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生命的解读者——叶橹先生

庄晓明

　　诗歌生命的解读者——叶橹先生
　　
　　诚然，如叶橹先生在发现并评论昌耀的文中所言，真正的诗人是以自己的诗篇作为他生命形式的呈现，而他的生命也就借此留存于他的诗中。同样地，一个真正的诗评家，在解读一首诗的时候，亦是将自己的生命以某种形式赋予了这首诗——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诗歌景观：在一首诗中，两个杰出的生命在静静地对话，交换，并相互注释，从而完成了一起现实中不可能的诗歌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叶橹先生的生命，就是由这样大大小小的诗歌事件编织而成，他的解读诗歌，不仅仅是在解读诗人在诗篇中所展开的生命，同时亦是在解读自己的生命，而他的生命，又赋予了他所解读的诗篇以更为广阔深邃的空间——先生就这般以他的不懈地追求着的文字，完成了他的“生命诗学”。
　　
　　从一开始，先生便获得了一种坚定而自信的风度，他的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５６年２月号的《激情的赞歌》一文，在谈到闻捷时：
　　一年来，闻捷给我们写出了《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等好多首优美的诗篇，我们有理由这样说：我们的国家又出现了一个有才能的诗人。
　　在发表在《奔流》１９５７年７月号的《公刘的近作》一文中，这样评论到：
　　从诗人近年来所发表的诗篇来看，无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而这，正是公刘以往的诗篇所缺少的。当诗人一旦把这种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对生活的深刻观察，思考结合起来的时候，他的诗篇就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写这些评论文字的时候，先生还是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我们不能不惊讶于他对重要的诗歌和诗人出现时的迅捷的反应，敏锐的判断。自然，这一切应归之于先生的广阔阅读及对自己学识的自信，同时，它亦来自于先生对生命赋予自己的一种诗歌使命的确认。今天，我们都已认可闻捷，公刘是那个时代产生的重要诗人，但在先生写出他的极具预见性的文章的时候，一切还都处于不确定之中。而成为一种奇迹的是，这种对诗歌和诗人的敏锐而准确的反应，判断，竟伴随了先生的一生，并在他的对昌耀的发现与推荐，对洛夫《漂木》的文本解读中，达到了一个杰出的诗评家所能达到的高度——批评家的评论与诗人的创作一般，发现，创造同样是决定性的。而且，与许多强健的大诗人一般，先生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诗评家。
　　１９５７年的一阵“奇异的风”，突然将先生卷入了生活的炼狱，中断了他刚刚开始的极具希望的评论家生涯。如何评价随后２０年的流放岁月，颇为复杂，因为作为某种补偿，这段遭遇，使得他与另一位几乎同时坠入炼狱，又有着几乎相同的流放时间的诗歌伟人——昌耀的生命产生了一种叠印，共振。甚至他们在流放中的婚姻都是如此相似——昌耀在荒凉的青藏高原与一位不懂汉语的土伯特女人结婚而安居寂寞；先生则在苏北一偏远的乡村与一位不识字的善良的姑娘成家而艰难度日。今天，人们争着与昌耀这位大诗人攀缘结亲，而他的最早的两三个发现者之一，最深刻有力的诗歌文本解读者——叶橹先生，却默默地坐在一隅，观望着这一幕颇具黑色幽默的场面。谁又能想到，复出后的昌耀先生的诗歌是被当时的主流诗坛目为怪物而拒斥的，８０年代的“诗人丛书”曾收入昌耀的诗集，但最终被出版社以“看不懂”为由打了回票。这位流放青藏高原的诗人直到１９８６年才出版了他的《昌耀抒情诗集》，在１９８７年的全国第三届诗集评奖中，先生力荐昌耀诗而未果，愤懑中从此投入了对昌耀诗的研究，完成于１９８８年３月，载于《诗刊》当年第７期的《杜鹃啼血与精卫填海》一文，对昌耀的诗及诗中展开的生命作了深刻而极具预见性的解读，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读昌耀的诗，你会首先感到，这是一个真正把诗作为自己生命的最高形式来真诚追求的人。尽管他生活在那一片贫瘠荒漠的土地，精神与肉体遭受过残酷的戕害，然而，他的心灵的天地却显示出一种深邃的丰富性。
　　《慈航》在当代中国诗坛上应当被视为具有像《神曲》那样一种主题构筑的诗。但丁所表现的是中世纪的灵魂的净化和超度，是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辟了一个时代的过渡时期的人对自身灵魂的拷问。而昌耀则是通过二十世纪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逆转，通过特定人物的命运经历来审判历史，剖视人的灵魂的。“慈航”这一宗教名词的借用，只有在象征与反讽的意义上来把握和理解，才能真正懂得这首诗的命意之所在。
　　之后，先生又集中对昌耀的长诗《慈航》作了杰出的解读。《解读〈慈航〉》一文发表在《名作欣赏》１９９１年第３期，是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先生再次提醒世界：
