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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垃圾写作的灵性
张嘉谚
引言
我们早就期待一种明快的诗风,来扫荡充斥中国诗场20多年的朦朦胧胧的犬儒气,含含混混的侏儒气,叽叽咕咕的娘们气,自视清高自以为是的小沙龙气;同时也清扫那些只知抚摸肉皮的写作,或动辄拉外国大师作虎皮的写作,或占山为王或割据一方的土司写作或头人写作……垃圾派的横空出世,感应了当今社会的迫切要求与新诗风的艺术祈求。
这是一批不怕脏不怕臭不怕丑不怕恶的思想同道或艺术同道者,他们敢以污秽不堪的裤衩为旗,向“这个装逼的世界”(徐乡愁语)示威!
他们是堂堂正正的垃圾派。
他们不做偷鸡摸狗的勾当。
他们不因自己的工作自惭形秽!
他们蔑视那些不断制造各种垃圾却竭力加以伪饰的同类两脚动物。
他们要大张旗鼓地建造新世纪的人类文化垃圾场……
这是一个壮举。
垃圾派在当下的中国崛起是历史的必然,是现实的必须,充分体现了诗歌感应时代精神,感知社会现实的先锋性和艺术探索的必要性。
不到一年,垃圾派在理论上已经把“崇低”、“思想流派”、“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运动”(老头子);“一场诗歌精神的革命”(徐乡愁)“后政治写作”(杨春光)“诗意的人生哲学”(训练小猪天上飞)等概念引进了垃圾派运动,只要这些概念与垃圾派的写作紧密联系,垃圾派的发展潜能就是难以限量的。
“垃圾派绝对是负有使命而来,且为道义而战。”(老头子)。
我们期待垃圾派以自己大无畏的工作建造起清扫人类垃圾文化的纪念碑!
垃圾派已在04年1月8日宣布开放北评论坛,全面转向以文为本的运动机制。“从以人为本到以文为本,这是一条从认人为亲到认文为本的即从人本主义到人文主义的正确路线,是更加开放的具有博大胸怀的新思维体系。这是垃圾派的根本战略转变”(杨春光)。本文的探讨由此出发,试图进一步掘发垃圾的文化涵义,揭示垃圾写作的精神旨趣,展示垃圾写作的多路前景,提示垃圾写作的潜能与走势。
一、 垃圾与垃圾工作
何谓垃圾?
垃圾是人类活动的伴生物,特别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伴生物。
垃圾的本义指的是丢弃不用的实物。但如果不从文化的涵义(内涵义、延展义和象征义)去看“垃圾”。那么,所谓垃圾派的成立,搞垃圾运动和垃圾革命,包括本文的写作,都毫无意义。“垃圾”这个词语(符号)实在具有丰富的隐含,其内涵与外延似可牢笼天、地、人,其象征义牵扯到一切人、事、景、物。难怪垃圾派把对垃圾的文化发现称为天才的发现,革命的发现。
举目当下的人类文化现场,何处不是垃圾?各种电视节目、广播节目、会议报告、必读文件、各种团体、单位、个人总结、种种表格;各级官员连他们也自己也不相信的讲话、报告、指示;各种会议上唾沫横飞、振振有辞的发言,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巨细文章、各出版机构印刷的书籍,有多少不是垃圾?网络上吵吵嚷嚷的论坛口水,洪流滚滚的资讯信息,早已是泛滥的垃圾!如果说以上所举只是垃圾物,那么还有垃圾人!在当今司空见惯的“假”包装“假”包皮下,那些假博导、假博士、假教授,以及作家、诗人、评论家、专家学者的“假”,何尝不是现代社会种种特殊垃圾!从某种意义上说,下岗工人也是一种被弃置的社会垃圾,而在中国为害最烈的,则是寄生在我们这个社会机体上的权势垃圾——贪官污吏。有资料考证,中国的贪官污吏的人数“已超过失业下岗人数。”(见附录)
垃圾的区分
有必要对垃圾稍作分类。
笔者仅以大要分,大致有以下数种:
一分法:文化垃圾。(这也是总称,对于宇宙而言,无所谓垃圾。垃圾只是人类文化的伴生物。)
二分法:自然垃圾(兽粪鸟粪落叶珊瑚之类)与社会垃圾。
三分法:天垃圾(如雨、雪之类);地垃圾(如火山灰);人垃圾。天地之垃圾也是自然垃圾,人垃圾即社会垃圾。说法不同而已。
四分法:垃圾物/垃圾事/垃圾景/垃圾人(人、事、景、物四垃圾)
