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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卢梭*，出身微寒，尽管从小就表现出绘画天赋，但并不讨没艺术细胞的父母喜欢，经常被骂。久而久之木讷成性，不善言辞。除了美术和音乐，其他科目表现都差强人意。
*亨利·卢梭（1844年－1910年） 法国后印象派画家
以下引用几段文字，算是做个铺垫。
他确实就这样按部就班地上了学。毕业后，他找了个律师所学徒的工作，却因为惹上一个官司不得不参军以避风头。不过，这段军旅时光给他留下了颇为美好的印象，很多奇异见闻和战争经历在他心里扎了根。退伍后，卢梭带着母亲去巴黎谋生，与房东女儿坠入爱河并结婚生子。后来，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检查发往巴黎各地的布料、食品等。
这份最底层工作极其枯燥乏味，但卢梭压根不在意，因为他有自己的小乐子-画画，可以愉悦地打发无聊时间。不过，领导不是很喜欢。有一次，他工作时画画被领导发现了，立即被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并被嘲讽毫无绘画天赋。
但此时，性格再次发挥重要作用：卢梭根本不受这些嘲讽和打击的影响，专心画画，从未放弃。
一生都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卢梭，坚定地保留了自己对绘画的全部天赋与热情。那些颠沛流离的辗转岁月和称不上特别美好的记忆碎片，组成了他的笔下那些生动又细腻的幻想世界。它们如梦似幻又质朴天真，与每个时代的人都若即若离。它们可亲近，却又始终与大众隔着某些不知名的时空。
读这段文字，感觉如我平常看的励志片，充满了“废墟上盛开着玫瑰”的自我救赎气息，事实上呢，多数是灰色的。我不相信人有主动寻找“瓦砾”的爱好，生活所逼，迫不得已罢了。文学总是在向上看。
接着再看一幅他的画。
卢梭《圣路易岛上的自画像》 1890年 143×110cm 布拉格国家美术馆
“《圣路易岛上的自画像》尺幅巨大，非常引人瞩目。画面中，卢梭头戴黑色贝雷帽，身着画家制服，手持调色板，站在巴黎一座码头边，显得身形非常高大。他身后是一座铸铁桥，旁边停泊着一艘船，船上挂满了万国旗。旁边经过的路人高度不及他的脚踝，甚至连埃菲尔铁塔也相形见绌。”
有人由此推论：“可见卢梭对引领世界进步的工业和机械发明十分着迷。”
而我看到的似乎不是这个，但又说不清是啥。引起我思考的是，那飘扬在顶部的美国国旗，那是1890年，不是现在。画家心中自有“乐土”，似乎并不是法国。1890年那时大清尚存，大清已有自己的国旗（1888年诞生），但在这艘轮船上的万国旗中，我们似乎找不到四角黄龙旗，更早的三角黄龙旗也找不到。是画家疏漏还是那时本来就没黄龙旗的影子，我认为后者居多。1888年10月7日，大清才正式有了水师（海军），尽管在1871年12月北洋海军已经初步建成，但不知道啥原因，他们没啥动静，也许是被1869年甲午战争失败的阴霾所笼罩，就龟缩于近海，再不敢把舰船开出去吧。那么大清的货轮呢？
查资料得知：“1869年6月10日，在晚清重臣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以及全体船政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马尾船政局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完工下水。“万年清”号系木壳蒸气轮船，长76.16米，宽8.9米，吃水4.54米，排水量1370吨，马力150匹，螺旋桨推进，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 造价白银16.3万两。同年9月25日，沈葆桢登船试航试炮成功，这标志着历经艰辛的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开始起步。”我不仅再问一句：“万年清号挂的是什么旗呢？”回答是：“木得。”
这样一梳理就发现，陆权意识浓厚的国家的轮船，无论是军舰还是货轮，基本就是摆设。当然，也可能是炫耀。自由贸易这种概念基本没有，实行的就是妥妥的闭关锁国。
所以卢梭先生可能根本的确没见过黄龙旗。扯远了，忘了自己是在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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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卢梭的画作上来。再看一幅。
卢梭《热带风暴中的老虎》
1891年 130×162cm 英国国家美术馆
纸上的老虎张牙舞爪，好像又遇到了什么劲敌，只是我既没有看到劲敌，也没有看到猎物。它是在表演吗？
难道现实中的劲敌，都躲在暗处，我们看不见吗？
参考文章：大师代表作｜卢梭：最硬核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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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这两人做了个词条。
头条有个作者写了篇短文，说墨索里尼的，虽然文字组合不是太理想，但很简省。与百度词条对比，我们能看到民间跟官方各有一套语言系统。
