漶漫的规则与界限

张立群

——当前诗歌游戏情绪的探源
张立群

新诗写作进入当下语境，以“游戏”、“娱乐”来概括其状态，或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这种“游戏”、“娱乐”已不再仅仅是对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予以标举。作为一种可以泛化甚至具有传染效应的情绪，“游戏”、“娱乐”也似乎应和了当年英国学者斯宾塞的“过剩精力”的说法：当代诗人已经很少通过关注山峰、落日以及自我冥想，来完成心灵的创作，倒是“诗人心理”造就了本不科学的“游戏说”成为现实的可能，为此，在兼顾现象的同时，本文选择了情绪探源作为逻辑起点。

一、“规范的散失”

     当代诗歌进入所谓“世纪初文学”之后，任何一种写作或者表演都成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在“个人化”、“日常化”、“后现代”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名词之后，“身体叙事”以及玩乐心理都成为支撑当下诗歌写作的一股支流。作为特定时期应当呈现的写作场景，当下诗歌早已在写作和批评规范上，遭遇双重标准的迷失。当然，值得指出的是，“身体叙事”以及玩乐心理作为一种有限度的探索，事实上，从不能抹煞其可有的先锋性及其道德伦理意义，正如头脑智慧从不是诗歌写作的唯一取向。不过，“身体叙事”必须要与低烈度的色情写作区别开来。在漫天而来的躯体意象背后，必须要有深刻的灵魂体验为肉体赋予生命的活力。对于世纪末先锋诗坛论争之后，裂变而生的躯体描写及其漶漫的情绪，一个大致客观的定位则是：即使是有“观念”的行为也最终成为各种正式刊物拒绝的“叛逆者”，这似乎仍然在印证中国诗人历来摆脱不了眼高手低的诟病，于是，在一面是过度表演，一面是拒绝平庸的尺度面前，我或然只能以一个落后的词语，即后现代时期的当代诗歌写作来命名这种“规范的散失”。
     毫无疑问，后现代是一个诗歌可以成为聚讼纷纭甚至充斥意淫状态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任何一种写作都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历史的舞台，进而形成泥沙俱下的态势。后现代本身解构一切的倾向，使得诗歌本身的高雅成分日益为他者充当，这为日常生活以及通俗性、大众性步入诗歌的殿堂，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由此观照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新诗的发展轨迹，所谓诗歌退守边缘乃至“新诗死亡论”，并非仅仅以“文化转型”和“诗人无为”的论断而可以一言以蔽之。在这些充满欲望、游戏情绪的写作背后，后现代时期的诗歌景观会为任何一种表演找到依据——这本就是一个显露真实生存面貌和自我意识的时代，在往日高蹈的激情终于降落到现实土壤上之后，宽容乃至沉默不语或许是批评家唯一可以使用的“底限式武器”，否则，就是从文体兼容或是诗歌的文化倾向来言说问题。这一切，都说明中国诗人那种业已本质化了的“诗歌规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散失”。
    诗歌的游戏情绪会以不自觉的方式在这里产生，直至成为一种自觉。除了那些已经成为极端化的范例之外，众多与诗形如陌路的行为最终都会成为写作甚或炒作意义上的殊途同归。如果按照先哲所言的“世界文学”及其文化视阈，即使“游戏”对于后现代已经十余年的当代诗歌也并不过分：大众文化的兴起本就为“写作”挣得了广泛的权利；各种图像式媒介的繁荣也势必会对诗歌特别是其“纯文学本质”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代际划分也使当代诗歌走向了新的群落，70特别80后成长的轨迹已经决定生命的表达要呈现另外一种方式，而玩乐和游戏、娱乐也从不是放弃责任，只是，诗歌规范及其责任究竟怎样构成自我的生命底限？而漶漫的情绪作为诗歌游戏说的外在表现，它的不断蔓延甚至是众说纷纭，都说明当下诗歌和诗人自身的理解维度。

