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新诗选集》研讨会现场及发言

菜花

中间左1：陈发仁（安徽省文联主席、歌唱家、诗人、画家），中间左2：徐子芳（安徽文学院院长，诗人）
左排右起：贾梦雷（安徽省文联名誉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诗人），卜白（诗集作者之一），齐云（诗集作者之一）
右排左起：时红军（诗人），许春樵（省文学院副院长，小说家，评论家），陶沙（诗集作者之一）

为探讨当代新诗发展方向，进一步繁荣诗歌创作，安徽文学院于4月10日下午召开《古典新诗选集》作品研讨会。会议地点：省地方志会议室（市府广场交行大厦二十一层）。
《古典新诗选集》电子版http://www.gufong.com/fm/b0004.htm
参会人员（文学社）名单
陈发仁，诗  人，省文联主席
贾梦雷，诗  人，省文联名誉副主席，作协副主席
徐子芳，诗  人，省文学院院长
许春樵，小说家，评论家，省文学院副院长
马振宇，《安徽青年报》副总编
赵  焰，作  家，《安徽商报》副总编
郭明辉，作  家，《江淮晨报》编辑
郭  辉，省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主持人
乔延凤，诗  人，前《诗歌报》主编
时红军，诗  人，前《旅游报》主编
齐云、卜白、陶沙，《古典新诗选集》作者
安徽大学校园文学社
安徽医科大学守望者文学社，激流文学社
合肥工业大学斛兵文学社
安徽建工学院莘源文艺社
安徽农业大学白玉兰文学社
三联学院紫藤文学社
以下是研讨会上的部分发言。

发言1：回归传统的执着——读《古典新诗选集》
许春樵（安徽文学院副院长、著名小说家、评论家，代表作《放下武器》）   
《古典新诗选集》是9位志同道合者的一次诗歌起义，他们在推出一本诗集的同时，也推出了一种诗歌理想，一种审美意志，一种对诗歌的重新判断的价值尺度。他们以批判姿势对极端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进行颠覆，以平民化的立场对传统的大众的诗歌再次寻根。以颠覆和寻根为动力的创作实践，集中地表现了他们不再是诗坛“独善其身”的歌吟者，而是“兼济天下”的富有诗歌使命感的理想主义者。这种执着坚定的意志和抱负，为他们赢得了足够的尊严。
《古典新诗选集》的作者置身于流行与时尚之外，高举“追踪五四新月派足迹、走出现代诗西化误区、回归大众传统与现实”的旗帜向前进。诗集最突出的表现是与现代主义诗歌划清界限，没有艰涩的意象，没有泛滥的直觉，没有挥霍无度的才气表演，没有扭曲变形的心理黑暗；取象比喻朴实明确，抒情表意健康明朗。读这样的诗，没有那种非经验化的阅读障碍，没有极端化的思想伤害。诗中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极具古典主义时代的崇高、庄重、理性、和谐的审美趣味。
上承“国风”之民间立场，下接“五四”新诗的形式意韵，可以看作是《古典新诗选集》的两个内在的注解。诗集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无论是抒情写景，还是阐发幽思，都体现了民间化、平民化、日常化的视角。在占有相当比例的情诗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所抒发的感情多是常人的期待、向往、失落、迷惘、忧伤和痛苦，没有怪异和变态的心理，没有阴暗和毁灭性的想象；诗歌就像作者的服装和头发一样朴素而健康。由于没有那种超体验的感觉，因而也就更接近普通人的感情。齐云、紫筠、陶沙等人的情诗在这方面很有特点。在感悟人生、直面现实方面，任真的《汉字八首》、唐古拉山风语者的《浅吟低唱》《不过如此》、卜白的《一瓶老酒》《一只麻雀》等都很深刻，有一种以小见大、于细微处听惊雷的的穿透力。二是几位诗人都在有意无意地用韵文写诗，而且韵文诗所占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毛翰、齐云、陶沙、任真、卜白等都或多或少地以韵入诗。这是回归传统与大众的最明显的实证。韵文只有用汉语表达才最具艺术感染力，这正是传统诗歌形式的魅力之根本所在，也是大众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中国诗歌的标志。五四新诗最初都是以韵入诗的，如胡适、徐志摩、戴望舒等都是如此。三是这本诗集取象比喻，没有古怪和荒诞之象，没有像波德莱尔、庞德等用困难的、恶毒的意象进行隐喻和象征。风、树、月光、沙滩、雪地等传统的意象被这群诗人赋予了现代情感。诗风明朗，格调优雅，诗歌与读者的对话关系直接而明确。少了一份贵族化，多了一些平民化。这几乎是9位诗人共同的意志和追求。
《古典新诗选集》的作者在价值取向上仍然以“自我”为中心，但这种“自我”更多地表现为视角的“我”，而不是感情立场上“封闭与狭隘的自我”，其“自我”的情感是一种群体性大众化的体验。在直面现实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伪崇高和伪现实的拒绝，将落脚点放在了“我眼中的现实世界”上。因为没有假大空地反映现实，所以更显真实的力量。9位诗人在这本诗集中所宣扬的诗歌立场与审美态度，对于目前的诗歌潮流是一种挑战，是一次修正，其勇气和决心值得尊重。同时，他们也将因自己的实践而在诗歌界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发言2：守望的意义
徐子芳（安徽文学院长、诗人）  
也许我是一个吝于守望的人，对于多年来流行于诗坛的“先锋诗”，我基本不读，也不去写。理由很简单，本人文化有限，诗才有限。一言以蔽之：既读不懂，又何必去“自取其辱”呢。因此，很久以来，一颗诗心如“死灰”，对诗的“繁荣”甚是漠然，偶有闲情“死灰”复燃，则哼几句旧体，聊以打发心灵的寂寞。
突然有一天，我的案头摆放了一本《古典新诗选集》，是毛翰、齐云、卜白、陶沙等一批被称为“中锋”诗人诗歌集。书的封面上赫然打出“回归大众，回归传统，回归现实”的醒目口号，油然生出了阅读的欲望。谁知，这一阅读便有了今天有关它话题的研讨会，有了自己这几片闲言碎语。
不知从哪个年月起，据说有一批“前卫写手”们在诗坛崛起，他们与时下的骗子公司一样，玩起了“空手道”，历史在他们的笔下“终结”了，生活在他们笔下“终结”了；他们密集在“反传统”、“反文化”的灰旗下疯狂发泄，一派胡言乱语式的自恋和自虐在报刊上大行其道，赢得“不知有汉”的评家们一片不断的喝彩声。“先锋派”诗人皇皇堂堂地创造了“新诗”的模式：体验的方式是他们的身体，行为的准则就是对传统的反叛，唯此为大，别无分店。
诗坛虽然非常热闹，流派纷呈，探索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他们却不能成为诗坛的霸主，不能成为一代宗师，甚至连记得住传得下去的诗至今还未见有一首。这是诗的不幸。
好诗应来自生活，感应时代。人间要好诗，人间有好诗。这本《诗集》里有一首题为《我要造假》（作者齐云），我认为就是一首来自生活，感应时代的讽喻诗：“我想装一只假手/与人见面好去握手/听报告用它来拍手/选举时庄严地举手/两只真手，我要留给自己/右手用来深夜里写诗/左手用来敲打自己的瘦骨/抚摸爱人青春的身体。”在诗的第一节里，诗人对造假的无奈和不满、对时代的错位的忧思和盘托出。接下来在揭示了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造假现象之后，诗人笔锋陡然转换，向自己也是向生活发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假惺惺的真实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世界”，对生活的诘责，对灵魂的考问，笔力之深厚，入木三分；锋芒所向，靡坚不摧。类似有生活张力的诗，在《选集》中不难找到，如卜白的《一只麻雀》、唐古拉山风语者的《数学题二首》，都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有强烈的思想性，生活密度大，让人一读不忘。
没有传统，就没有继承，也就没有发展，诗也不例外。何况泱泱华夏，有几千年诗歌历史的大国呢。举目世界，论诗歌的辉煌，谁堪比肩？没有。不敢想象的是，今天的“前卫”们居然要“断”我几千年文化之根，口气之大，胆子之狂，可说是无知到了极点，却满脸自得之色，自封山大王，称孤道寡，藐视一切。在“前卫”们眼里，以前没有诗，没有诗人。诗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钱钟书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连ABC都认不得几个，却自封为“现代派”。哀哉呜呼！
捍卫传统，守望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者，诗坛是代有其人的。齐云、卜白、陶沙的新诗创作，无论是在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在语境和章法的构建上，在意境和形象的营造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酹一杯酒/与江水/叹一口气/迎秋风//就让山/作一回琴/让江水/再洋洋奏鸣/千年的回音//伏着山石/听着秋水/我/在琴台小寐//等我睡醒/看斜阳西下/深秋里/繁花落尽”(齐云《琴台》)，迭宕的句式，淡淡的情思，辽远的意境，宛如在秋江落日边读着一首现代版优美的古典诗词。而在另一首《朝圣者》16行的短诗中，诗人巧妙地叠用了16个“一”字，层层深入地细致分明地刻画了一个“朝圣者”在路上的苍凉心境和悲苦人生。写他的孤伶是“一根杖，一把雨伞/一壶水，一甑冷饭”；写他的踯躅是“一本经，一个行囊/一段爱，一袭青衫”；写他的神形是“一身倦，一肩风霜/一回伤，一世凄凉”；写他的悲怆是“一抹霞，一竿残阳/一岭雪，一暮苍茫”。全诗句型整齐，节奏舒展，声韵明快，犹如秋风下古道旁一幅立体的萧然淡远、雅润厚重的古代山水画，未及卒读，已见其艺术匠心卓然而立。
有评论家指出，所谓的“先锋诗”，在反“主题论”的幌子下，依然奉行的是“主题先行”，只不过是把“主题”的内容颠倒过来而已。他们的“主题”就是如何将“恶”玩大，将“性”露实，把“日常”变为“反常”，把“道德”变成“反道德”，扮演了一个可憎的“痞子”角色。虽然“前卫”们没有多少文化，但能在诗坛上“先锋”一把，即使“过把瘾”后死去，又有何妨呢。
不唯“先锋”，方为先锋。大凡真正的诗人，无一不是具有千秋（历史的、政治的）情怀的感悟者。他们追随时代步伐，把个人命运融入最广大的人民命运之中；反映在他的诗歌作品里，是信念的坚定和纯化，是理想的高扬和执着。他们表达的意志和自由，不是诗人的私藏，而是代表民族精神的支撑。即使身处深渊，路断绝壁，他依然临风敞怀，振衣长啸，决不缺位，只有守望。这才是一个诗人的情操和胸襟。
一个民族道德的陷落是从文化精神的失落开始的。我始终作如是想。我们不敢设想，一个具有光荣和辉煌文化的民族，不能永久坚守自己独立的民族精神，不能守望和施展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抱负，不能创造和搀扶自己的心灵关爱而又独具民族精神的伟大诗篇！如果只有像“先锋”们那样只知从发臭的西文文化垃圾堆里捡来那些沾有脓血的破烂玩艺儿，这是中国诗坛的陷落，是民族之大不幸。
诗坛守望者的真诚，感动着时代，昭示着诗的未来。