　　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诗依然保持沉默而不给以应有的肯定，让岁月的尘垢淹没了它的艺术光彩，或是在若干年之后再让人们重新来发掘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应该说是一种批评的失职和审美的失误。
　　《慈航》之后，对洛夫晚年巨作《漂木》的解读，是先生的另一高峰，是先生于主流诗坛沉默多年后的又一次极具生命力的爆发。长达三千行的《漂木》，是洛夫先生年逾7旬的伟大诗章，是他一生生命的结晶，于2001年出版，虽震惊华语诗坛，但尚未有相匹配的诗歌解读文本来支撑它的伟大——对此，打个不是很妥帖的比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富有创造性，但如果没有其他杰出科学家的观察实验成果来与之相呼应，就难以成就它坚实的伟大。2002年11月，似乎已完成了一生使命的洛夫先生，在移居加拿大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大陆漫游。11月27日晚，我与岱松等诗友陪洛夫先生游秦淮时，对他提及到叶橹先生，于是，通过手机，两位信莫的老人（洛夫本名莫洛夫；叶橹原名莫绍裘）愉快地交谈了起来……次年，叶橹先生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解读〈漂木〉》问世了，发表在极具影响力的《名作欣赏》１１期——它至少是大陆著名的诗评家中，第一个对《漂木》文本的权威性的解读，亦完全可看着是两个饱经沧桑，穿越到命运尽头的强健的生命的对话。先生把洛夫的一生归纳为两次“放逐”——第一次是１９４９年的由大陆去台湾，是历史的被迫的放逐；而晚年的移居加拿大，是又一次放逐，一种自我选择的放逐。其实，在先生为洛夫归纳的两次“放逐”中，又何尝没有自己的影子——一次是自１９５７年起的长达２０年的被迫的放逐，他进入了劳改农场；第二次是１９９２年至今的他从浮躁的主流诗坛及商品经济社会的放逐，亦可看着是一次自我的放逐。先生的第一次放逐，众所周知，这里，我想略谈一下先生的第二次“自我放逐”。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开始全面走向权力市场，全面地走向腐败，作为这种回应，诗歌的精神亦走向全面的溃败。表面上依然热闹的诗坛需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批评文字呢：或是热衷花拳绣腿，试图博取历史声名的所谓宏观梳理；或是站在某个圈子的里或外，大唱赞美或大呼反对；或煞有介事地进入诗歌文本，兜了半天圈子，只是为了拿诗歌来验证某个从别处搬来的时髦哲学；更多更坏的则是为了所谓的市场需求而制作的不着边际的赞美——哪儿还能见到生命与生命撞击的火花！先生的那种以生命为“试金石”的文本解读，显然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而这个时代喧哗的泡沫，亦经不起这块“试金石”的撞击——这种情况下，先生最好的选择，就是沉默。当然，这种沉默是相对于浮躁的表面诗坛而言，在偏居一隅的扬州，他仍在密切地关注着那些年轻的诗人，和他们可能出现的有特色的作品。更多的时候，先生则象潜入深海的大鲸，等待着另一个巨大撞击的到来——这如期到来的撞击，就是洛夫的《漂木》。
　　先生曾多次说，他把这部三千行的巨著前后读了十余遍。如果没有两个生命的强烈吸引，及撞击的火花的诱惑，是不可能做到的。当别的评论家尚迷恋于迷惑于“诗魔”洛夫魔术般的语言的时候，先生已穿越了这些，直抵诗人的生命的本质——而只有对诗中展现的诗人的生命的解读，才能真正呈现《漂木》的伟大。在《解读〈漂木〉》一文的开篇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先生在解读《慈航》时的声音：
　　洛夫在古稀之年为华文诗坛贡献出的长诗《漂木》，不仅是他个人创作上的一个奇迹，也必将是中国新诗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仿佛是一种惯性，先生的笔锋很快便探入诗篇的生命：
　　也许正是基于对生命品质的关注，才造成了洛夫对生命存在本身的复杂多元的质地与色彩的包涵和容纳……所以他对生命自身的审视表现出严厉甚至是酷烈的逼视。
　　对着《漂木》第一章的结尾：
　　　　如是我闻
　　　　木头说，确曾离开过
　　　　走得很远
　　　　现又回到这个旧的磁场
　　　　院子里满地的白雪
　　　　依然无人打扫
　　先生不由感叹着：
　　面对这样一幅苍荡凄清的画面，你不能不对生命的艰辛与悲怆从内心升起一种诗意的向往……
　　在世界的尽头，在“天涯”，两个饱经沧桑而依然强健如初的生命，就这样汇聚到一起了！
　　
