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抒情与哲理中表达深邃

张立群

——以解读死亡组诗《回望》的方式论巴音博罗90年代的诗歌写作

张立群

正如未然在同期刊载的评论中所说的那样：“勿用置疑，《回望》是一首在死亡题材写作上具有广大人性的厚重之作。它既是生者对死者的怀想和纪念，也是死者对生者的回望和眷恋，同时更是作为第三者的诗人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寻和创造。”[1]的确，《回望》给人的震撼力是非常强烈的，而其本身的穿透力也是在90年代诗坛上少见的。有关这一点，即使在“事隔多年”以后，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依然可以深刻地体验到。当然，之所以在巴音博罗众多的作品中执意选择《回望》进行解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通过它自身的意象描写不但可以上升到哲理层面，还可以深刻地体验到一个地处东北边陲的青年诗人的心路历程以及组诗本身在90年代出现的价值意义。
一
《回望》是青年诗人巴音博罗发表于1996年第11期《星星诗刊》一个系列组诗，它依次由《挽歌》、《死者的言词》、《亡魂像烟一样从冰冷的玉体上袅袅升起》、《汉语祈祷词》、《在大红的冥旌上》、《招魂之幡》、《火焰之舞》共7首短诗构成，全诗大致150行。如果按照诗歌意象表达而言，这是一组当之无愧的死亡组诗。对于国内创刊最早，影响巨大的诗歌大刊，能以如此之篇幅推出一个年轻诗人如此之独特作品，无疑是需要相当的胆识和勇气的。因而，其质量或许从此就可窥见一斑。
《挽歌》是在生与死中的流连，通过对生与死的对照来表达诗人那种独特的对生的理解和死的彻悟的。“什么也不能比挽歌更有力量。什么也不能像挽歌将一条河变成往返的路伸展到冥想之中……哦，幽灵！你总是那么匆忙那么饥渴，你像冰凉的流水返回阳光和煦的大地，让我们看到肉体的深度。……”既然挽歌可以连接“往返之路”而让“幽灵”在自由穿越中让人们看到肉体，对人的生存进行深度的确证，那么，诗人自然要发出这样的呼招：“留下吧，无论你是谁——无论一只鸟儿一朵花儿一头雄狮的残骸，在这首悠长悲凉的歌谣中濯足或顾影自怜，众生都是你们无端变幻的美妙形态。”这里，诗人将挽歌中漂浮的灵魂作为了一种可以使肉体重新诞生的本质，而万千生命则以多姿多彩的方式进行生命的幻化。这种由“单一到无限”的思考是颇具理性意味的。但诗人并未只是停止在这一层面上，肉体肯定会不断诞生，但尚未濒临死亡或聆听挽歌的肉体总是以一种挥霍无度的方式乐不思蜀：“而我们之中有太多的爱太多的游戏，太多的苦痛没有品尝，太多的盛宴杯盏狼藉，太多的回忆留给那遥远的神……”。同时，新生之后的生命肯定是无法重复的，但诗人眼中的这种常理性的现象却是“可是众生怎么会知道，当幽灵再生时并不畏惧乌鸦哀号风声萧瑟，他们惟一害怕的是被熟识的人们再一次认出……” 在《回望》组诗中，《招魂之幡》是与《挽歌》接近的一首诗。它依然在呼招“——回来吧，不论你是谁！” 但这次呼招与第一首不同。如果《挽歌》是即向内又向外敞开的，那么，《招魂之幡》是完全向内的。而它的最后一句“浪涛般的血液从我的体内汩汩流回祖先们身上……”似乎正在展示这种不同。
《死者的言词》是一首以死者的口吻进行叙述的诗。“我又回到了那座雕梁画栋的庭院，我又看见那个骨骼清奇、面庞高古的人，他尸骨未寒目光如电，像一口青铜巨钟停泊在金色音符的水塘上——我忠实的骨肉呵，我曾用一生的风尘来将他吹拂，一生的忧伤一生的快乐来将他盘踞。”将人死后视为一种回归无疑是可行的，但关键对于一个尚在生存的人来说，我们也一样需要不断地回归过去，至少是回忆过去的。而如果按照深层心理学来分析的话，所谓回归其实就是拒绝现实的一种外在表现——这是一种近乎对恋母情结的深刻眷恋。而《死者的言词》中也确实出现了“照耀我，她土陶盘色的脸庞，野草莓一样甜蜜的嘴唇。她的生殖器像贮量丰厚的矿井等待我去开掘——浓烈的高傲的芳香，沙沙作响的梦境！”等的字样。是否这就是在一种“回归子宫”中表达了对母体眷恋的无意识并进而逐渐演化成为对集体无意识的眷恋呢？是否这种单一的渴望返回也就是依恋群体甚至是直接指向了承载万物的“大地母神”呢？当然，回归大地无疑也是回归死亡的一种表征。只不过，由于诗人在诗中使用“文明的泥巴”一词，顿时使这首描述死亡的作品在瞬间又回到了现实，这既是诗人心理矛盾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让整首诗暂时出现了一个与死亡心理不完全一致的“音符”。但从整体上讲，这并不影响我们使用心理分析进行解读的种种可能。
