堂应该丰富多彩，各展所长，各取所需，有雄关飞度，大江东去，也有小桥流水，两情相悦，可以是重大事件，立场问题，也可以是茶余饭后，心灵独舞。但事实上我们却太容易走极端了。过去“崇高”，现在就“崇低”，过去“抒情”，现在就“冷抒情”，过去“诗言志”，现在就“诗言体”，一段时期“主题先行”，现在就“诗到语言为止”，这些提法本来是有针对性的，对打开“诗路”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问题是一传到后来就常常变成了走极端，非此即彼。优秀的艺术品应该是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对于这个简单不过的道理，我们的诗人却往往视而不见。形式是外衣，内涵是灵魂，难以想象，一个人如果只有形体而没有灵魂，是多么可怕的行尸走肉。毕加索是变形的高手，但是，面对他的作品，你不单是看到一种怪诞的形式，你会从怪诞的形式中感到震撼和启示。这震撼和启示就来自作品潜在的灵魂。而良知，是灵魂中最耀眼的一道电光。
所以，艺术是自由的，开放的，多元的，但也是有要求的。可以说，诗歌既不在乎写什么，怎么写，写什么怎么写都不是问题，也很在乎写什么，怎么写，搞得不好就是问题。关键是这中间存在一个度，或称之为底线，这个度或底线一方面指写什么怎么写本身技术上的要求,一方面在某种程度而言便是良知。“为赋新词强说愁”和抽空了“诗”的肌质式的承担固然不是诗人和诗歌所要做的，但是作为诗人，应该代表社会的良心，所谓该出手时就出手，当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在场的时候，我们回避，缺席，需要我们发言的时候，我们沉默，粉饰，这正常吗？诚如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原《东方》杂志执行主编李公明先生的撰文：《不能以艺术的名义拒斥苦难》。这些本来很简单的道理，今天却变得复杂，纠缠不清，引发不休的论争，论争本没什么不好,但如果对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也争个不休,论不出个所以然,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是的，在今天，我们的诗人已经趋之若鹜地变得陶醉于暴露，媚俗，低下，模仿，卖弄，小资式的小趣味，小聪明，热衷于圈子化的非诗的吹捧、炒作，捞取一点点可怜的名利，而对有些本该关注的东西却视而不见。在这个强大的语境里，谁再提及崇高、责任、使命、道义、悲悯，反而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会打着艺术的幌子一跳三尺高地围攻你顽固、无知，俨然他们就代表诗歌的真谛，俨然艺术就是真空中的怪胎，就是冷漠、麻木、自私、狎亵、傲慢和偏见的代名词。常听有的诗人说：有些东西不是诗歌可为的，这话听起来至少是有些道理的，问题是如果你没有以诗歌为之，那么你以其它可为的方式为之了吗？如果也没有，那这句话就只是一句遁词。而且，我还要说的是，真的绝对不可为吗？那么白居易的《卖炭翁》、杜甫的“三吏”“三别”等，是不是好诗呢？诗歌是一门复杂的艺术,许多问题不是单靠良知就能解决,但良知是一个诗人首先必须具备的一种品质。
诗人之所以有今天的没落，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众多的历史的现实的内在的外在的原因。
就现实土壤来说，社会价值观和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整体滑坡，对诗人造成必然的影响。而本来，对于作为艺术前卫的诗歌的创造者和社会良心的代表者的诗人，越是在意识形态混乱、价值观波动的时期，越要保持清醒和独立，越需要具有现实批判的勇气和扮演先知的自觉，而不应随波逐流，自我作践。“诗言志”，这里的志，不单指志向，其含义要深广得多，包括人的人格操守，基于某种价值尺度的对世界的观照和认识。志，士之心也。一名真正的士子应具有怎样的情操？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具有怎样的人格魅力？“诗缘情”,“矫情”是虚伪,“无情”要么是冷漠,要么是另一种虚伪。诗歌千变万变，是否有一种元素始终不变？
从历史承传来说，由于一个时期的特殊原因，我们的思想被禁锢得太死了，一旦解放出来，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砸和丢，舍弃了需要舍弃的东西，同时也舍弃了不应舍弃的东西，就像一则寓言所说的：一个妇人给孩子洗好澡，倒水时连孩子一起倒掉了。一些人是否至今还在充当文化的红卫兵？一提传统就吐唾沫砸砖头？不论是糟粕还是精华？连可贵的诗歌精神也被我们一起毁了？就像有的人已不惜以隔着地皮揪斗鲁迅来出名，而这个时代却似乎越来越需要鲁迅了一样。
