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系列文章：叩访当代中国诗歌

小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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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50期

　　　　　　　　　　　　　　　《叩访当代中国诗歌》
　　　　　　　　　　　　　　　　　　□柴爱新
  

　　10月底，第一届中国诗歌节在安徽马鞍山举办。同时，山东泰山举行了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11月4日至7日，首届广东诗歌节也在广东东莞长安镇举办。
诗歌怎么了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在经过了全社会吟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之后，只听到自称为诗人的人们之间的吹捧或争吵，朦胧诗、第三代、莽汉主义、城市诗派、中间代、下半身、垃圾派、第三条道路等等，派别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诗坛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让人们普遍认可的诗人，再也没有让人们记住的诗句。
　　于是，有人大声疾呼“诗歌死了”!
　　“说这个话的人的是因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格局，激情浪漫、有使命感，有共同的价值趋向。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的诗歌更加多元、更加个人化，甚至是极端个人化的欲望表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说。
　　现在担任《诗刊》编辑部主任的诗人林莽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时期，人们压抑了很久的情绪忽然爆发出来，诗歌是直接反映社会情绪的文学样式，所以人们选择了诗歌，过了那个年代诗歌自然恢复沉寂。“现在应该关心诗的人关心诗，才是正常的。上世纪50年代全民写诗，恰恰是中国政治生活最不正常的年代。”
　　谢冕认为，诗歌社会位置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经济使人们观念和趣味起了很大的变化。”诗歌在文艺样式中也不该占主导位置，“它本来就应该在边上，不要说没有轰动效应就是死了。”
　　但从诗歌自身的发展来说，“现在诗人的视野更开阔了，写作技巧更成熟了，并开始注意文化传统和写作风格，而不是简单地为时代和社会代言。”诗人西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现在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诗人杨晓民则不无焦虑地说：“古诗的叙事功能交给了小说，哲学功能交给了论文，演唱功能交给子通俗歌曲，只剩下语言了，但是诗人们不好好利用，写的诗比古诗还难懂，装神弄鬼。”
　　西川则对诗歌的未来充满信心，“诗歌有无限的可能性，有出息的诗人应该能发展这种文体，诗歌不会灭亡，没有诗歌人们的心灵会枯死。”
　　“诗情是压抑不住的”
　　于怀玉是某网络公司老总，他写诗十几年了，2001年5月4日，他自费创立了诗歌报网站，诗歌报现在已经成了国内影响最大的诗歌网站。
　　“我有诗歌情结，建这个网站也为了建立大众化的诗歌交流圈，在网上交流方便”。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现在很多刊物通过他的网站组稿。
　　现在诗歌报网站注册会员有22500多人。“还有70％的人只在上面看，不说话。”于怀玉说。按照他的说法计算，经常登录诗歌报网站的人应该有六万人左右。
　　诗歌报的论坛很火热，近两年论坛上共发了96万张帖子。每天发帖量2000左右，每天同时在线的有1000到2000人。
　　像诗歌报这样的诗歌网站，国内有上百个，这些数字表明，诗歌的关注率并不低。
　　杨晓民也告诉记者，去年他策划的新年新诗会1月1日上午10点在央视一套播出时，有1000多万人在收看。
