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中国新诗的生命之根

长河落日

  中国新诗是一种历时并不久远的文学品种，它的艺术之源在哪里，它的生存之根又立于何处，这是每个从事现代汉语诗歌创作的人都必须弄明白的。新诗不同于古典诗歌，它的文化流脉不在儒道佛之上，它的艺术规则和评价标准也和古典诗歌的迥然不同，它有着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艺术创作规则和审美价值标准。在这之中，现代性即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尺度之一，一首现代诗歌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跟它是否体现了现代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性是很有关系的。
    那么什么是现代性呢？现代性是一个意义丰富的语汇，它充斥着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上的诸多规定性，但有些意义却是基本的。首先，现代性包含着明确的时间意识和时间观念。在对“现代”和“现代性”语源学的考察时，哈贝马斯指出，“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意思是要把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仍然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卡林内斯库则论述了“现代性”这个术语的语源学出处，他认为，在英语中，“现代性”至少是17世纪就开始通用了，1627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辞典》，首次收录了“modernity”的词条，其意思为“现今时代”。这就是说，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都与时间有关。从“现代性”意义建构的过程来看，虽然各个阶段具体含义上有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始终一致的， 那就是它的时间意识，“‘现代’一词在欧洲被反复使用，总是有所差异，但都是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 。这种时间意识是一种历史时间意识，基于哲学层面上对时间的思考和理解，是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辨证关系的新的认知。而不是五十年代中国学者在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使用“现代”语词所指涉的时间概念，这一时间概念纯粹是一种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政治学区划，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后来前推到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1917年，甚至推到《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的1915年）为起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终结的三十年称为“现代”时间。
    其次，现代性中具有两种截然不同、互相冲突的存在形态，这就是中国学术界较为熟悉的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区分。卡林内斯库对这两种现代性的特征作过精彩的阐释，他说：
    关于前者，即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我们可以说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到弘扬。
    相反，另一种现代性，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放。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它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
    卡林内斯库对于现代性的这两种类型的区划，明确标示了现代性概念在社会政治层面和文化审美层面的巨大差异，说明了西方现代性的多样性和分裂状，特别是对波德莱尔以来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的审美现代性恰好是反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这一特点的概括，给中国学者重审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理论视角。二十世纪末期，有学者提出“现代文学的近代性”的命题，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还不具备“现代性”，而只是具有“近代性”，就是借用了卡林内斯库的“两种现代性”的观点。
二
    为了更进一步理解现代性的丰富含义，我们有必要对哲学视野中的现代性反思过程作一次简要的追溯。作这样的追溯的目的在于：弄清楚西方哲学家对现代性的阐述中究竟围绕哪些问题在展开，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和文学现代性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
西方哲学家对解释现代状况发生兴趣，大致在18世纪末期。在此之前出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法国古典主义美学家的“古今之争”，围绕“古”与“今”、“过去”与“现在”孰优孰劣问题的思考与争辩，几乎都是在文学艺术界展开的。而这些思考与争辩并没有带来多大的价值观念，只是确立了一种“断裂”的意识，强调了现代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对过去的决断与超越，现代性的主体意识就此萌生，“由于要打破一个一直延续到当下的传统，因此，现代精神必然就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
    文学艺术界通过论争而形成的“古/今”对立模式和现在与过去“断裂”的意识，以及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等政治事件的相继出现，给哲学家带来了极大的启示与思想冲击。黑格尔就明确意识到，过去的历史已经“结束”，哲学家要做的事情就是理解“当下”。在黑格尔之前，哲学的目标是从对历史的思考中归纳出普遍、必然和永恒的特征，来描述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黑格尔面临的现实是，既然历史已经“结束”，现在与过去呈现“断裂”，那么哲学从前所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地位就受到了动摇。哲学的观照视界不得不转移到对“当下”的把握。“当下”的特征是什么？也就是被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