发言3：令人耳目一新的“古典新诗”——《古典新诗选集》读后                    
陈发仁（省文联主席）
年轻时喜欢朗诵，记忆的空间里积存了不少诗歌。那些明白晓畅、朗朗上口的文字，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脱口而出，奔涌不息地流淌出来。是它们，伴随着我的工作与生活，让我激动不已。今天，拿到一本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崭新的诗集。一看书名，便觉十分诧异：《古典新诗选集》？既然是“古典”，又何来“新诗”之说？怀着好奇心，我认真地翻阅起来，谁知一看之下，便爱不释手。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样清新的诗歌了。
泡一杯新茶，我坐下来，呷一口那淡淡的清香，翻一 页清新的诗章。顿觉口齿留芳、回味无穷，真不知是茶香还是诗香。
语言轻快明丽、浅显自然是这些诗的的特色之一。毛翰在《我的恋人在远方》里，这样写失恋的心情：“我的恋人在远方/在一个幽静的小村庄/有一年秋天枫叶红/她作了别人家的新娘//从此我怕见天边的月/怕见流泪的红烛光/高山流水天然调/如今都僵在琴弦上//也曾让鸽子捎过信/问起过那束夜来香/夜来香至今无消息/鸽子也不知流落何方//”。我以为，无论是古典诗还是现代诗，不管运用什么形式，诗是一定要让人读懂的，否则无法与读者交流。没有交流，没有读者，写得再高明，又有什么价值，难道真的要让自己的“孙子”去看吗？“孙子”就一定会是你的知音吗？再看齐云的《错误》：“那一年冬天/雪一片一片一片/我每天经过你的门前/你总是对我一笑，笑得好甜/虽然风雪交加，道路迷离/我总是满怀温暖，满怀信念/前进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后来，有一个春天/花一片一片一片/我们相遇在一个花园/我向你倾诉我的衷情，我的爱恋/你说你从来没有见过我/我一阵失望，一阵迷茫/迷失在那个绮丽的春天//”浅显直白，朗朗上口，“简析”里说它借鉴了歌词的写法，确实是这样，易记易诵，绝不像现今很多报刊上的那些晦涩难懂，比《易经》还艰深的诗歌。有趣的是，卜白的《橡皮筋》与余光中的《乡愁》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小时候/一根橡皮筋/是我俩拥有的琴/她用脚来弹/我用心来听//长大后/我俩牵着一根/时间的橡皮筋/分别时/长得无限/相聚时/它短得无情”,亲切自然，简直就是一首乡村小调。浅显直白并不意味着简单鄙陋。《钓鱼岛》、《两个雪人》、《在我死亡之后》等大都寓意深刻，语浅而情深。
声韵优美是“古典新诗”的另一大特色。形式上看，这本诗集中几乎所有的诗都押韵的。讲究韵律，读起来便朗朗上口，利于传唱。请看洛水曹植的《朱砂记》：我愿是翩翩的蝶舞/咨意在芬芳中留恋花的风华 /亦愿是那广寒的玉兔皎然/用我一腔的热血蘸着红尘的泪/为霜娥把眉儿轻画/可我更愿是云的嘱咐，风的依偎 /可以亲吻娟娟盈盈，冰清的雪花 //但一个人的心究竟能有多大/是否有了你，竟还容得下别样的牵挂？/我怀抱着一份执着/静静守候在月下/听岁月唱一首古老的歌/忍不住的思绪/为曾经说过的话/在我记忆的梦里/点一枚永不褪色的朱砂”,音韵优美，节奏明快，让人禁不住击节而唱。紫筠的《望月》一咏三叹，陶沙的《你是我一生无法度过的河》回环往复、节奏铿锵，唐古拉山风语者的《老屋》一气呵成，他的《西行散曲》在诗歌的格律化方面作了较为成功的探索。总之，诗歌应该是有节奏的，应该富有音韵美，让人读得很上口， 唱得很欢乐。
我喜欢读这些清新流畅的诗，却不大谈诗歌理论——“理论都是灰色的”。更何况，我们满目所见的，是一些学院化、书斋式的评价文学，需仔细地“咬文嚼字”，碰到那些言之无物却又故作高深 的文学，你只能大呼上当，白白浪费了时间。而毛翰的《话说中锋》（代跋）一文，别开生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诗歌主张。毛翰主张诗歌应回归大众、回归传统、回归现实，他把这类“古典新诗”称作介于传统派与先锋派之间的“中锋派”新诗。在诗歌理论上别辟蹊径，独树一帜，同这些诗歌一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这本诗集中收录的作品，也确实印证了这个理论。
读着这样的诗歌，我们有轻松的愉悦感。这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我倒是建议，能不能让人朗诵这些作品，开个朗诵会，或是制成盒带、光盘发售。我想会有很多人感兴趣的，比如我自己。