先看头条。
1945年，墨索里尼的情妇克拉拉被处决后倒吊在广场上，她的短裙垂下来，整个人一览无遗。围观的群众水泄不通，大家又叫又骂，已经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心中长久以来的愤怒！
……
无论是辉煌荣耀还是成为阶下之囚，墨索里尼的身边都有克拉拉的陪伴，这个年轻的姑娘当初因为无法抵挡墨索里尼热烈的攻势选择成为他的情妇，但也尽到了为人妻子的责任，陪他光芒万丈、陪他跌落尘埃、陪他身首异处。
1945年4月28日凌晨，墨索里尼和克拉拉被游击队处死。他们的尸体于翌日运抵米兰，悬吊在洛雷托广场上示众。
这引来了很多民众的围观，可怜克拉拉被枪决时穿着一条裙子，此时的年轻女性早已没了往日鲜活的朝气，裙摆低垂露出了最后的尊严。
在场有一位男士用自己的腰带帮克拉拉固定了他的裙摆，帮这个专一的女孩保住了最后的尊严，让她免受众人的指点嘲笑。
再看百科。
墨索里尼，全名是贝尼托·阿米尔卡雷·安德烈亚·墨索里尼，1883年出生于意大利费拉拉省，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党魁、法西斯独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
早年为新闻记者、社会党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鼓动意大利参战被意大利社会党开除。1915年入伍，1919年组织法西斯战斗团，1921年改称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成为该党领袖。1922年10月指挥军事组织黑衫军进军罗马，发动暴乱夺取政权，任意大利总理。1928年强行终止议会制度，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对内取缔其他一切政党和群众团体；对外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推行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1935年10月派兵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5月宣布将埃塞俄比亚并入意大利。7月伙同德国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0月与德国结成柏林-罗马轴心。1939年4月侵占阿尔巴尼亚。1940年5月任战时统帅部最高统帅。6月10日对英、法宣战，出兵法国南部，并向索马里兰、肯尼亚、苏丹和埃及发动进攻，企图建立地中海帝国。10月派兵入侵希腊。1941年4月出兵配合德军进攻南斯拉夫。6月22日对苏宣战并派兵配合德军进攻。
1943年7月25日，由于军事上失利和国内反法西斯运动高涨被撤职，并被监禁在阿布鲁齐山大萨索峰顶。9月被德军伞兵救出后，在意大利北部萨洛出任“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总理。1945年4月27日在逃往德国途中为意大利游击队捕获，4月28日被枪决并曝尸米兰广场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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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艺青年来说，可能更关注的是那条裙子。一个女人穿着裙子的尸体在广场上被倒挂示众，这样的镜头多少有些泄愤的意味，群情激奋中，出现一颗冷静的“仁心”是意外的，窥阴癖们忘记了冲上去群殴他更让人意外。农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斗地主，场面可能很难搬上银幕。
“烧得滚烫的萝卜塞入那婆姨下身……，他也在旁边，刚被点了天灯，歪着脑瓜子仍然绑在粗木头柱子上……，眼睛熬得通红的泥腿子，不时凑过去，朝她粉嫩雪白的胸脯，猛的吐上一泡口水。”
在赤条条漂亮年轻女人的裸体面前，兽性是个极其简单的词。
克拉拉·贝塔西刚满20岁的那一年，认识了墨索里尼。那一年的墨索里尼49岁，当时正好是五个孩子的父亲。有句让人不得不佩服一句名言：“权力是男人的春药。”
《秘密的墨索里尼》一书收有克拉拉·贝塔西写的日记。在1938年1月的一篇日记中，贝塔西回忆了墨索里尼对自己的告白。墨索里尼说：“亲爱的，你知道吗？我疯狂地想要拥有你，你的身体，你的味道，你的一切。明天你将是我的。”
快100年前的“告白”，男性荷尔蒙气息爆棚，一直飘到现在。这是多少人想学，也学不了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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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2004年有一篇文章，可以读读。这里存之。
内幕曝光
怕“与意大利私通”曝光
丘吉尔灭口墨索里尼？
2004年08月30日 00:44:16
