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个问题的变迁

风郡影 · 发表于 2003-10-25 08:27

一个问题的变迁
——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谈起
何怀宏
一
　　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用有关这个问题的一本书的编著者白钢的话来说，过去也叫做“长期停滞”或“长期迟滞”的问题，是与西欧诸国的封建社会相比较而提出来的。①白钢认为，一般说来，西欧诸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如果从蛮族的入侵造成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6年)算起，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公元1640年)为止，总计不过存在了1164年；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如果从春秋战国之际(公元前475年)算起，到鸦片战争的爆发(公元1840年)为止，前后却延续了2135年，差不多相当于西欧封建社会的两倍。因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比西欧诸国长，并且没有像西欧诸国那样迅速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问题。甚至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也是由西方人确立的，最早提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人，是18世纪70年代英国工场手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②
　　白钢指出，有关这个问题讨论，如果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正式把它提到中国史坛上来讨论算起，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在半个多世纪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在国内的讨论，几起几落，曾经吸引不少人的关注和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大致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中的争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附带提出的。由于这一论战是有政治背景的，因此，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问题的论争，也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第二阶段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到建国以前，此期间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长期停滞论”提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因此，讨论中，有的改称“发展迟缓”，有的改称“发展阻滞”，有的改称“发展迟滞”。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第三阶段，特点是大家都明确地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讨论文章明显地较前两次增多，而且普遍注重史、论的有机结合，形而上学的方法已为论者所不取，在这方面老一辈的史学家起到了示范作用。然而，在讨论过程中，基本上处于各说各的状态之中，彼此之间缺少交锋，没有四十年代的那场论战那样活跃。1978年到1982年则为第四阶段。截至1982年10月底，粗略统计，关于这一课题的文章和专著的数量，总计约在二百篇(种)以上。
　　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也说：在有关中国历史的各种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两、三千年之久，很少有其他的问题能像它那样有长远的魅力。③他们认为，应该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从仅仅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中摆脱出来，而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角度亦即从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重新探讨这一古老的难题。从控制论角度来看，所谓某一社会的停滞，就是指这个大系统的结构有着巨大的稳定性。控制论不是从不变性来讨论稳定，它不是去追溯那些使事物及其关系保持不变的因素。恰恰相反，它从揭示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动态角度来考察系统的稳定性。有鉴于此，他们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超稳定系统”的解释，所谓“超稳定系统”，就是说它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也就是说，这种系统的巨大的稳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周期性振荡的调节机制而得以实现的。金观涛、刘青峰后来又在《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回顾他们的这一研究说，他们发现，从秦汉帝国建立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改变，这就是社会的整合建立在人们对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上，可称之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的一体化，就造成社会演化呈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类型。