发言4：为新诗正位
时红军（诗人）
首先感谢本书的编者和作者编著了这样一本十分有意义的诗集，我说它十分有意义在于它不仅让我读到许多好诗，还让我听到了向猖獗诗坛多年的歪风邪气宣战的号角，还让我看到了中国新诗的未来和希望。我十分钦佩这些青年诗友的清醒、明智、勇气和胆量。
我去年曾写过两篇短文，一篇是《说不好和不想说好》，另一篇是《君子之风的尴尬》，都是记录和批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错位行为和现象。前者是语言错位，后者是诚信错位。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思考，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流行一种病态，这个病态就是错位，语言错位、诚信错位、职业错位、审美错位、思想错位、道德错位、职业错位、善恶错位……在这种错位意识的影响下，官不好好当，事不好好做，话不好好说，路不好好走，戏不好好演，歌不好好唱，文不好好作，诗不好好写，饭不好好吃。于是　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官场府败，事业的荒废，道德的沦丧，诚信的丢失；于是，人们听不到好歌，看不到好戏，读不到好诗。到处是语言的垃圾，文字的垃圾。
新诗的错位具体表现为对诗的主体的反叛和践踏，他们打着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旗帜（其实是伪现代派和伪先锋派），招摇撞骗，横行诗坛。他们不是弘扬民族文化而是破坏民族文化，他们不是继承传统而是抛弃传统，他们不是贴近生活、关注生活，而是背离生活，他们不是优化汉语而是玷污汉语，他们不是净化读者的心灵而是污染读者的心灵，他们不是设法让自己的诗拥有众多的读者，而是拒绝读者，他们用胡扯的呓语，晦涩拗口的文字让广大读者生厌，从而拒绝诗，抛弃诗，使我们这个人人爱诗的古诗国变为人人厌诗。所以说，这些人在诗坛上的行为是制造灾难的行为。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制造的这场诗坛混乱毒害了更为年轻的一代，使更年轻的人误认为这些胡扯的梦话、脏话、不合语言规范的文字就是诗。
造成目前诗坛混乱、群魔乱舞局面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以往几十年中，我们过分强调了诗歌的歌颂功能，使诗成为歌颂自然、歌颂伟人、歌颂经济建设、歌颂丰功伟绩的工具，造成了一代人的逆反心理；二、以往几十年中，我们过分强调了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口语化、民歌化、生活化，降低了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从而导致了矫枉过正，无原则地为所谓的现代派、先锋派大开绿灯，推波助澜，甚至过分推崇。三、以上两点是客观的原因，其主观原因则是这些所谓的诗人的无知，他们对民族文化缺乏了解和认识，他们不知道诗经，不知道楚辞汉赋，甚至没细读过唐诗宋词元散曲，不知道“诗缘情而绮靡”的真正价值，不明白“情、理、象”这诗歌三大要素的真正内涵。也不明白他们所顶礼膜拜的所谓的现代派、先锋派并不是西方文学的主流，西方文学的主流依然是现实主义的，这些流派在西方文学的大树上不过是几　根枝杈。四、由于中国现实社会对物质的畸形追求，严重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做官的恨不得一夜升三级，做生意的恨不得一夜成为百万富翁，做学问的恨不得一夜成为专家学者，演艺人恨不得一夜成名。于是一些年轻的文学青年，诗歌习作者，浮躁起来，耐不下心读书和写作，不仅做不到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更缺少十年磨一剑的刻苦精神，哪里做得到“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相反，写不了几首诗就想出书，发表几首诗没人吹捧就责怪读者不识货，于是就举起一面旗帜，自立一个流派，就摆出一副痞子、无赖嘴脸，谁也不能碰，不能惹，不然就骂别人是保守、是传统。五、这些所谓的“诗人”缺少一个真正诗人的责任感。这也许是当今社会的通病，当官的不为百姓负责，做生意的不为消费者负责，做子女的不为父母负责，做父母的不为家庭负责。在这个责任感日渐降低的社会影响下，一些诗歌作者以自我为核心的主观意识越来越严重，行为越来越自私，丝毫不考虑他的作品的读者，只顾自己抒发不健康的心理，说一些梦话和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胡言乱语。六、主管部门的放任自流，不闻不问；组织部门不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让一些不懂诗的人主持诗歌阵地。加之诗歌的好坏既不影响人们的衣食住行，也不影响社会治安，更不影响经济发展，只要你不骂党和政府就放任自流。岂不知，它影响了祖国的文化文学事业，污染了人们的灵魂，更是祸莫大焉。
综上所述，对当前诗歌界的混乱状况不能再漠不关心，必须正本清源，为诗歌正位势在必行，让诗歌回归传统。用汉语写就不能丢弃传统，用汉语写诗就不能丢弃民族文化，用汉语写诗就不能不遵循汉语的章法，用汉语写诗就不能无视中国的现实，用汉语写诗就不能不关心祖国的兴亡和人民的疾苦，用汉语写诗就不能不让中国人看不懂。
我所以说要为诗歌正位，是要诗回到诗的位置上，绝不是要诗倒退，倒退到诗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歌功颂德的工具，如果那样将会是更大的灾难，也是诗人的又一种悲哀。