从以上分法可知,自然垃圾一般以排泄、分泌为特征,其意味也相对单纯;我们需要细加研究的是四分法中包含的社会垃圾。比如: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就有经济垃圾(如泡沫经济、经济危机及其伴生物)、政治垃圾(腐败体制、专制政体、极权主义、君主制、奴役制、封建制、独裁制等等)、法律垃圾(一切过时的,或只停留在纸面上或安息于文本中有名无实的法律条文)、道德垃圾(如性禁锢与假道学);此外,还有历史的心理的精神的种种垃圾,也需要细加区分和认识。
从垃圾的表现形态看,还应区分为显态垃圾和隐态垃圾,假垃圾和真垃圾,正垃圾和反垃圾等等。比如:真垃圾以真善美,神圣、崇高为外皮,常常打着主流、正统、爱国、公认、正义的旗号,往往附体在“祖国”或寄生在“人民”身上,如白骨精,如蛀牙,最当清理。假垃圾(人或物)往往是不该被抛弃(遗弃、放弃、弃置、放逐、流放、贬黜、废黜等)的有用之物与人 。
从垃圾的形成角度看,又可分为自动/主动型垃圾与受动/被动型垃圾。自动型垃圾是自然排泄、自然分泌、自然损破形成的,因而也是正常的。受动/被动型垃圾多半是不正常的人为因素造成的,是恶劣的人性造成的,是人类罪恶的产物——如以打破、摔坏、扯破甚至摧毁的方式造成的种种垃圾物;以遗弃、迫害、放逐、驱使、流放、酷刑、战争、恐怖活动等造成的“垃圾人”。不过,又还有另一种情形:某些陈旧、陈腐、老化、过时的东西,当其阻碍了人类的活动,也会被当成“垃圾”。比如人类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某些腐朽的政治体制、过时的经济模式等,也应视为“垃圾”加以清除。人类的懒堕、腐败等活动,使得另一类寄生性“垃圾人”得以“主动地”形成。而某些愤世疾俗者或甘守边缘者着意与“垃圾”认同,虽然主动,其性质却与上者完全两样,则又另当别论。像垃圾派所说的“首先将自己化做垃圾”,就是这种情形。
放眼世间,种种垃圾形成的途径,不外以下几个:从排泄中产生,从弃置中产生,从残损中产生,从多余中产生。由此形成了垃圾的几大类别:排泄造成的垃圾;弃置造成的垃圾;残损(包括伤害、伤残、损坏、损毁等)造成的垃圾;多余(物与人)造成的垃圾。由此也就形成了如下的垃圾特征:排泄性。弃置性。残损性。多余性。
在一般人看来,垃圾毫无价值。垃圾的价值就是无用。这倒未必,否则的话,不仅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垃圾工作毫无必要,今天垃圾派的出现也毫无意义了。垃圾真的无用么?我们不妨分别来看:
1. 排泄性垃圾
排泄性的产物是屎尿屁。人所共知,这类垃圾又可分为两种:实物屎尿屁与话语屎尿屁。前者一目了然,后者却有真有假。不管怎么分,这类垃圾的特点是污臭不堪。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有用(或可以用)的:实物屎尿屁可作粪肥,话语屎尿屁又何尝不可用?真的“放屁文本”使写作者警醒,故意写作的某种“拉屎文本”(如徐乡愁的“屎”系列诗,杨春光的屎尿屁写作),则会使国人觉醒。
2. 弃置性垃圾
这类垃圾不一而足,无论是人、事、景、物,其特点是或脏、或乱、或差。比如当今大量生产又大量废置的网络垃圾;比如历史库房中的无数事件;比如人类毁坏的森林草场,园林和建筑废墟;比如当今的社会垃圾——失业下岗工人;比如被人们废弃不用的种种实物与书刊语言文字,都可归之于弃置性垃圾。弃置性垃圾的脏乱差现象同样使人们觉得其无用,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弃置性垃圾中隐藏着可用甚至大用。那是因人而异的事情。比如形形色色的收藏家,稀有之物的发现者,贵重东西的发掘者,或人弃我取的整理者,他们往往成了幸运的淘金人。
不仅陈旧的、过时的、错误的、反动的人或事物可能成为弃置的对象而成为“垃圾”。新生的、时髦的、正确的甚至珍贵的人或事物也可能被“垃圾”一样地弃置。
弃置也包含了放逐。放逐者也是别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垃圾”。
3. 残损性垃圾