《汉语祈祷词》是《回望》中比较奇特的一首诗，同时也不乏显现出诗人借助死亡意象来表达文化反思的写作意图。由于作者满族血统出身并始终坚持用汉语进行写作的一贯态度，并多次直言不讳地表述：“我是一个旗人，但我用汉语写作，我一直把汉语当做我的母语，这是一种悲哀呢还是幸福？当那条名叫‘女真’的河流从我们的血液中流注‘华夏’的海洋时，我时常被这种浩瀚的人文景观所震撼……”[2]所以，诗人就总是以一种近乎礼赞的目光审视汉语以及汉语的传统。的确，汉民族语言的力量给诗人的震撼力是非常强大的。因此，诗人在运用死亡来表达汉语祈祷词的时候，心情也与同类的诗歌有所不同：“宽恕我吧。我用爱情的白绫缝制的丧衣和献奉的忠诚必将获得原谅；我用触摸死亡的歌谣来记叙你的荣光，必将因你的不朽而辉煌灿烂。”可以看到，诗人虔诚的祈祷以及对汉语的虔诚是无以复加的。这种情感在《汉语祈祷词》诗中不但可以在“月光下飞翔”，也是一种“清纯的呼吸”。它是始终处于一种“上升状态”的，但它却不可重复——“你的棺柩像遨游之舟飞向西天深处。你不会再落回原来的地方。”
《亡魂像烟一样从冰冷的玉体上袅袅升起》依然是一首具有新意的诗，但诗人的激切情感在某些方面掩盖了完全可以从“美人迟暮”这种更能体验死亡力量的主题中开掘诗意的可能；《在大红的冥旌上》中，“我”是人的代表，而万众的宿命其实和“我”一样：“每一次死亡都是我自己的死亡！每一次复苏都是万众的复苏！”《火焰之舞》是火葬的过程，但这里死不是终结，死是在来世之书上的诅咒，死是“未降生者在火堆边齐声低颂：吹拂，吹拂，吹拂……”而作为诗人的我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正是“让我缓缓地熟悉死亡，并和死亡共舞。一切在酣眠中错过降生的人，都会在未醒之歌中萌芽，在颓然叹息中埋入缄默的诗篇。”
总之，巴音博罗在组诗《回望》中表达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既然“只有死才能反照出生，对死的反思是对生的反思的集中体现”，而“死乃是生命活动最具深刻意义的时刻，在死亡面前保存下来，经得起死检验的东西，才是生命活动所真正完成的东西”[3]那么，对死亡的认识就显得非常重要。老子、庄子、苏格拉底、叔本华等无数先哲都曾对死进行过深刻的表述，而且，死亡主题在哲学史上也从未中断过。与拥有基督可以作为彼岸之邦的西方相比，中国人往往由于过于理性或过于清醒而常常在死的面前表现出异常的无奈与痛苦。但《回望》所寄予的情感却不是这种颓唐的。面对死亡，巴音博罗是以“回望”的方式唱出了对死亡的认识，于是，“通常被众生视为畏途的死亡便具有了平和、宁静与安详的气度；死亡不再仅仅是肉体的消逝，而是精神在世俗之上的再生。”[4]因此，诗人在组诗中通过那种连绵厚重的语词所表达对生命的热切和对死亡的超脱就显得尤为值得珍视。无论是久违恒久的沉重，还是“以死照生”的逆向反思，甚至还有诗人在诗中的叙述视角、人称的若即若离，时而飘忽，时而重叠。这种从死的角度体验生的独特方式，其震撼力都是十分强大的。当然，若单从艺术的角度上讲，《回望》也是存有缺憾的。但这种缺憾自然不是诗歌的关键之处和症结所在。因为对于读者而言，他们所期待的更多的是在“生者、死者、诗人、文化、宇宙意识”等博大存在中可以不断走向哲学层面的诗篇。

张立群

《回望》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这一点在联系巴音博罗在90年代的创作历程之后就显得更加明显。巴音博罗是90年代以来身份极为特殊的诗人，有关这一点，除了因为他是流淌一身凝重而激切的旗人之血却始终坚持用汉语进行写作，以及他清醒地知道这“早已不是抒情的时代了”却宁愿成为一个为数极少的职业诗人之外，更为重要的则在于他的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这个僻远而寂寥的北国小镇蛰居与写作，像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民”[5]的自由自在的超然心态。的确，在十余年的写作历程当中，巴音博罗不但学会了“倾听民间真实的声音”，也学会了“放弃许多诱惑和既得利益”[6]，而“倾听与放弃”不但使他能够保持长久卓然不群的鸣唱，也使他可以在日趋宁静致远心境中渐渐触摸到了汉语诗歌的真谛。
