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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乡愁》而进行的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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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4 10: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因《乡愁》而进行的一次“对话”





                   (樵野整理第一版,蔡宁整理第二、第三版)本文第三版

背景:2007年6月16日,南京举行“盛世鸡鸣·端午诗会”,台湾著名老诗人余光中与夫人范我存,受“CCTV·倾国倾城:最值得向世界介绍的中国名城·山水城林博爱之都”组委会的邀请又回故乡南京,参加了这次端午诗会。余老满头银发,人虽消瘦,但精神矍铄,一迈进会场,满场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成为诗会的焦点、热点和亮点。南京诗人蔡宁在现场亲聆了余老对于《乡愁》的自释,撰文《聆听余光中释“乡愁”》,贴于《常青藤》论坛,引起诗友的关注与热评。其中,樵野与作者的对话,已超越就诗淡诗的范畴,涉及当下诗歌审美等问题,现将“对话”整理如下:

樵: 余光中先生可谓大师级的诗人,我赞成他的诗学主张: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联姻,走出新路。

蔡:  台湾现代主义诗人余光中先生的创作道路,对民族诗歌的现代化改造的确具有启发意义,他反对把中国诗的现代化等同于中国诗的西化,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

樵:  很赞同。在下认为,目前大陆诗歌最大的缺憾在于“中国诗的西化”,似乎就是西诗的翻译,很多句子好像就是从外文翻译的一样,整首诗不知所言,也许这就是消化不良症吧,这是余光中先生所反对的。更有甚者诗意也崇西,这尤是令人反感!其实,中文最美,汉诗最妙。我崇拜余光中先生。

蔡:  余光中先生1928年出生于南京,1947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外文系,后随家迁徙台湾,从此他的心里埋下了思乡的种子;先生“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多次来故乡南京讲学、观光,他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先生国文基础深厚,又兼精通外文,阅读西方诗歌看原作,直接汲取西诗精华,这当然与不懂外语、看译诗而盲目崇拜西诗的有天壤之别。忆起余光中先生的诗歌创作道路,但愿我们的文化生活少一份狂热的躁动,多一份诗意的静气。

樵:  历来汉文化都有极大的包容吸纳性,我愿以余先生为榜样,习写汉化的诗歌,而绝不是西化!我相信,最终汉化的诗歌必胜。那些一时喜欢西式句式的人,我以为是一种幼稚的表现。在下喜爱余式诗歌的清秀与明朗!

蔡: 这与余光中先生的学养密切相关,更与他人生观根植中华厚土息息相关。余光中先生1958年赴美学习,曾深受梵高为艺术殉道且热爱生命的精神感召,也曾一度欣赏美国女诗人狄金森那种神秘而集中的表现手法,以及突出而跃动的意象表达诗意,这无疑使他在五十年代末期兴起的台湾现代诗潮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发表于1960年的两部诗集《万圣节》和《钟乳石》中很多诗作,是对现代诗的实验之作,不过他很快在在这场台湾现代诗潮的论争后自省,“迷途知返”地垂青于古典诗歌与现代诗的交融,于1961年写了《再见,虚无》,表现出了与“恶性西化”分道扬镳的决心,这标志他的创作生涯出现了重大转折。写于1961年至1963年间的《莲的联想》,标志诗人完成了向传统的回归。这主要是他的人生观决定了审美观,他意识到在异国自己始终只是一个”无根的过客“,这正是诗人自小深受祖国文化薰陶,使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感情得到升华。

樵: 噢,也许正是余光中先生坚定地抛弃“恶性西化”,走上民族艺术的回归之路,到七八十年代,他的诗歌创作无论在思想内容、诗歌艺术上都有卓越的成就。

蔡: 对!余光中先生在民族艺术审美意识的回归,表现出了传统意识和乡土观念,对故园的渴念极为深切,是他诗歌中最有魅力的部分,其怀乡诗中以1972年写的《乡愁》最具代表性。先生这次回南京参加两场文化活动,首场是“盛世鸡鸣·端午诗会”,第二场是“CCTV·倾国倾城:最值得向世界介绍的中国名城·山水城林博爱之都大型晚会”,两场活动他一出场都掌声经久不息!