垃圾的残损由何而来?一般而言是两个原因:自然残损与人为残损。残损性垃圾早在远古人类活动时即已产生:折断的骨针,磨破的兽皮,破损的石器……如果说这类垃圾属于自然性残损,那么,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人为性残损造成的所谓“垃圾”——本来可以完好无损却因人的有意破坏或故意伤害而造成。例如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所控诉的被法西斯轰炸后的城市;日本鬼子的所谓七三一部队试验生物化学武器所使用的大量无辜的中国平民。异类(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往往是人类残损的对象,当今野生动物的濒临灭绝,恐怖主义或打着冠冕堂皇旗号的野蛮战争,无不残损性地造成触目惊心的“垃圾”现象:血淋淋被肢解的动物皮肉,残肢断腿的伤兵,夷为废墟的城市,轰然倒塌的摩天建筑……
还有造成一代人乃至数代人的心灵缺损与精神伤残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对于自然性残损造成的垃圾是如何处理的问题,那么,对于人为性伤害造成的所谓“垃圾”现象,人类要做的是如何杜绝其发生。
4. 多余性垃圾
一般说来,多余的起因在于饱和,在于满溢。多而余、满而溢,其结果就是无用(或无须用)而成为垃圾。但这类“垃圾”未必真的无用,比如经济危机时倒掉的牛奶,比如人口爆满后产生的多余人。这似乎是物极而反,又似乎是出自人为:比如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丰收成灾,丰收为何成灾?如今的世界似乎人满为患,原因何在?那个伟人说什么“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那是站着说话腰不疼,“我死后哪管洪水滔滔”。他佬佬高瞻远瞩这句话,轻巧巧多造出几亿人来,哪个不吃喝拉撒,要穿要住要玩要事来做?后来的继任者本事再大,要处理好这些“多余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是天大的压力!
有时,多余的造成恰恰相反,那起因不是多,而是因为少,甚至可以说极少,极少而成为“另类”。如沙皇俄国时出现的“多余人”,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郁达夫式的“零余者”。少到不被一般人认同,不被社会认同接纳。垃圾派提出“首先将自己化做垃圾”(老头子);“我不垃圾谁垃圾!……我这个人本身就是最大的垃圾”(徐乡愁)。已在精神上将自身视为社会另类,那就与人类历史上的“多余人”认亲了。
多余性,可说是垃圾的延伸意。无论是物是人,只要多余,就无用(或无须用),所谓弃如敝履,什么东西成为多余,什么人落到了这种境地,其性质和垃圾也就差不多了。
垃圾的有用或无用与否,看来不在垃圾本身,而在人与垃圾如何对应。
“当垃圾觉醒了以后,它难道还是无用的吗?”(老头子)
垃圾工作的性质
垃圾工作是人弃我取的活儿。垃圾工作所干的就是对垃圾作回收加工:翻捡、选择、然后进行焚烧或掩埋,或拖到再生工厂。总而言之,垃圾工作所干的无非是使垃圾不再成为垃圾。垃圾工区分垃圾、清除垃圾、目的是使之不再污染环境,不再为害人类,或使之变废为宝,或变其无用为有用。一言以蔽之,垃圾工作要么使垃圾得到清除,要么使垃圾得以再生。这就使得“垃圾的‘死’里总是暗含着‘生’,其‘方死’总是与‘方生’紧密相连(老头子)。”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垃圾工作的性质,就是“转化”。和人类其他工作一样,垃圾工作也是平凡而必须的一种,其中不乏创造性。自甘“低下”的垃圾写作所干的就是创造性的工作。
实际上,所有无用的垃圾都可以转化。亿万年来的动植物,微生物加上人类,一直在做垃圾转化的工作,否则,地球早变成垃圾球了。
人类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处理垃圾工场,尤其是各种各样处理文化垃圾的有效工场。中国垃圾派的出现,标示着一个有明确指导思想(理论)的有组织、有规模、有手段、有办法、也有效应的“文化垃圾公司”实体性地出现,他们对“垃圾”的发现、发掘、整理和清理,表现出人类思想活动与艺术活动的某种新动向,其根本目的仍然是对人类文化资源的负面性进行“转化”,这自然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与价值。
二、 垃圾写作的灵性
为什么说垃圾写作所干的就是创造性的工作?垃圾写作的创造性是怎么体现的?