    在黑格尔对“现代性”作出的哲学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核心的范畴，这些核心的范畴事实上成了后来的哲学家谈论“现代性”时都必须言及、回避不了的话题。首先是理性。现代性的价值诉求建立在自己为自己创立规范的基础之上，然而，凭什么判定这种规范的合理性呢？传统已经作为与现代对立的方面而被离弃，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也就是说现在哲学家剩下的唯一权威只有这个主体的“我思”，这种主体的理性精神。由于康德的哲学建立在为理性寻找先验概念的基础上，黑格尔把康德的三大批判理解为现代性自我理解的标准，并认为康德的理性原则还不彻底，因此，黑格尔提出“绝对理念”来作为新世界的精神现象，整个精神世界就是这个“绝对理念”逻辑推演下的产物。其次是现代性中的主体性和自由意识。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黑格尔那里，“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 因为黑格尔说过，“主观自由的法，是划分古代和现代的转折点” 。黑格尔还骄傲地宣称，这种主体性的自由是时代的伟大之处，他说：“我们时代的伟大之处在于，自由，作为自在自为的精神财富，受到了承认。” 黑格尔所说的这种自由后来被哈贝马斯具体化为三种形态，即“作为科学的自由，人的自我决定的自由——任何观点如果不是他自己的，其规范断难被认同。——还有自我实现的自由。”
     现代性话题的出现，基于人们的一种新的历史观，即那种现在与过去区别开来的“断裂”意识，这种“断裂”，主要指的是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断裂”。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斯·韦伯又重新把现代性的问题置放到基督教的传统中来理解，并给予工具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合法性地位。韦伯分别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儒教与道教》两部著作的理论阐述，论证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什么只出现在西方社会而没有出现在中国的问题。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他们的《启蒙辩证法》中，把工具理性的起源一直追溯到主观精神和自然的第一次分离那儿，他们认为，主观理性使得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都彻底工具化了，并最终取代了理性的位置，从而使理性完全变成了“工具理性”。这样，现代性批判的自我理解受到了极大限制，理性作用的无限膨胀使时代陷入困境之中。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从解构的角度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展开批判，他们要一并解构的是西方一贯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海德格尔看来，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的过错在于，他们在建立本体论时，遗忘了本体论前理解的意义背景，也就是遗忘了“存在”。维特根斯坦则看到，唯心主义传统放弃了语言实践的语境而获得了其基本概念，但是，语言意义的生成必须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只有在这个语言实践的语境当中，这些基本概念才能找到它们的位置并发挥功能。无论海德格尔还是维特根斯坦，都把自己的哲学思考建立在对“理性”质疑的视点上，他们试图在理性的背后寻找理性的他者，使历史恢复为存在的历史或语言的历史。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学说为后现代理论家指引了一条背离理性的途径，福柯强调碎片、断裂，德里达对“延异”、“踪迹”的发现，利奥塔对宏大叙事的消解，都是把现代性得以存身的理性原则当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当成了他们理论的突破口。
    当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现代性的理性绝对化倾向进行大肆讨伐时，在1981年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的文章，在文章中，哈贝马斯对德里达、福柯等人对现代性的批判作了坚决的反击，并指出各种后现代理论都带有非理性主义和反启蒙理论的意识形态色彩，“现代性”的历史任务并没有终结，现代性理论建设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作为现代性重建的批判武器。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基础，在各种文化语境中，“任何一个生活世界都用一种共同的文化知识、社会化模式、价值和规范来装饰它的成员” ，在进行交流的个体之间，“相互承认的交往自由和交往义务是一些对称的关系”，“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二人称视角可以相互转化和相互补充”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致力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时代困境的拯救，代表了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最新成就，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今天反思中国的现代化历程，重审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本身就是一次“现代”性的事件，是对中国现代化和文学现代性未曾完成的事业的补充叙述。
三
    要深入地理解文学现代性的话语蕴涵，我们不能不把目光聚集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法国文学家波德莱尔。波德莱尔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最后一缕夕阳，同时，因为他的《恶之花》开辟出的“以丑为美”这令人震惊的文学天地，波德莱尔也成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新生的曙光。在文学创作之外，波德莱尔还写下了大量的文艺美学论文，在这些文章里，“现代性”并非是一个主打词汇，然而，或许因为波德莱尔在西方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或许因为他给予了“现代性”一词以前所未有的意义指涉，“现代性”显然又成了理解波德莱尔乃至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关键词，成了我们理解审美现代性基本意义的重要站点。