　　我相信，在任何时代，满足于寻章摘句，沉溺于雕虫之技的文学批评者比比皆是，而象先生后期这样，以自己饱经沧桑的生命为背景，来解读艾青，解读昌耀，洛夫的批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与先生所评论的这些大诗人的作品一般，是一种特殊的时代的遭遇，赐予，是个人命运与历史长河的某种神秘交汇。然而，当我们今天梳理先生的“生命诗学”时，发现它的胚胎还是在他的早期文章中就已孕育着了——虽然这几篇早期文章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但这种印记很大程度上只是那个时代的一顶通行的帽子，去掉这顶帽子，那些清新的批评文字依然成立。在早期的《关于抒情诗》的一文中，先生曾引用了别林斯基的长长的一段话，其中有：“人们能在诗人的忧郁中认识自己的忧郁；在他的灵魂中认识自己的灵魂，并且在那里不仅仅看到诗人，还看到‘人’。”显然，这些文字对先生有着巨大的启发，但他并未拘于其中，而是由“人”潜入到更具诗意的“生命”，并不断地使之深层，丰富。他在次年的评论公刘的文字中，可谓初绽了他的“生命诗学”的胚芽：“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似乎仍然不能把公刘的这些诗篇在艺术上的全部特色揭示出来。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考察到公刘作为一个诗人所具备的那种个人的艺术气质。”虽然１９５７年那阵“奇异的风”突然摧折了初绽的“胚芽”，但先生于２０年后复出的批评文字，就是从这“胚芽”上生长并展开的，尽管有２０年漫长的冬季，使之没能展一片叶，开一朵花，但它的根须却是一直在地层蔓延着，拓深着，以至于时机一到，一棵蓊蓊郁郁的大树很快就出现在地平线上。
　　虽然，先生没有将他的“生命诗学”归纳为一种理论，但他却是在一直以自己的批评文字，呈示着，展开着，发展着这种诗学。先生曾说：“我不是一个擅长于建构严密理论体系的人。我写诗评诗论，更多地是凭自己的艺术感受。”其实，这正是他对诗歌生命的真实体认。生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复杂的过程，不同的时间，境遇，面对着不同类型的诗人与诗，都会有着不同的生命反应。因而，在先生的诗评文字，如果出现有不统一的地方，并不奇怪，这正是“生命诗学”的本来面目——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甚至相矛盾的观点，浑然地包容于一个评论家的完整的生命之中，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杰出。而那些始终迁就着一种理论体系的评论，在生命的意义上讲，其实是一种扭曲。生命是一种不断流动的过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要把“生命诗学”归纳为一种凝固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一种对“诗歌生命”的不断的解读的过程。而如果要有所归纳的话，我认为，先生“生命诗学”的本质，就是在面对一首诗时，不仅要解读它的语言及语言所呈露的艺术特色，还要深入地解读这一切所展现出来的诗人的生命——而这，才是真正评价一首诗高下，真伪的关键。最终，先生将自己的“生命诗学”发展到以自己饱经沧桑的生命为背景，解读另一个大诗人在诗篇中展开的沧桑的生命；以自己度尽劫波的大彻大悟，解读另一个大诗人在诗篇中的穿越，升华，从而达到了一个诗评家的辉煌境界。
　　由先生的“生命诗学”之核，还延伸出先生的两个重要思想：
　　（一） 鼓励诗人大胆地在艺术上进行探索。
　　早在１９５６年的《关于抒情诗》的一文中，先生就已这样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按照配方的的办法来构思一首诗，失败就会摆在诗人的面前。艺术创作……是无限丰富和多样的，就是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作品中，也会采用不同的方法的。我们的诗人应该大胆地在艺术上进行发现和创造。
　　生命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果离开了创造和发展，这个生命实际上也就已经死亡了。因此，作为一个以诗歌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的评论家，是不能容忍诗歌的死亡的。当上个世纪的８０年代，先生为之呐喊助阵的“朦胧诗”已取得社会认可，后起的新生代，第三代诗人的作品又引起社会的质疑，非议，许多当初为“朦胧诗”开路的评论家们都沉默了的时候，先生却毅然地站了出来，为这些年轻人讲话，以他的丰富阅历和权威，为这些年轻人支撑起一方天空。如对颇受争议的于坚的长诗《０档案》，先生的文本评点何等睿智，举重若轻：
　　《０档案》作为诗歌文本，它的实验性与创造性，恰恰在于它的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如果有人在阅读它时产生了一种厌恶乃至憎恨的感情，这正是它极大的成功……哥伦布拿起鸡蛋在桌上轻轻一敲，它就站起来了……《０档案》正是哥伦布那轻轻的一击，它是一次极其简单却又十分大胆的创造，后来者不必再试图如法炮制。
　　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１年间，先生为《诗歌报》主笔的“现代诗导读”专栏，曾在诗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一首一首地解读着年轻诗人们的探索性作品，小心翼翼地进入到这些诗歌的内部，以自己饱经沧桑的生命，阅历，与这些年轻的心灵对话，寻求着一种和鸣，共振。先生有时亦承认，他不能看懂某些年轻人的作品，但他不是简单地将它们弃之一边，贬之一边，而是努力地使自己接近，进入这些作品，试图建立起一种沟通——这实在已越出了一个诗评家的范围，而纯粹是在完成着一项生命赋予的使命。