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新结构难以在旧组织中成长壮大，旧社会结构瓦解后又会再次修复，社会演化呈一种奇特的动态停滞，这就叫“超稳定系统”。这种组织方式造就了中国古代盛大辉煌持久的文明，但社会进步的积累又为周期性大动乱所中断。当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中国也就从先进转化为落后。④在《开放中的变迁》中，他们进一步把“超稳定系统”的基本结构放到对外开放条件下去考察，认为近代中国典型的行为模式已不是王朝周期性的崩溃与修复，而表现为“传统一体化结构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的三部曲。而在与世隔绝条件下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更换意识形态，并再次出现与传统同构的一体化结构，都是“超稳定系统”基本组织方式的表现。
　　然而，在1989年，何兆武在《百科知识》上曾发表一篇文章，认为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首先，这里所谓的“长期”或“停滞”看来是以西欧的发展速度作为一个标准尺度的，而西欧只是一个特例，只是人类数十种文明中的一个特例。所以，要使“中国封建社会为何如此之长”的假问题转化为一个真问题，就只有把它转化为如下的提法：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较西欧为缓慢，也就是，西欧的发展为什么较中国(事实也是较所有的文化)更为迅速?假问题往往带来许多无意义的答案。何兆武指出，在探讨所谓“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时，有的意见认为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长期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但是否西欧的封建主就比中国的来得仁慈和宽厚一些呢?而常见的一种自相矛盾就是，同一种理论既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停滞不前，又认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规模之大和频率之高远远超过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为什么反而极其迟缓呢?⑤
　　龚小夏在1993年的一篇笔谈中又重提了这个问题，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长”的问题是一个论断，而不是一个合格的学术问题。首先，中国是否肯定有典型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它的上限和下限在什么时候，都是还在讨论中的问题；其次，所谓“封建社会”是否“长”，本身又是个没法界定的问题。她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非经验的、非实证的，因而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她认为社会科学要关心事实而非价值判断，经验性观察和研究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认为各种价值体系都有自己独特的合理性，社会科学要研究可以回答而不是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而可以回答的问题主要就是那些关于事实的问题。作者看来认为，那些太大的，无法解决(指无法实证地予以解决)的问题都不是真实的问题。⑥
　　对一个复杂的大问题究竟是属于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剥离。“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停滞不前”的提法明显带上了一个时代的痕迹，过多地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影响。但是，在这个问题中，应当说还是包含着某些真实的因素，近数十年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也仍然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发，它在这些年中也确实吸引了一些第一等的人才(虽然也有一种潜在的压力)。在这个问题中，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相当多的学者都会同意，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相对来说是没有巨变的，这两千多年的历史相对来说自成一个单元。这一说法也是可以得到大量史实支持的，那么，对这种长期不变及其原因的探讨就仍然是有意义的，这样，关键的、可以质疑的就主要是使之基本不变的原因又是什么?或者说有那些因素造成了这种状况?
　　另一方面，只是使用这一讨论中那些既定的概念来解释丰富的中国历史，显然是不够用了，而且其过于政治化的前提也容易扭曲历史，我们不仅对作为其前提的“五阶段论”需要质疑，还需要质疑那种认为中西皆同的、铁定的客观规律的观念，乃至对历史的线性进步观念也需要反省。所以，特定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讨论确实应当告一段落了，或者说，不宜再按老样子继续下去了。我们需要在以前讨论的基础上作某些转变，比方说，与其泛泛地依照某些概念总结历史，不如具体地去探讨各种专门史以及更具体的问题。当然也不宜走到另一个极端，不宜完全否定提出大的解释框架的努力，还是应当鼓励那些谨慎的、依据史料的不同解释框架，因为，如果完全否定去尝试新的解释框架，实际上往往就是只让目前流行的单一的解释框架继续唯我独尊，自我阻塞学术发展的道路。
二
　　我们今天已经相当习惯了便捷地以“封建社会”的模式解释中国近两千多年来的社会历史，以“封建”指称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基本性质和主要成分，不假思索地使用“封建专制”、“封建大一统”这样一类字眼，而并不思考这样的语词组合从其本义来说是自相矛盾的，⑦“封建社会”的模式成了解释中国历史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虽然近十年来大陆亦有一些学者开始相当谨慎地使用或不用这类概念，甚至尝试提出新的解释范畴。⑧这类概念还是不仅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为诸多部门和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学校所共享，也在相当程度上仍为文化学术界具有不同甚至对立思想倾向的学者所共享。