1863年11月，法国《费加罗报》分3期连载了波德莱尔的美学论文《现代生活的画家》，在这篇美学论文里，波德莱尔在论述法国画家贡斯当丹·居伊（Constantin Guys）的绘画创作时，第一次使用了“现代性”这个语汇。波德莱尔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他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个观念。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如果取消它，你们势必要跌入一种抽象的、不可确定的美的虚无之中，这种美就像原罪之前的惟一的女人的那种美一样。……一句话，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
    在波德莱尔之前，“现代性”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是没有被挑明的，即使人们谈论文学的“现代性”，大都是借用这一语词在哲学和社会学上的意义来观照文学的。然而，自从波德莱尔在此处提出“现代性”起，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才有了新的说法。
波德莱尔提出的“现代性”观念，有着和社会现代性理论迥然不同的意义指向。如果说，社会现代性理论强调了进步的、直线向前的时间意识的话，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则强调了文学艺术中的时间悖论，一切富有现代性的作品都是既反映了过渡、短暂、偶然的现实，又蕴含着永恒和不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和古典性是交织在一起的。波德莱尔并没有给现代时期以特有的权利，相反，他认为，古代时期的艺术家也有着现代性，“每个古代的画家都有一种现代性，古代留下来的大部分美丽的肖像都穿着当时的衣服。他们是完全协调的，因为服装、发饰、举止、目光和微笑（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仪态、眼神和微笑）构成了全部生命力的整体”。 这样，“现代性”作为现代人身份特征的不言自明性被消解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历史和时代的超越感，从而使艺术从固有的现代性观念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归自己的本位。对艺术家来说，任何时代都存在现代性，只要抓住它，才既抓住了短暂和偶然，也抓住了永恒和不变。这样，在不经意之间，波德莱尔用美学的手拍开了哲学的门，赋予“现代性”一词新的文化意蕴，“波德莱尔解除了（至少从表面上看）艺术现代性（虽然它是发展变化的，但它的本质总是一样的，因为每个时代都少不了它的存在）与历史现代性（它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变化，不属于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之间的统一关系。这样说来波德莱尔就将现代性这个概念一分为二：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从今往后应该对两种现代性加以区分：一是‘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它属于审美定义的范畴，涉及美学思考的范围），二是普遍意义的现代性（历史的、社会学的、哲学的等等）。”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还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艺术的“传统”作了新的诠释。过去的一些文学艺术之所以流传下来，成为了我们今天的传统，就因为有“现代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仪态、眼神和微笑”，高明的艺术家捕捉到了它，才捕捉到了能够艺术得以永恒的真谛。现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将在时光的流逝中走入历史，能否成为古典的，成为未来的传统，就应该注重把握这种“现代性”，“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并且，过去的艺术和现在的艺术都可能变成未来的传统，它们因为各自都具有现代性而成为古典，又因彼此的不同而共同存在于传统之中。
    由此看来，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与哲学和社会学所阐述的现代性理论存在很大的差异，尽管二者之间的差别是极为明显的，但波德莱尔在自己的文章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他的“现代性“观念与当时流行的现代性理论有着怎样的关系。意味深长的事情发生在波德莱尔之后，当卡林内斯库阐释“两种现代性”的概念所指时，不是根据波德莱尔对“现代性”观念的理论表述，而是根据提出了审美“现代性”观念的波德莱尔本人的文学创作。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语），波德莱尔与他的时代总是格格不入，“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种忤逆的不恭不敬的立场” ，他的经典之作《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等，借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游手好闲者，流氓阿飞，纨绔子弟以及拾垃圾者的生活，表现了“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这样，卡林内斯库机敏地发现了这个秘密：波德莱尔的创作，就是对他提出的审美“现代性”观念的文学注脚。审美现代性，也就成了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特征的理论概括。当国内学术界谈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直接借用了卡林内斯库的观点，恰恰忽略了波德莱尔本人对现代性的阐释。殊不知，波德莱尔对审美现代性的阐述，对我们准确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文学来说，也是极有意义的。从波德莱尔对审美现代性的阐述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开放的概念系统，只要作家的文学言说与人的生存、与时代的发展产生了密切关联，文学艺术作品描画了人的生存境遇、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脉搏，这些文学艺术作品都可能具有现代性。而卡林内斯库根据波德莱尔所归纳出的审美现代性，只是波德莱尔现代性概念中的一种表现形态。
补记：本文只是从学理上梳理了现代性的意义结构，在随后的文章中，我还将举出具体的诗歌例子来说明哪些是具有现代性的，哪些是不具有现代性或者只具备伪现代性的。