发言5：诗是他们内心的宗教   
赵焰（《安徽商报》副总编，作家）  
由于单位派到六安开会，不能参加此次陶沙、齐云、卜白的《古典新诗选集》研讨会，写出此稿，算是书面发言吧。
这本集子我粗略地读了，感觉很是不错，感觉到这些诗都很有味道，很真挚，不矫情。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现在很多文学形式给人的感觉就是太矫情，不自然，有的就是搞鬼画符，当“皇帝新衣”中的骗子。而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中，“皇帝新衣”似的骗子更要多一些。有不少诗人，思想也不行，文学也不过关，就在那里哗众取宠，写一些谁也看不懂的东西，故作姿态，故作深沉，但实质上空空如也，什么东西也没有，既没有心灵，也没有激情，更没有美感以及对于时代的警示作用。这些东西说实话，我是看不懂的，也不喜欢。
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我很敬佩陶沙、齐云、卜白等人，我觉得在这个市场经济环境下，在人们的价值取向普遍越来越实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带功利的审美取向，有自己的追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一个优秀的人。执照我的朋友苏北的话来说：人一定要心向远方。对于陶沙他们的来说，他们的心中是有远方的，诗，就是他们的宗教，是引领他们的人格，让他们走向完美的一种东西。我记得柏拉图曾经关于诗歌以及音乐说过一段话，我把它抄在这里。柏拉图说：“诗歌和音乐在教育中的决定的意义在于，它深深地没在心灵的幽深处并牢固地保持在那里，带来肉体和思想的优雅，这只有在一个在正确的路上长大的人身上才能发现……证明所有的一切都是可爱的，他将带着欢乐把它迎进家中，进入他的灵魂，在那里滋养灵魂，长成一个具有高贵精神的人。”对于陶沙他们来说，他们说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现在更需要的是坚守，坚守成一个具有高贵精神的人。这不仅仅是陶沙们，任何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应该有着一颗幽远的心，不断地努力，以求自己走向一种人格的完美。
第三我想说的是，超越流派。在此之前，我听过陶沙、齐云他们关于自己诗歌的一些评价。他们说他们一行人是新诗中的古典派，他们想把古典诗歌中的一些东西发扬光大。这个想法当然很好，这说明他们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从很高的要求来说，不要给自己设立流派，诗言志，就是找到自己内心当中的通风口，了解自己的内心，发现自己的内心，从而以自己真正的内心来与这个世界达到和谐的沟通。应该说，所有大家都是超越流派的，他可以借鉴一切好的东西，以一切好的东西，适合自己的东西为己所用。至于流派，那往往是后人给贴上去的标签。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就像武术，最高境界就是无门无派，师法自然。音乐也是这样，贝多芬就是越越所有流派的，莫扎特也是，他们的东西都是这个世界的心音。同样，诗歌的最高境界也是师法自然，通达心灵。当然，这是对于比较高的要求，但既然陶沙、齐云、卜白在这条道路上走，那就要由一条道路争取攀上山顶，然后，“一览众山小”。
最后，我向陶沙齐云卜白等诗人表以诚挚的祝贺，同时向参加今天研讨会的老师和领导表示歉意，祝大家生活愉快，多出好作品。

