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的意义——论90年代诗歌的论争

张立群

由于研讨90年代诗歌论争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探索新诗在20世纪最后十年所经历的过程，从而为揭示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寻一定的依据，所以，所谓90年代的诗歌论争就要选择那些规模较大，论争持续时间较长并产生重大影响的诗歌论争作为个案进行研究。而本文正是在这种严格“标准”的要求下，选择了发生于90年代的四次较大的诗歌论争，即：1、围绕郑敏先生《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的论争；2、《星星诗刊》关于周涛“新诗十三问”的论争；3、《星星诗刊》“下个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的论争；4、盘峰诗会及其余绪来进行具体的论说的。

当然，对于这几次已经成为历史的诗歌论争，其实一直是不缺乏评论家关注的目光的。但既然它们业已成为历史就自然被赋予了某种常读常新的“权利”。当我们在对20世纪新诗研究的过程中，当我们距离这个世纪的结束越来越近的时候，似乎总会产生这样一种渴望和冲动，即将以往常常被人们忽略或是因为距离越近就越不愿触及、甚至是一些模糊不清的话题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再度地清理，从而发掘出90年代诗歌在整个百年新诗发展轨道中所具有的重要诗学意义和诗歌史的价值。自然，在这种视角下谈论问题往往也确实会产生更为深刻而厚重的说服力量。





一



     

以回望历史的眼光看来，所谓90年代诗歌论争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这一点往往在联系90年代的时代文化背景和百年新诗所经历的历史之后就越发显得明晰。纵观发生于90年代几次大的诗歌论争，其首要原因就是诗歌艺术的自由发展与诗歌外部境遇之间产生矛盾后而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90年代是诗歌可以按照自身的艺术道路进行自主发展的时代，而意识形态功能的相对弱化和诗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宽松的环境中尽情地书写正是这种的良好氛围的表征。但90年代诗歌又是生不逢时的。即诗歌虽然在90年代找到了自由的空间，但90年代的时代环境又不断造成了诗歌要沦为时代“冷风景”的一种必然结果。一方面是网络传媒的蓬勃兴起迅速占领了巨大的阅读空间，一方面是时代竞争的压力使阅读只是一种寻求快感的惯性行为，而包括纯文学在内的文化产业化、市场化又常常造成诗歌刊物的频频“断乳”和诗集出版的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从诗歌外部来看，是失去大量读者之后的“诗歌死亡论”等言论的此起彼伏；而从诗歌内部来说，则是众多曾经卓有成就的诗人在“写诗的人多于看诗的人”的年代里不得不告别诗歌，并最终与仍然坚守在诗歌阵地和关爱诗歌的人陷入一种深刻的反思情境当中。郑敏先生于1993年在《文学评论》第3期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刊发长达三万余字的论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所引发的论争以及1997年《星星诗刊》围绕周涛“新诗十三问”而展开的讨论不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现了这种“世纪末式”的情绪，同时，这样的论争或者提问方式在百年汉语诗歌的发展链条上恐怕也只能在弥漫着浓烈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90年代诞生。当然，如果只是涉及论争的本身，那么，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又肯定远比我们在表面上看到的复杂。但无论是围绕郑敏先生而出现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论争，还是类似周涛的涉及到中国新诗的根本、现状、前景等的十三个巨大的问号，都可以充分地说明90年代诗歌是在一种近乎“反思中的自由与沉默”的状态中进行的。没有诗歌发展的困境，没有诗歌内部与外部的失衡，没有可以反思“传统与现代”的语境等种种因素的影响，那么，郑敏先生的“世纪末回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发表于《文学评论》上的重要争鸣文章①肯定是无法出现的；而周涛的“十三问”尽管在许多方面是问得不够准确、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但类似他的第六条“新诗发展的大方向是不是错了？如果不错，为什么这条路越走越窄？如果错了，那么会不会是一个延续了近百年的大误会？”，第七条“是诗这种古老艺术形式的末日呢还是一群误入歧途的诗人的末日？”和第十一条“现在发表一点诗是不是太容易了？敢于自称诗人或著名诗人的是不是太多了？是诗太好写了呢？”以及最后一条对于以昌耀为代表的那些真正诗人命运的关切无疑是有非常深刻的现实含义的。②本来，90年代的诗歌由于诗歌本身所处的时代境遇而使自身获得了自足的发展空间，同时，90年代诗歌也由于适应中西文化交融的高峰期而使自身的艺术可以在一个极为广阔宏深的场景中进行拓展，而90年代诗歌在艺术特别是技巧方面上所达到的高度即使将其置于20世纪诗歌发展的整体脉络中也毫不逊色的实际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一时期的诗歌论争却使我们不得不在回首、检视这段诗歌历史的时候逐渐陷入到反思的境地之中。或许，这只能说明在诗歌整体沦为边缘的年代里，要埋没90年代诗歌“辉煌”的也许并不是诗歌本身，而更多的则是因为90年代诗歌在向世界敞开的时候，不得不面对“冷风景”的尴尬境遇。