　　我曾经在《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一书中指出：“封建社会”这一概念显然是相当晚近才出现和流行的一个概念，其在目前含义上的论定迄今不过五六十年，总之，它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解释相当不同乃至对立。⑨古人认为“封建”盛于周代，至秦帝国建立，“封建”即已废除而改行中央集权的“郡县”；而持“封建社会”说的郭沫若一派则认为春秋以前是“奴隶社会”，战国至秦正好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开始，其它如“西周封建”、“魏晋封建”等派虽把封建社会的上限或者提早到西周，或者推迟到东汉、魏晋，但都肯定晚清以前一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封建社会”，因为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是变形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前，必须上接一个“封建社会”，否则就不符合社会由“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规律和客观必然性，就无法解释中国革命首先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对象。习惯的思路大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怎么可能不是封建社会?如果不是，岂不意味着社会发展阶段模式和规律甚至于唯物史观的失效?如果不是，这场革命要依靠谁，联合谁，反对谁，夺谁的权，革谁的命岂不是没有着落?这一思路渐渐成为一种潜在的但却公认的前提，它并不总是出现，因为它已经变得毫无疑义。
　　“封建社会”的模式是在二十世纪这一动员和革命的时代提出来的，而这一时代越来越显示为仅仅是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移的过渡时代。北伐时期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封建军阀”，“反封建”首先是指“反军阀”。10这时所指的“封建”还主要是从政治上层的角度观察，所说的“封建军阀”中“封建”之义与古人的“封建”亦无大的违拗，虽然失去了“亲亲”色彩，却可以类比于比方说唐代的藩镇割据，是与中央集权、大一统相对而言的“封建”。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首先是指向国家统一，基本上没有广泛地触动社会下层，未变革农村的土地关系。而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打倒军阀”就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把农村中的“地主”、富户列为革命的对象。而革命的主要对象由“封建军阀”向“封建地主”的转移也意味着观察角度从政治向经济、从社会上层到整个社会的转移。“封建地主”的概念意味着一个系统的“封建社会”的理论已经呼之欲出。郭沫若在1930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明确地抛弃了“封建”的古义，提出了以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对抗为基础的新的“封建社会”的概念，这一概念经由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则成为定论，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动员群众参与土地改革和革命战争，最后夺得政权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1949年以后与旧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继续革命”中也依然发挥着生动、持久的效力。
　　“封建社会”模式的政治意义自然非同小可。其学术意义则主要在于把中国的学者注意力引向社会的经济层面，引向被统治的下层，而这一向是中国传统学术比较忽略的方面。所以，它确实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历史上一向被忽视的社会下层人们的历史，研究“除去了政治的历史”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由于它极强的政治目的性，又由于它是在革命战争或准备战争的时期作为动员大众的工具相当仓促地提出来的，它就不能不具有很强的工具特点和批判否定的色彩。由于号召要推翻“三座大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被看成一片黑暗或至少相当阴暗。而当今天社会已脱离动荡的过渡时期而进入一个较为和平安定的时期，人们的心态也由造反转为建设，就不能不对以前激烈地反对传统和非难历史的看法有所修正。但问题还在于，这种看法所依据的理论也有需要修正之处。对于一个中国学者来说，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中国流行社会理论的原本是在现代社会中提出来的，是西人分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结果，以之解释中国独特的五千年文明史就不免使人怀疑：它是否确实具有解释者所以为的那样大的解释力，是否确实能够吻合中国历史的真相。于是，出于尊重历史、探究历史真实的目的，似有必要尝试一种新的、更合乎史实，也更合乎古人对自己历史的理解的解释性社会理论。
三
　　一位社会学家克莱伯(IanCraib)说：“每一回你观察世界的角度有所移动时--无论是多么轻微的移动，你就会看到前此未曾看过的事物。”11有没有可能找到这样一个新的有意义的角度?这也就是我写作《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和《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两书的一个动机，而实质性的问题则如前所述，我同时也可以说是想尝试：一个他人的问题如何可能变成自己的问题?一个似乎过时的问题有没有可能重新获得意义?