樵:在台湾文学作品中,“乡愁”是一个长久不衰、令人心动的主题!

蔡: 对!在台湾文学作品中,“乡愁”也就是思乡、思亲,是一个长久不衰、令人心动的主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审视历史: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长达50年之久;从1949年到现在,又是半个世纪多,一湾天然的海峡却变成了一道人为的鸿沟,阻碍了回乡的脚步,然而却阻不住思归的心。台湾“乡愁”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大多出自大陆去台人士,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根在大陆,在台不过是“过客”,而海峡两岸的阻隔状态,更使他们觉得“叶落归根”似乎是个遥远的梦。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先生在临终遗诗中写到:“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见兮,永不能望。/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泣血的悲歌、含泪的呼唤,集中表达了“断肠人在天涯”的游子之痛。“情动于中而发于外”,挥之不去是“乡愁”,于是有了一首首发自肺腑的“乡愁”,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就是其中广为传播的一首。

樵: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从内在感情上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民族感情传统,具有深厚的民族感。

蔡:是这样。余光中先生诗歌富有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这种独特性与其艺术创作道路密不可开。他先是从格律诗的浪漫主义走向现代派,又从现代派回到传统文化中,表现出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的有机融合。中国诗歌强调含蓄,其《乡愁》从感情上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民族感情传统,借助中国古典诗歌“赋、比、兴”艺术表现形式与技巧,提炼四个具体可感的喻像,从而形成与诗人人生息息相关的意象:“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小时候与祖国母亲分隔两地是由于国家政策关系,只能通过书信的一枚小小的“邮票”承载“乡愁”,正如杜甫名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所喻意,书信蕴含了多少苦难与“乡愁”呀。到了中年,温馨而甜蜜的婚姻却变成了海上旅途的疲乏、孤独,一张张旧“船票”饱含和多少空虚的岁月和相聚的感动。而最令诗人痛心疾首的是自己朝思暮想要回去探望老母亲,却在苦苦的等待和思念中烟消云散,一方短短的“坟墓”成了生与死无法逾越的思念。由此而递入“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对故土之情油然升华为思念“母亲”的心情!

樵:余光中先生虽然身居海岛,但是,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及其文化传统的中国诗人,他的作品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尤其受《诗经》影响。

蔡:是这样。《乡愁》的形式美也令人瞩目。它的形式美一表现为结构美,一表现为音乐美。《乡愁》在结构上呈现出寓变化于统一的美。《乡愁》共四节。每节四行,节与节之间相当均衡对称,但是,诗人注意了长句与短句的变化调节,从而使诗的外形整齐中有参差之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采用《诗经》中的复沓手法,营造出一种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其中的“乡愁是——”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加之四段中“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在同一位置上的叠词运用,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的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人的语言的功力,也加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这俱源自于余光中先生始终不渝的“中国情结”,我在“盛世鸡鸣·端午诗会”上聆听余老释“乡愁”,感觉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呀!

樵:  余先生在台湾诗坛驰骋几十年,至今不衰,令人敬佩。而其民族精神是一个诗人的灵魂。他前承传统,后起新河。从南京和厦门就学时开始,其诗艺发源于大陆,然后台湾、香港、台湾……一条奔腾不息的汉诗河流,始终在他智慧的血液中奔流,形成具有民族精、气、神的现代诗风,对台湾现代派诗歌走向全盘西化起到了重要的阻止作用。他的诗歌由现代派到古典主义传统的最后回归,对我们今天认识现代派,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富有启示作用。 “西方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中国的现代诗。这种诗是中国的,但不是古董,我们志在役古,不在复古;同时它是现代的,我们志在现代化,不是西化。”这是余光中先生在《古董店与委托商》中写下的一段话,在下认为这句话很重要,富有纲领性的意味。我们学习余先生,研究余先生,目的在于正视当下大陆诗坛的一些现状,学以致用,如果能够指导或者影响一下,那么,当为汉诗之幸事。但不知蔡先生对当下诗风是何看法?

蔡:  其实我们的诗歌审美意识的倾向性是一致的。遥问端午快乐!