其次，90年代的诗歌论争还在于90年代文坛特别是诗坛写作的多层次状况。由于写作环境的宽松，在文学可以自由发展的90年代，包括私人的、世俗的等大量与“文学本身应当是高雅”的命题发生抵牾的写作都可以进入到90年代的读者眼中，而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就是使90年代文学出现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态势。以世俗化的现象为例，90年代文学的世俗化是在适应商业化浪潮和读者阅读趣味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出现的，而这正反映了90年代特定的文化氛围、文化心态以及文学想要突破自身原有的生存方式适应时代的一种渴望。“王朔现象”、“小女子散文”、“留学文学”等等，都可以在90年代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的事实都说明了文学正步入世俗化的范围中去。在诗歌方面，经历80年代“朦胧诗”、“后朦胧诗”甚至包括海子死亡事件等潜在影响的90年代诗歌一直在无法解决“诗歌究竟按照何种道路发展”的阴影下向前发展，并逐渐在适应时代或曰追赶时代中出现“圣化”与“俗化”的写作。对于最后被媒体冠名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的1999“盘峰诗会”及其余脉的“导火线”虽然总被一般以为是由于程光炜先生编选的《岁月的遗照》（1998年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九十年代文学书系之一的诗歌卷》）和1999年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杨克主编、与《岁月的遗照》有鲜明对立色彩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以及夹杂其间的许多争鸣文章。但对于这样一场发生于世纪之交并标志先锋诗坛发生裂变的“论战”，却无疑是新时期以来长期萦绕诗坛诸多悬而未决问题的一次集中的凸现与爆发，同时也无疑是90年代诗歌写作的雅俗倾向乃至文学多层次之间的斗争，而如果可以追本溯源的话，那么，这次论争恐怕也无法与百年新诗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脱离干系。当然，作为本该可以相互补充的两种写作最后却以这样的结果收场，还必然要涉及到一定的意气之争乃至权利派性之争。至于这场持续到新世纪并在评论界里被有些研究者认为是“不仅是没有意义，而且可视为是中国诗坛上并不光彩的一页。它暴露出来的不是诗人内心那博大而睿智的思想，不是诗人对于中国现实生存中人们精神境域的共同焦灼和困顿，不是他们对于中国当代诗人自身所面临的心灵处境的敏锐感悟和尖锐反抗，而是在演绎某种荒诞的诗歌话语的霸权意识，张扬某种庸俗的谁是谁非……” ③的论战，在其背后还隐藏着“适应时代甚至顺从时代与借鉴外国资源进行本土化写作之间”以及“对诗歌道路应按照不同道路进行发展之间”的斗争是否真的可以名至实归，将在本文的最后部分进行集中的论述。

第三，90年代的诗歌论争还反映了时代诗歌写作还无法更好地解决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以及读者的阅读水平和鉴赏水平急待提高的问题。正如任何一种写作都无法摆脱其特定的时代一样，90年代的诗歌同样也以“叙事性”和“个人化写作”深刻地反映了既复杂又综合的时代特征。然而，由于文体特征的原因，特别是当小说、散文与影视、流行歌曲等可以凭借自己语言上的“优势”迅速与90年代的商业化融合，进而迎合大众的旨趣，制造出种种“写作热”的时候，诗歌却因为无法追上时代而只能默默地“败下阵来”。“叙事性”虽然以及物的方式促进了诗歌“生活流”的产生，但过度的“个人化写作”又使诗歌远离了大众读者，其中，误将“口语化写作”当成了生活流水帐式的描写或者是可以尽情语言粗鄙化描写以及所谓纯技术写作的“高深莫测”、“陌生化效应”都使得那些即使还想关注诗歌的人到最后也只能望而却步。而发生于90年代关于“新诗教育”的讨论则更是说明了无论是当前的诗歌写作还是诗歌的阅读水平和鉴赏水平都急待提高的问题。

