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享受诗歌》之对话，《诗潮》07年6期

张立群

亲近自然   享受和谐
           ——也谈如何享受诗歌             叶延滨

　　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和谐世界是诗人们从来追求的境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诗歌创作中重要的题材，同时，又是诗歌美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
   在我们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诗人从事诗歌创作重要的理论源头。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是“气”，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自然本性“德”，又禀赋了“气”而成了形态和形体之“形”。《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以自然为法的精神影响了历代的中国诗人，而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则在许多优秀诗人的笔下，成为他们表现人生和世界最高的境界追求：“天人合一 ”“物我两忘”！
    这种境界的追求和创作实践，在中华优秀的诗歌长河中，形成了山水诗、边塞诗和田园诗的流派和传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张九龄的：“海上共明月，天涯共此时。”范成大的：“信步随芳草，迷途问小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针见南山。”等这些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歌佳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基因，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变成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人文理想和生命追求。
    这种创作实绩经过历代诗歌理论家和美学家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中国诗歌传统的重要理论主流。唐代王昌龄首提“意境”一词，并称：“理入景体”“景物兼意入兴”：宋代范希文提出：“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对床诗话》；明代谢榛提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四溟诗话》；到了晚清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完成了意境之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也。”“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些为我们熟知又为许多人淡忘的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重要的内核：意境说。这种美学理想，表现的是意与境，情与景，神与形，交相融洽，高度统一，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而其反映和表现的人类理想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境界。
    作为中华诗歌传统中重要的财富，当代中国诗人十分重视在创作中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创造出更美、更加富于艺术魅力的诗篇。当代著名的青海诗人昌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昌耀创作的大量诗篇，表现了青藏高原神奇的高山大川和人文精神，展示了高原大自然的天地精神和在这种精神熏陶下的人性魅力。昌耀在《答记者张晓颖问》一文中写道：“青海的大自然，青海壮美的山河，也给我的诗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这对我的诗的风格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高原养育了昌耀这位诗人，诗人昌耀又用笔创造了一座新的高原，在结束此文时，最后借这篇短小的论文，表达我对一个敬畏自然，热爱世界的诗人最崇高的敬意。

每一首诗都是一条命
李轻松
写诗对于我来说，从来都不是苦思冥想的结果。它仿佛就是我的血液、我的肤色、我携带的基因。它跟我是一体的，甚至更自我一些。它是我的矛我的盾，更是我的花我的果。它具有了侠的特征，来无影去无踪，只在一瞬间闪现，却是绚烂无比。更像是风里的叙述，带着一些接近神祗的秘语，带着来自神秘花园的氤氲气息。
在写诗的时候，我与每一个汉字达成默契，订下婚约。我们不分你我，为每一次的心领神会而感谢流泪。我最喜欢在封闭的冬天里写诗，尤其是窗外漫天飞雪，我不关心世界，我只一字字一行行地写下去。我有时写到手脚冰凉，有时把诗里的快意恩仇都亲手葬送，有时也为灵感之神的突然照拂而惊喜万分，那是我最享受的时刻，我会屏住呼吸，感觉天地有灵，万物花开。
每一首诗都是一条命，一个写诗的人能拥有无数条命，一个写诗的女人额外地拥有更多条的命，有的可以用来相爱，有的可以用来，有的可以用来挥霍，它们此消彼长、相辅相承，波澜壮阔。所以，我能活出无数的人生来，能用一条命去救另一条命，能在本不属于自己的命中也率性而行，任性舞蹈。我可以触摸到一首诗的体温、心跳，可以感受到它的呼吸、它散发出来的气味，可以看见它的颜色、状态，这时它就活了，就有了它自己的相貌、气质和缺憾。当我写完一首诗时，我便身心已有所属，心满意足。
早年时写诗，更执着于那些极端的事物，经常是一剑封喉，时光飞溅。我比较享受那种暴力之美，那种瞬间的力量，那种破碎。玫瑰、桃花、破溃、死亡经常出现在我的诗中，我更乐意把两种极致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像菊花与刀，对峙、融合、碎裂或消亡，我看着它们就像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我便深入下去，享受那种绝望之美、崩溃之美，那是一种迷人的痛，且先痛而后快……
现在我越过了那些曾经迷恋的刀，渐渐地看到了远处的菊花。于是我有了自己的幽野星空，自己的辽阔世界。我用诗来消解那些阻碍在我胸口的挣扎，使我神清气爽。这也是我无数条命中的一条，我救出了它就是救出了自己。我比较享受那些清淡的事物，带给我的俗世气息。我不再用鲜血而是用茶，不再用暴力而是用笑容，不再用灰烬而是用温暖，我已感受到这种平静的力量，近乎推手，我在慢慢地靠近它。
每当我疲惫、迟钝、衰弱之时，都是诗歌给我输血，使我对语言重新有了知觉、敏感，我的身体有了血性、激情，我的灵魂开始壮大、强悍。写诗，就是救我一命。它带我飞翔，它使我拥有了翅膀，我可以目空一切可以乘风飞去，绝对是身心的愉悦，是生命的救赎，是心灵的慰藉，所以我享受那些美好的瞬间。