　　我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中，首先在“导论”区别古代选举与现代选举的基础上初步解释了我所提出的“选举社会”的概念，在随后的三编中，第一编“趋向”探讨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形成，以及由察举向完备的科举发展的社会蕴涵，借助于托克维尔对欧美社会近代以来的主要潮流的一个概括，描述了中国社会伴随着选举的发展所形成的、一种朝向单一的最佳政治机会的平等发展的趋向，以及由此确立的一种流动的等级制社会结构。第二编“标准”集中分析入仕的标准，由此考察了古代选举的内容、形式、性质、功能及社会意义和影响，其“得人”以及“人得”的状况，我试图澄清本世纪以来一直笼罩在科举及八股之上的浓厚无知与攻讦的乌云，而更深的目的也还是细探这种考试选举千百年来反复锻打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第三编“终结”先是分析了古代选举社会发展的固有矛盾、经常陷入的困境及其传统对策，然后考察了晚清遭受西方冲击之后所导致的废除科举的过程、理由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深远意义，指出这不仅意味着古代中国两千多年选举社会的覆亡，也是其数千年来等级社会历史的终结。全书主旨是对中国经战国这一过渡时代所进入的直至晚清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提出一种有别于流行观点的社会学阐释，以便为诠解中国自秦汉至晚清这一迥异于西方的漫长而独特“历史之谜”(梁漱溟语)，提供一条新的合理思路。
　　我之所以提出一个“选举社会”的概念，是试图用它来解释中国在秦汉至晚清的历史发展中所终于形成的一种自成一体的社会结构，解释一个有别于春秋战国之前的“古典中国”(classic China)，也有别于今天的“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的“传统中国”(traditional China)。12在此指出这里所用的“选举”概念是一个特定的、容易被混淆的方面是有必要的，亦即它完全不同于现代流行的“选举”概念。古代“选举”与现在人们心目中所指的“选举”完全不同，它不是指人们投票或举手选举代表、议员或者自基层到最高层的各级领袖，而完全是指另外的、今人已经相当陌生的东西。而此一古代概念的完全更新，也正好可以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天翻地覆的百年世变。
　　我们观察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历史，确实很容易注意到中国与西方之异的一个主要之点就是：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而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与在社会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密切配合，很快步入一个工业化和列国争强的时代；也就是说，西方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期很短，甚至可以说是紧密衔接的。而中国则不然，自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解体，秦汉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以来，却经过了漫长的、独立的发展和演变，直到被西方列强敲开国门，才不得不蹒跚地走上向西方之路靠近的工业化(或更广泛地说“现代化”)之路。而对这两者之间的漫长的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我们实际上很难说它仅仅是一个过渡期的社会，或者笼统地以舶来的“封建社会”称呼它，这样未免太受西方文化类型的影响，单纯从西方社会的划分来观察中国社会。若从中国自己的历史特点观察，这漫长的两千多年实际上是自成一个体系，自成一个社会，自有其进退，自有其动力，所谓“长期停滞”，所谓“不见社会变革”、“不见社会进步”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方观点，或者说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观点”的影响。
　　秦汉以来传统社会的格局其间虽有种种变化，但其基本特征却没有改变，这些基本的特征包括：1君主集权制。君主处于一个至尊的地位，他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要受天命、祖宗成规乃至某些法律的制约，但基本上来说，他是最高权威者，是权力与法律之源。2官僚制。在这个君主之下，则运作着一套以文官为中心的官僚制度。3社会等级制。社会上始终存在着两大等级：即与君主一起进行统治的士人官员阶层和接受统治的农工商阶层。4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的融合。我们这里所说的伦理秩序是家族伦理、亲亲原则，即传统所理解的“伦理”的基本含义。在春秋以前，这种融合也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层面，其中最突出的是封建制。在秦汉之后，这种融合则主要表现在观念和意识的层面。这其中，政治上的官僚制和社会的等级制对选举制的确立至关重要，构成了它成长的前提：没有一个专门的、非世袭却又不断需要吐故纳新的常备官员队伍，选举制就根本不可能产生。“古代选举”的本意是要由下举上，把一些符合其标准的人推到社会的上层，而没有一种等级制，也就无所谓上下。