1999年《星星》诗刊最引人注目的是全年开辟的“下个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以及前后刊登的共27篇讨论文章。这次讨论的“导火线”是源自身兼乡村学校校长和诗人双重身份的杨然的文章《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杨然致本刊信》。针对“学生轻易认为诗歌可以随口拈来，出口成章，所以老师的作文考试不考诗歌；学生以手中传抄的大量流行歌曲、青春寄语，作为诗歌替代品和冒牌货”的现象，杨然在文章里发出了如下的忧虑：“一、整个国民素质中的诗歌常识会丧失殆尽；二、整个国民素质的诗歌鉴赏水平会无法提高；三、整个国民素质中的诗歌写作会继续低水平。” ④对于常年身处教学一线、清楚教学大纲和教学实际的杨然来说，他所发出的“忧虑”自然是切中了新诗教育的要害。何况新诗的教学问题本身又是一个波及面较大的社会实际问题，因此，杨然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得到了许多文章的热烈响应与关注。众多诗论家和教学工作者都参加了讨论，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并且直到新世纪来临之后仍然不断有文章涌现。关于这场讨论就表面上看是“教材原有诗歌篇目的陈旧，无法适应时代教育”的问题，而在实际上这次讨论所要说明的问题却是当代诗歌创作不佳和诗歌鉴赏水平不高甚至麻木的问题。也许，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无意指责一些设计者自身水平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但一个时代历来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既然教学和教材改革要面向新世纪，那么我们势必要选择一些能够代表时代特点的诗歌作品进入学生的视野。然而，90年代的诗歌写作却恰恰又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一方面是诗歌远离读者，诗人孤芳自赏；一方面是忙于与国际写作接轨，排座次、抢夺话语权利。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则都是沾沾自喜，感觉不错，却没有谁注意到自1919年以后，除了几首象样的新诗外，余下都很难普及以及众多读者阅读旨趣的陈旧和欣赏水平的迟钝乃至僵化。

