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明天(诗论)

孙犁

                   今天和明天
                                            孙 犁
90年代末，社会的变动，对于当代的汉语诗歌来说，其影响是深远的。80年代诗歌写作的种种风行一时的潮流，诗歌的神话在理论上归于终结。或者说，既有的诗歌理想在现实的冲击下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诗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诗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但等他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现实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有过的写作方式基本上已完全"失效"了。不是说诗艺上的失效，而是在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方面。中国诗歌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境况：一方面处在大众的极度冷落之中，非诗人很少关注诗歌；另一方面，在民间，诗歌的生长空前旺盛。谭克修编写的21世纪汉语诗歌前沿读本的诗刊《明天》（第一卷）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一、在生活中回望诗歌：21世纪更多的是承担
《明天》是从汉语诗歌起点的民间诗刊《今天》一脉相承而来，侧重于刊发自《今天》诗群以来的实力青年诗人作品。目前在中国诗坛上极具号召力和创作实力的中青年诗人，在这本诗刊中被分为8组（诗论不列入）：“今天”为著名“朦胧诗”群代表食指、北岛、林莽、多多等，“立场”为“知识分子写作”代表肖开愚、西渡、黄璨然、臧棣，“民间”为于坚、伊沙、徐江、沈浩波等“民间立场”主将，秉承早期先锋诗歌气质的流派“非非”、“他们”各占一组，坚持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歌流派 “面孔”，网络中风靡的“诗人斑竹”余怒、胡续东、桑克、刘春被归类为“在线”，女性诗人被称为“她们”分别为一组，所选的作品均在90年代以后，在各个诗群的的诗人，并非是严格意义的的归纳，部分诗人是处在一种兼收并蓄的游动的状态。对于21世纪的到来，对于面临着诗歌边缘化的状态，诗人们必须承担起诗歌生存的光荣义务。
就《今天》诗歌来说，北岛的《旧地》九首，更多的表达是对20世纪末美学观念的认同，弥漫着一种世纪末的悲凉情绪，体现出元历史陈述的危机，食指和多多的诗歌所体现的精神向度与价值取向，应该说对21汉语诗歌发展有很大的参照价值。
从99年的“盘峰论争”到“龙脉诗会”，再到“衡山诗会”等一系列事件都体现了当下诗歌写作的各种立场和姿态之间的碰撞、交流。这些立场与姿态关乎诗歌的语言、技巧、话语资源甚至价值立场，但更多地是指向当下的话语权之争，似乎并不真正关涉诗人们具有多元化趋向的诗歌写作。《明天》的编写显然起着一种调和的作用，采用了一种比较恰当的策略：以作品本身的价值和能量，诗论部分以诗论本身所提供的诗学问题作为编选的依据。这并不是说这就与世纪之交的诗学论争和各种写作姿态以及价值立场无关，而是在表明一种艺术的和客观的文学史态度。
《明天》的编写者正是凭着这样的态度去展现，去表达对21世纪诗歌的承担
诗人方兴东说：”首先生活,然后诗歌”,在诗歌之外的生活,我们有信心证明,我们绝不会是生活的失败者,因为我们的确激情未尽,诗意仍在,与那些我们敬仰的诗歌坚守者不同,与那些融入生活从此隔绝诗歌的人也不同,我们在生活中回望诗歌。
诗人王家新说过：诗歌不但是形式，它还承担某种东西。他认为对于九十年代的诗人来讲，问题已经不在于诗歌要不要和时代发生关系，而在于怎样和时代发生关系。诗歌的两难处境。迫使诗歌既要承担现实命运，又要向诗歌本身的艺术尺度敞开。作为今天派的诗人北岛、多多、食指在诗集中的诗作更多的是以代言人的姿态和身份出现，做为某种社会公正，做为某种人性本身的出现，在九十年代诗人更多是以个人的身份来进行承担。所以九十年代末以来的所有诗歌争执让诗歌的个性得到了更彻底的张扬。
二、‘没有倾向’，就成为了《明天》的倾向
主编谭克修说：“如果说《今天》可视为诗学倾向大致相似的部分优秀诗人的集结地，那么，《明天》的出现，却是以当前诗歌写作的差异性为前提的。或许可以说，要真实地呈现、展示当前诗歌写作的复杂性、多元性、差异性，既区别于那些要么明显带有圈子性质、又过于鱼龙混杂的年度选本，在诗学上主张尽可能客观地坚持‘没有倾向’，就成为了《明天》的倾向。”