                          二、网络诗歌的游戏意识

     如果说“规范的散失”是后现代写作场景下的个人化写作的必然结果，那么，网络诗歌则从大众文化心理上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命题。网络诗歌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最能反映后现代知识逻辑的写作现象之一。时至今日，网络诗歌的蓬勃发展已远远超过一般想像界限，然而，真正通过网络的行为方式成为人们熟识的诗人却寥寥无几，这种铺天盖地却在事实上并未真正形成“气候”的现象，不得不让人们从另外的层面去予以反思。
     一般来说，写作以及寻求最后的发表总可以是无可厚非的过程，这对于那些初入诗坛的写作者以及当下的文化语境似乎尤显重要。不过，在官方诗歌刊物以及发表空间日益萎缩的前提下，传统投稿的发表方式往往成为“未名作者的悲哀”。与此同时，是否发表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在诗歌爱好者、准诗人、小诗人、大诗人等诸多名词的区分下，可以称其为“诗人”的随意性，正以潜在的目的影响着众多写作者。但正如一个有天分和潜质的诗人也常常会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名至实归一样，在纯文学不断陷入困境的今天，要淹没一个诗人并非仅仅由于诗歌外部的环境，还在于诗歌自身的诸如发表、出版的潜在逻辑及其运行机制。
    网络诗歌的出现对于许多写作者来说无外乎是为了获得一种自我满足，而网络诗歌的出现与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基于一种大众性的消遣心理以及符合大众文化心理，它在结果上确然体现了一种话语权利的回归。但无论怎样，以一种狭隘的眼光来看，网络诗歌都难免存在着他者观看以及最终寻求正式刊物“招安”的文化心理，这样，在随意粘贴、随意阅读和不成熟的逻辑下，网络诗歌及其引发的游戏、娱乐情绪也就在所难免。
     目前网络诗歌的总体不成熟与“粗俗者”居多，常常遭到了许多精英批评家和传统诗人不屑一顾的现象已经不再新鲜。网络诗歌“发表”的随意性以及“无厘头”逻辑充分展现其游戏和娱乐的逻辑，而且，网络诗歌的评价尺度、任意赞颂和无度贬损，都为诗歌之高雅艺术注入新的文化因子。尽管，在客观实际的角度上，网络诗歌的出现却并未与纸面时代的“诗歌是少数人艺术”相抵牾，至少，网络诗歌的存在使诗歌写作拥有了为数众多的“从事群体”，而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从来就不是两种事物，它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层次。不过，即便如此，一个诗人的网络写作与纸面写作常常造就“双面人”的游戏规则，这既反映了正式刊物和网络发表标准之间的差异，同样，还与一种职称审评式的成果鉴定有关。网络诗歌的虚拟机制，匿名机制，在消解真实感的同时为当下诗歌写作带来了诗歌本身的戏拟甚至造假的行为，使部分诗人的写作陷入了娱乐的怪圈。自从人文价值精神和往日的诗性体验被拆解之后，随心所欲的描写、情绪化的宣泄、粗俗的谩骂甚至是晦淫作品也可以直接进入各式网络写作之中。作为一种可以近乎“无我”的狂欢平台，网络诗歌虽然在逐步汰变的过程中，为诗歌带来从未有过的历史性机遇，但其营造的娱乐性心理也同样是一柄“双刃剑”，它的平面化、浅表化特征，以及传播迅捷的特点，无疑是一种文化消费意识作祟的结果。而逐步将纸面时代著名诗人的作品制成“经典的网络版式”，只是反思这种现状的当下途径之一。在更多的写作时空中，孤芳自赏式和帮派习气以及自我标榜、炒作，仍然以强烈的自我在网络版上高居不下，这种现实和潜在的力量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当下诗歌的创作及其游戏规则。