陈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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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贝塔西被处死的那一年，33岁。再次回到前面叙述中，我发现我们的确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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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蝗虫的说法，带有强烈的贬损意味。一说蝗虫遮天蔽日，说明即将颗粒无收。以前的港人对从开禁口岸飞过去的就有“蝗虫”一说，暗示它们实在来势凶猛，再多的货都能一扫光。但这个年代早就过去了，或者习以为常，再很少听见这个词汇。蝗虫扫荡了东面，又接着扫荡了西面，似乎也已经饱了。现在有的地区仍然坚持称之为“祸”，与“灾”齐名，但虫们并不知道它就是祸。谁知道一大群发起威来就是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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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是蝗虫，蚱蜢是蚱蜢。蚱蜢从川人嘴里说出来，似乎更好听更有味道一些。“爪（Zhua三声）姆（轻声）”，跟我念一下：爪姆。
蝗虫就是蝗虫，它也不是蟋蟀。书上说了一堆如何区别，但是走在田间地头，面对一窝一窝往你身上扑的，四下蹦跳的，你肯定没办法甩头就说：“你看，这是蝗虫，这是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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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想起某大学的食堂，学生在A区就餐，教授在B区就餐，处长在C区就餐。B可去A，C可以去AB，但AB不能去C，除非收到C区的人的邀请。虫是有种类和等级的，虫也有自己的疆域和领地，不可随便造次。是的，我知道我是害虫。于是，从“草间偷活”到“可惜无声”就有了新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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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读诗人梁小斌关于“蟋蟀”的叙事*，以为他在扯着玩，码字骗稿费，而今重读，结合这几个关于蝗虫的一起，意思就出来了。他讲的就不是单纯的草间小虫，他讲的是寓言。我确信。
*
我把废弃的大字报摊在地上，等待蟋蟀蹦到报纸上。有字的报纸上跳进去蟋蟀却与墨迹混淆，它又跑掉了。第二次我才想到把报纸反过来，以形成真正的空白，显示蟋蟀的地方，背景一定要干净、洁白。为了能够看清。
蟋蟀蹦跳过的地方都留下蟋蟀的吟唱，断砖、瓦砾都学着蟋蟀的声音，它们都好像变成蟋蟀。捕虫人用脚踢开它们，每踢到一处，此处就停止歌唱，把断砖似的蟋蟀踢得不再像是蟋蟀，把落到我肩上的蟋蟀，抖落下来，我也哼几声，也变成蟋蟀把捕虫人引开。但他们断定蟋蟀在我身上，或许已经攥在我手心，他们先踩我的身体，我已经踩得不像是蟋蟀，但他们又在想，还是把我抬走，找一个空白处，任我翻滚。
蟋蟀大概咬住了我的领口，我带它离开了蟋蟀窝。蟋蟀离开自己的窝越远，它就越是容易被看见，从存在到呈现，在空白处呈现的蟋蟀的确离开了家园。
一块断砖抓在手上，一时想不起来，我拿着断砖干什么。我扔出断砖表示在清理供蟋蟀藏身的场所，我要把这里的砖头扔的一个都不剩，忽然，有人把我扔出去的砖头又拾了回来，他们说：“你扔砖头干什么，我们这里不缺砖头。”
断砖没拿稳，从手上掉下来的时刻。
▎梁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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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间小虫，简称草虫，品种繁多，只是我认识的没有几个。从小没怎么玩、只晓得死读书、学校踏马也没有开这门课、平时又不好学……全都是理由。不好意思，你我就是按养草虫的方式来培养的，有草就行，有断砖头就行。因此，蝗虫也可能是生生不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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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阳光明媚。你可曾想起一小袋晒干的黄豆，将它们倒入簸箕不停晃动的声音？那用竹子编织的筛子像朴实又手脚灵便的村妇端在胸前如是被你悬在木楼梯间。也许是六月，也许是七月，穿堂风送来一阵阵山野的香气，跑了一上午的土狗趴在脚边睡着了，似乎对滚动的豆子早已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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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诗人群在讨论月赛作品，其中一首诗，我以为是张建新所写，说到农村的夏日，让人喜欢。可惜没留存。但我能想起酒桶在很多年前写过的那首《夏日》，这里转存，辅助阅读。