　　诗歌并没有失去关注。那么，是什么人在关心诗歌呢?
　　于怀玉介绍，根据诗歌报网站统计，在诗歌报论坛发表诗作的人中，学生、教师、白领、公务员等受过高等教育的占65％，其他的是大众论坛的网民。
　　《诗刊》的作者则以报社、杂志社、政府机关、学校老师等文字工作者居多，这些作者多来自北京、广东(深圳、东莞、珠海)、浙江、山东。
　　“跟经济发达有关系，”林莽据近10年来的编辑经验说，“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写诗的人越多。”
　　这个规律也适合诗歌的读者，《诗刊》的发行主要在广东、浙江、山东等地。根据诗歌报网站流量分析，他们的关注者也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武汉等大城市，美国的纽约和旧金山也有。
　　“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挣了钱、当了官又回来写诗，人们境界提高了就会回到这个地方来，不是附庸风雅，诗情是压抑不住的。”谢冕说。
　　“作为熟悉诗坛的人，我认为现在中国诗歌很活跃，我每几天就会收到一份民间的诗刊或者诗歌合集。”燎原说，“只是没有出现重要的诗歌和诗人，没有形成集中影响力。”
　　广东慢慢聚集了一批这样的诗人，他们自己写诗，自己出钱办了一份民间刊物《诗歌与人》，没有刊号，只对诗人、评论家、图书馆赠阅，装帧设计颇为精致，在圈内影响很大。
　　现在的诗坛，正规出版物、民间刊物和网络渐成均分天下之势，以前诗人要得到社会认可一定要在《诗刊》之表作品，现在他们可以在网络上，或在自办刊物上发表，媒体多元、写作观念多元，燎原把现在称为“诗歌的诸子百家时代”。
　　最近，林莽常被一些官员和老板请去吃饭，跟他谈关于诗歌的事情，“诗在人们心目中是高雅文化，他们有一种对文化的崇尚和追求，自己也通过写诗得到陶冶。”
　　放下身段还是独善其身
　　“从经济投入和收益来说，马鞍山市政府是满意的。”谈及第一届中国诗歌节，文化部艺术处的安媛媛并不避讳经济目的，马鞍山诗歌节组委会主任郎杰也承认办诗歌节有政府形象方面的考虑。
　　“诗歌被利用了。”作诗歌评论的陈忠义对此却不满意。
　　“现在的确有诗人和有钱人互相借助的趋势，诗人们乐得参加。这些有钱人往往本身有诗歌情结，从自身考虑，也表现出他们的文化品位，客观上帮助了诗歌。”西川说，“即使在没有钱介入的情况下，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你写了一本诗集让我写序，我能不写吗?这种影响在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艺术的判断标准不在有钱人手里，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应该有艺术尺度，大众和历史也都是有尺度的。”
　　西川介绍，国外的诗歌节一般是有钱人把钱拿出来成立私人基金，然后聘请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如何操办，邀请什么人，不受官方和有钱人的影响，都由评委会严格审定。而中国目前是有钱人与诗人的直接结合。
　　“中国的诗歌并不比国外差，现在的好诗拿到国际上去并不丢脸，北岛在国际上就是很高端的诗人。国外的诗歌也是垃圾居多，一般的诗集只能出几百册。肯定赔钱，但是还有很多出版社愿意出，国外的出版与国内不同，他们用30％赚钱的书养70％不赚钱的书，中国恨不得每本书都赚钱。因为有基金，诗人们更热闹自在。欧美国家有法律规定，用于艺术基金的投资可以减免税。我希望中国尽快立法，鼓励对文化艺术投资。”西川说。
　　自视清高脱离大众已经是诗歌的严重问题，“一般的商品要经过消费才能进入评价体系，现在诗歌还没人读，诗人们自己先互相吹捧，这叫什么?”杨晓民说。
　　所以他努力把诗歌放进传播体系，从去年开始他在元旦前后组织了一场诗歌朗诵会，通过央视向全国播放，现在他正在筹备2006年的“新年新诗会”。
　　西川认为，诗歌朗诵是诗人和读者灵魂的碰撞，应该由诗人自己朗读，在酒吧、图书馆或学校。“国内诗歌朗诵仪式化，要名人或演员朗读，再加上一个报幕的像是一场表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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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还有诗人吗》