     我们之间的对话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一次VS!对于现代诗的认识与审美意识,余曾写过一篇随笔《当下诗坛需要一盏审美共识的聚光灯》,现节选其中两节表明我的诗歌审美主张:

诗歌的现代性一直是诗歌界瞩目的课题,美国权威词典《新韦伯斯特英语国际词典》对先锋派一词的界定是:“任何领域里富于革新和进步的人,特别是艺术家或作家,他们首先使用非正统或革命性的观念或技巧。”于是,当下一些美其名曰的“现代诗人”,或曰“先锋诗人”,似乎找到了理论根据,以反传统、反文化、反伦理、反道德、反人类的悖论“标新立异” 什么派、什么主义,采用肮脏、丑恶、粗鄙、下流与粗俗的、甚至有颠覆社会公德的语言去主动迎合社会的低级趣味。文学创作是有自己规律的,那种为了得到更多眼球、哗众取宠脱离创作一般规律的废话、屁话、晕话、流氓话与口水沾连的所谓的分行文字,使一些所谓的诗歌变得猥亵、粗鄙、乏味、寡淡,不仅致使诗意完全消失,也严重玷污了诗歌缪斯在广大读者心目中那崇高、圣洁的形象,情感的媚俗、庸俗、低俗污染诗的大国,理所当然地遭到大众的唾弃!然而,谁又能否认这几粒老鼠屎已落入诗坛“一锅粥”?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诗人的整体形象已受到来自同门另类的深深的伤害!

我理解的“现代诗”应该是比其它诗更集中体现超人的学养与智慧,其语言应张扬爱的光芒并充满睿智思想的力量。由此我以为:诗是应该有难度的,没有难度的诗是“口水”,诗的语言必须是经过心灵圣火冶炼过的,“先锋诗”亦不例外。其基本构成与因素:其一,诗应体现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因此要有感动人心的情怀;其二、诗是情绪化的产物,而情绪总是因为细节而波动,因此诗要有细节性,忽视这一要素构成,是很难进行典型意象化的艺术处理的,所作也必然空泛、乏味;其三,自古诗画同源,心之所想应该有声音、有色彩、有节律、有时空、有情韵、有细节,从而构成诗的“画面”感;其四,中国新诗要扎根在唐诗宋词的土壤中,汲精粹之营养,步节奏之快感,出意境之美妙,达雅俗之共赏。

樵: 这个“诗观”的确很有意思啊,而且难得!由此看来,我们的话题还远远没有完结,或者说只是一个试探性的开始。有机会,要对蔡先生的文章慢慢细读!关于你列举的“五反”等问题,在下也有一篇拙文《路在何方------有关神性诗歌写作提纲》,谈了一些愚见,那就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学或诗学史上,类似的情形累见不鲜,那些颓靡的诗风最终都走向自取灭亡,但好像总须一个过程,不过也要有人敢于站出来大吼一声。当然,这些往往又都不是孤立的,总是有其产生的背景或土壤。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水往低处流,总是有一个低处的存在。面对当下诗坛中的垃圾,每一个有正义感的诗人都应该站出来,用诗歌,用理论,去维护崇高的尊严!把那些害国害民的垃圾彻底扫除干净。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明确方向,写出好的,美的作品,才是最硬的道理。“第三极”提倡神性诗歌写作,刘诚,南鸥等一群正在做着非常实际的工作,有理论建树,有作品展示,并誓死铲除那些令人作呕的垃圾污染!在下对他们有充分的信心。蔡先生也在作出自己的贡献,令在下敬佩!

谈到诗之美,真可谓各道其是,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诗观。历来的美学家,诗人,诗歌理论家,他们都有很好的,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精辟的见解。蔡先生的诗观,我很赞同。诗,的确是酒,而不是饭。须要难度。诗歌从来就无须普及大众,没必要,也不可能。但它可以感动人们的灵魂,影响人们的生活,给人以美的享受。诗歌就像一个活的人,或美男,或美女,或天真的小孩,或睿智的老者,等等,因此,诗歌是活的,有生命的。生命第一,修饰第二,最好是文质双修。好,今天就聊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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