夏日 | 太白酒桶
溪流反复跳跃，而后被截成数段，一路牵绕着水渠、磨房
和电站。近处是安闲的晒坝，静默的老树，
一群安分守己的麻雀。
遍野的麦子摇曳于清风的吹拂中，似已忘记如约而来的收割。
扯这么多神经兮兮的，其实想说我们与农耕文明越来越远，诗人得多向前看，向前看，并非要将过去彻底忘记，只是不必花费太多篇幅过度赞美，甚至粉饰从而否定现代化进程。现代化不可阻挡，哪怕你坚持说你的与别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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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簸箕、筛子之类的农村生活用具。譬如还有戳箕、鱼兜儿、斗笠、山区秋天打谷子时围插在大斗车后面用以遮挡谷粒飞溅的那个竹斗篷，等等。一时记起白居易《观刈麦》的景象。我觉得我们的确有一些人似乎依然还活在那个贫困而诗意盎然的时代，眼前的高楼大厦很像根本不存在。
尽管想要过苦日子的意识如此活跃，但是说句实话，心理上肯定是回不去了，即使你要把人们都绑起来往回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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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刈麦/白居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簟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馀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白居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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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黄豆中，总有几只坏死的黄豆，是肉眼一时难以看到的，只有在簸箕的筛动下，它们才会被快速呈现出来。这就是生活中最朴素的真理。让一个人回到“过去”，如同将一袋黄豆中的那粒坏死的黄豆挑出来，不只是方法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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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张图，说点题外话。
《物质波》 余德耀美术馆收藏
“农村用圆形扁平簸箕筛选豆子的动作”，是容易忽视或看不到的。画家“用极简、朴实的作品语言将其转换成可以看见的视觉作品”，而诗人也不过是用带有极强时空感的“画面”再一次呈现“物质波”形象，在没有外力作用下，“波”将保持原来的状态，但现实告诉我们，它是衰减的，能量在震荡中递减，这一过程带来心灵的震颤，如此看来，那只睡觉的小狗就不再是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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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能不能建十层以上的楼房？”
他爽快地回答：“能。”
“建20层以上的行不行？”
他停顿了一下说：“行。”
接着问：“能不能建造容纳一万人的大礼堂？”
他思考了一下说：“我们的设计能力和施工能力可以建造万人大礼堂。”
问话的是主席，回答的是刘秀峰*。
“工程浩大的大会堂工程，共需挖掘土方430000立方米以上，浇铸钢筋混凝土127000多立方米，钢结构使用型钢3600多吨，使用大理石、花岗石、水磨石和剁斧石170000多平方米，琉璃瓦23000多平方米，铺设通风管道26公里，动力电缆和电线45公里，照明电缆和电线670多公里。”
请问他们是如何短时间找到这么多材料的？要知道那是1959年。
电话里，主席问：“万人大礼堂能不能按时完工？”
刘秀峰答：“通过努力能够完工。”
主席又问：“是不是一定能完成？”
刘秀峰答：“通过努力一定能完成。”
从58年8月决定建，到59年9月竣工，只用了一年多点时间。但是你我都知道，准备工作肯定很早就开始了。事情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开个会宣布一下，那是低调，当然也可以说这是惯例。日后的无数事例告诉我们，绝对不做无把握的事。
换句话说，“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刘秀峰，当时的建筑工程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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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年那一年，实际上有10大建筑同时开工，又都是在同一时间完成。当然，工程必须按时完成。因为要迎接10年国庆。