老头子说得好,“对于事物而言,垃圾主要的并不是作为死亡或腐朽的标志而存在,垃圾主要的是作为事物具有生命活力的标志而存在。”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由“死亡或腐朽”而焕发“生命活力”,即进行“精神性的转化”,就是垃圾写作的灵性所在。
前面说过,垃圾工作的创造性在于“转化”。所谓“转化”,实质就是“解构”。“所谓解构,应该是广义的,对传统的解构,对现代的解构,对文化的解构,对生活的解构,对人的解构,对事的解构,对一切物质存在和非物质存在的解构。就是要消解一切该消解的,构筑一切要构筑的。”(一空:《关于垃圾运动三原则的进一步阐述及其意义导正》);“解构:它在这里是个动词,可以把解构拆开为两个部分——即肢解和构筑。肢解就是对客观世界和传统文化进行最大的破坏,最好破坏到支离破碎。构筑是建立在肢解的基础上的在建筑,是从破坏到完成的运用。”(训练小猪天上飞:《作为垃圾运动的垃圾派》);此外,“转化”在哲学术语上还有一个相似的说法:“扬弃”。所谓“扬弃”,同时包含着肯定(扬)和否定(弃)之意,既弃又扬,既扬又弃,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些词语所指向的精神旨趣,实际上包含在垃圾派“离合、反常”;“方死、方生”的原则里,也应当体现为垃圾写作的动态活动,体现在垃圾派运动的过程中。
垃圾派为什么要“崇低、向下”呢?这个原则隐含着创造性的发现:犹如毕加索从自行车的把手上发现了牛头,这是一种将此物“转化”为彼物的艺术眼光;犹如莫奈将伦敦的大雾画成了红色,教伦敦的市民重新认识另一种真实,这是一种将世界创造性还原(转化)的思想眼光。在“崇低、向下”的写作取向里,隐然有崇高的情感冲动向上的精神渴求:“崇高和崇低都可以用来防伪、反伪和打伪。只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崇高作为一种手段效果已不是十分明显。崇低思想的出现并在今天付诸实践,很有点类似中医治病,是下猛药。”(皮旦:《论作为革命的垃圾派》)这并不像庸人们认定的,高与低,上与下、尊与卑、贵与贱天生不可逾越。其实,尊贵与卑贱不过一纸之隔,从本质意义上看,“伟大和荒谬只不过一回事”(黄翔:《“弱”的肖象·情绪的哲学》1982年)。阴阳互根、阴阳互极,阴阳互通、阴阳互变,是万物的灵性所在,也是垃圾派作为中国本土艺术流派的哲学意识所在。垃圾派宣称的“崇低、向下”,隐含着垃圾哲学的东方精神:崇低即崇高,向下即向上。这之中的“理”虽然微妙,却并不复杂:里面包含着垃圾哲学的精髓——知白守黑——这也是东方文化的智慧。而垃圾写作的灵性——“精神性的转化”——即由此而生成,亦由此而体现。
垃圾写作的灵性,取决于写作者对“垃圾”的感悟性与化解力。所谓感悟性,即是善于发现乃至透视种种“垃圾”的特征与实质,捕捉其中的意味与价值;所谓化解力,指的是写作者以独到的思想驾驭手中的垃圾题材,并以独特的艺术手腕使其价值与意义得到彰显或敞亮,成为来自垃圾而又不再是垃圾的东西。
这种从发现“垃圾”到形成独创性垃圾文本的“精神性转化”,就是垃圾写作的灵性呈现。
三、 垃圾写作的多样化
何谓垃圾写作?
“垃圾写作就是垃圾派的写作”——这只是对垃圾写作的狭义性理解。比如,当前很多非垃圾派诗人的垃圾诗(如墓草的诗歌作品)——虽然他们自己未必承认,其垃圾写作的水平往往比许多垃圾派成员还高。从广义的角度看,垃圾写作比垃圾派写作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广阔得多。
可以这么说,狭义的垃圾写作是以人为根(即仅限于垃圾派成员)的写作;而广义的垃圾写作是以文为本的写作。凡与上述垃圾特征有联系的写作,都可称其为垃圾写作。广义的垃圾写作就是与“垃圾”有关的写作。这句话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对种种“垃圾”的写作,另一方面是指作为“垃圾”自身的写作。总之,凡与“垃圾”有关的写作,都可称之为垃圾写作。
明白了什么是垃圾写作,或许人们还会问,垃圾写作的性质是什么?
