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蹈宗教情怀的灵魂学
----------神性诗学
陈仲义
一
与解构诗学对峙的是神性诗学。神性诗学在广义上是泛宗教诗学。
人类归依宗教的比例已经超过人类总数的一半,这一异常复杂的精神现象多少说明人心的向背,远远不是简单的“宗教麻醉” 论所能解释,同样也不是由“原罪”、“ 救赎” 等构成的宇宙循环学说所能涵盖。特别是二十世纪以后,高踞于人之上的上帝、神,已然多少逸出先前严格教典,化为“完美”“至善”“绝对”“永恒”“ 彼岸”的代名,使宗教的精神前景显得更为开阔。
美国宗教学者D•L•卡莫迪说得比较客观:“上帝之国事实上不过是一个伟大的象征。它显示了在真和爱占主导地位的慰问下生活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同样,解脱、涅磐、乐园都产生于心灵之中,它们隐喻了存在、意识和至福一一隐含着完美和实现。所以,宗教如我们奇特的人性一般,是不可避免而又自相矛盾的。我们不能逃避尘世的现实,我们同样也不能否定天国的直觉。宗教就是这不可分割的两极相摩擦所产生的火花。” ① 暂且抛开宗教某些负面效应,我们当会发现其积极性功能:比如感化力量,忏悔意识,道德师表,精神净化,灵魂归宿,以及艺术创造的驱动提升,乃是对人类文明进程影响不可或缺的“源泉”之一。
从根本上说,宗教作用在于塑造人的精神一一灵魂世界。它一方面为人们的现实苦难提供宣释,逃避之路,另一方面又为未来设计令人神往的图景:它鼓励人们自我完善,扶助救渡,在超越当下现实的向度上,体现人的一种永恒的本性。这种永恒本性即是指人的“精神还乡”。它是人内界精神层面,挣脱孤独、痛苦,必然转而寻求“家园” 的一种精神栖息活动,借此达成心灵的充实、平衡、安慰和自足。这种超越本性在情感维度上,当然是指向无限的,它既以强大的内在信念(包括理式理念、潜意识)为支撑,同时又通过广泛外在实践(包括各种仪式、教规)的推动,使虚在的无限和永恒,转化为实在的神性照耀。
在卡莫迪博士眼中:“所有重要的宗教的真正核心一一即它们的创始人及圣徒的憧憬和爱一一就是美化自然、解放社会、治愈自我,所以它使人类向着尽善尽美或神性前进。神性就是既令人敬畏又令人向往的神秘,就是最真实、最纯粹的终极实在。在一切西方宗教看来,它是世界的终极和开端;在一切东方宗教看来,它是毫无掩饰的真和美。” ② 不管是终极或开端或真善美,神性都指向最高存在。在海德格尔著名的天地人神“四维结构”中,它是一个永恒神秘的维度,也是最令人担心的最可能的陷落。难怪海德格尔要反复指出,由于神的缺席,人被抛弃在大地上,人类被迫选择诗人这位 “使者” ,向神吁请一一神性归来。神亦看重诗人的这个“中介“,替神宣谕生存的尺度。所以他强调:在贫乏的时代,诗人意味着去注视诸神远逝的踪迹,在世界之夜歌唱神性③。 阿尔伯特霍夫斯达特对此进一步解释:诗人就是这样一种人,他面对天空,寻视在其多样性中自我遮蔽的尚不认识的诸神,召唤尚不认识的神走向人并帮助人居住④。
历史飞速地走完二十世纪,却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精神之光,反而让人面临各种精神重压:核恐怖、艾滋病、道德沦丧、吸毒、焦虑、恶心、异化……作为精神最后的清道夫,诗人必将参与对精神下坠与绝望的清算,参与天地人神的四重结构。诗人以神的祭司身份,将价值意义之源显明于人,人才据此而诗意地栖息大地。诗歌写作就是一种诗性的栖息活动,同时亦是对深藏万物中神性的发见,对隐匿中“真理”的发见。
