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诗歌对传统诗教的叛离

海上生明月

      汉末诗歌对传统诗教的叛离
      四川省江油师范学校    廖  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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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末诗歌（乐府民歌，文人五言诗）的研究历时久远，前贤已从很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本文试从文化心理角度来论述汉末诗歌对传统诗教的叛离及影响。
一．将乱未乱的时代背景
汉末是一个乱极的时代。东汉以来豪强地主势力日益庞大，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力。各种势力的分化组合，相互兼并奏响了汉政权彻底崩溃的序曲。战乱极大破坏了生产，给百姓带来灾难，并将他们卷入战争的漩涡。乐府诗《战城南》及《十五从军征》、《妇病行》等作品充分揭露了当时战争的残酷、旷日持久，导致社会民不聊生。战乱宣告着汉政权即将终结，随之也让深固于百姓心中的儒家信仰、观念的崩溃。讲求大一统，尊卑有序，倡导礼乐的儒家思想作为汉朝统治思想现在已不再神圣唯一。道家思想重新抬头，先秦流传的其他门派思想也重获市场，东汉传入中国的佛家思想逐渐盛行。乱世的颠沛流离，社会思想的多元化，让文人也从多视角审视自身和社会，叛离体现为一种觉醒。
二．汉末诗歌的叛离
儒家思想中对政治生活、政治理想极为重视。自孔子以来，历代名儒都在构建着和谐政治生活的蓝图。在此过程中，他们将礼乐、文教（自《诗经》时代到唐代，中国文学都以诗歌为正宗，所以文教即是本文所指的诗教）作为一种有效手段，来辅以政化。孔子编定《诗经》，著《春秋》便奠定了几千年“文以载道”的基调。孔子关于《诗经.关雎》的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成为历代文学品评的重要尺度。“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诗无邪。”也成为儒家诗教的重要依据。在西汉文学标志性体裁赋中，由于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对政权劝讽匡谏，对秩序的讲求，及积极用世的诗教成为传统。这种传统在东汉末年被打破了。
东汉末年，政权的岌岌可危已是路人皆知。汉政权梁柱俱毁，彻底的倾坍只是时间的问题。几百年雄视八方的政权变得气息奄奄。这使得社会文化心理发生巨大变化。那种“世纪末”的恐惧、失落和与盛时相比的强烈反差，使得士民开始对儒家思想的神圣权威产生怀疑。本土宗教道家在沉寂于“独尊儒术”几百年后复苏，东汉传入的佛家思想也开始传播。加之“朝行出攻，暮不夜归”及“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动荡不定的社会状况，战乱不断，人的命运、生死无常，及时行乐、趋利轻溢的思想也在抬头。这些使得社会文化心理变得复杂多元。中国文学、文化心理在经过极度膨胀、张扬的西汉“少年期”后，此时在朝代更迭和战争洗礼下初历沧桑，逐渐走向成熟。在汉末诗歌里，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变迁痕迹。
1．直露的情爱
《诗经》中有很多作品涉及到男女情爱。这些作品中流露的情感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尺度不远。就是《国风》里被孔子所批评的“郑卫之音”对于后世来说，其实也仍摇曳含蓄。
《诗经》以降，爱情诗歌几乎成为空白，直到东汉。除了在《楚辞》中的一些作品里出现情爱话题外，非常罕见。张衡的《四愁诗》可被看作是爱情话题的抬头，但仍然含蓄蕴藉，并有他指。随之出现的其他民歌、文人作品里，对爱情的追求，对男女欢爱的赞美直露无遗。如《上邪》里以热恋女子口吻喊出的爱情誓言足可惊天地，泣鬼神。给人的心理震撼无与伦比。张衡《同声歌》应是第一首正面反映男女欢爱的五言诗歌。里面所写“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思为菀弱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以大量的细节铺写房帏生活，大胆地赞美为传统所讳言的男欢女爱之乐。在《古诗十九首》中，虽然很多爱情诗歌温婉地表现男女恋情，但在《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里仍唱出“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声音。这些作品肯定着男女床第之欢，在当时社会还有儒家思想影响的余威下，这是在思想上解脱桎梏，给儒家定义的爱情表达尺度的重创，充满了对传统诗教的叛逆精神。
2．义、利的取舍
儒家所推崇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德准绳随其在汉末的式微而消解。出自一种“文化逆反心理”，汉末文人看出儒家道德光环的虚伪和脆弱。于是，行为取舍上力倡义的薄弱，利的实惠。更何况在极艰难的生存环境下，奢谈仁义道德显得苍白无力，滑稽。所以，在《东门行》中，那位贫士本已出门，却又折回（此时折回应不排除心中残余道德影响的因素），然而看“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在妻子牵衣泣劝时，断然道“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该诗能被保存及流传下来，也可以看出，就算一些儒家正统卫道士，对于离乱时代道德衰颓时，人在义、利间取舍的态度无可奈何的理解和默认。此外，《孤儿行》反映出兄、嫂薄情，失骨肉同胞之义气；《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反映出同窗朋友之义的淡薄。《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中更是直接喊出“人生守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常苦辛。”提倡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的儒家在汉末若听此言说，不知做如何想。
3．惜时以行乐
儒家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积极入世的精神也被及时行乐的思想所替代。汉末时代，儒家思想削弱，道家思想重新抬头，佛家思想开始传播。道家思想里本就提及去名务实。佛家思想又以“空”“寂灭”来冲击汉末乱世人的价值观念。于是，惜时以行乐的观念影响很广。在《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中反映了宛、洛间从权贵到下层的宴乐自娱，毫无忧国忧时之想，诗末“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既有对权贵们千钟厚禄却无所事事的愤激之意，也有大厦将倾，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及时宴乐来麻醉自己的颓然。在《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中，先铺写一片荒凉之景。物人皆非，于是感慨道“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在短暂的人生中，追名逐利，荣耀优游，其出发点，决非儒家的“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了。在《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和《去者日以疏》里，作者又提出了“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否定了当时已在流行的修道成仙，感到人生如寄，昼短夜长的悲哀和空幻。于是，唯一的选择就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三．叛离之影响
    从文化心理角度考察，西汉文学可被看作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少年期。汉大赋的恣肆纵横、华丽博采体现着少年般初涉人世的自信和外向张扬。至汉末，似进入了成长的青年期，一个心理断乳期。四百年汉祚将尽，儒家已先期沦落，社会文化心理受到极大挫伤。汉末诗歌对传统儒家诗教的叛离充分反映了这种精神创痛。在这创痛期，文人开始自省，以多文化视角来审视社会，审视自身，更多地开始了对生命、命运、道德等的思考。这是每个民族文化和文学发展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唯其如此，才能成熟。唯其如此，才有随之后继的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的重要的魏晋时期。魏晋时期的文学真正自觉应直接归功于汉末诗歌对传统诗教的叛离。这种叛离宣告了文人从政治、道德的附庸地位走出，文人个性开始觉醒。这种叛离也有过激之处，体现于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彻底否定和颠覆，产生消极厌离的思想心态。但将在后世经过多次的打磨、调适，文人文化心理最终沉淀为成熟，从而影响到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笔者有志于此道，以此小文抛砖迎玉，愿与各位方家继续勉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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