　　（二） 对试图建立新诗的形式的观点的坚决反对。
　　愈到晚年，先生这一观点愈加鲜明，强烈。完稿于２００５年２月的《传统与革命》一文中，先生再次强调：
　　写诗，特别是现代诗，最本质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诗人要具备生动敏锐的艺术感觉与诗性直觉，要有充分表达和表现自由思想和愿望的能力。这个基本素质决定了诗人在从事写作之初，不可能首先考虑要符合什么样的形式与格律，而必须从能够最充分地实现自己的艺术感觉和诗性直觉为前提。
　　在先生的“生命诗学”中，一首诗的呼吸，同生命的呼吸一样，是追求极端的自由的，它拒斥任何有违生命价值的规则，控制，独裁。一首诗，无论有着多么美妙的形式，但如果它阻碍了诗思的自由而充分的发挥，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拆除它。任何的形式，技巧，都有它的陈旧之时，而生命的火焰常新。如果以先生的这一思想来重新梳理五·四以来的新诗版图，视野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变的更加开阔，而且，新诗将会获得另一个极高的起点，发端：鲁迅的《野草》——这部诗集可能是鲁迅先生最具时空穿透力的作品。它摒弃了一切形式的束缚，而直抵最复杂，最真实，最诗意的生命本质。它对未来的新诗或现代诗的发展，无疑将具有着启示录式的作用。无论是中国诗歌还是世界诗歌，发展到了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都已被其它文体剥离，压缩到了一个极限，因此，它有必要来一次反弹，反包容。作为先生的学生，我不知道上面的推论能否使先生满意，但我相信，在生命的意义上，先生从来都是一个“先锋派”，真正的“先锋派”。
　　自然，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它的偏颇之处，面面俱到，等于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先生对于建立新诗的形式的观点的毫不妥协的反对，对于新诗的发展，无疑具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已经知道过去的，以及失去的是什么，但不知道等待着我们的将会是什么，我们惟一所能知道的，就是生命必须进行下去，诗歌必须存在下去。
　　
　　评定先生的一生，尚为时过早。由于过去２０年炼狱生命的垫衬，而使得先生现有的集中的文字显得异常的厚重。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这２０年黄金岁月与文字的流放，毕竟太过于残酷，过于漫长了，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先生可能的发展空间——尽管他复出后，仿佛要有所弥补似的，以近乎爆炸的速度，写了大量的诗评诗学文章，其范围几乎覆盖了五·四以来新诗的所有重要诗人著名诗人及他们的作品，而他于２００４年编纂出版的《中国新诗阅读与鉴赏》的高中专题读本，却似乎有了某种意犹未尽，而欲薪火传递的味道。先生曾在早期的《公刘的近作》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认为“相当重要”的问题：抒情诗的艺术情节问题。我很遗憾先生的诗歌解读没能从这一早期发现的角度深入开拓下去。今天，我想把先生早期提出的这一“相当重要”的问题，推演为“现代诗的戏剧性问题”，当今的诗人与批评家们，往往沉溺于诗歌的叙事性或口语化等表象的争执，而忽略了这一更为重要的探讨。因为现代诗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心灵的独白，如果现代诗的语言及创作不能构成一种戏剧性的背景，让读者有所凭借地进入，参与作者的诗思演出，这首诗实际上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向读者关闭上了大门——难道日益走向自闭的诗坛，真的希望读者流失殆尽，尤其那些有着较高文化层次的读者。我的另一个遗憾，就是先生一直未能有足够的精力，时间来解读《野草》，因为《野草》正是符合先生的“生命诗学”的经典之作。先生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讲与鲁迅一般，都已穿越到了“尽头”，但在这苦难的穿越过程中，他们的大部分不幸地已患上了精神分裂，而无法完整地进入《野草》；新生的一代精锐的诗评家，他们虽早早地体尝到了《野草》中的深刻，虚无，但他们又缺乏那种经过炼狱淬火的强大的生命，因而亦无法真正地进入《野草》。而先生晚年那穿越了生命的苦难与荒诞，却依然地奔涌在一块石头中的生命，再适宜解读《野草》不过了。
　　　　我忍不住又要向废墟致敬
　　　　向无答案寻求答案
　　　　其实我来主要是为了感恩
　　　　……
　　
　　　　我很满意我井里滴水不剩的现状
　　　　即使沦为废墟
　　　　也不会颠覆我那温驯的梦
　　　　　　　　　　　　　——《漂木·向废墟致敬》
　　其实，从生命的意义上讲，穿越了《漂木》的先生，已进入了《野草》的诗境，无论今年年方七十的先生写不写关于《野草》的文字。
　　
　　