但丁在地狱的门坎发现并聆听“神曲”;波特莱尔在坟墓后面发现并挖掘《神奇的太阳》;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被侮辱被损害者心中找到跃动的“神启” ;困惑于荒原的艾略特寻觅“圣杯”和拯救的水;迪兰•托马斯在子宫深处惊奇地发见生命的神灵;为山谷点燃蜡烛的史蒂文斯则吁请神祗的永恒秩序。西方文化、诗歌史上,类似这样难能可贵的寻找与发现,是在绝望的恐惧中返向原宗教的精神。超越科学算计时代的各种偶像而往回神性本身,乃是现代艺术深入贫乏时代真诚的见证。这种真诚达到的时代之深度远远超过了传统诗歌中空洞的信仰,从而使真正的信仰进入生存的真实:沉沦中的艰难超越⑤。
可惜在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双重飙风横扫下,世纪末的精神废墟一片狼藉,早先上下求索的斗士开始中途逃离,不是逃向闲适,便是流入商海,高耸的价值坐标被拜金的大潮冲毁得七零八落,金钱与技术成为衡量一切的砝码;消解的时尚,肆意地抽剥信仰,迫使它与虚无称兄道弟:迷醉和享乐,轻巧地取代思想受难、担待与责任;物质的每一次跃进,给人带来竟是更大的精神亏空;理性比什么时候都遭受感官肉身的报复;后现代文化语境从四面八方围困着坚守最后阵地的精神贵族,在断水断电中,让他们陷入难耐的混乱,这一精神丛生灌木的时期,确乎需要有勇者挺身而出,重新宣谕神性。
我召唤
靠我中间的沉默和逃离的大神
一一海子《太阳》
神啦,你可听到你儿子的血
人类吗?此刻我多么爱你
——海子《太阳神之子》
海子深感中国大地神性的缺席,而神的不在场也就是人的不在场,这就是诗人为什么要那样执著地追回“村庄”“麦地”。在我看来,他是把“村庄”“ 麦地” 作为神性的托喻,它们既是神的居所,又是人的归宿。自觉的神性追求,已化入诗人的血液和骨髓,那是一种澄明、清澈、惊奇和本真:
我感到地下的千泓清水
在火中炼血
在我的眼神里摇漾
并和我千只动物大声奔逸
一种光明的固体阳光激荡
在我的胸底错杂着巨蹄
把我冲倒
把我碾碎
一片朝霞汹涌奔腾
一一海子《女神》
海子出现的意义在于:他率先把浪漫诗学和生命诗学较好地结合起来,并以此两翼向神性诗学推进,为大陆神性诗学的奠基打桩。海子保留了浪漫诗学的激情、想象、感性,迸溢生命诗学的本真、澄明,让荷尔德林的精神根基转化为本土的“麦地”“ 村庄”在神性高度上,叩问了终极关怀。九十年代以来,大陆诗界继续出现两极分化,一部分诗人继续坚持反神性的解构性写作,另一部分人则更自觉坚定地注入神性元素。
沈奇如是说:诗是“宗教”一一创世的语言,是自然和人类精神的终极眷注。故诗的存在是家园的存在一一对于迷失的现代人,诗已成为我们唯一反抗生命中的无意义的及对现代技术文明的焦虑与迫抑感,从而获得充实与慰藉的最后栖息地⑥。岛子如是说:怀着宗教情感的终极关怀,对存在进行解构中的综合。⑦何业鑫如是说:诗,就是家园,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宇宙感和归宿感。⑧不断涌现的宣言和不断丰富的实践,仅仅表明一种走向和轮廓,现在,还是让我们深入了解其间的关键吧。
二
神性诗学是一种泛宗教诗学。神性诗学的确定,笔者以为首先关键要剔除两点曲解:第一,神性绝非是“上帝”一人独自拥有的专利,神性诗学中的神性实际已泛化为一种宗教情怀,准确地说,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绝对价值和信仰。第二,神性与人性并非完全对立,它们具有相当的沟通认同。神性诗学的基点恰恰建立在神性与人性两者的叠合处。
按基督教义,神性指向全能全知至善至美的上帝。上帝是万有、绝对、终极、彼岸,是无所不在的主宰。然而从艺术诗学角度出发,神性并非全部代表绝对上帝的彰显。宗教史上,神不是拥有形形色色的泛化方式吗?艺术与诗,艺术家与诗人在最高
一级精神活动中都可以充当泛化中的某种神性显明。本世纪现象学大师舍勒说得好:
在普遍的生命进程的巨大时间长河中,人不过是瞬间的节庆,然而,人也意味着使神性本身的生成规定得以实现的某种东西。人的历史并非是为一位永恒空荡的神性的关注者和审判者演出一场戏,而是超升到神性本身的生成之中。⑨