发言6：古典派新诗是什么
（齐云，诗集责任编辑，作者之一）
很多人从朴素的、自发的观念出发，对流派诗歌很反感，认为诗人不应该画地为牢，自缚手脚，局限于流派，而应该吸取古今中外诗歌，文学其它体裁和其他艺术门类的长处，扬长弃短，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样的看法无疑很有道理。但深入了解当代汉语诗坛的现状，大家恐怕就更能理解我们了，理解“三回归”口号的意义了。
一、解读当代新诗之怪现状
当代诗坛有几个悖论般的现象：
第一个悖论。新诗一方面被大众彻底驱逐出生活，另一方面新诗创作很繁荣。
新诗被大众驱逐出生活，表现就是诗歌读者越来越少，诗歌没人看了。这里面固然有社会变化、商品经济发展等外部原因，但也有诗歌内部的原因。如果说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大家忙于应对生存竞争，没有时间欣赏艺术，那么应该所有文学体裁都受到冲击才对。但现状是，小说和散文仍然受大众关注，仍有读者，独有诗歌，读者越来越少，这就说明诗歌内在有一些问题。
但同时诗歌创作并未减少。由于网络的兴起，新诗的产量可以说增加多少。这一点只要接触网络的人都会深有体会。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泱泱诗国。官方诗歌刊物前几年锐减到9份，去年又回升到12份，与八十年代比降低不少，但民间诗歌刊物有多少，恐怕没人说得清，起码不在300种之下，全国每年又有多少诗集，还有大量在其他渠道发表的以及未发表的，如单位内部刊物上的、报纸等大众传媒上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朗诵的、黑板报上的、宣传栏里的，还有写了只是记在日记本上的、抄在情书里的、锁在抽屉里的、压在箱子里的，网络上的诗歌数量，更是天文数字，所以有人估算，现在全国写诗者近千万人，有可能是高估，但说每年有一千万首诗的产量，恐怕是个保守数字。唐代到现在有名可稽的诗人约2200多，诗作约48900首，平均每年约160几首。两相对比，能说现在不繁荣吗？
说诗歌冷落，是因为它不受大众关注，说诗歌繁荣，是因为诗人很多、创作很多，怎么解释这个悖论，答案是：写诗的就是看诗的，甚至写诗的比看诗的还多，很多人只埋头写自己的诗，不看别人的诗。
第二个悖论。几乎所有的专业诗歌杂志都提倡先锋，而实际上读者、爱好者多数喜爱不那么先锋的诗歌。
诗歌专业人士，特别是诗歌杂志的编辑，和大众爱好发生很大偏差。仍以官方诗歌刊物来说明，有几十年历史的《星星》在梁平接替杨牧当主编后，风格越来越现代了，《扬子江》创刊没两年，随着主编的更替，风格也由传统作了180度的大转弯，我省文联的《诗歌月刊》也被王明韵主编定位为前倾、先锋。
但一个四川女大学生帮我们在高校作的调查表明，读者欢迎的其实是与传统审美能对接得上的诗歌。（调查分析略）
另一个例子，星期三晚上，医科大学守望者文学社举办医大、安大、农大三所大学8个文学社参加的诗歌朗诵比赛。第一轮比赛中是朗诵非创作诗，选手朗诵的24 首作品中，没有一首是现代派的作品，古体诗歌4首，朗诵得最多的是提倡新诗格律化的新月派作品，还有一位女学生朗诵了《古典新诗选集》里洛水曹植的《踏月》，而洛水曹植个人气质与诗歌风格几乎是徐志摩的翻版。这鲜明地表明了新诗的主要读者大、中学生对诗歌的选择。
第三个悖论。一部分人在拼命西化，一部分人则回归到古诗路途上了。这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西化的先锋诗歌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占据了新诗的话语权，成为所谓的新诗“主流”。但惯于独语、晦涩艰深的现代主义崇拜者们写得越辛苦，随意化、平面化、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义的FANS写得越轻松，新诗都离大众越远。这就让不习惯新诗这种变化的人，想起走回头路了，放弃现代汉语、白话文，重新回到唐诗宋词去。才去世不久的臧克家老人，五四时期即以新诗闻名，到了晚年，因对现代派新诗极度反感，就重回唐诗宋词的平平仄仄去了。徐院长在讲话中，表露了同样的心态。这一点在网络上表现也很明显。旧体诗词的创作现在铺天盖地，大有与新诗创作抗衡之势，有的作者宁愿写旧体诗词也不愿写新诗，有的读者也宁愿读唐诗宋词而不愿读新诗，家长用于启蒙孩童的往往是旧诗而不是新诗，几乎一半的诗坛正向复古的氛围中滑去。
从上面述及的当代诗坛三个悖反现象，即诗歌受众日减与诗歌创作繁荣并存，专业人士与诗歌大众审美严重悖离，彻底西化与完全复古并存，从严重的多元化、秩序的混乱、标准的缺失，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看到乐观的一面，就是汉语诗歌正处于寻求出路、确定标准的前夜。
二、成立古典派新诗的理想
今日新诗的格局，颇似初唐时期。初唐诗人面对一个复杂的诗歌传统——《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风骨、南北朝民歌、六朝诗歌，他们必须做出选择——以哪部分传统为范本、还有哪些领域可以开拓。如果仅是初唐四杰和张若虚净化宫体诗风，而没有陈子昂力倡建安风骨，迅速确定唐诗主流，盛唐诗歌的繁荣即使会来临，也会推迟很久。今日汉语新诗，面对的诗歌遗产更多，除中国古典诗歌及五四以来的新诗，还有世界范围内古、今诗歌，如何选择？
全盘横向移植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近二十年来流行，却把新诗领上了没有读者的绝路，显然不可取。现代诗在中国不仅没有读者，是学院派的东西，在西方也同样如此。我引用一篇文章，叶汝链先生的《法国现代诗歌杂谈》里的：“然而诗歌现状的不景气却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末以来诗就脱离了读者，其后，距离越加扩大；除开二战期间，诗一度欣欣向荣，那种兴旺，今天评家甚至认为也是有疑问的。不过，诗的确与读者从此中断了联系，以致今天，读者既然少，为经济效益不高的诗作服务的出版家当然就更少，诗评家也随之少而又少。年青诗人罗西指出诗的“艰难在于它正经历一种难以克服的矛盾：作品本身的复杂性和诗的一般概念之间存在着当代诗创作难以填平的鸿沟，隔开了两个世界，且彼此相离日远”。显然鸿沟的存在不易填平，责在双方，不过孰轻孰重，却有不同的申说。一般认为咎在诗人，写得叫人读不懂，精英式的，奥秘之上还涂添油彩，严藏内蕴之外，还力求语言枯索之极至。”
回归古体诗歌，显然更不可取。从自然界看，发育过于成熟、达到烂熟地步的生物，就已经青春不再，活力日减。从艺术形式上，也是如此。旧体诗过于烂熟，从诗歌语言到诗歌形式，已经容不下新东西了，已无创新余地。今人写古体诗，不可能超过唐宋了。比如电灯、电话、汽车、摩托、石油、天然气、计算机、蕊片、报纸、杂志等凡是工业文明形成的词语（更不用说方程式、黑洞、病毒、分子链等科学词语），都很难入农业文明时期的旧体诗，勉强用了，感觉就像打油诗，味道就不正宗。旧体诗可以说朝庭，不能说中央政府；可以说云雨，不能说性爱；可以说战斗，不能说打架；可以说长矛，不能说导弹。越是当代现代生活中常用的事物，旧体诗越是无力表达。旧体诗精妙的语言、成熟的范式，却不能直接用于新生活、现代汉语，十分可叹。
既然完全西化已经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完全复古也是不行的，那就象常识一样，要不西不中，即不完全西化，也不完全复古，亦西亦中，即吸取传统与外来的优点，即毛翰教授所说的“中锋”了。这句话说来容易，做到可难了。因为当代诗坛声音最响的是“先锋诗”，而不是复古诗，所以想改变诗歌没有读者现状的人，反对的也主要是“先锋诗”，“现代诗”。呼唤诗歌回归的声音已经越来越高了。针对“现代派”三字提出的“古典派”，提倡的三个回归，回归大众，回归传统，回归现实，就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想用三个回归希望引起还在关注新诗的人的共鸣，确立一种标准。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标准只是较正时弊的。文学方面，任何标准一旦被过度强调，伤害多元化成了绝对垄断的标准时，就是有害的了。正如今天，探索过度、激进过头的具有很大排他性的先锋诗观念有害于诗歌创作，某一日，保守的标准导致创新不足，就是放弃三回归标准的时候。
在选择哪一种新诗作继承的对象时，我们选择了新月派。《诗集》封底，就印有“追踪五四新月派足迹”。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我个人觉得，八十多年的新诗史上，新月派在吸取中、西方诗歌的优点，在传统与西化间寻到恰当的结合点方面做得最好。在五四新诗草创期，严守传统的遗老们最先接受的新诗就是新月派代表人物徐志摩的作品，也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点。八十多年来，新诗在一个很不宽松的环境下发展，五四启蒙任务还未完成（某种程度上，至今也未完成），就发生了抗日战争，全民族投入救亡运动，多数诗人也自觉降低诗歌的艺术标准，而把战斗性、鼓动性等列为诗歌创作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抗战结束是内抗，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是政治挂帅，文学为政治服务，从八十年代开始，新诗才回到正常发展的轨迹，所以属于中国新诗自由发展的时间并不长。新月派虽然属于汉语新诗初创时期的流派，但仍然足以代表新诗的一个高峰。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冯至，虽然他受里尔克等德国现代派诗人影响很深，加入的也是沉钟社，但他新诗写作自觉接受格律的约束，兼有传统与西方之长的风格，与新月派的追求从本质上并无差异。
一般地，一个诗派的形成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比较严格一点，即先有明确的理论主张，有自觉的创作组织，主体有共同的创作倾向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有代表性的诗人，而且有自己的出版阵地；另外一种就比较松散，诗人们未必先有明确的理论主张和自觉的组织，但是在创作中由于创作倾向或风格一致而互相认同。如果说“古典派”新诗是一个诗派的话，那么也只是刚才所讲的第二种情况。
我们没有多少理论主张，一方面因为我们多数是非常业余的人士，理论建设不是我们之长，另一方面我们以为诗歌理论实在过多了，如陈主席在讲话中所说的，“理论都是灰色的”，而且从新诗八十年的历史上，一般都是理论会伤害创作。所以古典派新诗只是脚踏实地，以创作为主，只提出个“三口号”作为一面旗贴，理论远的借五四新月派的理论，近的借毛翰教授的“中锋”理论，省点力气。这样，也是为了避免自缚手脚。八、九十年代，成立了多少种诗派，提出了多少宣言，但留下的公认的经典作品有多少？
综合上面的，成立古典派新诗的理想就是：1、提出针对时弊的“三回归”口号，提供一种新诗发展方向的可能，奢侈一点地说，就是标准；2、不着力于理论建设，而是希望写出能流传下去的经典诗歌；3、希望能通过回归传统、回归现实而达到回归大众的目的，让新诗重新回到大众生活，所以争取学生的理解，深入大、中学生对我们来讲，与创作一样重要。我们不强调破坏，而是强调建设；不强调割裂，而是强调整合；不强调放任自然，而是强调注重规范和形式；不强调创新，而是强调继承；不强调探索，而是强调回归。解决一个问题：找回诗歌的读者。
这本诗集的出版，就是找回诗歌读者的一个尝试。所以出版前作了市场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确定诗集的价位，内容，语言风格，作者等等。这在诗集序言中交待了。

