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诗歌史写作之二

张立群

女性“黑夜意识”的独白：《女人组诗》

一般以为，8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女性诗歌，主要表现为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及其诗歌创作之后，呈现出对女性性别意识强化的写作倾向。当时，不断出现在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等诗人笔下的“黑色”、“黑夜”意象，以及大量以“女人”为主题甚至标题的诗歌文本，都造成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具有明显区别以往的写作特征，而作为某种外来文化的影响与资源，类似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等的创作，正是可以与这一时期“女性诗歌”叙述风格予以对应的一种写作方式。当然，作为一种对诗人个体的研究视角，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是否完全与女性主义理论对应甚或解读，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话题。
翟永明[1]于1984年完成的《女人组诗》，无疑在新时期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诗人在此之后先后完成的诗学论文《黑夜意识》、《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也同样在反映翟永明诗歌观念的同时，为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带来新的气息。而后，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海男的组诗《女人》以及伊蕾系列长诗《独身女人的卧室》相继在重要文学刊物上出现，都使这种具有惊世骇俗的写作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些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类似普拉斯式的“自白叙述”和极具尖锐、焦虑式的抒情方式，以及不断涌现的黑夜、镜子、窗帘、黑色、卧室、身体等意象，都为读者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感受氛围。因此，在被评论界指认为自觉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和造成诗歌写作中性别意识得到极度强化之后，关乎“女性诗歌”的概念及其进步与缺憾的讨论，也逐渐成为当时诗歌界的一个热点。当然，无论如何，以翟永明《女人组诗》为代表的女性诗歌写作，都为充分表现女性自我意识和日后出现的“个人化”写作拓展了新的写作空间。尽管，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诗歌艺术潮流的变迁和客观上创作的分化、转向等原因，翟永明式的写作已声势减弱，不过，作为一种业已成为“经典”的历史性记忆，其创作和“开风气之先”的事实，正不断在年轻一代诗人那里得以延传。
翟永明是新时期以来女诗人当中坚持创作时间最长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女诗人之一。写于1984年的组诗《女人》所包含的四辑、二十首抒情诗，不但是当代诗歌史上较早的和较为成熟的女性主义作品，而且，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强烈的性别立场也在客观的评论上引发了关于“女性诗歌”的争论。不但如此，组诗本身反复出现的关于“黑夜”的意象以及诗人为组诗所作的序言《黑夜的意识》所引发的“黑夜意识”或曰“黑暗意识”[2]，也为当代诗坛提供了一个深刻而独特的阐释主题。
整个组诗从一开始便以冷峻而晦涩的叙述抛开了常常出现在以往女诗人笔下的温情与感伤，并以迅速而径直的方式切入女性灵魂世界的深处。由于作者长期有感于女性所面临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命运，同时，也由于来自诗人自身多年来的困惑、绝望乃至表达的渴望——正如诗人曾充满焦虑的写道：“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知觉，甚至某种私下反抗的心理。她是否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黑夜?并在各种危机中把世界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魂?……所以，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女诗人面对当代混乱、焦虑的现实怎样处心积虑地建立自己的黑夜并为诗提供一个均衡的秩序?如果你不是一个囿于现状的人，你总会找到最适当的语言和形式来显示每个人身上必然存在的黑夜，并寻找黑夜深处那惟一的宁静的光明。”[3]是以，组诗《女人》在“创造一个黑夜”同时，所隐含的关于女性自我世界的重新发现与确立以及由此而出现的两性之间的紧张与对抗、女性抗争时的心灵的痛苦，都使得作品本身取得了惊世骇俗的艺术效果。
而从艺术的角度上说，《女人组诗》在试图穷尽女性所有情感、体验以及表诉的过程中，首先是以个人的视角去看待整个世界，并由此拉开一个“只指涉女性自身”的隐秘空间。不过，这个在外部常常为“黑夜”意象所指代的世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黑夜”在实际上包含的黑暗既是女性长期以来遭遇压抑与遮蔽的外在表征，同时，也是诗人妄图创造出来对抗现实的世界，“我目睹了世界/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世界》，《组诗》第二辑）。由于作者倾心于“黑夜”中能够穷尽女性所有的情感、体验与诉说，所以，就表现方式而言，作品充满着密集的抒情描写。整部组诗完全依据个人化的视角，并以“黑夜独白”的手法揭开一个有悖于常态的隐秘空间。由二十首抒情短诗构筑起来的组诗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出现了黑夜以及黑色的意象，与此同时，诗人那种激切而又自信满满甚至充满神秘先知的宏大气魄，也使组诗本身蕴含着并非源自虚无的力量，“唯有我/在濒临破晓时听到了滴答声”（《瞬间》，《组诗》第一辑）；“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独白》，《组诗》第三辑），这些叙述都意味着组诗本身对于女性自我世界的发现与确立。当然，鉴于两性本身客观存在的紧张与对抗，必然会给这一创造过程带来深深的痛苦和巨大的背叛，因此，在整体上的非理性、矛盾性，以及语言的迷狂色彩乃至病态化倾向也是组诗的重要特征之一。
作为一个完整精神历程的体现，《女人组诗》高度的自我和主体的张扬既是“女性诗歌”具有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会在充满预感、臆想、憧憬、噩梦凸现一个又一个真实的细节，这种“以反抗命运始，以包容命运终”的混沌而又真实的生命体验，在部分论者那里会被看作“事实上致力于创造一个现代东方女性的神话”[4]。翟永明以“黑夜”的方式袒露了女性的生存焦虑和进行生命普遍联系的渴望，尽管，这种作法本身会由于“黑夜”意象的使用，负载巨大的困境和迷狂中的自虐倾向。
除此之外，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对诗人的影响在《女人组诗》中也是显而易见的：翟永明在组诗中采用的独白体表达，虽不免使诗歌在充满抒情性之余，有时会显得晦涩、艰深，但其深刻的内含与潜在的力度特别是刻意的求新求变，都使诗歌本身达到了一种诗艺上的高度。因而，组诗对开拓女性诗歌的新写作向度也必将对后起的女性诗歌产生重大的影响，不但如此，作为一种女性经验传达的垂范，翟永明的《女人组诗》以及同时期诸如唐亚平、伊蕾、海男的写作，也对此后陈染、林白等的女性“私人化”小说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注释：
[1]翟永明，1955年生于四川成都。早年曾下乡插队，后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曾在某研究所工作多年。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两年后，在经历情绪波动之后，逐渐在接受后期朦胧诗和外来写作资源，在诸如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乌拉圭女诗人胡安娜•伊瓦沃罗等创作的影响下，创作观念和写作风格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后，相接完成的系列组诗《女人》（1984年）和《静安庄》（1985年）以及长诗《死亡的图案》（1987年）、《称之为一切》（1988年）等作品为其带来巨大的声誉。1990—1991年曾赴美国，1992年返回成都并居住至今。曾先后出版诗集《女人》（1986年）、《在一切玫瑰之上》（1989年）、《翟永明诗集》(1994年)、《黑夜里的素歌》（1997年）、《称之为一切》（1997年）、《终于使我周转不灵》（2002年）以及随笔集《纸上建筑》（1997年）等。
[2]见《黑夜的意识》，吴思敬编选：《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文章中，翟永明曾开宗明义的写道：“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或者说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周围的世界以及我置身其中的涵义。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这就是诗。”
[3]出处同上。
[4]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唐晓渡诗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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