　　　　　　　　　　　　　□柴爱新

　　“诗人们都过得很好，不寒酸也不狼狈，他们人格健全，生活得很体面。”诗歌评论家燎原向《瞭望东方周刊》一再强调。
　　“怎么想到采访我?”大概是被冷落得太久，被采访到的诗人们几乎都要问上这样一句话。
　　诗人们在做什么?谁还在写诗?近日，《瞭望东方周刊》走访了一些诗人，试图描述出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三个老诗人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写诗了，”芒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几年乱七八糟的诗人太多了，并不是写诗的人就叫诗人，我也不是什么诗人。”
　　这位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诗人，虽已满头银发，但面色红润，说话声音很响亮。接受采访时他正忙着画一幅油画，他要在年底前赶出一批油画，然后卖出去。
　　“作画是被逼出来的，谁养着我啊。”芒克说。他是记者了解到的惟一一位专职诗人，除了写诗歌，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来源。
　　近些年他给出版社写东西就是为了钱，一般都是出版社给了钱，他才写。从1994年至今他出过三本书，拿了十几万块钱稿费，这几乎是他这些年的所有收入，困难的时候有朋友资助他。
　　去年他的朋友、已故诗人艾青的儿子艾丹给他买了颜料，以前从来没有画过画的他，在家里画了两个月，年底拿出去，竟然卖了10万块钱，他用这些钱“先买了—个家”，在东五环付了首付，买下一套房子。
　　这个意外的收获使他发现画画比写诗赚钱快，现在他每天在自己东五环87平米的家里，专心致志地画他的油画。除了作画，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和朋友喝酒聊天，他已经不关心诗了，和以前的诗人朋友交往也不多。
　　“如果有一年的粮草我就写东西，但要先喂饱了肚子再说。”他坦承经济状况影响了他的创作，但“贫富并不重要，我不羡慕人家，过得去就行，人各有命，我要做自己的事情。”他说。
　　林莽还在坚持写诗，虽然现在任《诗刊》编辑主任的他很忙。
　　上世纪70年代初，他在白洋淀插队，开始写诗。那时候不能公开发表，只能在朋友间互相抄阅，他那时的朋友包括北岛、芒克、多多、根子、江河，后来成为诗歌史上的“白洋淀诗歌群落”。
　　回想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朗诵会，林莽依然心潮澎湃，“那时的诗歌朗诵会常在工人体育馆开，几千人同时参加，热烈的场面，就像现在的演唱会一样。”
　　他说现在没明显感到失落，但在一篇散文中他这样写道，他去诗友芒克那儿小坐，“室内寂静，一种感伤突然慑住了我们。真想回到那些孤独而忧伤的插队生活中去。这种情感的冲动同时让我们的眼中浸满了泪水。”
　　林莽不认为诗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没落，他说“我有自信，能在自己的道路上看到自己。”从开始写诗到现在，36年间他一共写了200多首，现在仍然写诗，但不追求社会意义，而是记录个人情绪，注意情感的内敛。
　　舒婷，这位早期朦胧诗代表诗人，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现在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的她在鼓浪屿过着恬淡的生活。
　　“她不写诗好几年了，在家做家庭妇女。”舒婷的丈夫陈忠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陈忠义说最近的三个诗歌节舒婷都没去，“像赶集一样，没必要去。”
　　和他们同时代的诗人或出国，或经商，或进高校做了老师，很少有人写诗了。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估计他们既写不了现在的诗，也写不出过去的诗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说。
　　·亦诗亦商
　　“如果今天晚上我没喝醉就给你回邮件，喝醉了就回不了了。”李亚伟说。当时他正在香格里拉和几个朋友喝酒，让记者把采访提纲发到他的邮箱里，然后他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李亚伟就是诗人莽汉，上世纪80年代末90代初，他率领万夏、胡冬、马松、二毛、梁乐等几个年轻人创造了莽汉主义诗歌，继朦胧诗之后，反对精英写作，更强调文本和写作的技术性。
　　“莽汉主义”不完全是诗歌，更多的体现在行为上，作者们写作和读书的时间相当少，精力和文化被更多的用在各种动作上，他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喝酒，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去追女人，写着流浪汉的行吟诗歌。
　　李亚伟是这样的一个“莽汉”，朋友说给他打电话时他总是在喝酒。但他的内心却有着这样的诗情：“我不愿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东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每当初冬，在心里看着漫天雪花纷飞而下，推开黑暗中的窗户，眺望他乡和来世，哦，还能听到人世中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
　　1993年他开始做书商，之后十年间埋头做他的生意，不再写诗。
　　“我把诗歌和物质生活分得很清楚，生活是最重要的，诗歌是精神的，但生活得差也会影响诗。”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我喝酒比李亚伟厉害。”张小波把身体倚进咖啡馆的沙发里，举止带着老板的姿态，他在亚运村经营一家图书公司，楼下咖啡馆的服务生跟他都很熟。在和记者半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多次被联系业务的电话打断。
　　张小波曾经是名噪一时的“城市诗派”的领军人物，现在他是诗人经商的成功范例，1996年他成功策划了《中国可以说不》，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他说经商是因为“发现写诗的路走错了，所以要重新选择”。
　　在商言商，他身体力行。他更愿意谈他最近做的书，而不愿意再谈及自己以前的诗歌，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说，“‘城市诗派’失败了，诗歌要有品质，我们的东西不值一提，现在看了自己的诗都觉得脸红。”
　　他认为诗和商是背道而驰的东西，作诗需要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所以，他早就不写诗了。
　　最近他要为朋友李亚伟出一本诗集，并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出诗集肯定是要赔钱的，但是我对诗有感情。”他说。
　　谈到当前的诗坛，他有点激动，“当代伟大的诗人太少了，诗坛不是跑马占地，撒泡尿，这块地方就是我的了，并不是艺术主张吓人就是好诗，不可能风行一时就成了经典。”说这些话时，他忽然坐直了身子，金丝眼镜后面的目光变得很严肃。