在对外的吸取上，有盲目和断章取义或糟粕多于精华的现象。我们对西方一些艺术大师的学习，就常常只注重技巧，而忽视了其它。拿绘画来说，一些画家比如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对“圣母”“创世纪”等宗教题材乐此不疲一画再画，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题材选择吗？宗教对西方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致于我们在阅读西方艺术时常能感受到一种或浓或淡的宗教氛围。这里不是鼓吹宗教，只是相比而言，我们是否缺乏了一种宗教般的大悲悯大关怀？缺乏一种“耶苏受难”式的救世精神和济世情怀？一种大师们所具有的对人类命运的审视？中国的道家是出世的，奉行的是清静无为，儒家是入世的，却偏重于个人抱负的施展，即“仕途经济”，来自天竺的佛教传到今天已是穿着僧衣不明真假的挨家收银，缺的或没有引导培植好的恰恰是“救世”和“济世”的文化底蕴，有的是看客和木偶。而我们临屏艾略特的玄奥，是否注意到了他的精典之作《四首四重奏》里“但是世界却怀着渴望”“受伤的医生挥动着钢刀，细心探究发病的部位”？赞叹叶芝的唯美，是否读懂了他对善恶、生死、美丑、灵肉的参透？对萨特，我们常津津乐道于他的生活方式，又是否更愿意知道他是个不带任何功利色彩、不畏权势为理想和正义而战斗的勇士，关注大众和弱者的为民请命者，历史上第一个为立场自愿拒领诺贝尔奖的人？对他的“人的存在是自由的”的哲学精髓又领悟了多少？……中国新诗的历史还不长，在探索中对外吸取是正常的，而如果得了皮毛丢了真义就得不偿失了。
从社会发展而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带来艺术对西方相应阶段的重复。当我们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沼泽地挣扎着寻找出路的时候，一些西方国家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在持续的工业革命中发展一两百年了！了解世界文学史的人应该知道，当今诗坛，一些看起来“新鲜”的东西其实在过去的西方都已经存在过或类似地存在过。“零度”、“冷抒情”在英国等国家有过，“下半身”和“垃圾”与上个世纪中叶美国的“跨掉一代”何其相似。从这个层面来看，今天的诗歌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它再次佐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宿命。指出这点,不是全盘否定, 只是为了说明一些“创新”还并不是创新，同时说明今天的诗歌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产物。
从诗歌的话语权对诗歌的影响来看，不正常的诗歌话语权误导着诗歌。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劣诗？都说诗歌已经丧失了标准，其实标准还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像格律那样明显，而是隐隐约约，但绝对存在。如果说一首一等诗歌和一首二等诗歌是不好分辨的，那么一首一等诗歌和一首四等诗歌则还是泾谓分明的，读一遍凭直觉都掂得出。奇怪的是，我们的一些掌有话语权的诗歌刊物包括大牌刊物和一些评论家，却像喝醉了酒一样，一些从技巧到内涵都莫名所以不敢恭维的东西却被他们奉为宝物，捧上了天，这在无形中给人错觉：原来这就是好诗啊？诗歌就应该这样弄啊？一些优秀的诗人和诗歌反倒被遮蔽。这些刊物的编辑和评论家让人怀疑、鄙视甚至愤怒。对诗歌，他们是有罪的。诗评家、诗人朱子庆先生在《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和《几多硕博捧劣诗》里就痛斥了这种现象。遗憾的是这种敢说真话的人不多，就连他自己，现在也似乎妥协了。可见这个语境的强大和危害。
此外,网络的快速便捷使任何人成为“诗人”成为可能,也就使任何分行文字成为“诗歌”成为可能,从而也在客观上促成了诗歌现状。当然,原因也许还不止这些。那么，这种现状是否就真的不可疏导？不可改变？不可重塑？诗人和诗歌真的只能随世沉浮？不，只要我们回头眺望，就会发现，茫茫旷野，仍有特立独行的身影，他们也常是付出更大代价的人……
行文至此，我不由想起米沃什在《歌》中写的：大地啊，别遗弃我。也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诗人啊，别遗弃我!而还有一个声音则在说：诗人啊，是谁遗弃了你!
也许，要离去的终归离去，要回来的终归回来。
我不敢说自己对诗歌的理解有多深透、合理，对当下诗歌现象的观察有多深透、合理，只是写下自己的一点感受和认识。如此而已。
2005/8 广东东莞
■ 邮箱：liudc6973@163.com
|
/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诗歌报
( 沪ICP备05009012号-2 ) 
沪公网安备31011702001156号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5-8-28 00:22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
发表于 2005-9-29 0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