发言7：真诚的吟唱——读《古典新诗选集》        
华侨大学中文系2002级研究生  余建荣
《古典新诗选集》是一本别开生面的诗集。它不是一位诗人的专集，也不是被随意邀约到一起的诗人们的合集。它是一群有着共同诗歌理念，有感于当下诗坛现状的志同道合者发出的真诚的声音。
在诗人齐云撰写的序言里，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他们的主张。
“古典派新诗：响应毛翰教授中锋诗歌理论，针对诗坛日益脱离现实、大众与传统的现代派诗歌理论泛滥现状，在网络上由一群志同道合、风格相近的诗人成立的新诗流派。主要主张是诗歌内容贴近现实，语言晓畅、典雅，特别注重诗的音乐美和可诵性，兼顾形式美，承接五四诸大家风范和精神，让汉语新诗回归大众，回归传统，回归现实。”
“古典派新诗认为，由于哲学背境、社会发展阶段、历史重大遭遇、诗歌发育程度不同，特别是审美传统的不同，中国新诗不能照搬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方法和内容，必须回归，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
他们推崇回归优秀传统，并不是意在复古，提倡大家钻“旧纸堆”，而是有感于现代派诗歌曲高和寡的现状，希望新诗能从深厚、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土壤中吸取养料再造又一个盛唐之音。新诗在中国作为一种迥异于传统诗词歌赋的新诗体，其实不过短短的近百年的历史，其发展至今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形成一套稳定的价值标准，还有待于我们继续的努力探索。诚如毛翰教授在《话说中锋》中所言，“从形式到内容，新诗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既继承本民族诗歌的一切优秀源流，发扬光大，又吸纳境外一切优秀的诗文化，食而化之。譬如，传统诗歌的声韵美、意境美、人格美等，无疑是应该继承的。而西方诗歌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分行排列方式，其意象的奇异、思想的新锐等，都是我们应该借鉴的。我想，这应该就是中锋派的态度。”
眼下有些现代派诗人几乎完全漠视传统，对西方也不是采取吸收借鉴的态度，而是一味倒向西方。他们的诗歌严重脱离现实，远离传统，以诗歌要超前发展为由，硬是要与最新西方接轨，从而与中国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严重背离脚下的这片土地，眼前的现实。恰恰中国的现代派诗人们往往忽略这一点，西方与我们一样也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我们一些现代派诗人对西方伟大而丰富的古典传统知之甚少，只是一味追逐所谓最新的西方。他们不知西方的现代、后现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是他们的时代、环境的产物；它是西方社会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畸形发展产生人的异化的反思的结果；它是对两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精神危机的反省的结果，而我们许多诗人写诗时完全忽视了自己的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真正的诗歌应是反映着我们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心声。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的诗人本末倒置，忘记了诗的意义在于兴、观、群、怨这一优秀的中国诗歌传统，只是一味的对西方形式、技巧的模仿。而且一些诗人所学习的对象并不是精髓的现代派诗歌，不过是对一些被称之为“翻译体”诗的仿照，致使许多学习者学到的只是一堆繁密的意象和古怪的句法而已。新诗近百年来，一代代诗人学习西方比学习传统更加用力，今天的年轻一辈更是不遗余力。早先五四时期，当时先贤们抛离传统，努力向西方学习是情有可原的。一方面当时是新诗的草创期，作为一种策略，采取激进姿态无可厚非，矫枉必须过正。另外，五四他们那一代人其实基本上都受到过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得到了优秀的古典诗歌的熏陶，古典诗歌传统的力量可以说已入骨髓，所以说无论这么过正，传统的影响如影随形，从而也造就了许多经典新诗作品。五四一代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形成了优秀的五四诗歌传统。
现在一些诗人往往自身古典诗歌学养不够，而又追奇猎新，食洋不化，对当代诗坛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首先，一味学习西方诗歌语言，妨碍了现代汉语的成熟，几十年来我们屡屡以诗歌伤害现代汉语，大大减缓了白话文成熟的步伐。其次是中国诗歌传统语境的丧失。一些人写诗往往习惯于以西方诗意起兴，滥用西方宗教典故，两希神话语境，夹杂音译的西方人名、地名，使一般不熟悉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传统的人不知所云。第三是音乐性的丢失。我们知道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一直以来有诵诗吟歌的传统，优美的节奏，悦耳的押韵，使人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而一些现代派诗无韵、无格、无律，既不是外国诗，也不是中国诗。最重要的一点是，现代派诗的泛滥，延迟了我们向传统的回归，同时也使许多人对欣赏新诗望而却步。
这本集子里的几位诗人所创作的作品可以看作对上述不良倾向的反拨。他们以自己的实绩来繁荣诗坛，促成诗坛良好的生态平衡和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
毛翰既是优秀的诗人，又是在诗歌理论方面卓有建树的大学教授。他的诗情绪饱满而不流于情感的宣泄，充满智慧而不落入理念的窠臼。《钓鱼岛》就是知性与诗性完美结合的一首好诗，对诗艺与时代的关系作到了很好的平衡把握。在诗的形式方面，诗行整饬、节奏明快很符合人们的传统审美心理。另外，诗以“逍遥游”、“清平调”、“永遇乐”、“渔家傲”等浸透古典诗文内涵的词句入诗，大大增强了诗的意蕴，同时整个诗的意境充满了巨大的张力。如沈德潜所言，“诗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他的诗情理交融，言近旨远。《我的恋人在远方》以恋歌的方式抒发了脉脉怅惘忧伤的情绪；《梅》用一个传统的题材对“选择”作了一番哲理的阐释；《故乡的小桥》淡淡的乡愁化入那自然、明净的语言中，在怀旧中人们想象着故乡。窃以为功力直追余光中的《乡愁》。《自杀的八种方式》是一组小诗，从诞生起他就受到热烈的关注。这组诗内涵很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是诗人的智慧，诗家的独到眼光无庸质疑。我从这组诗中读到了悲壮的理想主义，置之死地而后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情怀；读到了黑色幽默，荒诞的人生；也读到了无奈的抗争，人生的嘲讽和调侃。
看得出，齐云是一位勤奋、挚爱诗艺的诗人。正如集中一首诗的简析所言，轻快明丽，清新自然，语浅情深是齐云诗歌总的风格。在众多的佳作中，我最看好《六识的轮唱》。
星星在天边，我能看得见/像童年的梦境一样遥远/像母亲的记忆一样芬芳/像理想一样闪着微弱的光亮//大海在远方，我能听得见/像生命的本能一样喧响沸腾/像最深的寂寞一样平静无波/潮起潮落就是人哭人歌//肋骨在身腰，我能摸得着/我愿意抽下一根/请上帝将它变成爱我的女人/同质无猜，相伴终生//心灵在燃烧，我能意识到/在那里有化不去的兽类的烙印/无数代祖先又留下了道德律令/神明和魔鬼也说着寂静的声音
这首诗借佛家六识之说，诉说着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的悲与欢、情与理、崇高与丑陋。《六识的轮唱》大巧若拙，读后产生一种无法言说的莫名之感，一如远古的呼喊，有一股心灵的震撼。此诗带给我们的是对人生的感悟，对人类自身的反思。
唐古拉山风语者的《长恨人间》新瓶装旧酒是一首不错的诗。笔者认为《永顺夜雨》应是他最好的一首。它是那么古朴，又是那么现代，严整的结构中蕴涵着古典的意境。
《古典新诗选集》佳作迭出，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只能浮光掠影稍加点评。独钓寒江的《泥泞的小路》反映了作者对信念的坚守；紫筠的《心》通过对心的客体化描绘，把心作为一种对象来观照，以彼“物”（心）照己心，从而诠释了人类的心灵；任真的《中国叶子》透露了诗人独具匠心的诗意眼光，以茶叶和桑叶的特性展示了优秀的中国文化。他的《汉字八首》也是对诗歌的很好探索。洛水曹植的《踏月》，陶沙的《一个人的心境》，卜白的《一只麻雀》等等都是一些很有特点的诗篇。