梦亦非

好文章
都给我鼓掌！！！

全伯光

懂历史的人。学习！

方方方大也

唉，毫无意义的咬文嚼字，算服了你们了
！
好好的写你的诗就是，一大堆一大堆所谓的理论，把完整的东西搬来拆去的！倒胃口！

菜花

误入其途。
如果说现代性是新诗的根，也可以说古代性是古体诗的根。得出结论：新诗和古体诗各有各的根，本质上有区别。
同样是诗，会有本质区别吗？荒谬显而易见。

菜花

根只有一个：共同的人性与不同的民族性。古代生活、现代生活只是表现内容上的差别，是枝，是叶，不是根。

fanmask

我感兴趣的是下文。

辛然

你整篇都是阐叙“现代性”在现代、在文学界、还有一些主观意识形态里的重要性，除了开篇，我深入下去根本就没有看出你对论题的进一步论证。可否说是“现代性，现代文学的生命之根”？可还是单薄了些。记住：论点与论题脱节是研究学术的大忌，只有经过慎密论证的论题才是大家喜欢的。比如，我记得你对诗评就有独到之处。你理论基础还是有的，假以时日，朝这方面努力，必成气候。
握手！

长河落日

    这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主要是对“现代性”话语意义的梳理和阐析，原文写作时是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性”的话语蕴涵。其实只要你弄懂了“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和文学内涵，你就会理解新诗与旧诗为什么不同，二者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有些诗人的现代诗歌是成功的而另一些却不成功，等等。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兴趣把本文看完的，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懂这篇文章，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思考新诗的现状和未来的。
    许多所谓的诗人，恕我直言，懵懂，无知，但又异常狂妄自大，自我感觉很好。其实他的诗歌，既没有生活内蕴，也没有哲学思辩，不过是一些语词的罗列，一些汉字的排列组合游戏。在他写作的时候，诗歌已经死去。

辛然

所以，你的小部分摘录损伤了整体的内涵。这也是立题不清之所在。
你对所谓诗人的看法我非常认同，急功近利的伪诗人终究会被时间淘汰的。

长河落日

是的 你是仔细看了我这篇文章的不多的几个之一 非常感谢 你的说法很对！

午夜的风

博士，引经据典的内容还是不要放在这里的好。
菜花说的好，生活才是诗歌的生命之根。
何况，所谓的现代性在不同的生活层面上，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期望你的下文多一点从生活中自悟的理性。

长河落日

谢谢楼上君子的提醒。
就我最近的阅读来看，网络诗歌不乏精品，但更多的是急就章。
网络诗歌需要提升。
怎么提升？仅有生活感悟是不够的，还应该输入哲学和文化的内涵。
让诗歌注入了哲学和文化的内涵，就可能会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

七星宝剑

好文章！诗歌的写作从来都没有对立于理论，诗歌的实践在理论的总结中不断的前行，自古而然！

长河落日

是的，只有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才能促成网络诗歌的健康发展。
问候宝剑坛主，祝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