垃圾写作的性质要由垃圾的特性来决定。既然“排泄、弃置、残损、多余”是垃圾的特性,那么,垃圾写作也可以叫做“为排泄的写作”或“宣泄者的写作”(如徐乡愁、杨春光的屎尿屁写作);“为弃置的写作”或“弃置者的写作”(如文革时期黄翔、哑默、食指、芒克、舒婷等被放逐者的诗歌写作,杨春光在20世纪九十年代被官方、民间和知识精英共同拒绝的后政治写作);“为残损的写作”(如当代作家郑义忍着病痛,花了五年精力所写出的中国生态报告《中国的毁灭》)或“残损者的写作”(如受宫刑的司马迁写作《史记》);“为多余的写作”或“多余人”的写作(如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笔下俄罗斯的“多余人”,郁达夫笔下的中国“零余者”)。垃圾写作的性质至少有这四大类。这四大类写作揽括的垃圾题材形形色色,显示了垃圾写作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垃圾写作无限的潜能与无穷的活力。
垃圾写作的传承
垃圾写作是有传承的写作。
垃圾写作并非空穴来风。在垃圾派以“派”为旗的集群性垃圾写作之前,无论是理论萌芽还是实际文本,垃圾写作已经有了长久的忽隐忽现的历史。比如,在垃圾派创派之前,诗人徐乡愁写于2002年的那一批解构式垃圾诗已经有了不菲的成绩。诗人杨春光在新世纪前夜已经有意识的提出审丑写作的主张,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包括屎尿屁的诗歌写作实验。本文没法统计在垃圾派之前有多少中国诗人进行过垃圾写作,但估计决不会少。诗人黄翔的垃圾写作可能是较早较为突出的。更早些,则有鲁迅在其散文诗《野草》中的垃圾写作,郁达夫“零余者系列”的垃圾写作……外国诗人波特莱尔、达达派的垃圾写作则众所周知。因此,垃圾写作是有根的写作,有依傍的写作,有来头的写作。如果说垃圾派称得上是老头子白手起家,但垃圾写作决非凭空产生。
承认垃圾写作的传承性,也就证明了垃圾写作根源的厚实,丰富了垃圾写作的思想资源与艺术资源;同时也自然地将垃圾写作与人类文化创造的主流接轨。承认前人成功的垃圾写作,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当前的垃圾写作提供了启示性的范例。这不仅不会否定垃圾派的创造性,反而会激发垃圾派的新创造,丰富垃圾写作的创造景观。
垃圾写作的多样化
有多少种类的垃圾,就有多少种类的垃圾写作。
垃圾的多样性决定了垃圾写作的多样化。
认识到垃圾写作的多样化,无论是对于垃圾派的写作,还是非垃圾派人的垃圾写作,都有重要意义。比如:屎尿屁的写作,虽然在垃圾写作中占相当突出的位置。但我们从以上分类得知,这类写作仅仅属于“为排泄的写作”一类,远非垃圾写作的全部。
垃圾写作当然要涉及屎尿屁,但垃圾写作不仅仅是屎尿屁的写作,也不能仅是停留在屎尿屁题材上。正如蓝蝴蝶紫丁香所说,“‘垃圾’不仅仅是‘屎’、‘屁’、‘尿’。它还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等。”
垃圾写作当然可以骂娘,如徐乡愁的“我懒得去操这个装逼的世界。”但垃圾写作不等于骂娘的写作,也不应把写作止于骂娘上。
垃圾写作是“发现性”的写作。
人类有价值的思想和艺术无不首先来于“发现”——所谓平中见奇、常中见异、凡中见圣、安中见险是也;或者反其道而见之:奇异中见平凡,神圣中见庸俗,崇高中见低下,危险中见安全。发现的眼力,为原创者必备。垃圾派老头子无疑显示了发现的天才,垃圾派写手们也应当善于发现。发现,应当是垃圾写作的前提。
垃圾写作是揭露性的写作。
垃圾写作揭露的对象是垃圾现象。当那些垃圾物或垃圾人被各种漂亮的、神圣的、高贵的、精美的包装所遮蔽,特别是那些垃圾式的权贵用权势或者钱币把他们遮掩起来的时候,垃圾写作的使命就突显出来了。垃圾写作的揭露就是“去蔽”,让真正的垃圾现出本相,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
揭露是垃圾写作进行“精神性转化”的前提。
垃圾写作是批判性的写作。