　　·民间诗人
　　他执意让《瞭望东方周刊》写他是诗人白鸦，而不是广告公司老总。白鸦是他写诗时的笔名，他的实际身份是一个非常阔绰的广告公司老板。
　　他愿意结识有名气的诗人，请他们喝酒聊天，在老诗人面前他毕恭毕敬，在下属面前他颐指气使，这两种身份在同一个酒桌上互相轮换。
　　白鸦在网上发表他的诗作，虽然没有名气，但还是“怀着正直的悲伤”笔耕不辍，他以写诗为荣，把自己的诗装订成小册子送给朋友们阅读。
　　白鸦现在诗歌报网站兼职，诗歌报网站是同样一个有诗歌情结笔名叫做“小鱼儿”的老板建立的网站，他们在网站上办论坛，让有诗歌爱好的人在上面发表作品，每年在上海组织一次“金秋诗会”，每年推选出100名优秀的网络诗人，出一本“中国网络诗歌年鉴”，没有书号，全部赠阅。
　　在网站工作的所有人都是义务的，网站、搞活动、出书的钱都是他们自己出，或者拉赞助。“花不了多少钱，一年十几万块钱就搞定了。”白鸦说。
　　白鸦和小鱼儿都是上世纪70年代人，从小喜欢诗歌，“以前没条件，现在有条件了，并不是有钱没地方花。”
　　小鱼儿把他们的生活方式总结为“理性生存，诗意生活”。
　　麦克是个木匠，如果不是之前读过他的诗，记者很难把眼前这个40多岁的黑脸汉子和他优美的诗句联系在一起。
　　麦克出生在河北的农村，小时候家里很穷，曾经跟着母亲在河滩上要饭，高中毕业后开始干木匠活，1985年，他骑着自行车带着刨子和斧头来到北京讨生活。来北京20年了，他睡过马路，饿过肚子，被人骗过钱，也曾经流落街头。生活的艰辛让他用诗抒发心中的情绪。
　　“一根麦穗足以点亮家乡的村庄，我要在城市克服困难，所以叫麦克。”他坐在一家小餐馆的凳子上，要了一瓶啤酒，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他的生活和他的诗。
　　他语速很快，但语言的流畅和精彩让记者惊讶，说话的时候他经常冒出一些“顺口溜”，讲到他饿着肚子看到天安门时，他说“北京北京，你真行，白天让我看星星”。
　　很多人不理解一个木匠写诗，村里有人说他神经病，还有人说他的诗是抄来的，但麦克“不管他们，这样过得充实”。
　　他写诗也有20年了，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各种刊物发表诗作，并自费出了六本诗集，每本印几十册，送给朋友读。他也曾经和有名的诗人在大学的课堂上同台朗诵自己的诗歌。
　　现在他每天的工作是开着车推销活动房子(简易房)，虽然在北京已经买了房子，但他很怀念家乡的麦浪和河塘，“总有一天还要回到农村的家。”他说。
　　“麦克在都市推销活动房子／都市不是麦克的家／麦克在琉璃厂看到儿时的乐器／麦克想乘着一支歌谣回家。”这是他的一首自传体，的诗，他在都市里歌唱他浓浓的乡愁。
　　诗舒展了他们被庸常的生活揉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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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诗刊>沉寂中的坚守 》
　　　　　　　　　　　　　　□柴爱新

