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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人真的“忘本”了吗?
---再与孙绍振商榷
王 晓 波
诗意真的丧失了吗?朦胧诗本应朦胧吗?诗真的式微了吗?中国的诗人们都以师承西方某一流派为荣吗……
《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7期刊登了著名诗评家孙绍振的论文《西方诗人的努力和我的困惑》(原载2002年10月21日《南方日报》)的同时,刊登了笔者的商榷文章《不敢苟同的错误诗学》。笔者就孙绍振对以上这些诗歌界的热门话题发表的见解和主张,发表了不同意见,进行了激烈的争鸣。2003年8月2日《文艺报》在“作家论坛周刊”的显要位置以超过二分之一版面的篇幅、以醒目的加粗标题刊登了勇慧的《由王晓波批评孙绍振所想到的》一文,使本已成为文坛热点的诗学观点之争,更为“火爆”。鉴于勇慧先生《由王晓波批评孙绍振所想到的》论述中,未能反映双方诗学的分歧,笔者作为与孙绍振先生商榷的一方,在此,就双方的不同诗学观点,作简单的综述,以飨关注的读者。
一、诗意真的丧失了吗?
孙绍振先生对诗界的一些流行病态,包括“庸俗”、“令人作呕”、“平庸”、“侏儒化”等令读者反胃的病态诗作,称为“这些诗人也许是在探索”,并进面解释说:“即使表面上极端玩世不恭乃至口出亵渎之语,其真正的旨归,乃是力图突破、颠覆现成的套话的遮蔽。”又言:“这些人要大喊冤枉,在他们看来,包括《下半身》的同仁们,正是在进行人的主体重塑。不过对于重塑的理念不尽相同罢了。”“诗人之间分歧之大,相去之远,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每一个都有一种自我突破的观念,在艺术准则多元化的今天,统一的标准已经瓦解了。”
笔者反驳:“孙先生是一位有见识的学者,他是不会高声疾呼,希望我们支持‘下半身’的,但他的谆谆游说,转弯抹角的诱导,更是可怕。读了孙先生这一鲜明的高论后,我想反问孙先生,‘真善美是否是文艺创作的统一标准?文艺创作在强调‘双百’的同时,是否需要强调伦理道德?’‘文艺创作是否要强调主旋律?是否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无意向孙先生提出责难。但作为一名诗人,我耻于和‘下半身’的诗歌作者称呼同仁。对那些说庸俗不堪的脏话,以写生殖器官‘酷’,‘爽’的‘新诗人’,我们是不敢与他们为伍的,他们的这种行径简直是对诗歌的‘施暴’。”
二、朦胧诗本应朦胧吗?
孙绍振认为:“朦胧诗初期诗人对于读不懂的责难的回答是:你读不懂,你的儿子会读得懂。20年后,朦胧诗人的预言实现了。”
笔者反驳:“朦胧诗的产生,是在‘文革’刚过,许多人还心有余悸,许多人说话都是欲说而不敢明言,诗人们出于对生命、对社会的关爱和出于诗人的良知,用诗歌的形式对极左思潮的戕害喊出的反抗声。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再遭受不应有的伤害,而把诗歌写得更隐晦和朦胧。这也许是我个人的浅见。但我深信没有诗人喜欢别人认为他的诗歌是字词迷宫的,更不喜欢别人把他的诗集看成谜语汇编。若诗歌和谜语相同,我们还需要诗歌干吗?我想孙先生是不反对诗和谜语是有区别的吧?”
三、诗真的式微了吗?中国的诗人们都以师承西方某一流派为荣吗?