张立群

当下诗歌的浮躁情绪、游戏趋向，虽可以迅速炮制热点，但透过种种虚假的表象之后，诗歌争鸣在更多时候只是白驹过隙甚至伪命题的现象屡见不鲜。应当说，诗歌刊物数量和纸面发表的空间减少，并不一定是诗歌质量全面下降的原因。在更多的前提下，诗歌质量的下降与混乱、浮躁的争名逐利心理密不可分。回首新诗传统仍然可以成为一个研讨的问题，归其原因，与百年新诗时至今日仍建树匮乏不无干系。“后新潮诗”、90年代诗歌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虽然成就了诸多青年诗人的大道其行，但诗人的浮躁与急切的功利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诗歌创作、盲目的向西方对接和取悦糟粕，都堪称当下诗歌难以摆脱的种种困境。事实上，哗众取宠、片面求怪的写作始终无法成为写作的正途。自第三代诗歌以来诸多写作迅速成为诗坛泡沫、过眼云烟，都证明了严肃与庄重，才是维系写作长久的重要前提。
    当下诗歌的游戏心理、娱乐情绪从不是单一成份使然的结果，在种种因素的合力与共谋之下，所谓“游戏”、“娱乐”最终体现的本质是一种“自我”的心理。作为往往源自中心地带制造出来的“热点话题”，常常不外乎是包装之后的冷饭重炒或是毫不相干之话题的强行扭结。以2006年所谓的“诗歌道德伦理和底层写作”、“梨花体现象”、“灭诗行为”等为例：“诗歌道德伦理”作为一种写作伦理，其实是与“底层写作”、“中产阶级”有别的两个现象，伦理作为一种责任感只有在指向“底层”时才会产生批评视阈的意义，但从写作者的眼光来看，“底层与打工诗歌”往往并不与批评者常常居高临下的眼光一样；而“梨花体现象”则无外乎一种心理现象，它在正反双方的网上争鸣中一览无遗，但归根结底，却不过是当下诗歌虚假繁荣背后，对究竟何为好诗及其标准的麻木不仁；至于“灭诗行为”则更多是增加了博克的点击率，而在实际上与新诗发展毫无相干。
至此，在诗歌应有的空间指向中，不难发现：当下诗歌的游戏、娱乐，也是一种权利意识下的分边游戏。从广义的一切有悖于诗歌固有层次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游戏，但具体而现实的名利意识造就的游戏化行为。造势虽然吸引了暂时驻足的目光，但究其根本，却更多是一些不必为意的符号累积。它潜藏在更多为此而甘愿冒险诗人的心理并可以形成裸体狂奔的传染倾向。而在此之外，或许诗坛的不公平则在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诗人依然沉默，而维系先锋刊物和年度选本经典性的，依旧是几朵一成不变的明日黄花，但这样的态势，究竟可以持续多久呢？

四、历史与现实的拯救

     当下诗歌表面繁荣，其实匮乏优秀作品和引路之先锋已是由来已久，而诗坛漶漫的情绪与诗人自我写作伦理规则的丧失，又在正反两面与其相得益彰，互为表里。对于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现象而言，后现代在中国作为一种历史的误读，并非缺乏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基础，而是缺乏思维回旋的余地，像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一样，当下诗歌的作者不但常常具有高深的学养和信息的渠道，而且，也从不缺乏思维的敏锐和实验精神，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历史存留，彻底游戏人生往往会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到自我质疑的境地。从“第三代诗歌”一面标榜解构，一面期待建立语言乌托邦的悖论式情境，到90年代诗歌后现代精神的内敛，直至更为细致的走向个人生活和裸露的生命体验，后现代的文化背景造成了当下诗歌语言和型构的分解和裂变。进入世纪初诗歌时代之后，当下诗歌的自我流转虽超越历史的底限，但其出乎其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对于读者而言，当下诗歌晦涩艰深、不知所云甚或这就是诗歌的疑惑，早已司空见惯，而诗人究竟有几许观念是诗歌自身的演绎，或许，只有诗人本人才能知道。
SARS中一场集体的明星朗诵诗歌，或许给人带来了许多诗歌的盼望，至少，这种诗歌表演又使诗歌最终还原了自己的历史之乡。对于喧闹了多年的世纪诗歌而言，批评的指向和诗歌话题的倡导，比如：诗歌伦理和底层写作，应当说，与一种潜在的文艺指向有关。对此，即使研讨的话题存有如此多纰漏之处，但究其所指，却让人们在游戏、娱乐之外，嗅到了历史和现实拯救的气味。
“适度的政治化”即适度的规范化能够造成诗歌的良性发展，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都是勿庸置疑的一件事情。既然“漶漫的规则和界限”已成事实，游戏和娱乐已经不可避免，那么，置身于游戏、娱乐的另一端也必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对于当下诗歌乃至未来的诗歌而言，我始终坚信：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无论大小诗歌与生俱来的精英意识、自我意识，都会使诗人在未能免俗之余，期待建构自己的乌托邦幻境，这是中国诗人的宿命，即使游戏人生的诗人也不过往往以对抗、造势肇始，再以回归诗境为旨归。因此，“历史和现实的拯救”虽不属于诗歌游戏情绪的探源之列，却是诗歌游戏探源的必然结果。正如对于当下诗歌而言，诗歌的游戏和娱乐精神早已超出各种辞典上“游戏、娱乐”的涵义，它更多的应当是一种游戏化的气质以及不知不觉间暴露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