“立场”旗下有四位诗人：黄灿然、臧棣、西渡、肖开愚，臧棣有着“知识分子”写作的倾向，但入选的诗作所体现的立场却是非常含混的，就如臧棣所说“诗歌的立场和诗人的立场之间，还存在着着很多缝隙和褶皱，一个诗人的立场是具体的、隐秘的，多变的，游移的，自我矛盾的鲜活的。客观上说诗歌的倾向是灵动的，入选的诗歌可以进行印证。臧棣《和平里医院》、《药》，黄灿然的《货柜码头》，对日常生活物件和细节的白描，既有“知识分子写作”的特征，也具有“民间写作”的基因，成为了架起“知识分子写作”到“民间写作”的桥梁。相比之下，萧开愚的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则显得更为直接，肖开愚《勃兰登堡速写》差不多是与现实一种短兵相接的状态。“立场”除了在抒情性方面的一些特点之外，更为重要的乃在于其叙事性成分的增加。
相对应的 “民间”一组显然立场比较鲜明一点、于坚、伊沙、徐江、沈浩波是“民间态度”最为强硬的四位，也是写作现状最好的四个人（伊沙语），但在主编谭克修看来，他们各有千秋，于坚在诗选中的诗歌承接了民间诗派的一些写作特征，但更多的是强调了一种语感，《匿名的河流》拖沓的语句和罗列的生活物象，进行的是对语感的营造。于坚说：“在诗歌中，生命被表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的有意味的形式，读者在诗中被触动的也正是语感，而不是别的”。同样作为民间写作代表之一的伊沙，鼓倡原生、本真，企图将诗歌还原为生活。从文本角度出发，可视之为口语写作。第三代写作群体对当代诗坛的最大影响，就是诗家推举为的"语感"。"语感"把生命的本然活动与几近自动的言说同构起来，成为新诗一种重要言说方式，即诗人经由"语感"这一"入径"，直接呈示当下生命体验，从而有效地清除语言的文化积垢。
“下半身”诗歌创作的倡导者沈浩波认为：诗歌写作处于一种形而下状态，“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 但是他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强调：“对于诗人来说，本来并不存在“民间”和“知识分子”的什么阵营，最重要的还是每个诗人个人，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分成了这两大阵营，现在看来也已经不重要了。现在你说是一个诗人想搞另一个诗人，这是个屁话，不可能的，就看你自己写得怎么样，到了最后还不是比你的作品吗？因此在诗选中录入的沈浩波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种承担。沈浩波理智的认为所谓“民间立场”的发展，本身就是不确切的，因为“民间立场”里头包含了很多种诗学流派和诗学体系。比如“非非”他们那种语言、那个流派，比如徐江他们那种强调抒情、强调悲悯情怀，比如“下半身”这一支，更强调身体化，强调肉体的存在，它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可能在整个方向不一样的时候，要求别人都向你这个方向来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强调21世纪的诗歌发展时，应该坚持‘没有倾向’的倾向，才是《明天》的倾向。
徐江对细节的观察和处理必然要成就他的诗歌，因为他的诗不像很多“民间写作”诗人，往往只停留在细节的表面，《河》、《雪前》体现了对抒情（内在的抒情）的重视，甚至对激情的强调，看似不合时宜，实际上是对诗歌的本质认识。徐江认为“真正的民间迄今对我们还只是一个雏形，一个梦。但这梦告诉我们：诗歌如欲进步，必先从荡涤自身开始，要远离任何整体的诱惑，回到个人的决绝，并为此不惜将分裂进行到底。”显示出民间写作群体中不完全等同的独立主张。
与当下某些“伪婉约派”的那些只知一味堆砌华美词藻的诗歌不同，刘春的诗歌的美并不空洞、虚幻它真真切切地存在着，他的每一首诗都有着沉甸甸的内涵，因此，我们从他的诗歌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空灵、华丽的外表，透过语言的帷幕，我们随时都可以触摸到一些让自己沉醉或心动的东西。中国诗歌讲究意境的优美，意象的贴切，刘春在这方面再一次体现出他的文学天才。
桑克以其的北师大背景，表现在他的诗写活动中，给人有一种知识分子写作的感觉，他反对对诗歌的简单制造，同时又不愿把个性过分张扬，作为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的诗歌处于两难的境地，所以他的《林中露宿》显示了荷尔德林式的忧悒，而在《鬼差事•领队》中又不得不承受着日常生活带来的痛楚。
胡续冬对福科的发展自己的癖性有着热烈的癖好。看得出来，他把诗歌作为自我教育的手段。作品从《雪夜》、《题翟永明的照片一帧》到《锁匠》、《川菜馆》，学院味很重转化为日常生活诡秘再现，可以看出胡续冬是学院书写的变乱人物，他玩弄的语言是一种被嘲讽或者被戏谑的雅语，其内部再生机制活力毕现。在他的技艺变形记中，曲折、繁复的诗风，有时趋向巴洛克夸饰主义，抑或是经验约束下的自由表达。
在对余怒的阅读中，我感觉他的“不知所云”是一种直觉力和具体生命体验在事物本质中奇妙结合的结果，它不能具体解释，但可以具体感受、它不易确定边缘，但可发现深度。，他的泛学院趣味有时连他自己都蒙住了，《故事性》11首让我们有了一种阅读诗歌的快感。