虽然，20世纪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已经使很多人几乎无法分清满人和汉人之间的差距，但这却并不是任何一个女真后裔都要忘记历史的必然理由。早年就追随父辈走遍白山黑水的经历和不断在诗中以“努尔哈赤的纯种后裔”对自我进行命名的历史情结，都注定了巴音博罗要以选择历史与民族为自己最初崛起于诗坛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式，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早期诗作甚至是贯穿他创作始终的“悲剧意识”。当然，作为汉族名字叫“崔岩”的巴音博罗也无疑是通过不断学习传统文化和自觉汲取西方文化而进行成长的。在2001年“答《诗选刊》问”时，巴音博罗曾毫不掩饰地说出西方文化对他的强烈影响并进而列举出古今中外大量的名篇佳作，如果将这些与他特有的少数民族个性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可以想像：巴音博罗的诗应当是多种文化融合后的产物，他的起点应当是比较高而气质应该是比较独特的。
如果说从1990年2月发表第一首作品《莽式空齐》大致到1995年，即诗人参加“第十二届青春诗会”前后是巴音博罗写作的“历史抒情阶段”——即以描绘历史与民族为主要诗歌表象的话。那么，从1995年到世纪末则是巴音博罗诗歌逐步走向综合，逐步进入一种呈现哲理化思考的写作阶段。与此同时，1995年以后的写作对于巴音博罗来说还有一个重大的转变，这就是通过诗歌对一些哲理命题尤其是死亡意象进行的思索。而不断在诗歌中呈现死亡的意象不但是诗人逐步走向对人生哲理思索层面的一个外部表象，同时，也无疑是诗人心灵与时代氛围碰撞的必然结果。
从“就这样，亲人们心甘情愿走上祭祀的神台，像远古的蜡烛镀亮的英雄/那些卑贱而高贵的幽灵袅袅升腾”（《吉祥女真》）开始，无论是“无法承受一个王朝的悲怆”的《悲怆女真》还是描绘“更远枝蔓的女真是我剽悍的祖先”的《女真哀歌》，处于“历史抒情阶段”的巴音博罗在诗中或曰在他的头脑中就一直充满着关于民族、历史的意象。然而，血与火的历史毕竟已经成为一个远逝的背影，因而，执著追寻历史的结果就是诗人灵魂的漂泊与苍凉的无可归依感，以及这些感受在向外喷涌时表现出的一种在悲剧意识压抑之下的激情洋溢——这时，巴音博罗的诗中似乎总是飘荡着一种情感抒发与寂寞孤独混杂的东西。像曾经获奖的《苍狼之舞》二首中《石胡笳》中“声动结合，背负天涯和漂泊天涯”的意绪与《黑水白山》中的“谁在黑水源头忧愁   谁就是我白头的双亲”的赤子情怀都充分说明了这些。当然，最能体现这种心境的则是在“青春诗会”上提交的作品——组诗《上升》中的《落日》以及发表于1993《诗神》9期的《亚细亚家园》二首，在这两部作品中，巴音博罗将对光明的向往集中在“河水”“落日”等多种意象上，这里不但有强烈的“恋母情结”，同时也无疑有对象征生命与文化的“神”的礼赞，他们不但是当之无愧的优秀作品，同时也无疑是诗人“漂泊与激情”结合之后的产物，而且，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为了宣泄足以刻骨铭心的体悟已经让情感驾驭了诗歌，自然，也包括了对诗歌技巧的同化。
1995年的诗歌创作对于诗人写作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巴音博罗从此时起开始对现实投入热情并表现出一种深厚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逐渐“进入城市和必然要进入城市的感觉”正使他的历史记忆受到冲击。在此，诗人不但在《属于二十一世纪的独白》为题的长诗中将“预言的意识，未来的焦灼与迷惘等等交织在一起”，进而发出了那些被“黄金打倒的人，会不会重新站起？！”的诘问，还开始了从激切抒情到深邃思考的转变。而以《回望》以及《悲怆四重奏》、《还乡》等为代表的诗作正说明了这些。