张立群

如果说谈及90年代诗歌论争的原因必须要联系90年代诗歌的生存背景，那么，明确90年代诗歌论争的实质就势必要突破时间的界限，从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去看待这个问题。不过，在具体进入问题之前，我们仍需要强调两个重要的前提：一、虽然，在90年代前后一共发生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诗歌论争，但如果从回望和归类的角度看，其实这几次大的论争其实不外乎有以下两类，即前三次的反思与质问和“盘峰诗会”及其余脉的分化与裂变，但从百年新诗的发展脉络上看，它们往往由于彼此在本质上的“共性”而殊途同归的；二、由于论述90年代的诗歌论争是为了找寻百年诗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所谓“回望的意义”并不是要强调孰是孰非，而是要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透过现象，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
首先，90年代诗歌论争的实质是新诗的“传统与现代”和“外来文化与本土融合”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这不但是90年代诗歌论争的共性，同时也是百年新诗迟迟没有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一个迟早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问题，只不过90年代的已经为其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于是，它生根发芽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事实。在90年代诗歌论争的发展谱系当中，无论是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还是“新诗十三问”以及“盘峰诗会”，尽管论战双方都指出了对方存有的缺点与偏颇（这一点对于郑敏先生也同样不例外），但他们发生在可以反思的时代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过去，或者从新诗的诞生处着眼，或者从古典传统与新诗历史中寻找资源的事实，并最终都将目光定位于“20世纪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都充分说明了百年汉语诗歌存留着历史症结。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作为现代新诗历史的见证人如郑敏在书写“世纪末的回顾”之类的文章时绝对不是什么妄为任意，而“十三问”尽管漏洞不少，但类似“1、新诗兴于本世纪初，现在到了本世纪末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公认为合乎历史潮流的“诗界革命”，是否到了重新研究总结成败得失的时候了呢？”和“2、新诗是怎样诞生的？这个婴儿究竟有没有连结于民族文化之母的脐带？随着它渐渐长成少年，人们是不是发现它越来越像异国人了？” ⑤这样的质问也决不是什么空穴来风。新诗在决裂传统、转向外国资源确实给百年新诗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心理投影。而文体建设始终无法成熟或曰“除了分行，真的很难说出新诗与其他文学有什么显著区别”的事实也正是新诗无法普及的重要原因。同时，为了能够迅速作到追赶上国外诗歌的写作和“诺贝尔”等一系列获奖情结也使得我们一部分本来会卓有成就的诗人拼命地模仿翻译体和视西方写作资源为圭臬，其结果自然是使当下的诗歌离我们越来越远。或许，以这样的眼光下看待问题，“新诗教育”的论争和“盘峰诗会”的论争会与“传统与现代”的距离较远。但无论是“盘峰诗会”的交战双方都以传统或五四以来的传统中寻找自己存在的依据还是“新诗教育”论争中所存在的篇目问题，都无疑是与百年新诗的发展有关，而如果追本溯源的话，那么，到最后这些问题又势必要殊途同归的。
当然，透过90年代的诗歌论争看待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所谓“传统与现代”和“外来文化与本土融合”之问题的核心仍旧是诗歌的语言和形式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介意使用类似“新诗现代化”之类的语汇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弥漫论战与革命气息的五四时代，新诗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们所选中，并最终作为向已经趋于陈腐、落后乃至僵化的传统文化开战确实是在一种激进的、不破不立和偏向西化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作为传统文学或者是传统文化的代表新诗也确实是在这种条件下被推向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标榜位置。但传统就是传统，“一部生动而又丰富的中国新诗发展史是我们熟悉的。它的创造与 ，它的挫折和异变，它的漫长路途的探索和跋涉，特别是当它自然地或人为地陷入困境的时候，那一个悠长而又浓重的阴影便成为一种企示的神灵示威地出现在我们的头顶。它仍然活在新诗的肌体中，仍然活在中国新文学的命运里，它并没有在七十多年前死去。这个阴影便是中国古典诗歌。” ⑥而详细体味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论，似乎也同样可以察觉到其反传统背后的不自觉地回到传统上来的无意识行为。因此，与其说新诗彻底脱离了传统，倒不如说新诗在汲取部分传统后向更为广阔的空间进行了敞开。而对新诗进行粗暴干涉的更多的则是诗人的文化心理上的阴影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再度规范和强加束缚。在新诗发展的链条上，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初期白话诗在20年代中期之后的衰落，而30年代、40年代的诗歌往往是可以与80年代、90年代的诗歌进行对应乃至“互训”的，对于里尔克、庞德、瓦雷里等这些即使在今天仍然被常常重复的大师而言，我们确实只是在“翻译体”面前往往只是注意到了他们作品上的“形似”，而忽略了其内在的“神髓”。而不注重其实质上的韵律、节奏等方面上的模仿自然是生硬的。在这方面上，也许我们只要留心阅读盘峰诗会后的争鸣文章以及思考垮掉派盟主金斯伯格式的写作在85年以后是如何长期盘踞中国诗坛的问题似乎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了。