孙绍振认为:“中国新诗和世界诗歌所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诗歌,面临着一个和读者的关系疏远的问题。西方的报纸上是没有文艺副刊的,严肃文学是要房毒药。80年代,美国的诗歌组织请舒婷到美国大学里去朗诵自己的诗歌,对方出资。舒婷花了不少精力办签证,到了美国一所大学里,选了一个周末,结果只来了10个左右的听众。诗歌刊物的发行量少得可怜。许多诗歌刊物,依靠募捐、基金维持,常常是不到一两年就无疾而终。在我们这里,除了个别的以外,几乎所有的流派都以师承西方某一流派为荣,但是诗人对诗与读者的关系,诗人与读者的交流的‘断路’似乎是无所谓。”
笔者反驳:“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之众,新诗作者成千上成万,不知孙先生是否都很熟?另外看来中国的新诗作者各个都精通不同门类的外语,否则怎么‘都以师承四方某派为荣’?我虽略懂一门外语,但我却反而以自己是孙先生所说的‘个别’为荣。作家都是希望拥有更多的读者的,没有人读你的作品,没有人理解你说了些什么,这是作家的悲剧,怎能说这种‘断路’无所谓呢?孙大学者是否认为新诗作者都是‘自闭症’患者?”
中华是诗歌之国。读着“床前明月光”、读着“欲穷千里目”一代代国人在成长,在使用现代汉语的今天,忽然间,我们的诗人们惊呼:“写新诗的人比读新诗的人还要多!!”是读者远离诗歌?不!是新诗作者远离读者。对于新诗和旧体格律诗在国人心中的一些看法和地位,还是让我们听一听其他的一些声音吧!
学者蓝棣之教授:“80年代以来,随处可以听见说:现在的诗,我读不懂;90年以来,连80年代还为那些读不懂的诗辩解的人,也读不懂诗了,广大的读者索性也就不读诗了……”(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蓝棣之所指的“诗”是特指新诗。
诗人毛泽东主席:“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见《毛泽东轶事》250页,转引自《诗人毛泽东》第421页)。
诗歌编辑张承信:“目前新诗的读者越来越少,而旧体诗词迸射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不仅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人的多种版本的唐诗宋词集一版再版,常销不衰,写旧体诗词的人也空前多了起来,特别是一些过去写新诗的诗人也改写旧体诗词了。一冷一热,形成了强烈反差。”(见《山西文学》2001年第6期)
显易而见,新诗远离读者,并不等于诗歌真的式微了,新诗不能代表诗歌全部,它仅是诗歌的一部分。现在的“新诗远离读者”这一不良现象,是由于新诗作者脱离社会和生活,造成的一种严重恶果。
在《西方诗人的努力和我的困惑》这一短文里,孙绍振的论述经常出现一些不应有的常识性的矛盾。如,既言中国新诗“重新回到了与世界诗歌并驾齐驱的关口。”又言“在我们这里,除了个别的以外,几乎所有的流派都以师承西方某一流派为荣……”既然“并驾齐驱”了,那么便可“平起平座”,那又何必犯贱,要“师承西方某一流派”呢?
早在拙文《吹掉泡沫 还诗歌以亮丽》(载《人民日报》2002年6月11日)我曾对盲目崇拜“师承西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近年,许多“诗人”鼓吹横的移植,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一句简单的诗句,往往数十字,却沾沾自喜,让人不是“琅琅上口”,而是“拖泥带水”,不知所云。需知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由字组成词组,再组合成句子;而英语等别国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且有多义性,由词组合成句子,诗句译成汉语,无可避免地冗长,缺少意象和韵律,这些都是翻译的不足之处。但一些“诗人”却照搬别人的文学模式,这种“先锋”的舍本求末,盲目崇拜的结果便是“诗歌”远离读者。那些“先锋”诗歌,与其说是诗,倒不如说是分行的散文、杂文和谜语。”
孙绍振先生是应该听到西方诗人,这样一些论述的:
英国诗人鲍斯威乐[J·Boswewell]:“译诗只能是拙劣的模仿。”(见丰毕瞻《中西诗歌比较》)
雪菜[P·B·Shelley]:“……因此,译诗是白费力气。”(见《诗辩》)……
2003年9月21日于广东省中山市新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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