发言8：面对传统：继承与创新——关于“古典派”新诗的思考
张积文（华侨大学中文系2002级研究生）
主要主张是诗歌内容贴近现实，语言晓畅典雅，特别注重诗的音乐美和可诵性，兼顾形式美，承接五四诸大家风范和精神，让汉语新诗回归大众，回归传统，回归现实。——齐云《古典新诗选集》序言
诗歌在当代取得了自身的发展的同时，不可否认，也陷入了重重困境。其中原因十分复杂，目前仍然属于文艺界思考和讨论之热烈话题，本文无意于加入这场讨论，只是想就一些当前诗坛出现的新的动向发表一点个人的浅见，求教于方家。
面对诗歌的困境，热爱诗歌的人们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使诗歌摆脱困境？而有些人则用自己的诗歌创作来探索诗歌的种种可能性。但是总括起来无外乎以下三种分野：取法西方诗歌艺术的“先锋”派，回归传统诗歌境界的“古典”派，融合中西诗歌艺术的“中锋”派。
齐云、卜白、陶沙、唐古拉山风语者、独钓寒江、紫筠、任真、洛水曹植等八位诗人在他们创作的《古典新诗选集》[1]公开倡导回归传统诗歌，并且将这种风格的诗歌成为“古典派”新诗。一般我们认为，一个诗派的形成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比较严格一点，即先有明确的理论主张，有自觉的创作组织，主体有共同的创作倾向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有代表性的诗人，而且有自己的出版阵地；另外一种就比较松散，诗人们未必先有明确的理论主张和自觉的组织，但是在创作中由于创作倾向或风格一致而互相认同。如果说“古典派”新诗是一个诗派的话，那么也只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种情况。
齐云在诗选序言《新诗呼唤回归》中说他们是“响应毛翰教授的‘中锋’诗歌理论”目的是针对当代诗坛“脱离现实、大众与传统” 的先锋派诗歌泛滥的现状而主张“内容贴近现实，语言晓畅典雅，特别注重诗的音乐美和可诵性，兼顾形式美，承接五四诸大家风范和精神，让汉语新诗回归大众，回归传统，回归现实。”（P2）毛翰教授的《话说中锋》这篇文章就是不满于当代诗坛先锋派诗歌泛滥，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当代新诗发展的一种出路或者说一种可能性。这一点的确与毛翰教授的观点是契合的。但是“传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只有在具体语境之中才能落实。笔者把他们的诗歌实践与这本诗集封页上的“追踪五四新月派足迹”这句话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诗人们希望皈依“五四”时期的“新月派”诗歌精神，学习和创作古典派新诗。
一、“古典派”新诗的诗艺追求
这个诗派受到毛翰教授的“中锋”理论的极大启发，他们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回归”，但是本身的理论探讨却并不充分，像是口号一样，即使如此，笔者以为这三个回归的提出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际的针对性。
第一 ，回归传统。对于当代诗人来说传统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我们的写作处于怎样的影响之中，传统在这种影响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中国古典诗歌经历了两千余年的演变，有深厚的诗歌积淀。新诗有中国古典诗歌的深厚的积淀为基础，从理论上讲，应该在肥沃的土地上开出繁盛鲜艳的花朵。但是中国的新诗却是在与旧诗的决裂之中诞生，喝“洋奶”长大，把西方的艺术手法嫁接到中国的诗歌中来，却没有注意中国诗歌自己的独特的“土壤”，形同无本之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与传统决裂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就显现出来了。齐云在《新诗呼唤回归》中指责当代诗坛“一味地西化，脱离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与传统隔绝”（P1）我们知道，这一指责也是切中要害的，虽然现代派诗歌也在某种程度上不可能完全与中国的传统隔绝，但其对西方诗艺的皈依与崇拜、对中国传统诗歌的价值判断过低，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古典派新诗作者在自己的创作之中力图融合当代体验与传统诗歌艺术，他们无论是用诗歌来表现个人生命体验、社会立场、文化认同，还是采用传统诗歌的意象都是对于传统诗歌精神与诗艺的继承。比如卜白的《在异乡，一个幽静的夜晚》（P127）
在异乡，一个幽静的夜晚
月儿和故乡的一样圆
站在窗前遥望明月
仿佛看到了她的笑脸
坐到灯下铺开信笺
悄悄倾诉心中的思念
笔短纸薄难尽意呵
默默步入小小庭院
一树红叶在微风中摇曳
几缕暗香在月光下流连
轻轻攀住纤细的枝条
摘下相依的叶儿两片
小心地把红叶装入信封
心头漾起了幸福的清涟
在异乡，一个幽静的夜晚
我梦见了她那可爱的笑脸
这首诗具有较强的古典特色。爱情是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先锋派诗歌中与在古典诗歌中的艺术表现却大为不同，先锋派的诗歌融入了现代爱情的浮躁多变，以及比较露骨的欲望书写，然而古典诗歌讲求节制，将主题的强烈情感体验冷静沉淀后艺术性地融入对客观外物的描写，将情感与意象结合起来，诗歌情感表现自然淳朴，节制的古典爱情的表达与整体诗歌的音韵和谐有机结合，使诗歌具有了情境交融的美感。
第二 ，回归现实。诗歌作为一种抒情艺术，侧重主观感情的表现，虽然具有较高的心灵自由度，但并不脱离现实。情感源于对现实的感受，没有真实的生活感受就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抒情。通过创造性想象，诗人把现实世界转化为灌注了主观情思的艺术形象，使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协调融合成浑然的审美世界。中国先锋派新诗中，对于现实的理解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外在于主体的客观事物并非真正的现实，真正的现实存在于主体的感受，所以倾向于表现主体的感受、并且将这种感受绝对化；或者一味地追求诗歌语言形式层面的翻新，把现实打成碎片，进行各种“先锋”性探索，成为现代派诗歌的重要特征。当然，他们的探索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是他们对于现代新诗的独特贡献。然而，现代派诗歌在诗坛的流行使得这种特征成为“定律”具有了排他性。就是在这种语境下，“古典派”诗人们对于现代派“一味强调自然意义上的生命关怀，不仅与政治，而且与现实隔离”这种做法很不满，他们提倡的是古典主义“内容贴近现实，把创作与生活分离、内容与形式分离的所谓‘纯诗歌’排斥在外，”（P2）所以他们的诗歌不仅书写个人人生体验，也用诗歌来表达对于社会的体验与判断。我在这里以唐古拉山风语者的组诗《医嘱》（P111）中的两首诗为例来分析：
二、急诊室
在这里比谁都明白贫与富的含义；
在这里比谁都清楚生与死的距离。
五、B超
经B超检查，你的肚子里不是学问和计划，
而是洋酒和王八。
只要有一定的社会认识的人都会看出这四句诗里蕴涵了很多的意味。在我们都认为是挽救生命的急诊室里生与死取决于你有没有钱；在我们都认为有为人民服务的热心的官僚肚子里却只装着洋酒和王八。这两首诗短小精悍，然而十分有力，句句刺入现实，针针见血。虽然俏皮的语言透出思想的睿智，但对现实中丑恶的愤慨之情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诗以主体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体验为基础，从而使诗歌创作就具有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厚重感。这样的诗与那些只书写私人体验的诗歌相比其意义更大。
第三 ，回归大众。诗人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诗歌写给谁看？如果对诗人的创作活动加以整体观照的话，我们就会认识到诗人的创作与大众的接受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只有大众的阅读，诗人创作的本文才有其价值。诗人作为创作主体，他不仅是写作的人，更是把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的审美体验通过诗歌来传达给读者的这个交流过程的主体。读者不仅是阅读的人，也是与作者一样的有着生命体验的人。创作——阅读是一个诗人与读者进行精神沟通的过程。如果任何一方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障碍，那么这个交流过程就有可能失败。以此观之于当前诗歌界，就会发现，先锋派诗歌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本来诗人追求陌生化是无可非议的，但他们的诗歌过于重视诗人的私人化体验和艺术表现，形成了极端的“陌生化”结果，这就会在与读者的交流中造成障碍，诗人说着自己的独语，读者却不知所云，如坠雾里。没有人对自己无法参与的活动保持长久的兴趣，就是这样，诗人放弃读者的同时，读者远离了诗歌。先锋派诗歌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读者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它关系着诗歌的兴衰成败。正因为这样，“古典诗”派提出的“回归大众”才显示出了其理论和创作的意义。                  
二、继承与创新
上面已经谈到了，“古典派”是针对先锋派的流弊并且为了纠正它而要求回归，那么，面对传统，“古典派”诗人们也要面对一个复杂命题：如何去继承与创新？这是当代自觉的艺术家们经常询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如果“古典派”新诗仅仅强调回归，那么这种做法不仅本身是不够的而且意义是有限的。T•S•艾略特在《论传统与天才》中说“如果传统的方式仅仅局限于追随前一代，或者仅仅局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地方，‘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传统的意义实在要广大的多。”[2] 这就要求诗人不但继承传统且要超越传统，要求诗人们必须继承传统诗歌中的优秀遗产，批判地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当代诗歌的借鉴。所以我们决不能拒绝继承传统也不能拒绝借鉴西方诗歌的有益因素。继承和借鉴只是创造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但是决不可能替代创造的。
毛翰教授在《话说中锋》中也说：“从形式到内容，新诗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既继承本民族诗歌的一切优秀源流，发扬光大，又吸纳境外一切优秀的诗文化，食而化之。譬如传统诗歌的音韵美，意境美、人格美，无疑是应该继承的。而西方诗歌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分行排列方式，其意象的奇异、思想的新锐等，都是我们应该借鉴的。”[3]作为诗人、学者，他在诗歌创作中实践了自己的“中锋”理论。比如《我的恋人在远方》（P3）
我的恋人在远方
在一个幽静的小村庄
有一年秋天枫叶红
她做了别人家的新娘
从此我怕见天边的月
怕见流泪的红烛光
高山流水天然调
如今都僵在琴弦上
也曾让鸽子捎过信
问起过那束夜来香
夜来香至今无消息
鸽子也不知流落何方
这首诗虽然是传统的爱情主题的诗歌，而且也并非十全十美，但我认为这首诗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与艺术追求。这首诗仅有12行，诗歌语言简洁质朴，通俗晓畅，几乎是自然的纯粹口语，将语言的散文美与诗歌语言的整饬简洁美加以整合。准确地使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月亮”、“流泪的红烛”、“琴弦”、“红枫叶”以及“鸽子”、“夜来香”等来创造出感人的意境。除此外，这首诗的音韵和谐、整饬，把诗歌的音乐美不仅体现在韵脚的使用上，而且体现在内在情绪的韵律美。毫无疑问这是当代诗歌界能让人衷心喜欢的诗歌之一。毛翰教授在自己的诗歌中对传统诗歌的借鉴与融合可能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
当然了，这些诗人们提倡回归并非仅仅回到过去，并非掉转车头对诗歌的发展视而不见，如果真如此，那么这种回归意义有限，但是，我们读者从他们的创作中发现的并不仅仅是回归的冲动或者表演，而是某种程度上的超越与创新，这种超越与创新是在对当今诗歌界现状的考虑，包括对于现代派诗歌的反思的基础上而作出的。在这本诗选中，几位诗人已经作出了自己超越的努力。诗人独钓寒江的《萤火》（P49）这首诗就是借鉴现代主义艺术技法表现生命体验的较好的一个例子。这首诗歌中有现代主义诗歌的奇异意象，如草莽、荒冢、丧钟、孤独的身影等，但是整体上看，没有支离破碎感，把陌生化诗歌原理与诗歌的表情达意的交流原则处理地比较好。
在认识到先锋派诗歌发展危机的时候，即使是先锋派重要诗人的洛夫也认识到了传统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新诗的建立，必须承受外来的与传统的双重影响，偏于一方均为不宜，西方的肥料和栽培固不可缺，但无论如何，中国诗这株奇葩必须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始得以成长茁壮。”[4]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它说明了在认识上诗歌界为了诗歌的发展而全面反思，而且从相当的理论高度提出了对于传统的与外来的继承与借鉴。虽然可能要很长时间，但我们可以期待中国新诗在新阶段的发展。
三、结束语
或许以上的评论并不完全切合诗人们的创作实际，甚至可以说是我个人的某种偏见。但是，作为一个诚实的读者，一个关注当代新诗发展的读者，在诗歌多元化而现代主义诗歌仍然主导诗坛的情况下，认为《古典新诗选集》及其诗人的出现自有其特定的意义：第一，他们在现代诗歌形式建构上追踪五四时期“新月派”诗人的艺术追求，从新诗外在的音乐美到追求新诗内在情绪的韵律美及其表现形式的散文美语言的简洁美的整合；第二，追求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意境与当代现实生活以及诗人主观体验的契合的道路，回归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第三，尤其可贵的是，重视诗歌读者。用清新优美而明白晓畅的诗歌语言重建诗人与读者之间心灵沟通的桥梁。这些努力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艺术探索。我暂时还无法下定论说这些诗人是如何如何地有能力，如何地超越了先锋派诗歌，但是，我看到了他们用自己的对于诗歌的那颗热诚的心灵而做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本《古典新诗选集》就是证明。毫无疑问这种努力是必要的。我们也期待着他们用自己的诗歌来证明他们不仅能继承中国优秀的诗歌传统而且能够有所超越。
注释：
[1] 《古典新诗选》，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2月出版。为节省篇幅，故文中引文、引诗出自此书的，只标明页码。
[2] T•S•艾略特《论传统与天才》转引自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8页。
[3] 毛翰著《诗美创造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1页。
[4] 洛夫致《诗歌报》主编严阵的信，载《华夏诗报》总第30期，1988年9月。