与长达几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相比，新诗确实是非常年轻的。它在语言、文体形式上需要改进的地方也着实不少。克服新诗自身存在的问题是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的，但从90年代诗歌论争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否说明了我们的诗人乃至诗评家为此进行努力了呢？90年代诗歌历来缺乏像80年代那样评论家忠心地为诗人摇旗呐喊的事实，诗歌评论家与诗人在90年代各自为战，互不信任已经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了。而从创作的主体上说，90年代诗人在写作普遍转向生活的口号下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诗歌与实际生活的脱轨，片面追逐名利的心理、常常忘乎所以的浮躁心理都使其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忽视或忘记了当代读者的接受问题以及如何切实作到提高当代汉语诗歌水平的任重道远的事业。纯粹的技术、外来资源的挪用、口语的泛滥成灾等等都使得诗歌要么成为个人寄居的空间，要么成为一堆语言符号，并常常在片面追求中蜂拥而起，效尤者众，从而在彻底打破“诗歌作为一门高雅艺术的神话”中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大相径庭。因而，90年代的诗歌论争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充当了所谓“双刃剑”的作用，即它一方面凸显了新诗中存在的问题和90年代诗人的创作心态和生存现状特别是中国作家历来缺乏应对历史现实的良好素养，而在另一方面，则充分反映了百年新诗无论在写作本身还是读者阅读水平上都远未达到成熟的水平，这是回首90年代诗歌论争时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的一个常常处于地表之下的问题，而如何解决它势必会成为90年代诗歌论争本身给我们带来的重要收获之一。
90年代诗歌还为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那就是百年诗歌中一直存在的权力话语的“幻象”问题。在此，我们曾经注意到许多评论者不愿在谈及盘峰诗会及其余脉时所涉及到的诗人名讳。但无论是《岁月的遗照》还是《1998中国新诗年鉴》，以及《1999中国新诗年鉴》和《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所涉及的具体诗篇和诗人又是我们关注这场诗歌论争时所必须面对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派”的对立并不是由来已久的，没有任何一位诗人会衷心地愿意承认自己不是知识分子或者至少是可以上升为知识分子的人物，“知识分子写作”在90年代或者是更为遥远的将来都势必将成为一个模糊的、人言人殊的概念；而“民间”也肯定不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与权力中心相对的一端为民间”，“民间自身含有的藏污纳垢、有容乃大的特点” ⑦所涵盖的意义（至少是不高雅的）也肯定会为“民间派”所熟知的。“民间”以及“口语”在盘峰诗会中被频频提起是带有明显的对抗情绪的。但从事后的结果上看，它源初的要对抗所谓的话语霸权、帮派主义的目的是以一种诗坛分裂，成就一些人诗名，甚至是造成新一轮话语权利和粗暴批判行为的再度形成而收场的。本来，我们在90年代批评界里常常被提起的“个人化写作”中就已经读出了要掩饰诗歌已然沦落之真实景象的危险。但“个人化写作”作为一种应运而生的批评语汇关键就是要在明确当前诗人处境的前提下强调诗人的写作行为和写作意义，从而使其远离意识形态的困扰。但“盘峰诗会”及其论争所存有的“表象”——如论争方式、论争内容、期待理解、“南与北”等是具有明显的“权利阴影下的分边游戏”倾向的。其论争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肯定已经远远超过了论争的本身。而由这场论争所折射出的历史投影恰恰是淹没更多没有参与论争，并在诗歌写作方面上卓有成就者的一个重要障碍。同时，它也顺理成章地淹没了90年代以来更为广阔的诗歌写作的“中间地带”，进而使诗歌写作与个人化写作发生脱轨的一个重要前提。当然，关于这个问题以及这场论争的本身值得研究的地方还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关注这场论争所具有的意义肯定会比论争的本身以及在论争中产生了那些名字甚至是夭折了那些诗人更具价值。
正如有人在总结“新诗十三问”的论战时曾提出“呼唤好诗、提倡建设、反思现状”这三条重要解决途径那样，90年代诗歌论争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而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又势必要关系到未来诗歌的正确发展。因此，尽管这些问题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但跨世纪一代的诗人、诗歌研究者、诗歌爱好者又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总之，90年代的诗歌论争已经随着90年代的逝去而成为了历史，但其潜在的影响依然是存在的。因此，与其说发生于90年代的诗歌论争是宣告了一个诗歌时代的终结，倒不如说另一个诗歌时代正刚刚开始。而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时代，先以共同的方式解决诗歌自身存在的问题，寻求新诗创作与研究中的真正突破口或许才是新诗重新振兴的唯一可能。而回望的意义，似乎也正在于此。

张立群

①这些文章可见范钦林：《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与郑敏先生商榷》，《文学评论》1994年2期；郑敏：《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文学评论》1994年2期；张颐武：《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一个九十年代文学的新命题》，《文学评论》1994年4期；许明：《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从郑敏、范钦林的争论说开去》，《文学评论》，1994年4期；沉风、志忠：《跨世纪之交：文学的困惑与选择》，《文学评论》，1994年6期。
②⑤均见《星星诗刊》，1997年2期。
③洪治纲：《绝望的诗歌》，《南方文坛》，2000年5期。
④见《星星诗刊》，1999年1期。
⑥谢冕：《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时代文艺出版社，第1页，1993年6月第1版
⑦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收入《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长河落日

好论文，加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