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诗歌史系列写作之七：结束语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7-11-14 00:40

第四节          关注女性生存的艰辛

   世纪初诗歌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在关注“底层”的过程中，提升诗歌的道德伦理意识。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使诗歌的现实意味和真实性增强，而具体到女性诗歌上，则体现为关注女性生存的艰辛。显而易见的，爱情、亲情以及“自我”是女性诗歌反复吟咏的主题，然而，无论是社会的日新月异，还是现实对诗歌提出的崭新课题，都使上述内容在写作中处于一种自我和诗歌自身的超越性状态。进入21世纪之后，面对着“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诗歌的伦理道德”等趋势，如何使诗歌紧密反映现实是女性诗歌走出狭窄自我和“房屋空间”的必然趋势之一，自然，它对女性诗歌以及诗歌整体的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生活的压力，女性越来越多的进入社会是生存要求的结果，但进入社会尤其是底层的女性无论由于自身的“先天弱势”，还是在社会现实中更易处于被欺压、盘剥的事实，都造成了女性诗歌在表现这一内容的时候颇具“分享艰难”的意味。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女诗人逐渐将目光投向了社会底层，她们在诗歌中关注女性命运，以女性特有的情怀关心弱者，体现母性特有的悲悯甚或责任，就容易在“超性别写作”的过程中，使女性诗歌写作的视野宽泛起来，而女性诗歌本身也由此进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

作为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备受诗坛瞩目的女诗人，翟永明经历了90年代的“日常化书写”，在世纪初写作中更多的将目光关注女性底层生活的层面之上。在《老家》中，诗人曾写到“老家的人”的生活现状——

老家是一个替身

它代替这个世界向我靠近

它拥有一条巨大的河流

河水干涸时

全世界都为它悲伤

蜂拥而至的

除了玉米肥大的手臂

还有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小孔

它们在碘酒和棉花的扑打下

瑟瑟发抖

老家的皮肤全都渗出

血点  血丝  和血一样的惊恐

吓坏了自己和别人

全世界的人像晕血一样

晕那些针孔

我的老家在河南

整个脸上扎满了针

老家的人双腿都青筋暴露

他们的双手筛着那些土坷

从地底下直筛到半空中

除了麻醉药之外的所有医用手段

都不能用来

剔除自己的皮肤

他们还能干什么？

这里，翟永明将“老家人”的苦难一览无遗的表现出来。多年贫苦的劳作使他们的皮肤龟裂，然而，更为可怕的是，现在洪涝与干旱，往往造成了环境的恶劣，从而使老家人染上疾病。诗中的“针孔”或许还可以作为出门逃荒，为了维持生计而卖血的行为。这样，针孔与皮肤原有的“裂口”就具有了共同的“苦难之源”，它们会在酒精的擦洗下“瑟瑟发抖”；但“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全世界的人都在嘲笑/那些伤口  他们继续嘲笑/也因为老家的人不能像换水一样/换掉血管里让人害怕的血/更不能像换血一样换掉/皮肤根部的贫贱”，这种“苦难”，无疑是渗入灵魂和骨髓的。

除《老家》外，翟永明在世纪初还有关心女性命运的作品《雏妓》。长期以来，关注女性自身命运和凸现女性意识，历来是女性诗歌的核心，也是女性诗歌可以使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解读甚或直接以“女性主义诗歌”命名的前提。然而，这时的女性诗歌往往是封闭的和完全自我的。世纪初的女性诗歌同样对女性命运尤其是底层女性给予了深切同情，但这时的女性及其切入视角更多的是“他者”的，既诗人和诗歌中的关注对象并非是同一身份，而写作主体在诗中更多处于一个冷静观察者的位置，这使作品虽然充满了对女性的关注和同情，但写作者的身份意识却呈现出近乎“超性别”的状态。在《雏妓》中——

　

她12岁  瘦小而且穿着肮脏

眼睛能裝下一个世界
　　或者根本已裝不下哪怕一滴眼泪
　　
　　她的爸爸是农民  年轻
　　但头发髮已花白
　　她的爸爸花了三个月
　　一步一步地去寻找他
　　失踪了的宝贝

这是翟永明对未成年少女寄予深切同情的作品，“12岁的少女”充当雏妓，在诗中似乎还并不完全理解男人光临的“数字化”意义，但可以想象的是：在未来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这段经历对其肉体和心灵上的戕害。与此同时，为其奔波的还有她的家人，年轻的农民父亲，“头发花白”，到处去寻找自己的“女儿”，这既是一场人生的悲剧，同样也是一次心酸之旅。结尾处，翟永明以“观看报导”的方式使用了“我们这些人看了也就看了/它被揉皱  塞进黑铁桶里”的诗句作结，显然，这种“资讯报导”是带有“寻常”意义的，而在众多观看者的冷漠态度中，诗人将她的同情以沉默的方式表达出来。

翟永明的“转变”不但使其与世纪初诗歌的发展趋势一致，而且，也充分证明了只有走向广阔的生活、切实的关注现实，诗歌才有自己的“生命力”。与此相呼应的，是荣荣在《被羞辱的女子》、《钟点工张喜瓶的又一个春天》[1]等作品中进行的“超性别写作”。关心底层群体特别是女性命运的艰辛，使女性诗歌在自我演变过程中走向“诗歌的根部”[2]。如果可以结合深圳诗人刘虹的言论，即：“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地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 ……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 “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 [3]

那么，在“我歌颂重和大/重是重大的重。大是重大的大。” [4]的诗句中，女性诗歌在消费时代保持的良知、责任和爱心，或许已经不言而喻了。

注释：

[1]上述作品均见荣荣：《看见》，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年版。

[2][3]刘虹：《为根部培土》，《刘虹的诗》“代序”，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

[4]刘虹：《我歌颂重和大》，《刘虹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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