吟香

祝贺：）

小鱼儿

乔延凤老师也在。

菜花

下面引用由吟香在 2004/04/24 11:21am 发表的内容：
祝贺：）

谢谢吟香

菜花

下面引用由小鱼儿在 2004/04/24 11:24am 发表的内容：
乔延凤老师也在。

乔老师坐在陶沙和许春樵之间，主题贴照片只能看到他穿的白夹克的一角。
再贴一张照片，只能看清他的背影。
乔老师讲话没有书面稿，口头发言尚待整理。
晚饭后乔老师单独留下来和齐云、卜白聊到半夜，他特别说到和诗歌报网站的小鱼儿只是神交，没有见过面，遗憾。乔老师现在安徽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

梅梅子

学习致敬

梅梅子

热烈欢呼《古典派新诗选集》的出版。
欢呼！终于有人出来搞多数中国人喜欢的诗歌了。而且，搞出了较好的诗集。
欢呼！安徽一批文学人、诗人为这种诗歌选集的诞生呼号！
他们何止是喊出了安徽人的声音！我所走过的地方同安徽省一样。他们的声音在全国有代表性。
中国一个诗歌大国，竟搞成先锋诗近于独霸媒体的地步；许多人没有自己喜欢的新诗读，只得到旧书里去找；只得读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徐志摩；青年人只得读十年前的汪国真。有一点人民观点的诗人们，不脸红？不害羞？不无颜见父老乡亲？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控制媒体的那些人们，是什么精神支柱让他们这样做？他们还理由千般好的洋洋自得！
中国总还有人想着相当多的读诗人。他们不再是瘸子打猎——坐着喊了。那怕他们不是什么大权威，他们也搞出中国人喜欢的诗歌来了。他们的头带得好！有他们带头，就会有更多的人参加！有更多的人参加，就不愁这种诗歌精品越来越多。
很多中国人不会在精神（这里主要是指诗歌）上长期自己饿自己！
很多中国人同样要吃饭！
这些中国人也一定能搞出饭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