张德明

晓明好,新年快乐!

观云忘我

从形式的晓明到反对形式的晓明是不是前进着呢？现在还说不定。但有一点或许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诗思的解放。反对形式可使诗人表达的愿望达到极地，达到诗中的无所不能。但表达的终结为什么非得借助于诗而且要肢解诗的形式呢？散文、小说、戏剧乃至杂文这些同样而且很容易认同地实现表达的欲望。
生命原本就是寄生于不同的形体，而体现出各异。放弃形式，不仅放弃个体生命，也是放弃生命本原的意义。就如同放弃诗的形式而言诗，实在是谎谬的。这也是在我读晓明《还乡》一诗时感到诧异的地方。当时弄不明白严谨的晓明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诗行？现在看到这个贴子总算明白了一些。
鲁讯的《野草》确实是先生最伟大的作品。但正如《论语》是语录而不是鲁诗或楚辞一样，把《野草》一书划归为散文诗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散文诗这一文体，同样可以写出伟大的超越时空的作品，不一定只有诗、小说、戏剧才能完这一史命。因此不能因为《野草》杰出，又因为言者是诗人，就把它指认为“未来的新诗或现代诗”文体的蓝本。
在放纵了表达的愿望之后，现代诗的最终史命还是形式的归属。
晓明，新年好！久不见面了，真想看看现在的晓明发福了没有？祝笔健！！

庄晓明

张德明   观云忘兄新年好！
人更瘦了！  

观云忘我

下面引用由庄晓明在 2006/01/03 04:56pm 发表的内容：
张德明   观云忘兄新年好！
人更瘦了！

每次到泰州路过宜陵时，都想下车看看你，但怕你忙碌不在，又担心会打扰你。
观云印象中的晓明最好不要发福起来，但更瘦了也不好，要注意休息。虽说正当年富，但身体终就是未来的本钱。我以为比你的企业更重要。
再祝新年如意！！

庄晓明

朋友更重要！

陆华军

都很重要。

黄文科

这篇关于评论家的评论，是很见功力的。既有对评论家的输理，又有自己深入的思考，读之后启发多多。

庄晓明

问好华军  文科

周飞雪

飞雪想用生命来解读诗歌，老师，飞雪能做到吗？

庄晓明

一定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