　　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0号中国文联大楼，一个淹没在繁华路段的建筑，《诗刊》杂志社的编辑部就设在五层。
　　这本装帧素雅的刊物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散发着芬芳，承载过无数人年轻的梦想。

　　·宝马雕车香满路
　　已故诗人沙鸥用“宝马雕车香满路”来形容诗刊当年的辉煌。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学创作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如火如荼，《诗刊》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1956年9月，著名诗人臧克家给中宣部写了申请创办一本诗歌刊物的报告，一个星期即得到同意的批复。当时，正逢国内纸张紧张，臧克家为了印刷份数向毛泽东当面争取。
　　“只印一万份，不合理，同样是作协的刊物，《人民文学》每期20万份。”
　　毛泽东问：“你看印多少份?
　　“五万份。”
　　“我答应你五万份。”
　　1957年1月《诗刊》正式创刊，创刊号上刊出毛泽东的诗词18首和艾青、冯至等著名诗人的作品，加上诗人艾青亲自设计的封面，《诗刊》一经面世就起了轰动效应，王府井书店等着买的人排起了长队。
　　创刊之初，臧克家任主编，著名诗人严辰、徐迟、田间、艾青、沙鸥、吕剑、袁水拍等任编委，编辑部安排在王府井文联大楼的四层。
　　《诗刊》主要发表新老诗人作品和诗歌评论，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诗人几乎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其中包括有诗歌爱好的周恩来、朱德、陈毅。
　　在诗歌备受崇拜的年代，《诗刊》几乎是文化人的必读刊物，1978年《诗刊》的发行量达到53万份。当时《诗刊》由新华印厂负责印刷，因为印量太大，常常拖期，为了加快装订速度，从1980年第一期开始改为16开本。
　　著名老诗人担任编辑，优秀的新诗人发表作品，诗歌人才聚集的《诗刊》某种程度上是诗歌界的学术权威，在上面发作品是无上的荣誉。据老编辑龙汉山回忆，曾经有很多人写信到诗刊社要求编辑部出示发表证明，以备提干、评职称、甚至单位分房子用。由此，《诗刊》的权威性可见一斑。
　　在《诗刊》的发行史上，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经历。诗刊在文革期间曾经停刊，1976年复刊后，为了能让年老的毛泽东看到《诗刊》，每期同时印几十册线装大字本，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门为此做了“每期同时印少数大字本送主席和中央同志阅览”的方案，由财政部直接拨款。从1976年1月开始，12月为止，共出版了11册。现在，《诗刊》的线装大字本已经成为收藏者的渴求之物。

　　·一部鲜活的诗歌史
　　至今，《诗刊》已经出版了485期，它几乎记载了中国牛个世纪以来诗歌发展史。
　　从“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到“天安门诗抄”，到“朦胧诗大讨论”，再到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盘峰论剑”(1999年)，每一个诗歌活动都在这本刊物上有生动的体现。
　　“工人诗歌—百首”、“战士诗歌—百首”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末那个畸形创作的年代。
　　“文革”前夜，1965年1月《诗刊》停刊。停刊前的最后一期，《诗刊》随刊附了一封信：“目前，我国各个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群众建设运动正在蓬勃开展，为使本刊编辑人员有较长的时间深入农村、工厂参加火热斗争、加强思想锻炼，本刊决定从1965年元月起暂时休刊。这一积极措施，一定会得到您的支持。”
　　1980年8月10日《诗刊》8月号发表章明的一篇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朦胧诗”由此得名。
　　几乎每个时期的重要诗人都在上面发表作品，老一代的诗人艾青、冯至、田间、卞之琳，80年代的北岛、顾城、海子，90年代的西川、于坚、翟永明、臧棣……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的这首脍炙人口的《回答》发在《诗刊》1979年3月号。
　　“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远和近》)顾城的成名作发在1980年10月号。
　　梁小斌的《白色的墙》、汪国真的《倾听》、西川的《动物园》、李亚伟的《怀念》也都发在上面。
　　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把《诗刊》作为研究对象。日本学者岩佐昌障把1964年前的诗刊所有作品和文章编了目录，现在已经成了重要的学术参考书。
　　从1957年创刊至今，《诗刊》六易社址，经历了八任主编，形成了“各种风格，宽容大度”的办刊理念，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诗人。
　　从1980年开始，诗刊每年(有时两年)组织一届“青春诗会”，把一些优秀的新诗人集中到一起，交流座谈。
　　1980年7月第一届的“青春诗会”参加的新人有“梁小斌、舒婷、江河、顾城、王小妮在内的17人。现任诗刊主编叶延滨也是第一届“青春诗会”的新诗人。