　　韦伯(MaxWeber)把秦统一后至清代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家产官僚制”(世袭君主下的官僚制)社会。13韦伯认为先秦以前的中国与西方很相似，愈往上追溯历史，就愈能发现中国人及其文化与西方人及其文化有种种相似之处。古代的民间信仰，古代的隐士，诗经中最古老的诗歌，古代的战斗君主，哲学派别的对立，封建制度，还有战国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所有这些儒教中国特有的素质，都与西方的现象非常相近。14这与梁漱溟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不谋而合。梁认为，中、西所走的根本道路之分，是从战国才开始明确显现，中、西文化的类型之分，是从秦统一才渐渐定型的。韦伯把秦朝官员俸禄制的建立看作是封建主义的全面废除，秦始皇建立了一个根据功绩与皇恩晋升的严格官僚制秩序，任何官职的提升都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有助于此种官僚体制的“民主化”的，是独裁君主与平民阶层为对抗贵族等级所结成的行之有效的天然联盟，事实上，新的皇权是借助平民力量战胜封建势力的。15而中国的“世袭君主制”(家产制)，“为了防止封建等级制的复辟，亦即防止官吏从中央集权中独立出去，采取了一套举世闻名、成效卓著的办法；实行科举，以教育资格而不是出身或世袭的等级来授与官职，这对中国的行政和文化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16这当然是韦伯的一个洞见，而我们自己纵观自秦汉至晚清这两千多年的总趋势，说古代选举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愈来愈重，乃至最终达到了一个以“学而优则仕”为重心的“选举社会”，应当说也是有相当历史根据的。
　　但是，我又不仅仅是要指出中华文明的特殊性，我们也应注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某种普遍性，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实际上也已包含有丰富的现代因素，中国也有向“现代”发展的某种趋势，只是在发展中呈现出与西方迥然有别的特点而已。中国两千多年来先为荐选(察举)，后为考选(科举)的选举制度的演变，体现了一种进入社会上层的单一的最大机会平等的发展。这一平等的趋向与西方封建制社会崩溃以后的平等潮流既有相合之处，同时又有自己的显著特色，中国也可说是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托克维尔以“平等的潮流”所概括的一个走向“现代”的世界性历史进程，我们甚至可以说，古代中国已经在某些方面率先承受了“现代性”的困境。因此，“选举社会”的解释范畴也是想从中国的内部探究中国的过去与“现代”的关系，并开始从自身的角度反省和批评“现代性”的一种尝试。
①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参见其《国富论》上卷。
③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收入《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⑥参见《中国文化》第八期(1993年春季号)。
⑦“封建”意味着分封，意味着权力分散，因而，如果是“封建”就不可能是中央集权，不可能是君主一人“专制”，不可能是天下“大一统”。
⑧海外包括西方学者的质疑，自然早已出现，并有种种有关中国社会历史的解释，如“官僚帝国制社会”，“治水社会”，“家产官僚制社会”，“宗法社会”等等。
⑨参见拙著《世袭社会及其解体》第二章，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
10参见潘洪其文：“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史论讨中‘封建’概念的演变”，载《学人》第4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1克莱伯：《当代社会理论》，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32页。
12“古典中国”与“传统中国”是借用杜正胜的说法，他认为秦汉以下两千多年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变化不大，多因袭等级的传统，可名为“传统中国”，而先秦典籍所代表的时代(包括三代)可以称作“古典中国”。从“古典中国”到“传统中国”的世变也就是史家所谓的春秋战国之大变局。参见其“‘编户齐民’的出现及其历史意义”，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4本，第3分(台北1983)。