对于垃圾写作来说,批判就是解构,就是扬弃。或者说,批判性写作是解构和扬弃最有力的形态。徐乡愁的诗“往往以毒攻毒,将错就错,敢说敢做,敢于嘲笑人性的弱点和丑陋。”有论者称其为“一把解构的刀子”。“我认为解就是破坏,构就是建设。”徐乡愁如是说, “不但要解构,更要建构,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这才是我的真正目的。”可见其垃圾写作的批判性,实质在于进行“精神性的转化。”
垃圾写作也可以是“多余人”(某种社会垃圾)表达绝望、悲愤、痛苦、迷茫乃至愤激的控诉性或抗议性写作。
如现代作家郁达夫的《沉沦》、《她是一个弱女子》等作品。如当代中国知青——名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为极权政治利用完后抛到乡村的“垃圾”——的代表诗人食指、芒克、方含、舒婷等在文革上山下乡期间写下的《相信未来》、《疯狗》、《阳光中的向日葵》、《在路上》、《致大海》等诗作。
垃圾写作也可以是战斗的写作,斗士的写作。
这是垃圾写作者为目击到的社会资源(或人或物或事或景)沦为“垃圾现象”而拍案而起的写作。
其体现如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当代文学史上的黄翔,当今文坛上的杨春光的某些文本。
垃圾写作也可以是复仇的写作。
所谓复仇式的垃圾写作,首先是被邪恶力量伤害为“残损垃圾”的人们的复仇式写作;
此外,也可以说是其他写作者为人类历史上那些被伤残为“垃圾”的无辜的人们,特别是被残害为“垃圾”的人类文化的精英志士们复仇写作!
人类历史上,被邪恶势力焚烧、杀戮、摧残得惨不忍睹,需要垃圾写作为之“复仇” 的“垃圾现象”还少吗?——
中外暴君动辄镇压的狂暴杀戮……
不义战争的肆虐残杀与疯狂摧毁……
恐怖主义活动摧残的无辜难民……
希特勒党卫军推行的集中营、万人坑和毒气室;日本法西斯屠杀淫虐的南京城,“七三一部队” 灭绝人性的大规模生化试验;前苏联星罗棋布的“古拉格群岛”;中国那一场疯狂“破四旧”,打击地、富、反、坏、右,走、特、叛、嫌、臭的文化大革命……
垃圾写作既可以是个性化的写作,也可以是群体性的写作。
是垃圾写作立足于以人为根,注重以文为本,同时也主张以派为旗。既强调个体的创作,也张扬群体的创造。这就是以运动和革命为特征的“派别性垃圾写作”。
——以上的所有这些写作,都可以体现垃圾写作的灵性,其实质是对“垃圾”进行“精神性的转化”。
垃圾写作还应当是从“整理”走向“整合”的写作。
毫无疑问,“整合的写作”是高阶段高层面的写作,从现时的整个中国诗歌写作(包括垃圾写作)看来,这个层面尚未出现。要从“整理”的阶段“创造性地转化”到“整合”的层面,当前的垃圾写作还得加餐努力。
垃圾写作要提倡“惺惺相惜”
这主要是指垃圾写作对其他大方向一致的写作而言,更具体些说,是指垃圾派对其他大方向一致的写作派别而言。以暴易暴不是一个正常的现代派别应当采取的方式,以黑还黑是垃圾派应当摒弃的争斗姿态。“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在专制下,命运本相连。在自由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又难得地共同拥有了一个相对自由发言的网络平台,应当珍惜这种机遇这种条件,应当共同信守这样的常识:“他人的自由是自己自由的前提”,“他人的生存是自己生存的条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将誓死保卫你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中国的各种写作派别,有必要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多元互动的思想争鸣局面,创造一个真正容许“百花齐放”的艺术竞争环境,像春秋时代和五四时期那样——“多元制衡”的调节机制,才是健全地发展社会文化的根本。
“垃圾”本来就是被遗弃的东西,垃圾派没必要回过头来搞“垃圾暴力”。
垃圾写作所提出的“运动”、“革命”、“批判”、“战斗”乃至“复仇”,其形式也决不应是暴力的、独断主义的、以取代和占有为目的。而应当是自由论争,自然淘汰的。
四、 垃圾写作的前景
为什么文革大动荡之后20多年,大师风范在中国诗坛几近绝迹?真正让后人由衷称道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