　　·沉寂与坚守
　　一本刊物难以抵挡时代的滚滚潮流，《诗刊》的发行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到90年代初只有五万份了。
　　2002年诗刊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刊登成熟诗人的作品，下半月刊登诗歌新人的诗作，现在两本加起来月发行量只有五万。
　　“发行量还在继续萎缩。”诗人林莽是现在的编辑部主任，他在诗刊社堆了很多杂物的小会议室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以前没有电视、网络、MP3，诗刊发行量迅速下滑期，正是中国出版业迅速发展的时期，现在诗歌不再是大众共同享受的文艺形式了。”现任《诗刊》总编叶延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认为《诗刊》的萎缩除了诗歌本身的原因外，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只有百十种刊物，现在全国在新闻出版总署注册的就有8800种。诗刊社1999年曾经做过一个统计，80年代初，全国在新闻出版总署注册的诗歌刊物有17种，90年代初还剩下九种，现在又有了10多种，1999年全国诗歌刊物的月总发行量不到10万册，《诗刊》占了一半。
　　80年代初，邮局把《诗刊》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后来慢慢地从柜台上拿到柜台下，再到库房。现在干脆在很多邮局已经买不到《诗刊》了。林莽说他到各地出差，发现在一个城市有可能找不到《诗刊》。
　　现在维持整个编辑部的开销一年要有100万元的纯利润，发行一本能赚几毛钱，在保证现有发行量的情况下一年的利润只有40万元。其他的钱，要靠拉广告和赞助还有搞其他的活动补贴，以诗刊的读者对象靠广告商主动投资是不可能的。
　　诗刊社现有工作人员包括编辑、广告、司机和收发员有23人，十几个编辑，除了编稿之外，还有拉广告、搞活动的任务，很累。
　　“勤快点，编书还能挣到一些钱。”林莽说，他们习惯了，并不觉得“穷困潦倒”。他和另外两个编辑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破旧的书桌上堆满了书稿。
　　采访完已是华灯初上，林莽骑自行车回家，不知道这个诗人瘦弱的肩上能否扛得住沉重的《诗刊》。

舒展的波浪

看了。

肖今

诗歌报，你的名字正在远扬！

林溪

欣喜！

暮颜

认真读了小鱼儿和白鸦的那几段

无哲

现实呵．
全文读过，没有什么想说的．．．．

北溟

诗歌永远年青!诗情永不磨灭!

水牛

写得客观。

福建老刀

沉默！

花语

看到鱼站长和白鸦同志的大名。很高兴。恭喜恭喜。严重祝贺：）

zmz

现实如此，诗意横溢的年代已经过去~ ~ ~

箫鸣

一部诗歌史，国人心路也！

光头笑脸

已看过，值得思考、反省、自审~~~

小鱼儿

网络诗歌大行其道的年代即将来临！诗歌报要担负起中国网络诗歌中兴大业！

花语

下面引用由小鱼儿在 2006/02/06 05:56pm 发表的内容：
网络诗歌大行其道的年代即将来临！诗歌报要担负起中国网络诗歌中兴大业！

支持此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