13此译名根据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笔者未读过韦伯该书德文版，不知原文如何，但在读韦伯《经济与社会》英译本《中华帝国》一节时，见其论述到“patrimonial bureaucracy”，推想此就是“家产官僚制”的英译名。“patrimonial”原义为“祖传的、世袭的”，但若译为“世袭官僚制”显然与秦后的中国情况不合，所以，我理解这里的“patrimonial”是指“世袭君主”，或理解为君主把王国视为其可代代相传的“家产”亦可。
14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15同上书，第54～55页。
16同上书，第55页。

风郡影 · 发表于 2003-10-25 08:27

有生命的萝卜
韩少功
　　我与张柠还没有见过面，只是看过他几篇文学批评的文章，又因为《天涯》一篇文稿的关系，与他有过一二次电话的交谈。老实说，对于他的研究，我还不具备评价的资格。他的很多阐述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少年的博学常常令我惊异。从我已读到的有限几篇文章来看，这位批评家至少已经配置了结构主义的、社会历史主义的、存在主义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如佛学与易经)等等多种批评方法，学接今古，识贯中西，理法操演不拘一格。对多种知识资源的汲纳和占有，使他的批评语言总是不时洞开文明史的纵深空间，接引读者与人类的智慧相遇。有生命的萝卜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作者似乎并不执迷于方法，在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时，表现出了应有的审慎和机敏。他不是方法的仆役、发烧友或者宣传推广机构，在大胆运用各种方法的同时，他较为注意特定方法对于特定批评对象的适用性，眼药水不会抹在脚上。他也明白方法的局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解读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他的批评"不过是众多互文的一种"。这种实践者的通达当然赢得了我的信任--因为看破了方法之短，所以最有可能用好方法之长。
　　20世纪从独断论之下解放出来，加上文化资本生产的超常膨胀，一串串的新主义、新学派、新方法正从学院里涌现出来，让人目不暇接。随手捞上一个作家，都可以变成课题，然后养活几个文学教授。随便摘取文学作品中的一只蝴蝶、一纸病历，或者两个特异的修辞句型，也足以让某批评家展开言之凿凿的逻辑体系和话语空间，在学术讲坛上建构流派。这是一个众声喧沸的时代，方法倍出和方法超产的时代。方法没有什么不好。方法是以逻辑组结起来的知识体系，既是认识的成果，也是认识进一步逼近事物真相的手段。没有相应的方法，我们如何能够检测出萝卜里面的维生素?没有其他方法，我们如何知道萝卜里面还有糖?还有氨基酸?还有水?还有空气?对文学的深度分析就是这样展开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文学是这样一种萝卜，并不是萝卜中各种成分简单的相加，更不是其中的一种成分。测出维生素固然很重要，但维生素这东西萝卜里面有，白菜里面同样有，而且臭烘烘的垃圾里面也会有。执迷者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维生素主义"治天下，于是杰作与垃圾无从区别。真前卫与仿前卫成了一回事，优质解构与蹩脚解构也成了一回事。他们甚至会把根本不会写小说的人，把最可笑的学生腔，也当作文学的流行品牌，来应证自己方法的胜利。
　　由此可见，批评的方法并不能等于批评。批评的方法载舟覆舟，即便是最高明的方法，也有它的边界，也有它的陷阱，弄不好就有可能使批评离艺术更远。批评最重要的功能是知心见性，是美的发现。在这一点上，万法同宗，批评家也许更要依重于他自己用来创造、选择、运用、超越乃至扬弃各种方法的生命感受。这种感受是他们与作品最本质的相互关切。张柠潜心于他的作品论，并且说过，他对忽略"文学性"的批评抱有警惕，也不赞成"用不合国情的西方术语来强说"中国的作品。我不知道他这些说法的全部具体所指，但我相信他正在获得一种驾驭方法的眼界和能力，正在保护和复活着理法中的智慧，器识中的性情，方便多门之下精神的无限和全部丰富性。一个成熟的作家或作品常常是多解的代数式。如果要借用"主义"来抽象，这个作家或作品可能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现代主义的；既是古典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既是形式主义的，也是历史主义的；既是理性主义的，也是反智主义的……严格地说，优秀的文学总是超主义的心智奇迹--至少是一个有生命的萝卜。
　　其实，优秀的批评何尝不也是如此?
　　没见过面的张柠也许能同意我这一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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