垃圾派的老头子十分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必将产生巨人的伟大时代。我不愿过早地下结论说,这个时代,这个民族,文学上乃至思想上的巨人一定将出现在垃圾派。不过,我却愿意现在就指出,对于这巨人的出现,垃圾派将产生的影响决不是消极的。”
正如垃圾工作是肥料归类和废物利用或废物加工的工作,垃圾派“像一群威胁世界的疯子/在大地上纵火”(黄翔:《“弱”的肖象·发狂的孩子》)的举动,也是在对人类的轻蔑中努力为人类服务,他们的垃圾写作则是在厌恶和轻蔑中做选择和整理文化垃圾的工作。
中国当代诗歌新的开始,或许将以垃圾派崛起为标志。
笔者是说,垃圾写作正在努力成为中国当下生活的真正阐释者,这一点恐怕会出乎很多正人君子的意外,也是他们不愿意看见不愿意承认的。但是,时间或许会选择那些昂着头颅却把身子趴在底层或干脆钻进垃圾堆的人们。
垃圾写作这种“伸开四肢,躺在大地上”(黄翔:《“弱”的肖象·大地》)与地面完全相贴合的写作姿态,终于使当代中国诗歌从“朦胧”含混的迷雾和自我抚摸的小家子气中摆脱出来。巨人安泰重新“回到了严酷的大地身边”(黄翔:《大地》),吮吸本土母亲的乳汁,将再次从中华大地上跃起,与全球一体化的巨魔抗争。
垃圾派运动或垃圾派革命既要有“派”的中坚与主导意识,又要目光四射,视野开阔;巨川大洋的包容胸襟,才能始终把持“诗歌精神革命”的舵向,向世人展示新的文化运动或新的文学艺术思潮的广阔前景——
以垃圾派为中坚,创造性地进行垃圾文化革命;
以垃圾派为中坚,创造性地展开垃圾文化运动;
以垃圾派为中坚,创造性地展示垃圾文化精神;
以垃圾派为中坚,创造又一轮新文化运动的垃圾文学艺术……
垃圾写作扫荡种种文化垃圾(政治垃圾、经济垃圾、法律垃圾、历史垃圾、道德垃圾、教育垃圾、意识垃圾、观念垃圾、话语垃圾、信息垃圾等等)如果不是短视之举,如果不是短期行为,其所创造的经典之作有可能长久屹立人类的心坎,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附录:
资料1:由于司法、新闻有行政控制着,贪官腐败因而被盖着。据1999年有关部门对北京、上海、广州调查结果,贪官人数已超过失业下岗人数,再一次成为中国的头号问题。它将给国家带来更大危害。我们总是在打击这、打击那,为什么就不彻底打一打中国的头号问题。
资料2: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政府机关里除正职以处,有多得让人吃惊的副职、副部长、副处长、副科长……少则三、五个,多由几十个,还有名目繁多的这个“委”、那个“办”。这么多的“官”,这么多的“办”……
改革开放以来,迄今为止已进行过三轮机构改革:1983年第一轮改革,1988年第二轮改革,1993年第三轮改革。但政府机构数量和人员,往往都是当时减了下来,很快就又增加得更多。三轮改革之前,我们由国家财政开支的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为2,015万人,到1997年也就是三轮改革之后,反而增加到了3,675万人,增长380%以上,是同期全国人口增长速度的三倍还多。
这3,675万人“吃皇粮”是什么概念?中国古代实际上领皇粮(官俸)的地方官吏很有限,地方经济事物政府也基本上不参与,而只管贡赋、劳役、税收等。从历史上,全国平均一个“吃皇粮”的人有多少人口来代养呢?汉朝大概将近8,000人,唐朝大约4,000人,元朝大约2,600人,清朝大约900人,全国解放初期大约为300余人,改革开放前大约为50人,1997年则降到33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官”民之比已经达到1:30左右的惊人数字。仅以平均每人每年1万元工资和福利性工资计算,国家就要支付4千亿元。何况养这么多脱产的干部,就有房子、车子、电话、办公、出差开会等种种开销乃至种种待遇,国家每年花在这些方面的钱又恐几倍于4千亿元不止。难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搞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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