杨黎、吉木狼格他们的“后非非”（沈浩波对他们的命名）与80年代蓝马的“非非”虽然有血脉关系，但非非主义的“前文化”思想在这里已经发散，杨黎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界限有了，语言和诗歌也就分清楚了。“诗和语言，在它们最该分手的地方，保持唯一的联系。”一些东西从这里结束，另一些东西从这里开始。杨黎说，诗从语言开始，仍然回到了“怎么说”上，由于“看见”的要求，就是尽量地清明，取消语言的“积垢”。犹如一块玻璃，擦去尘埃污渍，让它透光，就像没有了一样。这就是“极限写作”，在杨黎这里，它是一种努力“抵达语言的界限”的写作。表现在诗歌文本上，就是这样的诗歌《可以》、《好诗和坏诗》，杨黎选择让诗歌自己去说话。吉木狼格和非非的前期风格更是有了很大的区分，他的诗歌低调、短促、明朗、直接，力图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纯粹的自由，一种无限接近自然的率真。诗歌《新感受》七首，可以读出他新的生活态度和诗歌理想。
韩东、朱文的“他们”自1998年发起题为断裂的行为，以证明当代文坛存在两种写作：一种是腐朽的、专制的；一种是真诚的、理想的。他们希望作为后者与现有的文学秩序（前者）完全断绝关系，以实现自己真实、艺术、创造的文学理想和精神价值。但是韩东在2000年又和杨黎创办了橡皮文学网，表明了非非和他们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前朦胧诗歌标榜的英雄和崇高早已不复存在了，韩东《细节》组诗的中《小姐》、《交谈》并没有纠缠生活中的细节，而是一种心理的投射，他们关心作为个人对于世界的感受与体验以及流淌在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正是基于这种认同，他们的诗呈现为感觉过程的描述特征，这或许也是诗与生命得以存在的基本方式吧。
三、女性诗歌是《明天》的一朵奇葩
最后应该把时间留给“她们”，“她们”诗组这一组所含的女诗人诗歌倾向各不相同（宇向、尹丽川、鲁西西、赵丽华），但是她们却是21世纪初始诗歌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她们给了诗坛一抹亮丽的色彩。她们之中不乏是一些当今活跃的诗歌力量的重要代表。
宇向是在用诗歌面对生存的真实，象卸掉了化妆和道具的舞蹈，以一种少有的诚实之勇气，直面于他人。她在当下乱花迷眼的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敞开了存在者的存在”的方式。让日常的卑微人物事件说话，《她们》、《一阵风》、《自闭 》写了做为物质和感性的女人肉欲、欲望、情爱的渴望、焦燥、饥渴、迷醉、警醒甚至是自恋式的伤感、失落及自我压抑等。显现出事物背后的真实本性来。
尹丽川作为《下半身》诗歌杂志的中坚分子，她也是当下先锋诗歌领域争议颇大的诗人之一，她常用的“身体性”叙事与“女性角色”上，简直构成一种比较完美的结合。诗集中的《妈妈》、《退休工人老张》使“诗变得具体、本真、朴素、亲近，尹丽川说：此前我虽写诗，诗依然离我很远，现在则成了我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亦是身体的一部分。”尹丽川说，“当我发现诗可以成为一种贴身的表达和交流，我便爱上了诗，她所说的“交流”，是指“身为男人或女人在基本生存状态层面上的交流”。
同样走下高处，远离诗的隐喻是鲁西西的诗歌倾向，在许多秉持民间立场，独立精神，口语写作的诗人，包括鲁西西看来，当下的诗歌创作意味着拒绝警句。于坚曾在《拒绝隐喻》中宣称：“在今天，诗是对隐喻的拒绝。” 鲁西西认为:回到隐喻时代不过是某种意想的一相情愿，一种乌托邦式的白日梦。《高贵生活》、《失眠症》力求在诗歌中恢复日常的知识，以当下的具体的可感的语词进入诗歌的神殿，寻找新的意义，命名和肯定。
坚持第三条路写作的中间代诗人赵丽华最善于在不动声色之间完成灵魂的“卸重”，然后每一天都是一个新鲜的赵丽华。诗集中她的《雨从廊坊下到石家庄》、《一个农民的浪漫生活》，都可以看作是“卸重”。每一首诗是一次具体情感的交卸，诗人从中抽身而出，然后她才能够容纳更普遍的情感。达到这种普遍性之后，才有能力使一首诗之“轻”蕴涵生命之“重”。
《明天》诗歌对70后诗人的诗歌和理论介绍的篇幅略显单薄了点，同样在几个诗组的编选中遗漏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比如知识分子写作代表人物之一的王家新，非非诗歌创始人的周伦佑，女性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翟永明等等，或许限于篇幅等问题未能入选，主编谭克修考虑在以后的编选中给予弥补，我们将翘首以待。看着今天更增加了我们对明天的渴望。
作者自介：孙犁，江苏昆山市作协，男，80年代曾在《诗歌报》，《港台文学选刊》发表诗歌诗论多篇。地址：昆山市玉山镇假日山庄3号楼205室   邮政215300

孙犁

提

六弦居士

别管今天和明天，写出好诗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