对死亡的书写是诗人作品日趋沉重的一种趋势。由于以往的时代风尘常常以旧的思维模式禁锢个体的生命意识，进而将人的苦难和对生命叩问一笔勾销，所以，《回望》等死亡意象诗的出现才具有如此强大的震撼力。在这一亘古不变的宿命面前，一个诗人特别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必将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西绪弗斯式的抗争与反拨——这既是诗人巴音博罗一贯写作指向在时代面前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诗人欣赏里尔克，甚至将但丁、屈原作为精神上父亲的必然结果。虽然，由于谁也无法知道死亡之后的世界而往往使分析死亡或描绘死亡被一些人讥笑为虚假，但对于一个活着的生命来说，对死亡赋予的特殊表达往往是以一次以灵魂抗争命运或揭示人生本质的精神历险。死亡对于个体人生价值的反向确认往往不是一种单纯的视角可以解决的。对于巴音博罗来说，他在诗歌中所经历的历史介入和现实投入已经让他认识到从寒冷、孤独与黑暗中观察人生可能远比一味从光明中进入更为充分有力，所以，像在名篇组诗《回望》等作品中通过死亡来表达诗人对人生、人世、人性的深刻认识所产生的力量确实达到了震撼人心的程度，而这些一旦联系诗人在90年代的自觉介入“边缘”的处境，我们似乎也不能排除诗人要以此来对抗拜金时代以及由此来表达当代社会那种特有的荒谬与尴尬的人生处境。
当然，巴音博罗的《回望》等作品对于90年代诗坛来说，也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鉴于当代诗坛上诗歌语言的惊人的集约化，也鉴于惯性写作成为诗人们的一种批量写作手段；像巴音博罗的《回望》这种具有深沉气质与厚重人性的大气之作的出现，已向我们阐明了另一种写作方式和语言方式的可能。”[7]的确，《回望》的出现对于90年代诗坛写作日趋粗浅化或单一的技巧化而言，其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在越来越多以诗人面孔出现和行为常常大于写作的特殊年代里，在我们介入诗歌之后最大的疑惑或许就是：所谓自90年代不断被人所命名的诗歌“个人化”写作时代其实不过只是一堆凌乱的颤音，而在那么多的作品往往都由于重叠与相似到最后只是几个反复出现的文字符号的现实情态下，迫切寻找一个真正属于个体歌者声音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而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对于很早就从众多大刊上见到的一个名字——少数民族诗人巴音博罗而言，他在读者多次蓦然回首之后逐渐从辽宁大地上坚韧而起也就成了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
附带一点，世纪末之后的巴音博罗正逐渐进入一种自然心态写作的创作阶段。而这，也许正是一种经历世纪末洗礼和超世与入世磨合之后的一种特殊心境吧？可以不断从容“倾听与放弃”的心态不但可以使诗人与“一位放牛的老汉唠成挚友”中想到：“那些远在天边躁在大都市的人是无福享受这等悠闲的，除了我；那些急于在诗坛上争位置抢地盘的诗权贵们亦是无福消受这份宁静的，除了诗歌，而诗歌是无辜的。”[8]这种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态在这个时代的确是让人羡慕的，我想：这或许正是诗人可以一尘不染、不断向诗歌本质进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注释：
[1][4][7]未然：《以死亡的名义永恒——我读〈回望〉》，《星星诗刊》，1996年11期。
[2][6]巴音博罗：《诗，汉语之灯》，《鸭绿江》，2001年6期。
[3]陶东风等著：《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8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5][8]巴音博罗：《我在僻远的小镇写诗》，《诗选刊》，2001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