人完全可以进到神性的生成之中,事实上不止是人,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子,都有自身的神性。萨特曾论述过人的上帝情结,他说在人的内心深处都怀有成为上帝的欲望,即人有着对神的本能想往;兰波也曾认为,“通灵”人能够敏锐感应世界万物,实际上也表明了人的某种神性活力;新托马斯主义代表维克•马利坦更是继承中世纪阿奎那学说,指出诗属于上帝的启示。诗是通往上帝的直觉。在这个充满荒诞、苦难、困厄的世界,诗人正是通过来自上帝的神性同时也以自身的神性,把希望、信念、怜悯、关怀赋予人世,主动为世界寻求敞亮。诗性活动,自然成为生存世界一种扩展,诗人成为精神领域独具一格的“救世主”。
“精神”“救世”活动,主要来自充满情怀的关照、引领。它与宗教意义上的神性照耀,完全可以达到同一。可以说,它代表了上帝实施神性的彰显,换句话说,神性的显明,一个源头通向上帝,一个终端连接诗人,诗学在向宗教“靠拢”的过程,也就是神性泛化的过程。由于这种泛化,我们更乐意在理论上做一种强化提升。也因此我们首先要确立“神性”在神性诗学位置上,带有更多终极性质的信仰和价值的内涵。
复杂的宗教史提供大量人与神相互对立、占有、转化的“事实”,长期来形成的观念不少是人神互峙、对抗。实际上,神性的倡导并非绝对取消人性,倒是为敞开人性的无限可能开了门户。以基督教来说:“耶稣这个名字也意味着一种力量、一种捍卫、一种庇护和要求,因为他反对一切反人性压迫,不真实和不公正。代表着有人性、自由、正义、真理和爱。” ⑩ 耶稣基督作为活生生的“神”,具有直观、可同性,在他身上既体现神意又发出人性光芒。在终极神性与具体人性的叠合部,我们发现某种诗学的奥秘:人性的精华和幽深处蛰伏着神性;神性深广的“外延” ,体现着完满的人性。在人性与神性的交会处,神性诗学找到了自己的理论基点。
事实上,整个西方的文化史,都充满着源远流长的神性诗学传统,从萨福到荷尔德林,从但丁到埃利蒂斯都一脉相承。刘小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西方文化形态中蕴藏着一种神圣的、超自然的力量,它使人之精神感悟到一种令人惊异的使人转向的精神景观,并对人的精神质素的超自然性改塑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在中国文化的诸形态中就不包含一种超自然的神性之准,以致有过多的俗文化,汉语思想界的精神质素也就必然受到这种文化之俗性的俗染。⑾
同样,不必讳言,汉语诗歌界一一中国新诗历来颇缺乏神性传统,除开山祖师爷郭沫若早期浪漫情怀带有泛神论色彩、徐志摩追求爱情中显露的真诚、美满和谐、圣灵福音以及冰心在童心、母爱、自然中体现基督文化的博爱,几乎很难找到同一时期具有浓厚神性倾向的诗人,倒是浪漫与现实的精神主导了五四新诗源流。随着民族灾难加重和阶级性作为其本体第一属性,直至七十年代末,人性重新复归,九十年代初神性肇始“抬头”,中国新诗才改善自己日趋异化的某些品质,多少回笼纯粹超验,也才大致显影出一幅与世界现代诗歌潮流不太合拍的运作轨迹:阶级性一一人性一一神性。在彻底告别阶级性的今天(它曾左右诗坛近半个世纪),我们有条件在充分发展的人性与初露端倪的神性一一两者的结合部,提出“新”的神性诗学。
它的本体发展条件日趋成熟: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在十年文化劫难后获得普遍反弹式疯长,这就为尽管神迹稀疏的诗界铺垫了通往神性升华之路的基础。与此同时生命意识和生命诗学在禁锢后也获得一种大开放,它除却理性桎铐,以充分的原生感性为神性诗学提供新的助燃剂,再加上浪漫诗学多年传统在新时期的变异发展,泛灵论的长期影响,三者有机加入,造成了一种“水到渠成”的可能。
[ 本帖最后由 陈肖 于 2006-6-14 10:43 PM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