“1年时间，10座建筑，34个设计单位，17个省市的30多位顶级建筑师，全国各地10万建设大军，400个方案，67.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一个字：牛。
“牛”的背后是人多、力量大。谈什么建筑材料，谈什么动迁，一切的一切都不在话下。
我很快想起了时常出现在学生时代作文里的一句话：“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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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了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样的壮举。教员说：“人定胜天。”于是，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就可以“勒紧裤腰带”。
从想建到设计再到建成，一沙一石，一砖一木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起初它们都躲藏得很深，最后都被翻转出来。就跟我们的“现代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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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得搞清楚一个词。什么是蒙昧？与愚昧有何区别？我试着辨析一下。
先说说愚昧。什么是愚昧？“对客观世界缺乏认知和了解而陷于不清醒的状态称作愚昧，是指既愚蠢又蒙昧且没有开化的状态。”从这个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愚昧”比“蒙昧”多了一层意思，这层意思就是“愚蠢”。也就是说，“你愚蠢但未必蒙昧，你蒙昧但未必愚蠢。”愚昧更像是一种已僵化成定局的状态，是冥顽不化的，而“蒙昧”则是一个渐变和正在形成正在施予的动态，仿佛一冤大头，被蒙蔽而不开化。愚昧强调僵化，蒙昧强调被动。
在文明时代，薄德无智而不自知的状态就是愚昧，表现为完全没有理性思维、没有自我意识和自我追求。在没有文明的时代，野蛮笼罩一切，愚昧等同于蒙昧。
阿伦特说，“极权主义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兄弟，愚昧为极权主义创造了土壤，而极权主义又进一步造就了愚昧。”
打个比方，未必准确。
百花盛开，养蜂人引来一窝蜂子。为蜂蜜的产量着相，养蜂人又想办法一窝变两窝，农村人称之为“引蜂”，通常先将带有蜂王的这一窝蜂子用网罩住，不让它们随便飞出网罩，有意识地让它们熟悉环境直到安居乐业，再挪地方。
给蜂箱蒙上罩子，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等到放蜂的时候，蜂子们不愿飞了，一直绕在蜂箱周围，从而错过了花季，也没有多出来一窝蜂。对于养蜂人来说，他如果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也不知道如何调教，我们称之为愚昧。而对于被网罩网住、养成了按时飞出去又按时飞回来、所采的蜜最后都被人拿走也照常忙碌的蜜蜂来讲，它们被训化的这一过程，就是蒙昧。
这么不合常理的现象，如天方夜谭。“极权”就是那个蜂箱，开关在养蜂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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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个自我训练的过程。愚昧或者蒙昧，则是被驯养的，带有强烈野性，一旦野性没有了，就成了“训养”。
文明往往会训练成高级文明，野蛮则驯化成蛮狠。
不好意思，“训养”这个词是我生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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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散步，在小区里经常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清洁工，沿着小路做扫除工作。大冷天和大热天都常见到他认真辛苦的样子，佝偻着徐徐前行。有一天我停下来问他一天工作多少时间，他说早上6点半到下午三点。我又说师傅累了多休息一会儿，他说一天没得休息，除了中午吃饭那一会儿。
联想到有次在垃圾房遇见几个没上岁数的女清洁工，问她们一天多少钱，说70块，我又问工作几个小时，说：“5个小时，工作一天算一天工资。”我再问：“社保有吗？”答：“没得。”
你看到这里，肯定会说，物业费应该很便宜。我想告诉你另一件事，博士生应聘环卫，局里面的正式编制们早就不干活了，工作转包给了社会。物业是真会弄钱。
孔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啊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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