诗是人类精神的自由舞蹈

张德明（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世界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的民族文学都是从诗歌起步的，而各民族文学的重大跃进与变革，又总是以诗歌的裂变为先端。个中原因自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在于，诗歌文体生来就饱含的自由精神和品格与人类对自由的永远向往和追寻之间有着惊人的契合与相通之处。诗歌最敏感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精神图景的起伏和变化。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似乎可以断言，如果文学品种会消亡的话，那最后一个消失的，肯定也是诗歌。
很多人都给诗歌下过定义，都从某个角度阐明了诗歌的特征和规律。我最赞同瓦雷里的说法，他认为：“所谓诗，实际上是用摆脱了词语的物质属性的纯诗的片段构成的。”瓦雷里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诗歌的精神性内涵，他告诉我们诗歌其实是由纯净的和反物质性的语言构造起来的意义空间，我们阅读时不要把它与某种现实的利益和功利的目标联系起来。
诗是人类精神的自由舞蹈，它以语言的方式记录了人类的梦想和飞翔。诗歌的最长久存在与永远求变求新的特性，或许是在时刻与我们保持联络和呼应，因为人类生存的要义就在于不断挣脱一切有形的束缚，去通抵自由与自然的生命境界。毫无疑问，精神性是诗歌与诗歌创作的最宝贵生命和最内在本质。所以瓦雷里又说：“对于诗人来说，关键在于创作一个与实际秩序毫无关系的世界的、事物的秩序和关系体系。”诗歌为人类创设了一个有别于现存物质世界的全新的精神领域，它以某种奇异的光烛照亮人类的心灵，使我们在新鲜的语词系列和意象群体之中忘却一切俗念和物欲，获得审美愉悦、情感升华和生命超越。
在当今之世，现代化隆隆的脚步声已经踏乱人们心灵的秩序，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无孔不入的商业意识几乎要将我们每个人自由的思想与呼吸窒息。在繁重的生活负担与生存压力之中，或许诗歌阅读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丝丝芳馨和温暖，带来精神的宁静与放松。

奢侈的事

哑石

毫无疑问，在这个急流汹涌的世界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有少数人，能享受真正的诗歌——显然，这是一件奢侈的事。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的呼吸中，诗歌才显得珍贵而充满异样的诱惑；我们个体那浑浊的心灵，才不致于因无助或呆板，而过分贫瘠。
我们没有理由不允许这个或那个人以一种轻率的方式处置诗歌，连柏拉图都要号召公民将诗人赶出城邦。是的，诗歌从来没有能阻挡过任何一辆坦克，甚至在某些特殊时刻，我们还同意“写诗是野蛮的”。可以确定，站在“文明”的某种规范立场上，它不太可能欢迎诗歌，更不太可能号召人们来“享受诗歌”，除非诗歌降格以求，企求合谋于特定的工具论和利益——在诗歌内部，一直存在着对这个世界某种古老的“敌意”。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它保护的是人类感受力和想象力的多样性；面对现实世界令人沮丧的限制，诗歌作为语言怒放的花朵，一直在孜孜声张着心灵的自由，提示着另一世界的可能。
惟其如此，诗歌才能成为人类文明内部的活水和清凉解毒剂。惟其如此，要真正深入享受诗歌，就得作一些准备。一个对心灵自由和差异性抱有敌意的人，一个被文化的制度模子脱光了每一根汗毛的人，不太可能与诗歌推杯换盏。一句话，那些对“另一世界”没有隐秘之爱的人，诗歌对他只能是一场折磨。当意识已经作好了准备，你还得问问自己：我有享受诗歌的才能吗？毕竟，真正的诗歌永远都是语言花园中的美景，不是物质的冰激凌，它要求我们具备语言的“眼、耳、鼻、舌、身、意”——即是说，要想充分地享受诗歌，我们还应对语言技艺充分敏感，要有一个语言的“身体”。
正是秉持着这也许有些苛刻的认识，我从不以为享受诗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可以说是艰难的，但又是幸福而辛劳的，我只希望自己能不断靠近那个合格的诗歌享受者，这是我不得不作的致敬，向那些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诗篇，向那些杰出的、对人类充满深沉之爱的心灵；作为一个力图写出真正诗篇的、对汉语的尊严常常“忧心忡忡”的写作者，我甚至蛮横地认为：这其中，包含了某种不得不面对的伦理。

长河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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